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2-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新加坡反對黨領袖 吳明盛：香港做到的，新加坡做不到。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新加坡反對黨領袖 吳明盛：香港做到的，新加坡做不到。
2019年9月22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很久沒有捲入香港社會，直到這場捲入全民的運動而改變，例如早前關於政府「對話平台」的評論，受到不少朋友關注，想不到傳來信息的朋友，包括新加坡反對黨領袖吳明盛。
當時他勸我應該走入制度，改變政策，因為特區政府需要真正冷靜客觀的指導；我笑說香港政府這方面的能力、和真正自主的空間，遠比不上新加坡政府，只能各自爬山地促進改變，但不知他是否明白。
談起新加坡，不少人就想到人民行動黨的精英，其實新加坡立國以來，一直有反對黨參與選舉，只要贏出大選，就可以變天；雖然執政黨有種種優勢令天變不了，但新加坡人普遍求穩，也是人民行動黨能掌控大局的一大原因。
吳明盛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但並沒有加入人民行動黨，而是進入了一系列反對黨：先是代表老牌工人黨參選，然後成為國民團結黨前秘書長，再自己創立人民力量黨，雖然從未成功當選，但一直是監察政府的一家之言。
由於有不少家人在香港，吳明盛對香港政治十分熟悉，評論這場運動的視角，也很值得我們參考。
■答：吳明盛：新加坡反對黨國民團結黨前秘書長，人民力量黨創辦人
■問：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反修例運動 成了星執政黨維穩文宣
「香港這場運動，對新加坡人絕對是眼界大開」，吳明盛開宗明義這樣說。然而新加坡人喜歡穩定，會怎樣評價運動？「對我們反對派而言，確實給予了很大挑戰。新加坡人不會明白出現暴力場面的成因，也不會深究，看見場面就會害怕，假如我們不小心，無限支持香港運動，會大敗；但假如我們批評運動，會被支持者批評為動搖，失去基本盤，同樣會大敗。我能想到的最理想回應，就是我們支持民主，而民主的目的就是避免暴力，促進和平演變，所以我們不相信暴力，在新加坡，只能這樣向民眾論述。」但就算是這樣，他也擔心下次大選的選情，認為「香港牌」給予了執政黨一個很大優勢﹕「人民行動黨一直提倡『賢人政治』，認為太多民主對社會並無好處。而這次他們會利用香港的暴力畫面，去加強這方面的說服力，新加坡人不明就裏，很容易被嚇倒。我對來屆選情是悲觀的，我覺得所有反對黨加在一起，在選舉可能一席不留的大敗。」
然而作為不時到香港的新加坡反對黨領袖，吳明盛自然不會像通過微信了解香港的新加坡新移民那樣，對香港運動的研判，有自己的視角。「其實我看運動的目標還是很精準的，衝擊的都是政府建築物、警署等，針對港鐵也是源自後者配合警察的爭議，這些都是與政權有關；而香港示威者沒有針對任何民居、商舖，沒有打擊不相關的建築物，沒有出現搶掠，從這些層面而言，香港的運動依然是很有紀律的，背後有一個『共識建構機制』，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當然，隨着事情發展，一切愈來愈難控制，很容易愈走愈過。」
為什麼香港人和新加坡人對民主的追求不一樣，除了因為新加坡政府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令新加坡人畢竟有了「stakes」，在吳明盛看來，這涉及兩地不同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新加坡一直沒有很強的抗爭文化，英國殖民管治並不高壓，脫離馬來西亞的經歷也是被驅逐，不像香港要面對一個強大而制度完全不同的政體，習慣了通過施壓來改變。而且新加坡在獨立以前，民間教育水平並不高，市民習慣了一切由精英管治，直到今天也是，精英主義可是中央集權的前設，這就是人民行動黨強調所謂『賢人政治』的背景。但香港全然不同，早在回歸前20年，教育就相當普及，民間對民主化的訴求早就生根，封閉型政府根本不能回應社會，人民不再滿足於獨裁換穩定、換生意一類論述，但需要的新社會契約又沒有出現，才出現今天局面。」
只要保住法治，香港比新加坡吸引
