20191222-星期日文學‧書寫兒子的艱難——董啟章《命子》的中年感
星期日文學‧書寫兒子的艱難——董啟章《命子》的中年感
2019年12月22日
董啟章近照（黃念欣提供）
【明報專訊】「中年」通常是一個小說家創作力達到高峰的時期，但說到小說家的「中年感」，則稍有不同：在作品中，小說家有意或無意呈現其中年心態，這往往意味着小說家正為其生命和創作走向晚年作好準備。董啟章近幾部長篇小說的「中年感」很強，經過了「精神史三部曲」（《心》、《神》和《愛妻》）的連續創作，董啟章的「中年感」在下列幾方面愈加明顯了：放棄了「自然史三部曲」這類超巨廈式創作宏圖，作品主題和規模都更輕省；更直接處理他身為一個中年小說家的種種心理狀態，「精神史三部曲」很多內容都是描述男主角（董啟章的自我指涉）身體和心理的緩慢衰老過程；他也愈來愈多把自己身為丈夫和父親的現實角色呈現於小說裏，而逐漸把諸如憂鬱文學家、獨裁的作者，或自我質疑的青年導師這類內向的自我形象，撤離於小說世界之外。而《命子》，則是董啟章更直面其「中年」的一次創作：寫一個父親怎樣寫他的兒子。
「兒子」的主題早在「精神史三部曲」中已經出現，卻被董啟章投閒置散，以「缺席」的方式存放於小說世界裏。《心》和《神》的主角皆有兒子，但小說中總是描述他經常不在場；而《愛妻》則直接寫主角夫婦膝下猶虛，又處處暗示「無子」一節乃是跟夫婦情慾關係有關——這恰恰又是小說主題之一。到了《命子》，兒子終於在董啟章的小說中昂然出場，而且出場得相當坦率而不矯飾。第一章「命子：果」是董啟章整個創作生涯中極為罕見的一章，當中以直白的語氣，寫出了他與巴膠（巴士迷）兒子果的日常相處，淡然而有趣的生活小事，還有因果的偏執而造成的種種父子衝突等，讀起來，連一絲小說氣息都沒有，儼然就是董啟章本人對他跟兒子董新果的生活記事。
作家父親寫兒子顧慮多
為什麼要這樣寫果？在《愛妻》中，董啟章全方位地寫他與妻子黃念欣的關係，卻以他擅佈的後設筆法，將這主題套入一個處處指涉又故作虛構的科幻故事之中。但《命子》卻反其道而行，幾乎是原樣直出地把現實中的兒子寫出來，董啟章甚至提到，他是徵得兒子同意才發表的。「命子」一詞來自陶潛，原意是指父命子，但此處則是絕對的顛覆：那甚至不只是董啟章所說的「父親無法命令兒子」，而是更激進的「兒子命令父親」——這當然不是說董啟章的兒子命令父親怎樣寫自己，而是說，相對於董啟章寫妻子的游刃自如，「命子：果」的寫作處處受制於父子兩人現實生活中的關係，其中最感困擾的，是董啟章對兒子不愛讀書不喜文學頗有微言，卻又無可奈何。子承父業的期望是如此殷切，又如此不切實際，因而引出一個自我巨大的小說家父親的挫敗感：董啟章無法像控制小說角色一樣控制兒子，連書寫兒子都只能老老實實地寫。
假若將「命子：果」當成長篇散文來讀，確是笑中有淚，感人肺腑。偏偏董啟章將之放在小說《命子》的第一章，並以後兩章與之對照抗衡，這是他身為父親與身為小說家兩種意志之間的角力表現。身為父親，他理應，也樂意用質樸之言記下兒子的種種，以及自己跟兒子相處的愛恨與矛盾；但當小說家自我（即過去霸道的「獨裁者」）介入這個父親身分時，即呈現出一種關於「書寫兒子」的多重性：父親希望書寫兒子，但兒子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並不符合父親的理想，而父親卻分明知道，勉強要兒子「繼承父親」甚至「成為另一個父親」，並不符合教養之道和現實，這時小說家父親即蠢蠢欲動，硬要反客為主，以「虛構」之名重寫另一個「理想」或「可能」的兒子。
這種心態，正是董啟章在「精神史三部曲」中未及處理的「中年（男人）」心態。
生育和創造的分別
