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08-曾國平：盈餘下放基金，效率不及派錢 (基金港的前因後果(二之二))

曾國平：盈餘下放基金，效率不及派錢 (基金港的前因後果(二之二))

《信報》 2013年3月8日

昨天探討過基金港的可能原因，亦拋出了一個未解答的問題：基金冠冕堂皇的理念背後，其實際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舉例，要分析及推斷大學決策者的行為，經濟學家不會天真的去考察大學主事者的辦學理念，反而會就大學決策者的行為作出一些簡單的假設：比如說，大學決策者會利用有限的資源，來提升自己所管理的大學的世界排名。這個假設未必對，因為決策者還可能有其他的目的，可是只要能夠從這簡單的假設得出大致符合事實的推斷，就是一個有用的假設。

基金坐擁鉅款，要決定的是資源如何分配。面對大量的撥款申請，基金選擇的基準是什麼？人皆自私，決策者當然想利用資源，去滿足自己的需要，無論那些資源是公有或私產：果如是，基金決策者自然會把基金投放在自己喜歡的項目、又或資助友好的政治團體、幫助一下相熟的朋友等等。例如，基金可花些錢搞個徵文比賽，得獎的可能全是自己友，寫的都可能是決策者啱聽的東西。

當然，基金的表現不會如此離譜。不至如此，並不一定是決策者的人格高尚，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制度防止這樣的行為。經濟學認為自私本身不能保證經濟繁榮。亞當史密《原富》的主旨之一，就是如何訂立有效的制度將自私行為的破壞力減到最少，並將好處盡量發揮。同樣道理，假設基金的帳目要受監管，加上傳媒的有力監察，基金當然不敢造次，私心受到約束，基金決策者想為所欲為也不敢太過份。

不過，傳媒到底會花多少心力去尋根究底，找出基金資助項目的來龍去脈？基金的行政費用是如何花的？若非近日傳媒揭露，市民可會知道某些基金過去的撥款有其政治考慮？司長今次大手筆注資基金雖惹來傳媒注視，不過香港市民一向善忘，基金往後會繼續慢慢花掉鉅款，但花費的內容如何則很可能無人理會。

即使有制度能使基金決策者不敢亂來，可有制度能完善基金的運作？基金既然不能只把錢交給自己友，另一選擇是將錢撥給類似的團體。例如，旨在幫助窮人的基金可把錢交給公益金，搞環保的基金亦可把錢交到地球之友之類的組織。不過，基金這樣做的動機其實很低：與其把錢交到基金手上，政府何不直接把錢送到這些老字號的慈善團體手裡，而要大費周章左手交右手造成浪費？基金要有存在價值，必須證明自己跟這些團體有所不同，把錢這樣送出去是自取滅亡。

由此推斷，基金的最佳選擇是少做少錯，盡量把撥款的難度提高，以示評審過程非常嚴格。不過，基金又不能把撥款門檻訂得太高，否則撥款太少，明年再問政府拿錢有點說不過去。因此基金的支出要比投資收入要高，好讓基金的總額有所下降，下次問政府拿錢就有點理由。因此，股票回報高的日子基金亦會闊綽一點，市況差則會手緊一點。此外，視乎政府和傳媒的監察有多嚴謹，基金的支出亦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或個人色彩。

政府把運用資金的權力下放給基金，表面上看來是個主理─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主理者(即政府)想透過注資基金以達到一些社會目的，下令代理者(即基金主事者)把事辦好。不過，兩者的目標不一樣，加上主理者未能完全監察代理者的工作，主理者就必要想辦法把代理者的行為導向自己要求的方向，以達到主理者的目標。

就曾司長把盈餘下放到基金的政策看，司長跟基金主事者的的目標可能相當一致，沒有主理─代理問題：面對各團體的訴求，司長不便再增加政府儲備，但又不想把錢花掉；與此同時，基金面對掣肘，只能有限度的慢慢批出撥款。如此這般，把錢投入基金是司長為了避免外間把他視作守財奴的批評，同時又可避免敗壞香港的財政綱紀的一石二鳥之計。

說到底，基金港的做法迂迴曲折，論效果論效率始終不及直接派錢！

曾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