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31-強世功：習近平思想：馬克思主義再次中國化

強世功：習近平思想：馬克思主義再次中國化
19:41 31/10/2017


習近平時代的宏偉藍圖是通過歷史展現出來，但在經史不分的敘述傳統中這種歷史敘述背後隱含一套哲學思想。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個概念，實際上就是提出了習近平思想。和毛澤東思想一樣，習近平思想不僅是習近平個人的思想，更是全黨集體智慧結晶，是馬克思主義第三次中國化的產物。因此要理解習思想精髓與核心內涵，首先要理解中國人現代命運。


中國的現代性命運

中國古典文化傳統在整個東亞世界形成了一種普遍主義的天下秩序觀，並由此構建了連接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古典國際法體系：朝貢體系。天下秩序和朝貢體系是一個普遍主義的多元一體系統，可容納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國人由此保持高度的文化獨立性和自主性。

伴隨西方文明率先完成現代化轉型並以此推動資本主義全球化，每一個非西方文明面對西方冷酷無情的商業資本主義和赤裸裸的槍炮殖民主義，要麼被毁滅，要麼成為歐洲殖民地，要麼必須放棄本國文化傳統，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信仰和生活模式並因此依附西方。這就是1840年以來西方槍炮帶給中國人的現代性命運：要麼「亡國滅種」，要麼像日本那樣全盤西化轉而殖民奴役東亞世界。

正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開闢了另一條現代化道路。表面看來西方資本主義與俄國社會主義兩條現代化道路是兩種不同發展戰略，但其背後是兩種價值選擇：是野蠻掠奪與平等共處的選擇，是依附西方還是獨立自主的選擇。對中國人而言無疑是兩種人格、國格和精神生活的根本選擇，這屬於道體而非器用。在西方哲學中這兩種人格就是奴隸人格和主人人格的區別。


主人與奴隸：西方主體性哲學起源

中國古典哲學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和諧狀態。近代伴隨西方堅船利炮傳入中國的是區分主體與客體、主人與奴隸的「主體性哲學」。這套哲學不僅建立在西方現代科學基礎上，而且與西方政治密切關聯。

西方主體性哲學來源於古希臘奴隸制的主奴關係。「人是萬物尺度」所說的人是擁有奴隸的主人，他們才是哲學上的自由人，而「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在西方思想中，人、自由人、主人、主體和公民是同義詞。

伴隨西方列強在爭奪殖民地戰爭中崛起，唯有獨立的、敢為自己生存權利拼死搏鬥的主人人格才具有主體資格，這種主體權利才能上升為主權。從霍布斯、黑格爾到尼采、馬克思都將爭奪主人地位的鬥爭理解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鬥爭中彼此承認的主權者才能成為作為平等的國際法主體進入國際社會俱樂部。

馬列主義傳入中國就帶來這種主體性哲學。中共從成立第一天起就以主人姿態出現在全球舞台，從根本上結束了晚清以來中國資產階級精英對西方世界的依附品格。十九大報告對中共的誕生用這樣一句話評價：「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

「主心骨」這個詞來源於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心學。「精神」這個詞則來源於西方主體哲學。這就意味中國人終於從奴隸人格轉向主人人格，開始把握自己的歷史命運。


鬥爭精神與人民的主體性

面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全球格局，中國人要以主人面貌出現就必須以鬥爭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十九大報告23次提到「鬥爭」，在歷次黨代會報告中實屬罕見。可以說這種追求主人品格的鬥爭精神乃是習思想的靈魂。沒有鬥爭就沒有發展，唯有鬥爭才能適應時代潮流。「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歷史只會眷顧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而不會等待猶豫者、懈怠者、畏難者」，十九大報告這段話是對兩種人格的最好說明。

一些港人「恐共」，就是懼怕這種鬥爭精神。這些港人可在殖民統治下過小日子，但中共必須在革命動盪中尋找民族自主發展道路，為中國人命運而鬥爭。因為中共不是自由流動的資產階層或自由漂浮的知識分子，而始終代表扎根中國本土大地的人民。十九大報告「人民」一詞出現了204次，遠超歷屆黨代會報告。在中共的階級性和人民性背後是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品格。

因此中共不僅是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和中華民族先鋒隊，也是中國文化精神先鋒隊。其鬥爭精神恰恰體現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君子自強不息」的中國文化精神，正是這種鬥爭精神讓中國人呈現出「苟日新，日日新」精神面貌。因此在十九大報告「新」這個字被廣泛運用，「新時代」、「新格局」、「新理念」、「新舉措」等，僅「創新」就出現59次。

中共的鬥爭精神和推陳出新來源於哲學上矛盾運動的歷史發展觀。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鬥爭」。習重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矛盾論」，並不是要回到毛澤東時代鬥爭哲學，而是要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從1956年八大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生產力間的矛盾，而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提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意味從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進入習時代無疑是一次歷史性跨越。


新黨國體制與核心價值建構

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必然帶來國家上層建築相應變化。如果說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要求國家必須首先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那麼面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現實，習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實際上構成了習思想的主體內容。

馬克思主義第一次中國化產生的毛澤東思想主要是革命理論，第二次中國化產生的鄧小平理論主要是經濟建設理論。習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第三次中國化的產物，主要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它包含兩個核心內容：新黨國體制的建構和核心價值觀的建構。前者屬於政體，後者屬於道體，兩者結合一起就是構建中華文明新的政教體系。

每個文明都意味獨特的政教體系。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提供了由自由主義核心價值支撐的自由憲政體制；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共產主義核心價值支撐的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體制。如果說習思想要為後發達國家提供一套中國方案，那麼這個方案無疑要提供一套新的政教體系，而這套新體系的靈魂就是黨領導國家的新黨國體制。鄧小平時代一度曾經探索黨和國家分離，十九報告旗幟鮮明強調「黨的領導」、「黨領導一切」。十九大宣布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無疑要探索形成一套黨領導國家的新黨國體制。

新黨國體制必然有其核心價值支撐。一些年來伴隨共產主義核心價值的衰退，中國陷入了價值真空，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念乘虛而入，多元價值觀念帶來政治思想迷失。十九大報告不再提十八大報告所總結的多元價值觀念，意味要建構真正能夠凝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必然意味共產主義核心價值的中國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相融合構成新的道體。由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復興，而最終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如果說中華文明曾經面臨西方佛教的挑戰而歷經宋明理學實現了第一次偉大復興，面對近代以來西方「新教－自由主義」的挑戰，我們正在經歷中華文明第二次偉大復興。

（「十九大報告」系列解讀之三．完）


強世功
作者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