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25-ways of seeing：電影繞個圈，迎放映新常態

ways of seeing：電影繞個圈，迎放映新常態

2021年7月25日星期日

翻查資料，影意志於2011年也曾突然遭局方拒絕撥款，如今重演，Vincent保持樂觀：「以前不用時刻計算成本、市場推廣、怎樣接觸觀眾，以後真的要似商業運作，如果電影很不濟就不能勉強。」（梁雅婷攝）

圖8之1 - 翻查資料，影意志於2011年也曾突然遭局方拒絕撥款，如今重演 . . . . . . （梁雅婷攝）

【明報專訊】《時代革命》團隊悉數匿名，僅寫周冠威之名，他受訪問時說除了是肩負責任，也為出面接洽發行，參加影展等實務。沒錯，總得有人「孭飛」。創作團隊披星戴月完成作品，之後還有電檢、推廣宣傳、放映、參展、出碟、紀念品、財務行政等大筐工作。眼下紅線處處，商業發行商早已退避三舍，剩獨立電影發行機構與電檢周旋。去年發行《理大圍城》及《佔領立法會》並因而遭藝發局削減資助的影意志，其藝術總監崔允信受訪時表示《時代革命》的公映之路，不易仿效。

「獨立電影有很多方法回來」

去年由影意志發行的《理大圍城》及《佔領立法會》均由「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攝製，兩片均站在風尖浪口，對外事務多由影意志代為交涉，再與團隊商討，藝術總監崔允信（Vincent）說：「周冠威真係好犀利，擺到明唔喺香港放。」他欣賞周勇猛，並大受其訪問鼓舞。但宏觀而言，他認為往後電影要放棄在香港電檢、送片到外國參展並非易事，「這是很好的國際曝光平台，大家現在都會關注香港環境，但未必有很大迴響，在國際影壇亦未必得到在香港般的關注。像康城這樣的三大影展，是給業內人士觀看，即使不是競賽作品，也得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才入選」。

康城影展於7月17日落幕，本報曾向其查詢《時》的選片原因及放映安排，但截稿前未有回覆。綜合外媒報道，周於今年初在網上提交未經調色及配樂的版本，後於6月初獲康城通知安排放映，於是花一個月時間完成最終後期製作，在7月初交付硬碟，然後將所有影片素材傳到外國。影展總監Thierry Frémaux接受法新社訪問時稱，選片前並不知道攝製情形及導演身分，得悉後立時為此振奮（“But we were enthusiastic immediately.”）。康城於首映前兩天邀請約10名記者看試片、前一天公布消息，放映當天才公開海報，有分析指此舉是為免內地片商抗議，也有消息人士指是為保護導演。

Vincent認為：「獨立電影有很多方法，有的真的會繞過香港，用其他方法回來，令香港人可以有機會看到。得到康城關注，有外國發行的話不用擔心，條路較易走。」《時》團隊回覆本報查詢時指，明白於香港「正式上映」存在現實困難，例如能否取得電檢證、有否戲院願意播放等，故仍在討論及籌備電影發行方式及播放渠道，並指周所說的「無法在香港放映」及社交平台帖文指「希望電影於最好的時機與最多的觀眾接觸」，兩者在意思上並沒有任何牴觸。

《理大圍城》屢獲獎

外國片商洽談

另一方面，《理大》一片曾參與全州國際影展，被選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開幕電影，曾獲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最佳剪接獎、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電影」，吸引不少外國片商洽談，而獎項也為影意志提供向藝發局上訴的依據，「他們只聽到一面的負面評論，這可讓他們看到電影拿到了好多外國和香港的代表性獎項，有好高評價和藝術價值」。他認為現在商業及藝術電影不再壁壘分明，電影節不如往日流行，性質屬文化交流活動，不會是長久的發行方法，最終還是要靠影片質素突圍，取得口碑：「像楊德昌、侯孝賢等，講到台灣本土故事又有藝術成就，會不會在此契機下出現呢？」但到外國放映，繞個圈才回來，香港觀眾豈不是望穿秋水？「這刻我不緊張，暫時看不到我沒所謂。難道你不知道那些事件嗎？那事件產生的效力很大，當然大家都想看到，但看不到會不記得嗎？ 他們（官方）以為看不到大家就會忘記，但大家都記得。」

線上放映免審查 惟關注度遜線下

這幾天影意志正舉行「自救計劃第二擊」，在線上放映《無花果》，此前也有將其他電影放在iTunes等平台。Vincent指電檢不能規管網上放映，而邱騰華在立法會亦明言電檢目前只針對一群人聚集的實體放映，而不包括個人在家觀看的網上影片。但Vincent覺得進戲院是參與一項實體活動，放映後又會大合照，氣氛和反應比較具體。網上放映在家隨時觀看，即使加設映後談，引起的關注和討論也不及現場放映多，也不夠全面，「觀眾對一部戲的認知仍是先在戲院上映，再循其他方法放映」。而且雖然省卻場租，但映後談要架設多部攝影機，成本比現場放映高昂。

