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9-星期日文學‧白色恐怖：《返校》的禁書清單，戒嚴時期的文學忌諱
星期日文學‧白色恐怖：《返校》的禁書清單，戒嚴時期的文學忌諱
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
《返校》中師生因偷辦地下讀書會，面臨白色恐怖。（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改編自電玩遊戲的台灣新片《返校》的預告片中，眼珠滾滾的女主角轉過頭來，身邊一個頭裹染血麻包袋的「同學」低沉詢問。忘記什麼，不願想起什麼，預告雖沒明言，編導徐漢強在一個訪問裏提到「我們現在擁有的自由是怎樣得來的」是遊戲本身的主題，其他元素都只當是背景，故事才能有力地收束於這一點。
電玩中，玩家操縱的女主角游走校園，從種種線索追尋自己的身世與出路，其中找到一張老師張明暉的照片，上面寫着「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並不要求什麼報酬」。電影編導由這首泰戈爾的詩延伸想像，寫出戒嚴時期翠華中學的老師為讓下一代可自由閱讀，私下辦讀書會的情節。那句詩出自《飛鳥集》，與戲中提到的另外兩本疑似禁書，內容與政治本無直接關係，當年卻都被大舉蒐集並當眾焚燒，讀禁書變成了玩命行為。一個讀書會的男同學在戲中絕望呼喊：「事情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啊？不就只是看幾本書而已嗎？」要了解自由，我們何妨窺探，同學們在暗角讀的書，到底講什麼，當年為何非禁不可？
電影《返校》的背景，設定於一九六○年代戒嚴時期的台灣，就讀翠華中學的高中生方芮欣因家庭問題成績倒退，情緒恍惚，遂獲老師張明暉關注。這位年輕的海歸知識分子，輔導過程中與方芮欣互生情愫。得知他與另一位老師殷翠涵、學生魏仲廷等人組織讀書會，偷運並導讀政府不允許的禁書，方芮欣後來因為感情糾葛，向魏仲廷謊稱想讀禁書以獲取知識，從他身上取得了這張書單，一個以驚慄包裝白色恐怖的故事由此展開。
《飛鳥集》談情感與生命
電影中，張明暉和殷老師秘密帶領讀書會成員一字一字抄寫泰戈爾的《飛鳥集》，甚至連插畫也一併抄下：「有什麼抄什麼啊，不然以後看不到怎麼辦？」書評人鄭政恆介紹，《飛鳥集》作者泰戈爾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他的《飛鳥集》並不是一本很有政治意味的書，「裏面是像格言般的詩，一句一句像金句，有愛情也有自然和人與世界，講內心和生命，徘徊於個人感受，與社會沒什麼關係。因為沒什麼很強烈的政治信息，所以這本詩集有一個譯本沒有被禁」。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賴慈芸教授觀影後，日前在社交平台上撰文分析戲中提到的禁書，大嘆：「同學其實不必那麼辛苦抄書啊！買得到合法的書啊！」泰戈爾《飛鳥集》當年沒錯被列為禁書，但賴慈芸指出政府所禁的只是由鄭振鐸翻譯的版本，「禁書目錄上，作者欄甚至是空白的，表示查禁的人根本不清楚作者是誰，是衝着鄭振鐸禁的」。她提到，同一本詩集，另有糜文開的譯本，名為《漂鳥集》，於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譯出，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出港版，翌年出台版。
詩集的兩個版本，只禁鄭振鐸譯本，明顯與泰戈爾倡議印度獨立運動、支持民族解放的政治取態無關。鄭政恆指，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獲勝後，生長於中國大陸的文人，大部分留在中國大陸；沒有追隨國民黨的這一群作家譯者，都被視為「附匪」，他們的書均被列為禁書，鄭振鐸便是其一。鄭振鐸繼續留守中國大陸，於中共系統裏擔上重要的文化職位，卻於一九五八年一次文化活動訪問期間，飛機於蘇聯失事墜毁，命喪卡納什空難。
《苦悶的象徵》不過是文學理論
當年國民政府於國共內戰失利，撤退遷台，為鞏固政權，消除島上異議聲音，推出《戒嚴法》，衍生種種管理言論與出版自由的法案。對政權來說，什麼類型的作品最危險？「當然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馬列毛』的書。毛澤東的言論、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政治理論、文化的書一定被禁，比如《魯迅全集》。」這解釋了《返校》片末張明暉託人轉付女主角那本別有深意的《苦悶的象徵》當年為何被禁。鄭政恆介紹說，《苦悶的象徵》其實是一本有關文學本質的理論著作，作者廚川白村深受佛洛伊德心理學說影響，書中講及社會壓抑令人內心苦悶，構成潛意識影響，「會潛藏在你意識裏，透過苦悶的象徵表達，這種苦悶的象徵就是文學本身」。這本無關社會政治的書被禁，因為譯者是魯迅。鄭政恆指，魯迅一生文字寫作按量計算，其實創作與翻譯量不相伯仲，因為曾留學日本，後來翻譯許多日本文學作品。而一直以來身為自由派的魯迅，反對傳統，認為傳統都是吃人的禮教，寫出如《狂人日記》、《祝福》、《藥》等等批判傳統禮教思想的愚昧，「五四時期的他其實並不依附於任何政黨，只是支持青年和獨立思考」。