一直有一個說法，就是新加坡是這場運動的贏家之一，因為香港局勢不穩，不少資金都轉移到新加坡避難，包括好些老牌家族基金。而單論經濟發展數字，香港早已不再跟新加坡這個昔日的「亞洲四小龍」並駕齊驅，人均收入只有對方的一半，令不少新加坡人提起香港，都由學習對象變成揶揄對象。但吳明盛並不認為如此﹕「香港依然是亞洲最能吸引優質公司上市的地方，新加坡的股票市場相對吸引力低，只能吸引到來自中國的次級企業，他們在新加坡的發展也不很好。香港最強的優勢就是殖民時代遺留的法治，而不是中國的人治或『依法治國』，這是香港繁榮的最大基石，沒有其他中國城市能取代：那些地方沒有完善法治、外資都擔心融資和資本流問題，上海、深圳怎能成為外匯自由流通的國際股票市場呢？還是要靠香港。」
在他眼中，新加坡的法治比香港遜色，這也是香港的最後憑藉﹕「是的，我們有差不多的歷史背景，都行普通法，但我們把政治文化變成日常運作方面有根本不同。香港起碼有一些民主成分制衡政府，也有三權分立的精神，媒體也相對獨立，不像新加坡執政黨高度集中一切權力，控制了法院、公務員。因此最優質的跨國公司，以往情願到香港，認為那裏更有保障。」既然是這樣，各種國際評級開始下調香港，一方面各種制度性的優勢逐漸「一國化」而備受衝擊，為何新加坡不是贏家？「短期內也許是的，但只要香港能重拾穩定、和市場對制度的信心，證明香港和中國依然不一樣，金錢就會流回來。新加坡的優點與缺點都是高度穩定、但也不會太有活力，只會在香港面對不穩定性時，才能受惠。不過話說回來，林鄭月娥已沒有多少時間剩下來，假如短期內不能解決街頭問題，新加坡的短期受惠，就可能變成長期了。」
獨立調查、改革警隊 這兩點基本期許
作為欣賞香港的國際友人，這場運動的root cause究竟如何？通常以英語對答的吳明盛忽然說出一句華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然後說出他眼中的香港：「香港人是很務實的，新加坡能獨立全靠英國，早在殖民時代就和馬來亞簽署了優惠條款，確保我們的水源和物資供應，一切有了基礎。但香港並不具備這樣的背景，目前只能盡力憑藉中國對香港國際地位的經濟需求，作為槓桿，討價還價，希望中國數十年後自我改進。」
漫漫長路，未免有點一廂情願，燃眉之急，又當如何？「短期而言，所謂五大訴求當中，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肯定需要的，讓雙方的違法行為可以一併處理，才能回復社會的政體信心。而且改革警隊也是一大問題，他們的行為，已經變成香港政府的負資產，但卻成為特區政府維持管治的最大憑藉，這正是目前的兩難。我的憂慮是，假如香港特區政府在短期內，連這兩點民意最基本的期許也處理不了，香港的衝突只會常規化，規模可能變小、卻可能愈來愈暴力，那時候中國可能真的以武力解決，你看習近平、李克強本人都未有親自評論香港，就是留待任何可能性的發展。就算不是明確的武裝鎮壓，這樣下去，北京也只會進一步加強對香港的干預，破壞剩餘層面的香港自治。那時候，香港一方面街頭不穩定持續，另一方面制度優越性喪失，對外資而言，就是真正的信心危機，那樣香港就不能回頭了。」
後記
「新加坡模式」和「香港模式」一樣，都是不能複製的，涉及複雜的地緣政治角力、金融體系運作，還有處理民情的不同智慧。新加坡反對黨一直存在，而且理論上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是李光耀高明之處﹕一方面，強調新加坡四周的不穩定，去把「穩定」變成新加坡朝野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讓民意也得到制度上的有效抒發，維持執政黨自我完善的動力與需求，例如年前補選喪失了議席，人民行動黨就立刻「回應訴求」，大幅度改變了新移民政策，這種穩定背後的靈活性，正是香港特區政府缺乏的。
假如世上有威權與民主作為光譜的兩極，香港現在是缺乏兩者的好處，既沒有威權的效率、也沒有民主的認受，卻出現了兩者的弊端，這和既有效率、又有全民參與的新加坡模式恰恰相反，這也說明了何以兩地民情愈來愈落差。吳明盛身為新加坡反對派領袖，對上述模式自然心中有數，但依然願意承擔反對派的角色，因為到了最後，他們都有很強的新加坡人認同。但此刻香港，當近年民調愈來愈顯示，「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愈趨切割，似乎連新加坡這種各派最後大和解的空間也逐漸失去，社會矛盾種種root cause又被按下不表，吳明盛對香港前景的憂慮，何嘗不是我們的憂慮？