「命子：果」的尾聲結束得相當動人：董啟章虛構了自己的一封遺書，但在高低跌宕的思潮之後，他還是悄悄準備了一架兒子心愛的巴士模型。但此後《命子》才開始捲入小說家「書寫兒子」的思想實驗裏。實驗是這樣的：董啟章要另起爐灶，寫一個他的「理想兒子」——花，不過似乎是因為某種「對現實兒子不住」的潛在情結，他要為「創造兒子」先設下理論基礎，是故才會在第二部寫了一個「笛卡兒的女兒」故事。當中更牽涉到一個很古典的存有論問題：靈魂是否存在？
其哲學理路是這樣的：「生兒子」跟「創造兒子」是不同的，「生兒子」只是一個生物性的過程，父親並沒有能力控制兒子的性格和意識。換一個說法，父親沒有「創造」兒子的靈魂，靈魂仍是先驗性的——我們姑且說是由「神」來創造吧。然而，對一個充滿創造欲望的父親來說，「創造兒子」是何其吸引的事情啊，但要完成這一壯舉，就必須首先解決一個問題：靈魂能否被創造？或用另一說法：若人能「創造」人，是否代表靈魂存在，或不存在？
這是董啟章在《愛妻》中觸及過的形而上問題。《愛妻》提出了一個名為「葉靈鳳機器」的構想：僅用作家留下來的全部文字作品，能否複製出作家本人的意識呢？而《命子》則是借一則哲學史花邊展開討論。據說哲學家笛卡兒有一個早夭的私生女弗朗仙，董啟章借題發展，寫成了小說第二章「笛卡兒的女兒」。故事講述笛卡兒疑幻疑真地遇見了死去的女兒，女兒時而是死前的五歲小女孩樣子，時而瞬間長成亭亭玉立的少女，竟對父親笛卡兒的哲學體系提出質疑。笛卡兒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題扛起理性主義哲學，但他也留下了一個身心二元論的破口：人的大腦中有一個叫松果體的部分，那可能就是靈魂的所在。但弗朗仙卻以批判的口吻指出，以松果體代指靈魂，是否意味着靈魂不過是一種生物性反應？這種機械論恰恰說明了笛卡兒是一個潛在的無神論者，那就跟笛卡兒哲學體系的另一核心結論：「上帝存在」互相矛盾了。
董啟章自然不是要寫一篇討論笛卡兒哲學的論文，「笛卡兒的女兒」裏的論點早已記載在哲學史裏。這則大可獨立成篇的故事的「結局」出人意表，甚有科幻意味：弗朗仙最後表示，她其實是笛卡兒「創造」出來的人偶（機械人？人工智能？），換言之，笛卡兒成功創造了「靈魂」，同時把「靈魂」和「上帝」取消了。
在小說中創造兒女
這則故事本身就已是一篇不俗的科幻小說，但落在《命子》「書寫兒子」的主題框架裏，則是董啟章擅長的後設再解構的寫法了。弗朗仙不再是笛卡兒所「生」的女兒，而是他「創造」的女兒，這是一個清楚不過的文學隱喻：父親「創造」兒女是可能的。相對於現實中，父親必須接受由「神」所創造的兒女（這是「命子：果」的隱藏意識），在小說世界裏，父親（小說家）可以肆意「創造」兒女。饒有趣味的是，「笛卡兒的女兒」描述的是「創造女兒」，對現實中只有兒子的董啟章來說，這已是很重手的「創造」了。而小說中亦多番描述，笛卡兒所看到的成年弗朗仙，赫然是其贊助人伊麗莎白公主的少女形象，弗朗仙認為笛卡兒是受制於自己的passion，才有這樣的幻想。笛卡兒哲學裏的passion有「情緒」的意思，但帶有被動之意，即不能受自身理智（笛卡兒的術語是action）所控制。這番論述，統統都在笛卡兒跟女兒的對話之間表達出來。
董啟章筆下的「笛卡兒的女兒」，其形象正是常見於其舊作中的「知性少女」。例如在《心》和《神》裏，都有一些比中年男主角年輕得多的知性少女角色，能洞察男主角內心焦慮，同時又是男主角的欲望對象。但這種「欲望」並非一般意義下的情慾，而是以知性（例如文學）交流為載體的欲望交流，男主角往往視少女為心靈伴侶，同時又包含着某種點到即止、中年男人對青春少艾的欲望。在笛卡兒對弗朗仙的關係上，知性層次（哲學討論）被強化，但在兩人言語之間又以passion這一笛卡兒特用概念，以描述一個父親對一個知性女兒的欲望想像。