禁魯迅譯本因左傾
不同於鄭振鐸，台灣戒嚴時期，魯迅已辭世十多年，根本未及見證國民黨政府遷台，未及決定去留，為何國民黨依然執意禁絕這位已然離世的作家著作？鄭政恆指，因為魯迅除了反封建反迷信，也曾批判執政政府。魯迅三十年代的晚年居住上海，當時中國由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執政，租界上海有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魯迅亦與左翼作家比較親近，雖然彼此有思想分歧，但他很大程度被歸納到左翼陣營，「左翼基本思想就是回應和批判社會的黑暗面，特別是階級的不平等、貧富懸殊的問題，甚至歌頌反抗精神，推倒不合理現象和制度」。「現在回想可能覺得沒意義，但蔣介石在台灣其實很不安穩，只不過佔了個小島，但共產黨佔據着整片大陸，他在一個好邊緣的位置，一定要箝制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思想文化，才能保障自己邊緣的政權可以走下去。代入他的角度，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會採取如此高壓的手段。」
與《飛鳥集》一樣，《苦悶的象徵》其實有另一譯本依然流通於戒嚴時期的台灣，賴慈芸指台南經緯書局於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出版由徐雲濤翻譯版本，「還有內政部出版業登記證內警台業字三十五號，完全合法，也不必非看魯迅譯的不可」。
《父與子》講世代矛盾
推行愛國洗腦教育，灌輸反共和擁護國民黨的思想，教育體制首當其衝，學校成為政府牢牢箝制的機關，肅殺的校園瀰漫白色恐怖。戲中的地下讀書會要讀的《父與子》便以《世說新語》書封包裹掩飾，意圖瞞天過海。屠格涅夫的這本經典犯了什麼禁忌？「簡單來說這本書是關於十九世紀俄國中年與青年世代的衝突矛盾。」鄭政恆說，故事講述醫科大學生巴扎羅夫到他同學的莊園作客，居住了一段時間，發現同學的伯父是一個很保守的貴族。而巴扎羅夫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崇尚破壞，覺得一切制度都不合理，都是壓迫，只相信自然科學。與同學伯父就不同社會文化、制度討論的過程中，他深深體會到年長一代是既得利益者，太保守，也有礙進步，必須不斷破壞、批判才可以改變社會。「結局好多人討論，巴扎羅夫在一次醫療事故中受傷，然後過身，令人思考虛無主義會不會其實最後完全沒用，不能改變什麼。但這本書出版後，好多人都同情『子』那一輩，雖然思想虛無，但在比較壓抑的社會環境裏，這種反對一切的虛無主義者，反而更獲得人的同情。」
這種批判意識有沒有令《父與子》被禁？鄭政恆說不，指禁與不禁具體來說有一個時代分野——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如《父與子》的屠格涅夫、普希金、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都沒事；而到列寧十月革命後，很多蘇聯小說都被禁。「但有例外，蘇聯也有一些異見作家，他們揭露了蘇聯共產陣營的黑暗面，比如好著名的索忍尼辛、《齊瓦哥醫生》的作者巴斯特納克，他們都是很著名的蘇聯異議聲音，不服從政權的作家。這些書反而會熱烈引入、翻譯，在台灣甚至有很多譯本。」
被隱去姓名的巴金
為何《父與子》被禁？原來同樣因為譯者，巴金即使不如鄭振鐸成為共產體制下的文化高官，但同樣在一九四九年後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後來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好多迫害，因為有名聲和輩分高，文革之後反而提出一些異議聲音，比如說要起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巴金後來並不那麼信靠共產政權，卻因為當初沒有追隨國民政府，所以成為被台灣禁絕的文人。
有趣的是，巴金被禁，但由他翻譯《父與子》的版本依然暢通無阻地流通市面。賴慈芸說，因為內政部在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公布一則行政法令，說「附匪及陷匪分子三十七年以前出版之作品與翻譯，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價值者，可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裝出版」。而在此前，其實書商早已懂得這樣做了，所以法令頒布前兩年的這本旋風出版社的《父與子》，雖然譯者署名「林峯」，實為巴金所譯。
文 \\ 潘曉彤
圖 \\ 網上圖片
編輯 \\ 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
