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16-明報：言責達人鍾劍華，我不可以沉默，我仍有盼望
明報：言責達人鍾劍華，我不可以沉默，我仍有盼望
2018年9月16日
言責達人鍾劍華（李紹昌攝）
【明報專訊】「寧抗煩擾，不做鵪鶉。」理大學者鍾劍華收到前特首梁振英的誹謗控告後，決定要與對方爭持到底。
即使他的朋友都說，誹謗官司是一件煩擾他四至六年、燒他銀紙、輸他身家的事，他也不肯向對方道歉和撤回文章。
他說，自己是一個有所堅持的人，何况這不是他一個人的事，「如果一個政治人物是有財有勢，用這種方法來針對像我這種學者或評論人，或針對「立場新聞」等傳媒，是很壞的政治作風，很不可取，如果讓他得逞，影響和損害的不止我一人」。
是沉默參與者 也是言責者
八月中，鍾劍華因為「立場新聞」轉載他的評論文章，而兩次收到梁振英的律師信，及後，對方入稟高等法院，控告鍾劍華和「立場新聞」誹謗。鍾劍華因為五年前一宗新聞而寫這篇文章：五年前，梁振英以特首身分出席天水圍論壇，場外有挺梁者毆打反梁示威者，兩日後，《明報》頭版訪問一名挺梁號召人曾樹和，並大字標題曾樹和說的「最想流血衝突」。當時，政府沒有回應這篇報道，五年後，政府仍無任何回應，有所堅持的鍾劍華，便年年八月都在facebook舊事重提這宗新聞。「我從十幾歲懂事，到現在五十幾歲，我未見過政府好像近年這樣，似乎對一些江湖勢力如此縱容和走得較近，所以我真是很介意。」年年都寫，只是今年寫長了，文章給網媒轉載了，便「惹了官非」。
他形容自己是遊行示威的沉默參與者，六四晚會和七一遊行，他如果人在香港，就一個人參加。他不是在社運現場衝鋒陷陣的人，他的角色是寫文章，盡自己知識分子的言責。四年前的雨傘運動，即使他頻頻前往佔領區，也僅是把自己定位為傘運的觀察者。不過，當時學生的一句話，令他感受極深：他的學生因為參與傘運而兩星期沒有回校上課，第三星期，他看見一個學生回到課室，卻非常沮喪地坐在課室角落，他在課堂小休時，問學生發生什麼事，原來學生在旺角佔領區的馬路睡了很多晚，回課室前的兩三日，看見有人清場打示威者，「我只是想爭取民主，想社會未來好一點，你們大人打我」。
令鍾劍華深受衝擊的，還有另一學生的另一句話，他和學生閒談，說起自己在一九八○年代讀大學時，沒有人會講港獨，那時，他是民主回歸派，學生立時說：「哦！原來你就是那些所謂的民主回歸派，就是你有份出賣我們的未來。」
社會從講「法治」變講「紅線」
他看着學生，心裏難過，更令他憶起自己年輕時所信任的一些東西，現在已被有權有勢的人推翻了。曾經，他對中國有盼望，以為中國與香港的民主化是必然的，因此希望香港在回歸後逐步發展民主制度，現實卻是回歸後的種種政治變化，令他非常失望。「我們期望的東西不但沒有達到，還看見社會在這十幾廿年不斷倒退，愈來愈過分，那你就算不堅持我們爭取的，你要保衛我們已有的東西，也應該出聲。」從前，他在報刊寫了幾十年文章，集中討論政策以求政策改善；近四五年，他多寫政治評論，希望爭取較合理的民主制度，「很多政策上的不公平，也是因為政治制度的不民主」。他眼見香港社會從講「法治」變為講「紅線」，充斥着各種歪理，以及他認為非常離譜的現象，便覺得自己一定要把眼所見、心所信的寫出來，「我不可以沉默」。
六四分水嶺