文//沈旭暉
編輯//何敏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9月22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很久沒有捲入香港社會，直到這場捲入全民的運動而改變，例如早前關於政府「對話平台」的評論，受到不少朋友關注，想不到傳來信息的朋友，包括新加坡反對黨領袖吳明盛。
當時他勸我應該走入制度，改變政策，因為特區政府需要真正冷靜客觀的指導；我笑說香港政府這方面的能力、和真正自主的空間，遠比不上新加坡政府，只能各自爬山地促進改變，但不知他是否明白。
談起新加坡，不少人就想到人民行動黨的精英，其實新加坡立國以來，一直有反對黨參與選舉，只要贏出大選，就可以變天；雖然執政黨有種種優勢令天變不了，但新加坡人普遍求穩，也是人民行動黨能掌控大局的一大原因。
吳明盛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但並沒有加入人民行動黨，而是進入了一系列反對黨：先是代表老牌工人黨參選，然後成為國民團結黨前秘書長，再自己創立人民力量黨，雖然從未成功當選，但一直是監察政府的一家之言。
由於有不少家人在香港，吳明盛對香港政治十分熟悉，評論這場運動的視角，也很值得我們參考。
■答：吳明盛：新加坡反對黨國民團結黨前秘書長，人民力量黨創辦人
■問：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反修例運動 成了星執政黨維穩文宣
「香港這場運動，對新加坡人絕對是眼界大開」，吳明盛開宗明義這樣說。然而新加坡人喜歡穩定，會怎樣評價運動？「對我們反對派而言，確實給予了很大挑戰。新加坡人不會明白出現暴力場面的成因，也不會深究，看見場面就會害怕，假如我們不小心，無限支持香港運動，會大敗；但假如我們批評運動，會被支持者批評為動搖，失去基本盤，同樣會大敗。我能想到的最理想回應，就是我們支持民主，而民主的目的就是避免暴力，促進和平演變，所以我們不相信暴力，在新加坡，只能這樣向民眾論述。」但就算是這樣，他也擔心下次大選的選情，認為「香港牌」給予了執政黨一個很大優勢﹕「人民行動黨一直提倡『賢人政治』，認為太多民主對社會並無好處。而這次他們會利用香港的暴力畫面，去加強這方面的說服力，新加坡人不明就裏，很容易被嚇倒。我對來屆選情是悲觀的，我覺得所有反對黨加在一起，在選舉可能一席不留的大敗。」
然而作為不時到香港的新加坡反對黨領袖，吳明盛自然不會像通過微信了解香港的新加坡新移民那樣，對香港運動的研判，有自己的視角。「其實我看運動的目標還是很精準的，衝擊的都是政府建築物、警署等，針對港鐵也是源自後者配合警察的爭議，這些都是與政權有關；而香港示威者沒有針對任何民居、商舖，沒有打擊不相關的建築物，沒有出現搶掠，從這些層面而言，香港的運動依然是很有紀律的，背後有一個『共識建構機制』，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當然，隨着事情發展，一切愈來愈難控制，很容易愈走愈過。」
為什麼香港人和新加坡人對民主的追求不一樣，除了因為新加坡政府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令新加坡人畢竟有了「stakes」，在吳明盛看來，這涉及兩地不同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新加坡一直沒有很強的抗爭文化，英國殖民管治並不高壓，脫離馬來西亞的經歷也是被驅逐，不像香港要面對一個強大而制度完全不同的政體，習慣了通過施壓來改變。而且新加坡在獨立以前，民間教育水平並不高，市民習慣了一切由精英管治，直到今天也是，精英主義可是中央集權的前設，這就是人民行動黨強調所謂『賢人政治』的背景。但香港全然不同，早在回歸前20年，教育就相當普及，民間對民主化的訴求早就生根，封閉型政府根本不能回應社會，人民不再滿足於獨裁換穩定、換生意一類論述，但需要的新社會契約又沒有出現，才出現今天局面。」
只要保住法治，香港比新加坡吸引