《返校》中師生因偷辦地下讀書會，面臨白色恐怖。（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改編自電玩遊戲的台灣新片《返校》的預告片中，眼珠滾滾的女主角轉過頭來，身邊一個頭裹染血麻包袋的「同學」低沉詢問。忘記什麼，不願想起什麼，預告雖沒明言，編導徐漢強在一個訪問裏提到「我們現在擁有的自由是怎樣得來的」是遊戲本身的主題，其他元素都只當是背景，故事才能有力地收束於這一點。
電玩中，玩家操縱的女主角游走校園，從種種線索追尋自己的身世與出路，其中找到一張老師張明暉的照片，上面寫着「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並不要求什麼報酬」。電影編導由這首泰戈爾的詩延伸想像，寫出戒嚴時期翠華中學的老師為讓下一代可自由閱讀，私下辦讀書會的情節。那句詩出自《飛鳥集》，與戲中提到的另外兩本疑似禁書，內容與政治本無直接關係，當年卻都被大舉蒐集並當眾焚燒，讀禁書變成了玩命行為。一個讀書會的男同學在戲中絕望呼喊：「事情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啊？不就只是看幾本書而已嗎？」要了解自由，我們何妨窺探，同學們在暗角讀的書，到底講什麼，當年為何非禁不可？
電影《返校》的背景，設定於一九六○年代戒嚴時期的台灣，就讀翠華中學的高中生方芮欣因家庭問題成績倒退，情緒恍惚，遂獲老師張明暉關注。這位年輕的海歸知識分子，輔導過程中與方芮欣互生情愫。得知他與另一位老師殷翠涵、學生魏仲廷等人組織讀書會，偷運並導讀政府不允許的禁書，方芮欣後來因為感情糾葛，向魏仲廷謊稱想讀禁書以獲取知識，從他身上取得了這張書單，一個以驚慄包裝白色恐怖的故事由此展開。
《飛鳥集》談情感與生命
電影中，張明暉和殷老師秘密帶領讀書會成員一字一字抄寫泰戈爾的《飛鳥集》，甚至連插畫也一併抄下：「有什麼抄什麼啊，不然以後看不到怎麼辦？」書評人鄭政恆介紹，《飛鳥集》作者泰戈爾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他的《飛鳥集》並不是一本很有政治意味的書，「裏面是像格言般的詩，一句一句像金句，有愛情也有自然和人與世界，講內心和生命，徘徊於個人感受，與社會沒什麼關係。因為沒什麼很強烈的政治信息，所以這本詩集有一個譯本沒有被禁」。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賴慈芸教授觀影後，日前在社交平台上撰文分析戲中提到的禁書，大嘆：「同學其實不必那麼辛苦抄書啊！買得到合法的書啊！」泰戈爾《飛鳥集》當年沒錯被列為禁書，但賴慈芸指出政府所禁的只是由鄭振鐸翻譯的版本，「禁書目錄上，作者欄甚至是空白的，表示查禁的人根本不清楚作者是誰，是衝着鄭振鐸禁的」。她提到，同一本詩集，另有糜文開的譯本，名為《漂鳥集》，於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譯出，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出港版，翌年出台版。
詩集的兩個版本，只禁鄭振鐸譯本，明顯與泰戈爾倡議印度獨立運動、支持民族解放的政治取態無關。鄭政恆指，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獲勝後，生長於中國大陸的文人，大部分留在中國大陸；沒有追隨國民黨的這一群作家譯者，都被視為「附匪」，他們的書均被列為禁書，鄭振鐸便是其一。鄭振鐸繼續留守中國大陸，於中共系統裏擔上重要的文化職位，卻於一九五八年一次文化活動訪問期間，飛機於蘇聯失事墜毁，命喪卡納什空難。
《苦悶的象徵》不過是文學理論
當年國民政府於國共內戰失利，撤退遷台，為鞏固政權，消除島上異議聲音，推出《戒嚴法》，衍生種種管理言論與出版自由的法案。對政權來說，什麼類型的作品最危險？「當然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馬列毛』的書。毛澤東的言論、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政治理論、文化的書一定被禁，比如《魯迅全集》。」這解釋了《返校》片末張明暉託人轉付女主角那本別有深意的《苦悶的象徵》當年為何被禁。鄭政恆介紹說，《苦悶的象徵》其實是一本有關文學本質的理論著作，作者廚川白村深受佛洛伊德心理學說影響，書中講及社會壓抑令人內心苦悶，構成潛意識影響，「會潛藏在你意識裏，透過苦悶的象徵表達，這種苦悶的象徵就是文學本身」。這本無關社會政治的書被禁，因為譯者是魯迅。鄭政恆指，魯迅一生文字寫作按量計算，其實創作與翻譯量不相伯仲，因為曾留學日本，後來翻譯許多日本文學作品。而一直以來身為自由派的魯迅，反對傳統，認為傳統都是吃人的禮教，寫出如《狂人日記》、《祝福》、《藥》等等批判傳統禮教思想的愚昧，「五四時期的他其實並不依附於任何政黨，只是支持青年和獨立思考」。
禁魯迅譯本因左傾