大學時代，鍾劍華對中國有盼望，有浪漫的幻想。他生於六十年代，是殖民時期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不過，他小時候對自己的第一個身分認知是「中國人」。「香港人」的概念，始於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開始宣揚以香港為家。這之前，他已從小學課本認識孫中山、秋瑾、毛澤東等故事，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強烈的好奇。當時，他住在彩虹邨，每天乘校巴到九龍塘上學，校巴先經過土瓜灣，經過珠江戲院，那是一間左派戲院，專門播放革命劇，門外貼了很多大幅的歌頌新中國的標語，還有毛澤東的詩詞。他找來毛澤東的詩詞集來看、來背，當時十二三歲，他非常崇拜毛澤東，覺得這個人是新中國的掌舵人，文筆又好。
或許是因為家人天天開收音機和買報紙？從小到大，他都非常留意時政，讀高中時，中國是華國鋒掌政，同學就給他取花名叫「華主席」。他也常常參與社區中心的活動，因為喜歡接觸人，喜歡面向社會，大學選了社工系。他在一九八○年入讀中大，當時，整個社會都在關心香港前途問題，社會聲音較傾向延續英國的治權，而中大學生的主流聲音則是「民主回歸」。「我們是基於對殖民地制度的否定，對國家民族的一些認同，當時中國改革開放也給了我們信心，覺得中國社會會走向更好。
同時，香港也在邁向民主化，有了區議會選舉和首批由間接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當時，他們覺得中國和香港的民主化是必然的，是歷史趨勢，他們支持民主回歸，只求保證社會不變、把民主發展的過程安排好。「我生於斯長於斯，我的盼望就是九七後的香港變得更好。」
他的父母來自澳門，沒有親戚在內地，但因為對中國的強烈好奇，每年暑假都與同學一起到大陸旅行一個月，每人揹着一個大背包，跑遍大江南北。一次，他們從廣州坐火車到昆明，因買不到卧鋪而買座位，上車後卻發現座位給人坐了，一行人只好坐在廁所外、椅子下，但三十多小時的車程，他們卻不以為苦，因為火車上的內地人都對他們很好奇，看着他們聊天。又有一次，他們來到山西的大同市，火車站內有很多人在睡覺，他們要跨過很多人才能走出車站，到站外的茶檔吃早餐，早餐的香氣引來很多衣衫破爛的人看着他們吃早餐，一個同學的碗裏有一隻剝殼雞蛋，正要吃掉，就有一個人伸手取走了蛋。當時的中國，雖然窮，但充滿盼望。鍾劍華相信中國在改革開放實踐了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後，就會迎來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
六四事件擊碎浪漫想像
當年，鍾劍華住在大學宿舍，每晚播放電視新聞時，一群宿生都會圍在電視機前收看。當宿生看見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的梯級上跌倒，立時興奮得跳上桌、跳上椅激烈鼓掌，他也非常激動地鼓掌。中國確定收回香港，然後，是六四事件。他認為，這是他們一代人在中國情懷上的感性挫敗。「那次真是好傷，日日看着電視，看着學生絕食，看着他們跑進人民大會堂，看着他們見李鵬，看着軍隊入城，直至六月四日凌晨……直至今日，我仍相信這是我們一代人對中國發展從抱有浪漫想像，到想像幻滅的分水嶺。八九六四告訴我們，他們不會變好，仍可以很原始很野蠻，但現實是香港仍要回歸，就唯有希望基本法可以落實。但現在回歸二十年，你看見的情况是不斷食言，這二十幾年就好像說明了我們當時的幻滅不是沒有理由。」
不絕望 要常存盼望
回歸後的種種政治變化，令他非常失落。「我在大學支持民主回歸，到現在，我的兒子也大學畢業了，仍只是在推翻從前曾經承諾的東西，我覺得很失望，也愈來愈不耐煩。」眼見社會充斥着歪理，也愈來愈多離譜的現象，他便愈寫愈多政治評論，既因為自覺不可沉默，同時也要大家保持盼望。「我看見身邊很多人真是放棄，真是變得沉默，有些人變得絕望，我就更加覺得不應該絕望。我的口頭禪是緊守崗位，常存盼望，我不可以太沉默，當有人收聲，有人放棄，我不可以放棄，要將這種聲音繼續流傳下去。就算別人無盼望，我也要表現得我有。」