非所有紀錄片適合網上播放

另外，有人提議他們把敏感電影放上Netflix，但他指平台主要播放商業電影，紀錄片又要加上旁白，不太適合《理大》那種「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他亦提到須考慮電影性質，商業電影的題材一般容易理解，網上、現場觀看也可，但題材敏感的電影或需多點討論，先凝聚觀眾一起對話，之後自己再看。「我喜歡《理大》很有獨立片感，相對粗糙，脈絡未必很清晰，製作方法對觀眾有多點挑戰，這是為何團隊到現在都沒選擇其他播放方法的原因。」他尊重團隊對放映渠道的意願，例如開初有外國的大發行商接觸他們，問《理大》團隊可否剪個電視版，「他們不想，寧願賣得慢些，我便不會施壓」。

仍會送檢 向觀眾講解刪剪內容

他一再強調影意志立場是希望守香港法例、守規矩，公開放映一定會送檢。在條例修訂後通過電檢的電影，他仍會繼續申請在康文署場地放映。而往後送檢的電影，如被要求刪剪，他也會聽從並放映剪輯版本，「有人可能覺得我蠢，但我希望在我認知底下是要合法的」。他解釋以前資訊不流通，一部電影被禁被剪可能無人得知，但現在香港觀眾都心知肚明，就像「三級片打格仔」一樣。既然人人都知道是電檢的要求，他便覺得無關痛癢：「如果一套戲剪走了半小時，我就用多出的半小時跟觀眾解釋剪了什麼地方，這在香港依然是一件事。」

早前原定在饒宗頤文化館的放映被取消後，他們改為於同日舉辦工作室開放日，希望開拓不同接觸公眾的活動，結果反應超出預期，有很多人來「課金」支持，也有很多公眾想知道來龍去脈。原來很多人以為《理大》和《立法會》是禁片，Vincent便着力向他們解釋：「直至目前為止，好像都未試過電檢後說這部戲不可以在香港放。只是要求加聲明或刪剪。」《執屋》也是用行政手段拖延，沒有明言是禁片。他明白禁片聽上去「好juicy」，但事情複雜，所以藉開放工作室和網上座談向支持者或公眾解釋，也是讓人了解影業實况的方法。

毋須迎合資助要求 反更自由

除了以上出路，Vincent也在摸索會員制或工作坊，或與海外港人製作探討移民處境的作品，現在不用迎合藝發局的年度資助要求，反倒更加自由。另外，也會連結民間機構和場地，希望互相扶持，「好似食黃店，是最基本的生活態度」。他奉勸電影人不用一下子就擔心在哪放映，終究要先把電影拍好，再去想用何種途徑發行。

禁片、禁區、禁令、禁忌

「禁片」二字固然引人遐思，但所禁何事？有的是兩腳踏進禁區，記錄抗爭運動現場；有的是極權政府治下的禁令，除歌功頌德的主旋律電影外一概不播；有的是教義約束，不得觸犯宗教禁忌。但歷史證明，時代波瀾終有天變成徐徐漣漪，由下一代電影人掬水而飲。

伊朗電影：消失的一章（2019）

通俗變得可貴

伊朗末代沙王巴勒維為力挽經濟頹勢，於1962年發動「白色革命」，但成效不彰，致令1978年發生伊斯蘭革命，最後他流亡埃及，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為專制王權管治畫下句點，卻同時開始以宗教審查制度限制電影製作。在這場革命發生前，伊朗流行filmfarsi（通俗電影），大部分是改編自寶萊塢電影的低成本製作，套路單一，往往有「英雄救美」情節，混合歌舞、驚慄、動作、喜劇元素，效果誇張。戲中女性經常被塑造為性慾望象徵、不佩戴頭巾。革命期間發生了什葉派革命軍殺害逾400名觀眾與平民的「雷克斯戲院大火」，被認為是filmfarsi被禁放映的導火線。很多革命前的filmfarsi作品都靠VHS錄影帶秘密保存下來，導演剪輯1953至1979年的filmfarsi片段，讓人們得見革命前的自由歲月。

談論樹木時（2019）

荒廢戲院搞放映

1989年的蘇丹發生軍事政變，政府取締戲院，電影人被囚禁審訊，有的走上流亡之路。30年後，4個兩鬢斑白的導演聚首，打算重開喀土穆一家被遺棄的戲院，免費放映電影，讓當地久未踏進或從未到過戲院的居民重拾單純的娛樂。老人們多番折騰，要到市政部門解釋社區放映的理由，官員更以祈禱為由要他們呆等。之後找來投影機、安排數百座椅，洗擦佈滿彈孔的牆壁，跟街坊做意見調查，只希望電影回到蘇丹人心中。

《無關痛癢的事件》（1974）

抗爭意志不滅

穆斯塔法‧達卡爾於1970年代中，摩洛哥政局動盪後攝製這部電影，故事圍繞卡薩布蘭卡的工人社區。一群電影人在酒吧、碼頭、大街游走訪問，徵集大家對摩洛哥電影的期許。此電影由一群畫家、音樂人和詩人製作，描畫和強調公民的不忿和高漲的抗爭意志，上映後旋即被政府禁映，散佚近40年後，在2016年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亞電影資料館的檔案中尋回負片拷貝，才重見天日。

文˙ 梁雅婷

{ 圖 } 梁雅婷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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