不同於鄭振鐸，台灣戒嚴時期，魯迅已辭世十多年，根本未及見證國民黨政府遷台，未及決定去留，為何國民黨依然執意禁絕這位已然離世的作家著作？鄭政恆指，因為魯迅除了反封建反迷信，也曾批判執政政府。魯迅三十年代的晚年居住上海，當時中國由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執政，租界上海有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魯迅亦與左翼作家比較親近，雖然彼此有思想分歧，但他很大程度被歸納到左翼陣營，「左翼基本思想就是回應和批判社會的黑暗面，特別是階級的不平等、貧富懸殊的問題，甚至歌頌反抗精神，推倒不合理現象和制度」。「現在回想可能覺得沒意義，但蔣介石在台灣其實很不安穩，只不過佔了個小島，但共產黨佔據着整片大陸，他在一個好邊緣的位置，一定要箝制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思想文化，才能保障自己邊緣的政權可以走下去。代入他的角度，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會採取如此高壓的手段。」
與《飛鳥集》一樣，《苦悶的象徵》其實有另一譯本依然流通於戒嚴時期的台灣，賴慈芸指台南經緯書局於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出版由徐雲濤翻譯版本，「還有內政部出版業登記證內警台業字三十五號，完全合法，也不必非看魯迅譯的不可」。
《父與子》講世代矛盾
推行愛國洗腦教育，灌輸反共和擁護國民黨的思想，教育體制首當其衝，學校成為政府牢牢箝制的機關，肅殺的校園瀰漫白色恐怖。戲中的地下讀書會要讀的《父與子》便以《世說新語》書封包裹掩飾，意圖瞞天過海。屠格涅夫的這本經典犯了什麼禁忌？「簡單來說這本書是關於十九世紀俄國中年與青年世代的衝突矛盾。」鄭政恆說，故事講述醫科大學生巴扎羅夫到他同學的莊園作客，居住了一段時間，發現同學的伯父是一個很保守的貴族。而巴扎羅夫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崇尚破壞，覺得一切制度都不合理，都是壓迫，只相信自然科學。與同學伯父就不同社會文化、制度討論的過程中，他深深體會到年長一代是既得利益者，太保守，也有礙進步，必須不斷破壞、批判才可以改變社會。「結局好多人討論，巴扎羅夫在一次醫療事故中受傷，然後過身，令人思考虛無主義會不會其實最後完全沒用，不能改變什麼。但這本書出版後，好多人都同情『子』那一輩，雖然思想虛無，但在比較壓抑的社會環境裏，這種反對一切的虛無主義者，反而更獲得人的同情。」
這種批判意識有沒有令《父與子》被禁？鄭政恆說不，指禁與不禁具體來說有一個時代分野——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如《父與子》的屠格涅夫、普希金、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都沒事；而到列寧十月革命後，很多蘇聯小說都被禁。「但有例外，蘇聯也有一些異見作家，他們揭露了蘇聯共產陣營的黑暗面，比如好著名的索忍尼辛、《齊瓦哥醫生》的作者巴斯特納克，他們都是很著名的蘇聯異議聲音，不服從政權的作家。這些書反而會熱烈引入、翻譯，在台灣甚至有很多譯本。」
被隱去姓名的巴金
為何《父與子》被禁？原來同樣因為譯者，巴金即使不如鄭振鐸成為共產體制下的文化高官，但同樣在一九四九年後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後來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好多迫害，因為有名聲和輩分高，文革之後反而提出一些異議聲音，比如說要起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巴金後來並不那麼信靠共產政權，卻因為當初沒有追隨國民政府，所以成為被台灣禁絕的文人。
有趣的是，巴金被禁，但由他翻譯《父與子》的版本依然暢通無阻地流通市面。賴慈芸說，因為內政部在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公布一則行政法令，說「附匪及陷匪分子三十七年以前出版之作品與翻譯，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價值者，可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裝出版」。而在此前，其實書商早已懂得這樣做了，所以法令頒布前兩年的這本旋風出版社的《父與子》，雖然譯者署名「林峯」，實為巴金所譯。
文 \\ 潘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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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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