這也揭示了董啟章對「創造兒女」的特殊文學表現：當父親身分愈加牢固地在董啟章身上扎根，昔日作為其小說主要母題的「知性少女」則被轉化為「女兒」。然而「女兒」作為「兒子」的對照物，「她」在現實上是不存在的（董啟章沒有女兒），甚至也在「兒子在現實中存在」的巨大陰影下，「女兒」也難以在小說中被書寫，而只能以在董啟章作品中罕見的抽離方式，藉笛卡兒這樣一個歷史人物方能被書寫。其意思是說，既然「創造兒女」應該是自由的，小說家為什麼不乾脆為自己「創造」一個女兒，而須「創造」另一個「兒子」花呢？對董啟章來說，「書寫兒子」顯然有極大的難度，以致他要不像「命子：果」那樣直寫現實中的兒子，要不像「笛卡兒的女兒」那樣以委婉至極的方法去寫他人的女兒，萬不如在《愛妻》中寫妻子那樣綿密緊扣、神采飛揚。
書寫兒子的無力與失敗
董啟章跟兒子關係的張力，應是暗自較勁，而不如「命子：果」所直寫的那樣輕鬆。育子之艱難，不在小說文本裏，而在「書寫兒子」的艱難裏。在「笛卡兒的女兒」設下「書寫兒子」的理論基礎之後，董啟章才真正進入他「書寫兒子」的實驗，於是《命子》中便有了第三章「命子：花」。可惜的是，這一章卻是整部小說最了無生氣的一部分。此章構想了一個《黑鏡》（Black Mirror）式的科幻故事：主角夫婦意外收養了一個人工智能的reborn baby，作為原生兒子果的「弟弟」，reborn baby取名「花」，並在小說中急速成長。然後小說筆鋒一轉，旋即進入董啟章另一擅長的敘事手法：書寫體。小說虛構了花已長大成人，並以遵守《尺牘》格式的書信向父親（小說家）稟告成長狀况，但字裏行間又聲稱，這一切成長經歷，皆是由小說家父親一力創造的。
這又是董啟章慣寫的一手：後設地坦示角色是小說家「創造」出來的文學現實。然而在此之上，董啟章卻把花寫成一個恍若「董啟章Junior」的兒子：愛讀書，愛文學，文青氣而孤僻，因太愛內向的自我而難以跟戀人相處。獨立來看，這一章也是一部不俗的成長小說，小說家自剖青年時期的自我，也寫得質樸而清醒。問題是，董啟章早已有大量優秀的自剖式成長小說，而此章「命子：花」的故事被配置在《命子》「書寫兒子」的大框架裏，再與前兩章組成一個小說整體，卻表現出董啟章在「書寫兒子」上的無力感：果沒有（或不願）成為董啟章的理想兒子，董啟章在現實中無能為力，也無奈接受，因而只有訴諸小說創作。但被「創造」的兒子花赫然他本人的自我投射，而花給父親的剖白更像是一個小說家、一個文藝中年的自我對話和回憶，根本不是另一種「父子關係」的創造（更遑論是「父女關係」的創造了）。董啟章試圖「書寫兒子」，卻在「書寫（創造）父子關係」這一節上鎩羽而歸。
回說《命子》的中年感：書其實很好看，那是一個成熟男性小說家在調節現實中年男人心態後，輕鬆完成的一部誠實作品。但這也揭示了中年男性小說家董啟章更能容忍作品中的內部矛盾，也更不介意袒露他的虛弱，而不帶過多焦慮。這絕對是一個好爸爸的表現。但對讀者來說，董啟章雖寫出了優秀的散文（「命子：果」，當然還包括後附於小說的〈再後記：悼父〉一文），也交出了一部賞心悅目的中篇小說（「笛卡兒的女兒」）。但作為長篇，《命子》放在《愛妻》之後，其中疲態，實在清晰可見。
info：《命子》 / 陶淵明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
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
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節錄）
文//鄧正健
