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0-邢福增：哀哉，中國知識分子！
邢福增：哀哉，中國知識分子！
2017/4/20 — 18:09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93%80%E5%93%89-%E4%B8%AD%E5%9C%8B%E7%9F%A5%E8%AD%98%E5%88%86%E5%AD%90/
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指出：
「為着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一黨專政已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還敢說一黨專政有什麼好處。
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以便恢復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
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麼人恩賜的。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
對不少中國知識分子而言，聽到這番話，對未來中國的政局，會有甚麼願景？坦白說，活在1945至1949年，目睹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蔣介石的專橫獨裁，對不少擁抱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儘管對共產主義心存恐懼，但也會為中共提出建立民主自由的聯合政府的號召所吸引。有學者指出，國共內戰，勝負關鍵在於民心，未嘗沒有道理。特別是當時被稱為「第三勢力」的民主黨派，對中共抱有期望，就當時而言，可說是歷史的必然。
不過，不少懷著興奮的心情迎接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活過了1949年，先是接受思想改造與學習，再而1955年肅清反革命，然後是1957的反右鬥爭……他會又如何看待自己昔日的選擇呢？
一位在四十年代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在1999年中共建國五十年的時候，寫了〈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憶述1949年時參加開國大典的心情：「我從未見過這樣的閱兵式，也未見過這樣的禮花、這樣幾十萬熱情的人群」，「我不斷回憶自小從啟蒙到覺悟、繼而參加革命、以後從延安一路走到北京的經歷；想到不久前政協會議通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銘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不禁熱淚盈眶」。他對中國的前景，充滿著熱切的憧憬：「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
但是，他的命運，在共和國生活了數年後，即出現變化。「建國八年後，從來沒有成份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且一貫被評為『模範』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照毛主席的說法，『右派分子實際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稱右派分子不過稍示客氣而已。」他萬萬想不到，「『革命吃掉自己的兒』，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然而在那個年代，這類事件還僅僅是開始。」
是的，1957年，他被毛澤東點名，被打成「右派分子」及開除黨籍，下放勞動。1959及1969年的國慶，他都在「勞改」中未能參加。1979年，他獲「平反」，恢復黨籍。1980年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1985年任社科院副院長。1989年，他因為反對「六四」鎮壓，翌年被免去職務。1999年，當他目睹建國五十年國慶時，他想到的，卻是1949至1976年的歷史，「共和國近三十年的歷史都是腥風血雨的歷史」。他坦誠地指出，毛澤東自1940年起宣傳了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未真正實行過」。是的，近年中國的經濟建設是有進步的。但他反問：「各國、歷代不都有此類進步嗎？幾千年前的埃及法老就造出了金字塔，秦始皇還築起了萬里長城呢。何況，以二十世紀的技術、加上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努力，難倒沒有停滯不前就值得自我稱許、歡欣鼓舞嗎？」
這位已經七十六歲的老人，在五十國慶之際，不無感觸地指出：
「中國人被「解放」已五十年了，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之創傷遠未治愈，而且仍然處在精神奴役的狀態中。過去五十年間，我們的民族經歷了那麽多的大恥辱、大災難，可在這次五十周年大慶的宣傳中，這些大恥辱、大災難統統不見了；不僅如此，各種宣傳機器還開足馬力、借這次國慶之機誇張中國的國力，甚至誇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尚書》中言，『滿招損，謙受益』。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極端民族主義而放任它發展，實實在在是十分危險的。」
此時此刻，他仍沒有忘記民主化的夢想：
「對中國來說，最理想的前途就是由江/澤/民自己來領導民主化。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壟斷政權六十年後開放報禁、黨禁的，十幾年過去了，國民黨並沒有垮；當然，國民黨要想千秋萬代統治下去是不可能的。對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向憲政政府和平地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就預告過共產黨的消滅；他還有句名言，「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在全世界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中國要開放報禁、黨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夠吃準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即為『聖之時者也』。」
最後，他不禁問，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在這月黑風高、已有寒意之世紀末的秋夜裡，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也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但是，他卻不禁問，這些期許，會否「最後仍歸於空幻的夢想呢？」
這位老人的名字是李慎之。他在晚年對傾向自由主義，對中國的政治作了深刻的反思。2003年病逝於北京。這篇〈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相信是對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承諾」，作出了最有力的回應。
李慎之離世已經十四年，如果他仍活在今天，目睹近年中國的情況，這位一生追求中國民主夢的知識分子，又會有何感觸？
我想起歷史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在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一書，曾將中國共產主義的歷史，總結為「承諾的落空」（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China is also a history of promises made and promises broken）。這是歷史的現實，也是歷史的諷刺。對中國知識分子及中國人而言，卻是沉痛的悲哀。民主與憲政，為何在今天仍是「歸於空幻的夢想」？
邢福增
