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09-邱震海：日本的亞洲觀和歷史觀

邱震海：日本的亞洲觀和歷史觀

20040709

在中日關系中，歷史問題無疑是最主要的障礙之一。按照日方的解釋，中日政治關系由于歷史問題而惡化，始于90年代中期：當時中國領導人發動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以此凝聚民心和舒緩國內政治壓力，而日本則正好成為活靶，被中國民眾當作“出氣閥”。

這一問題以1998年11月江澤民訪日時堅持要日方正式就戰爭問題道歉達到頂峰。日方的解讀是，江澤民每到一地必談歷史問題，國民對中國的印象以此為分水嶺，前后出現巨大反差。

但在中國官方看來，近年日本社會在歷史問題上全面右滑，尤其是首相小泉四次參拜靖國神社，則是中日政治關系惡化的主要根源。以中方的眼光來看，戰后日本社會對歷史清理不徹底，以致右翼思想和勢力故態復萌，并有不斷加劇之勢。

雙方各執一詞，令人莫衷一是。這里的關鍵問題是：一、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觀，這是了解日本神社，尤其是靖國神社至今不衰的基礎﹔日本近年在歷史問題上的模糊，其真實情況究竟如何？二、如何評估日本社會的右滑以及日本社會的自我掌控機制？三、中日分歧究竟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兩國關系？

生死觀的灰色區域

在觀察今天日本的戰爭觀和歷史觀時，必須十分小心地區分几個層面的概念：一、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觀，這是了解靖國神社至今不衰的基礎﹔二、日本的亞洲觀，這是了解日本當年發動戰爭的依據和今天對這場戰爭認識的基礎﹔三、戰后日本體制的延續和冷戰框架﹔四、戰后日本思想界的演變。

首先，在生死觀方面，日本神道強調人不管生前做過什么，一旦死亡便化神而須受到人們的尊敬，因此，神社在日本經久不衰有其文化土壤。

問題是：第一，祭奠死者亡靈的同時，必須同時承認死者參與或發動的戰爭是一場錯誤乃至罪惡的侵略戰爭，這是檢驗一個民族是否具有足夠道德勇氣和思想成熟度的重要標志，而恰恰是這一點在今天的日本社會被相當程度地淡化甚至掩蓋了﹔

第二，靖國神社資料館對戰爭歷史的解釋和對當年日本軍人精神的贊美，以及由此而營造的其作為軍國主義化身的氛圍，讓人感到日本嚴重混淆了文化生死觀和戰爭責任的界限﹔

第三，小泉四次參拜靖國神社，而且公開承認是以首相身份，無疑是向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發出鮮明的政治信號，而小泉所謂“以參拜靖國神社顯示日本不再戰的決心”的解釋，則是一種讓鄰國十分費解的邏輯。

事實上，在筆者接觸的日本政府官員、智囊、學者和媒體人士中，几乎沒有人贊同小泉的做法，但出于種種原因又都無法完全解釋小泉這一做法的深層心理動機和社會根源。

亞洲觀的尷尬之處

其次，在日本的亞洲觀方面，自明治維新實行“脫亞入歐”政策之后，日本與亞洲的關系便處于十分微妙的狀態，其中有日本作為亞洲發達國家對抗西方白人統治的心理因素﹔當年的軍國主義正是利用國民的這一心理因素發動了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為目的的所謂“東亞解放戰爭”，而今天的許多日本國民也正因這層心理因素而無法直面當年侵略戰爭的本質，尤其是無法接受戰敗的事實。

在相當一部分日本國民心目中，二戰后期打敗日本的是美國，而非亞洲鄰國﹔而正因日美太平洋戰爭的強國之戰的性質，尤其是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襲擊，在相當一部分日本國民心目中，戰爭就是戰爭，是強國之間的爭奪，無所謂對錯之分。即便如廣島原子彈紀念館這樣的歷史反省之地，也只是將意義局限于反核之上，而沒有挖掘反戰，尤其是反思不再發動侵略戰爭這一更深的含義。

如果了解許多日本人心目中對當年不同戰線的划分，那便更可以理解今天日本的戰爭觀和歷史觀。在一些日本人看來，當年的戰線可分為日美戰場、日蘇戰場、日中戰場和東南亞戰場：在日美戰場和日蘇戰場上，日本是犧牲者。

兩個思想障礙

在日中戰場，日本雖然陷于泥淖，但實際卻無所作為﹔而在東南亞戰場，由于戰后日本被俘官兵參加了當地的獨立戰爭，因此還間接為東南亞的獨立作出了貢獻。在這樣的解讀下，日本敗于美國的意念被強化了，而同時被強化的還有太平洋戰爭作為強國之戰的性質﹔而日本對亞洲弱國（包括中國）的侵略則被淡化了。

如果從更深的角度去挖掘，就會發現日本國民的自我認同是十分微妙和尷尬的：由于長期“脫亞入歐”策略的實施，尤其是戰后日本一躍而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因此日本國民在內心深處很難完全認同自己是亞洲人﹔然而從血統和人種的角度，他們又難以完全為西方社會接納。

今日日本在全民族的思想梳理過程中，遇到兩個結構性的障礙：一是處理與日本傳統文化中的神道、武士等元素的關系﹔二是日本與亞洲的關系。

前者關系到日本如何處理自身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以及如何面對自身錯誤﹔后者則不但涉及日本與鄰國的戰爭歷史和對這段歷史的解讀，更涉及以后日本在亞洲的地位。

邱震海（香港）

作者是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