編輯//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12月22日
董啟章近照（黃念欣提供）
【明報專訊】「中年」通常是一個小說家創作力達到高峰的時期，但說到小說家的「中年感」，則稍有不同：在作品中，小說家有意或無意呈現其中年心態，這往往意味着小說家正為其生命和創作走向晚年作好準備。董啟章近幾部長篇小說的「中年感」很強，經過了「精神史三部曲」（《心》、《神》和《愛妻》）的連續創作，董啟章的「中年感」在下列幾方面愈加明顯了：放棄了「自然史三部曲」這類超巨廈式創作宏圖，作品主題和規模都更輕省；更直接處理他身為一個中年小說家的種種心理狀態，「精神史三部曲」很多內容都是描述男主角（董啟章的自我指涉）身體和心理的緩慢衰老過程；他也愈來愈多把自己身為丈夫和父親的現實角色呈現於小說裏，而逐漸把諸如憂鬱文學家、獨裁的作者，或自我質疑的青年導師這類內向的自我形象，撤離於小說世界之外。而《命子》，則是董啟章更直面其「中年」的一次創作：寫一個父親怎樣寫他的兒子。
「兒子」的主題早在「精神史三部曲」中已經出現，卻被董啟章投閒置散，以「缺席」的方式存放於小說世界裏。《心》和《神》的主角皆有兒子，但小說中總是描述他經常不在場；而《愛妻》則直接寫主角夫婦膝下猶虛，又處處暗示「無子」一節乃是跟夫婦情慾關係有關——這恰恰又是小說主題之一。到了《命子》，兒子終於在董啟章的小說中昂然出場，而且出場得相當坦率而不矯飾。第一章「命子：果」是董啟章整個創作生涯中極為罕見的一章，當中以直白的語氣，寫出了他與巴膠（巴士迷）兒子果的日常相處，淡然而有趣的生活小事，還有因果的偏執而造成的種種父子衝突等，讀起來，連一絲小說氣息都沒有，儼然就是董啟章本人對他跟兒子董新果的生活記事。
作家父親寫兒子顧慮多
為什麼要這樣寫果？在《愛妻》中，董啟章全方位地寫他與妻子黃念欣的關係，卻以他擅佈的後設筆法，將這主題套入一個處處指涉又故作虛構的科幻故事之中。但《命子》卻反其道而行，幾乎是原樣直出地把現實中的兒子寫出來，董啟章甚至提到，他是徵得兒子同意才發表的。「命子」一詞來自陶潛，原意是指父命子，但此處則是絕對的顛覆：那甚至不只是董啟章所說的「父親無法命令兒子」，而是更激進的「兒子命令父親」——這當然不是說董啟章的兒子命令父親怎樣寫自己，而是說，相對於董啟章寫妻子的游刃自如，「命子：果」的寫作處處受制於父子兩人現實生活中的關係，其中最感困擾的，是董啟章對兒子不愛讀書不喜文學頗有微言，卻又無可奈何。子承父業的期望是如此殷切，又如此不切實際，因而引出一個自我巨大的小說家父親的挫敗感：董啟章無法像控制小說角色一樣控制兒子，連書寫兒子都只能老老實實地寫。
假若將「命子：果」當成長篇散文來讀，確是笑中有淚，感人肺腑。偏偏董啟章將之放在小說《命子》的第一章，並以後兩章與之對照抗衡，這是他身為父親與身為小說家兩種意志之間的角力表現。身為父親，他理應，也樂意用質樸之言記下兒子的種種，以及自己跟兒子相處的愛恨與矛盾；但當小說家自我（即過去霸道的「獨裁者」）介入這個父親身分時，即呈現出一種關於「書寫兒子」的多重性：父親希望書寫兒子，但兒子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並不符合父親的理想，而父親卻分明知道，勉強要兒子「繼承父親」甚至「成為另一個父親」，並不符合教養之道和現實，這時小說家父親即蠢蠢欲動，硬要反客為主，以「虛構」之名重寫另一個「理想」或「可能」的兒子。
這種心態，正是董啟章在「精神史三部曲」中未及處理的「中年（男人）」心態。
生育和創造的分別