土生土長香港人，有志於中國基督教及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研究。從事神學教育工作二十多年，現任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2017/4/20 —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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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指出：
「為着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一黨專政已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還敢說一黨專政有什麼好處。
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以便恢復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
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麼人恩賜的。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
對不少中國知識分子而言，聽到這番話，對未來中國的政局，會有甚麼願景？坦白說，活在1945至1949年，目睹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蔣介石的專橫獨裁，對不少擁抱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儘管對共產主義心存恐懼，但也會為中共提出建立民主自由的聯合政府的號召所吸引。有學者指出，國共內戰，勝負關鍵在於民心，未嘗沒有道理。特別是當時被稱為「第三勢力」的民主黨派，對中共抱有期望，就當時而言，可說是歷史的必然。
不過，不少懷著興奮的心情迎接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活過了1949年，先是接受思想改造與學習，再而1955年肅清反革命，然後是1957的反右鬥爭……他會又如何看待自己昔日的選擇呢？
一位在四十年代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在1999年中共建國五十年的時候，寫了〈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憶述1949年時參加開國大典的心情：「我從未見過這樣的閱兵式，也未見過這樣的禮花、這樣幾十萬熱情的人群」，「我不斷回憶自小從啟蒙到覺悟、繼而參加革命、以後從延安一路走到北京的經歷；想到不久前政協會議通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銘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不禁熱淚盈眶」。他對中國的前景，充滿著熱切的憧憬：「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
但是，他的命運，在共和國生活了數年後，即出現變化。「建國八年後，從來沒有成份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且一貫被評為『模範』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照毛主席的說法，『右派分子實際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稱右派分子不過稍示客氣而已。」他萬萬想不到，「『革命吃掉自己的兒』，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然而在那個年代，這類事件還僅僅是開始。」
是的，1957年，他被毛澤東點名，被打成「右派分子」及開除黨籍，下放勞動。1959及1969年的國慶，他都在「勞改」中未能參加。1979年，他獲「平反」，恢復黨籍。1980年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1985年任社科院副院長。1989年，他因為反對「六四」鎮壓，翌年被免去職務。1999年，當他目睹建國五十年國慶時，他想到的，卻是1949至1976年的歷史，「共和國近三十年的歷史都是腥風血雨的歷史」。他坦誠地指出，毛澤東自1940年起宣傳了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未真正實行過」。是的，近年中國的經濟建設是有進步的。但他反問：「各國、歷代不都有此類進步嗎？幾千年前的埃及法老就造出了金字塔，秦始皇還築起了萬里長城呢。何況，以二十世紀的技術、加上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努力，難倒沒有停滯不前就值得自我稱許、歡欣鼓舞嗎？」
這位已經七十六歲的老人，在五十國慶之際，不無感觸地指出：
「中國人被「解放」已五十年了，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之創傷遠未治愈，而且仍然處在精神奴役的狀態中。過去五十年間，我們的民族經歷了那麽多的大恥辱、大災難，可在這次五十周年大慶的宣傳中，這些大恥辱、大災難統統不見了；不僅如此，各種宣傳機器還開足馬力、借這次國慶之機誇張中國的國力，甚至誇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尚書》中言，『滿招損，謙受益』。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極端民族主義而放任它發展，實實在在是十分危險的。」
此時此刻，他仍沒有忘記民主化的夢想：
「對中國來說，最理想的前途就是由江/澤/民自己來領導民主化。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壟斷政權六十年後開放報禁、黨禁的，十幾年過去了，國民黨並沒有垮；當然，國民黨要想千秋萬代統治下去是不可能的。對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向憲政政府和平地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就預告過共產黨的消滅；他還有句名言，「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在全世界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中國要開放報禁、黨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夠吃準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即為『聖之時者也』。」
最後，他不禁問，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在這月黑風高、已有寒意之世紀末的秋夜裡，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也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但是，他卻不禁問，這些期許，會否「最後仍歸於空幻的夢想呢？」
這位老人的名字是李慎之。他在晚年對傾向自由主義，對中國的政治作了深刻的反思。2003年病逝於北京。這篇〈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相信是對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承諾」，作出了最有力的回應。
李慎之離世已經十四年，如果他仍活在今天，目睹近年中國的情況，這位一生追求中國民主夢的知識分子，又會有何感觸？
我想起歷史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在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一書，曾將中國共產主義的歷史，總結為「承諾的落空」（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China is also a history of promises made and promises broken）。這是歷史的現實，也是歷史的諷刺。對中國知識分子及中國人而言，卻是沉痛的悲哀。民主與憲政，為何在今天仍是「歸於空幻的夢想」？
邢福增
土生土長香港人，有志於中國基督教及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研究。從事神學教育工作二十多年，現任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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