一直有一個說法，就是新加坡是這場運動的贏家之一，因為香港局勢不穩，不少資金都轉移到新加坡避難，包括好些老牌家族基金。而單論經濟發展數字，香港早已不再跟新加坡這個昔日的「亞洲四小龍」並駕齊驅，人均收入只有對方的一半，令不少新加坡人提起香港，都由學習對象變成揶揄對象。但吳明盛並不認為如此﹕「香港依然是亞洲最能吸引優質公司上市的地方，新加坡的股票市場相對吸引力低，只能吸引到來自中國的次級企業，他們在新加坡的發展也不很好。香港最強的優勢就是殖民時代遺留的法治，而不是中國的人治或『依法治國』，這是香港繁榮的最大基石，沒有其他中國城市能取代：那些地方沒有完善法治、外資都擔心融資和資本流問題，上海、深圳怎能成為外匯自由流通的國際股票市場呢？還是要靠香港。」
在他眼中，新加坡的法治比香港遜色，這也是香港的最後憑藉﹕「是的，我們有差不多的歷史背景，都行普通法，但我們把政治文化變成日常運作方面有根本不同。香港起碼有一些民主成分制衡政府，也有三權分立的精神，媒體也相對獨立，不像新加坡執政黨高度集中一切權力，控制了法院、公務員。因此最優質的跨國公司，以往情願到香港，認為那裏更有保障。」既然是這樣，各種國際評級開始下調香港，一方面各種制度性的優勢逐漸「一國化」而備受衝擊，為何新加坡不是贏家？「短期內也許是的，但只要香港能重拾穩定、和市場對制度的信心，證明香港和中國依然不一樣，金錢就會流回來。新加坡的優點與缺點都是高度穩定、但也不會太有活力，只會在香港面對不穩定性時，才能受惠。不過話說回來，林鄭月娥已沒有多少時間剩下來，假如短期內不能解決街頭問題，新加坡的短期受惠，就可能變成長期了。」
獨立調查、改革警隊 這兩點基本期許
作為欣賞香港的國際友人，這場運動的root cause究竟如何？通常以英語對答的吳明盛忽然說出一句華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然後說出他眼中的香港：「香港人是很務實的，新加坡能獨立全靠英國，早在殖民時代就和馬來亞簽署了優惠條款，確保我們的水源和物資供應，一切有了基礎。但香港並不具備這樣的背景，目前只能盡力憑藉中國對香港國際地位的經濟需求，作為槓桿，討價還價，希望中國數十年後自我改進。」
漫漫長路，未免有點一廂情願，燃眉之急，又當如何？「短期而言，所謂五大訴求當中，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肯定需要的，讓雙方的違法行為可以一併處理，才能回復社會的政體信心。而且改革警隊也是一大問題，他們的行為，已經變成香港政府的負資產，但卻成為特區政府維持管治的最大憑藉，這正是目前的兩難。我的憂慮是，假如香港特區政府在短期內，連這兩點民意最基本的期許也處理不了，香港的衝突只會常規化，規模可能變小、卻可能愈來愈暴力，那時候中國可能真的以武力解決，你看習近平、李克強本人都未有親自評論香港，就是留待任何可能性的發展。就算不是明確的武裝鎮壓，這樣下去，北京也只會進一步加強對香港的干預，破壞剩餘層面的香港自治。那時候，香港一方面街頭不穩定持續，另一方面制度優越性喪失，對外資而言，就是真正的信心危機，那樣香港就不能回頭了。」
後記
「新加坡模式」和「香港模式」一樣，都是不能複製的，涉及複雜的地緣政治角力、金融體系運作，還有處理民情的不同智慧。新加坡反對黨一直存在，而且理論上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是李光耀高明之處﹕一方面，強調新加坡四周的不穩定，去把「穩定」變成新加坡朝野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讓民意也得到制度上的有效抒發，維持執政黨自我完善的動力與需求，例如年前補選喪失了議席，人民行動黨就立刻「回應訴求」，大幅度改變了新移民政策，這種穩定背後的靈活性，正是香港特區政府缺乏的。
假如世上有威權與民主作為光譜的兩極，香港現在是缺乏兩者的好處，既沒有威權的效率、也沒有民主的認受，卻出現了兩者的弊端，這和既有效率、又有全民參與的新加坡模式恰恰相反，這也說明了何以兩地民情愈來愈落差。吳明盛身為新加坡反對派領袖，對上述模式自然心中有數，但依然願意承擔反對派的角色，因為到了最後，他們都有很強的新加坡人認同。但此刻香港，當近年民調愈來愈顯示，「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愈趨切割，似乎連新加坡這種各派最後大和解的空間也逐漸失去，社會矛盾種種root cause又被按下不表，吳明盛對香港前景的憂慮，何嘗不是我們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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