「命子：果」的尾聲結束得相當動人：董啟章虛構了自己的一封遺書，但在高低跌宕的思潮之後，他還是悄悄準備了一架兒子心愛的巴士模型。但此後《命子》才開始捲入小說家「書寫兒子」的思想實驗裏。實驗是這樣的：董啟章要另起爐灶，寫一個他的「理想兒子」——花，不過似乎是因為某種「對現實兒子不住」的潛在情結，他要為「創造兒子」先設下理論基礎，是故才會在第二部寫了一個「笛卡兒的女兒」故事。當中更牽涉到一個很古典的存有論問題：靈魂是否存在？
其哲學理路是這樣的：「生兒子」跟「創造兒子」是不同的，「生兒子」只是一個生物性的過程，父親並沒有能力控制兒子的性格和意識。換一個說法，父親沒有「創造」兒子的靈魂，靈魂仍是先驗性的——我們姑且說是由「神」來創造吧。然而，對一個充滿創造欲望的父親來說，「創造兒子」是何其吸引的事情啊，但要完成這一壯舉，就必須首先解決一個問題：靈魂能否被創造？或用另一說法：若人能「創造」人，是否代表靈魂存在，或不存在？
這是董啟章在《愛妻》中觸及過的形而上問題。《愛妻》提出了一個名為「葉靈鳳機器」的構想：僅用作家留下來的全部文字作品，能否複製出作家本人的意識呢？而《命子》則是借一則哲學史花邊展開討論。據說哲學家笛卡兒有一個早夭的私生女弗朗仙，董啟章借題發展，寫成了小說第二章「笛卡兒的女兒」。故事講述笛卡兒疑幻疑真地遇見了死去的女兒，女兒時而是死前的五歲小女孩樣子，時而瞬間長成亭亭玉立的少女，竟對父親笛卡兒的哲學體系提出質疑。笛卡兒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題扛起理性主義哲學，但他也留下了一個身心二元論的破口：人的大腦中有一個叫松果體的部分，那可能就是靈魂的所在。但弗朗仙卻以批判的口吻指出，以松果體代指靈魂，是否意味着靈魂不過是一種生物性反應？這種機械論恰恰說明了笛卡兒是一個潛在的無神論者，那就跟笛卡兒哲學體系的另一核心結論：「上帝存在」互相矛盾了。
董啟章自然不是要寫一篇討論笛卡兒哲學的論文，「笛卡兒的女兒」裏的論點早已記載在哲學史裏。這則大可獨立成篇的故事的「結局」出人意表，甚有科幻意味：弗朗仙最後表示，她其實是笛卡兒「創造」出來的人偶（機械人？人工智能？），換言之，笛卡兒成功創造了「靈魂」，同時把「靈魂」和「上帝」取消了。
在小說中創造兒女
這則故事本身就已是一篇不俗的科幻小說，但落在《命子》「書寫兒子」的主題框架裏，則是董啟章擅長的後設再解構的寫法了。弗朗仙不再是笛卡兒所「生」的女兒，而是他「創造」的女兒，這是一個清楚不過的文學隱喻：父親「創造」兒女是可能的。相對於現實中，父親必須接受由「神」所創造的兒女（這是「命子：果」的隱藏意識），在小說世界裏，父親（小說家）可以肆意「創造」兒女。饒有趣味的是，「笛卡兒的女兒」描述的是「創造女兒」，對現實中只有兒子的董啟章來說，這已是很重手的「創造」了。而小說中亦多番描述，笛卡兒所看到的成年弗朗仙，赫然是其贊助人伊麗莎白公主的少女形象，弗朗仙認為笛卡兒是受制於自己的passion，才有這樣的幻想。笛卡兒哲學裏的passion有「情緒」的意思，但帶有被動之意，即不能受自身理智（笛卡兒的術語是action）所控制。這番論述，統統都在笛卡兒跟女兒的對話之間表達出來。
董啟章筆下的「笛卡兒的女兒」，其形象正是常見於其舊作中的「知性少女」。例如在《心》和《神》裏，都有一些比中年男主角年輕得多的知性少女角色，能洞察男主角內心焦慮，同時又是男主角的欲望對象。但這種「欲望」並非一般意義下的情慾，而是以知性（例如文學）交流為載體的欲望交流，男主角往往視少女為心靈伴侶，同時又包含着某種點到即止、中年男人對青春少艾的欲望。在笛卡兒對弗朗仙的關係上，知性層次（哲學討論）被強化，但在兩人言語之間又以passion這一笛卡兒特用概念，以描述一個父親對一個知性女兒的欲望想像。
這也揭示了董啟章對「創造兒女」的特殊文學表現：當父親身分愈加牢固地在董啟章身上扎根，昔日作為其小說主要母題的「知性少女」則被轉化為「女兒」。然而「女兒」作為「兒子」的對照物，「她」在現實上是不存在的（董啟章沒有女兒），甚至也在「兒子在現實中存在」的巨大陰影下，「女兒」也難以在小說中被書寫，而只能以在董啟章作品中罕見的抽離方式，藉笛卡兒這樣一個歷史人物方能被書寫。其意思是說，既然「創造兒女」應該是自由的，小說家為什麼不乾脆為自己「創造」一個女兒，而須「創造」另一個「兒子」花呢？對董啟章來說，「書寫兒子」顯然有極大的難度，以致他要不像「命子：果」那樣直寫現實中的兒子，要不像「笛卡兒的女兒」那樣以委婉至極的方法去寫他人的女兒，萬不如在《愛妻》中寫妻子那樣綿密緊扣、神采飛揚。
書寫兒子的無力與失敗
董啟章跟兒子關係的張力，應是暗自較勁，而不如「命子：果」所直寫的那樣輕鬆。育子之艱難，不在小說文本裏，而在「書寫兒子」的艱難裏。在「笛卡兒的女兒」設下「書寫兒子」的理論基礎之後，董啟章才真正進入他「書寫兒子」的實驗，於是《命子》中便有了第三章「命子：花」。可惜的是，這一章卻是整部小說最了無生氣的一部分。此章構想了一個《黑鏡》（Black Mirror）式的科幻故事：主角夫婦意外收養了一個人工智能的reborn baby，作為原生兒子果的「弟弟」，reborn baby取名「花」，並在小說中急速成長。然後小說筆鋒一轉，旋即進入董啟章另一擅長的敘事手法：書寫體。小說虛構了花已長大成人，並以遵守《尺牘》格式的書信向父親（小說家）稟告成長狀况，但字裏行間又聲稱，這一切成長經歷，皆是由小說家父親一力創造的。
這又是董啟章慣寫的一手：後設地坦示角色是小說家「創造」出來的文學現實。然而在此之上，董啟章卻把花寫成一個恍若「董啟章Junior」的兒子：愛讀書，愛文學，文青氣而孤僻，因太愛內向的自我而難以跟戀人相處。獨立來看，這一章也是一部不俗的成長小說，小說家自剖青年時期的自我，也寫得質樸而清醒。問題是，董啟章早已有大量優秀的自剖式成長小說，而此章「命子：花」的故事被配置在《命子》「書寫兒子」的大框架裏，再與前兩章組成一個小說整體，卻表現出董啟章在「書寫兒子」上的無力感：果沒有（或不願）成為董啟章的理想兒子，董啟章在現實中無能為力，也無奈接受，因而只有訴諸小說創作。但被「創造」的兒子花赫然他本人的自我投射，而花給父親的剖白更像是一個小說家、一個文藝中年的自我對話和回憶，根本不是另一種「父子關係」的創造（更遑論是「父女關係」的創造了）。董啟章試圖「書寫兒子」，卻在「書寫（創造）父子關係」這一節上鎩羽而歸。
回說《命子》的中年感：書其實很好看，那是一個成熟男性小說家在調節現實中年男人心態後，輕鬆完成的一部誠實作品。但這也揭示了中年男性小說家董啟章更能容忍作品中的內部矛盾，也更不介意袒露他的虛弱，而不帶過多焦慮。這絕對是一個好爸爸的表現。但對讀者來說，董啟章雖寫出了優秀的散文（「命子：果」，當然還包括後附於小說的〈再後記：悼父〉一文），也交出了一部賞心悅目的中篇小說（「笛卡兒的女兒」）。但作為長篇，《命子》放在《愛妻》之後，其中疲態，實在清晰可見。
info：《命子》 / 陶淵明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
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
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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