寫文章要承擔代價
他所緊守的崗位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言責，於是繼續寫文章，部分被媒體轉載，再被更多人閱讀和轉載。他漸漸看見自己的文章對社會有影響力，寫多了，就多了人支持他，同時也多了人攻擊他，他一直惹來「五毛式人物」在他的文章留下惡意留言、寫信向理大校方投訴他、寄粗口信到他辦公室。他表示，做每一件事也有代價，寫文章也要承擔代價，所以八月因為寫評論文章而收律師信、被控告誹謗，他不感意外，但同時強調，梁振英既然是政治人物，就要接受傳媒和評論者的監察。
盡了言責，惹了官非，幸好親人朋友全部支持他，他笑言「落鑊方知朋友多」，平日疏於社交，總是一個人吃早餐、午餐，一個人去旅行，但事件曝光後，他收到大量打氣短訊，不少是久未聯絡的朋友，叫他不要妥協、要撐到底，一些他不認識的律師傳來信息說願意幫忙，他在開學日教了三堂課，每堂課後，都有學生主動說要捐錢給他打官司，支持他的取態。採訪的前一晚，他與一群舊同學聚會，其中一個朋友非常親建制，卻說一定捐錢支持他。
繼續做觀察者角色
臨近退休，他說自己不會退下來，仍會做一些與自己興趣、能力相符的工作來推動香港民主，也因此，他必然會繼續寫文章。「我是一個在過去幾十年，由香港開始前途談判直至今時今日的觀察者，我的腦海裏尚有很多記憶、很多資料，可以幫人去搞清楚一些問題，我可以扮演這些角色，社會也需要這些人。」
他清楚知道不會在未來五至十年看見香港民主有所發展，但仍盼望在十五、二十年後，會有發展。「人如果連盼望也沒有就好弊，人生其中一個動力是有盼望。我仍有盼望。」
文//趙曉彤
圖//李紹昌、受訪者提供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年9月16日
言責達人鍾劍華（李紹昌攝）
【明報專訊】「寧抗煩擾，不做鵪鶉。」理大學者鍾劍華收到前特首梁振英的誹謗控告後，決定要與對方爭持到底。
即使他的朋友都說，誹謗官司是一件煩擾他四至六年、燒他銀紙、輸他身家的事，他也不肯向對方道歉和撤回文章。
他說，自己是一個有所堅持的人，何况這不是他一個人的事，「如果一個政治人物是有財有勢，用這種方法來針對像我這種學者或評論人，或針對「立場新聞」等傳媒，是很壞的政治作風，很不可取，如果讓他得逞，影響和損害的不止我一人」。
是沉默參與者 也是言責者
八月中，鍾劍華因為「立場新聞」轉載他的評論文章，而兩次收到梁振英的律師信，及後，對方入稟高等法院，控告鍾劍華和「立場新聞」誹謗。鍾劍華因為五年前一宗新聞而寫這篇文章：五年前，梁振英以特首身分出席天水圍論壇，場外有挺梁者毆打反梁示威者，兩日後，《明報》頭版訪問一名挺梁號召人曾樹和，並大字標題曾樹和說的「最想流血衝突」。當時，政府沒有回應這篇報道，五年後，政府仍無任何回應，有所堅持的鍾劍華，便年年八月都在facebook舊事重提這宗新聞。「我從十幾歲懂事，到現在五十幾歲，我未見過政府好像近年這樣，似乎對一些江湖勢力如此縱容和走得較近，所以我真是很介意。」年年都寫，只是今年寫長了，文章給網媒轉載了，便「惹了官非」。
他形容自己是遊行示威的沉默參與者，六四晚會和七一遊行，他如果人在香港，就一個人參加。他不是在社運現場衝鋒陷陣的人，他的角色是寫文章，盡自己知識分子的言責。四年前的雨傘運動，即使他頻頻前往佔領區，也僅是把自己定位為傘運的觀察者。不過，當時學生的一句話，令他感受極深：他的學生因為參與傘運而兩星期沒有回校上課，第三星期，他看見一個學生回到課室，卻非常沮喪地坐在課室角落，他在課堂小休時，問學生發生什麼事，原來學生在旺角佔領區的馬路睡了很多晚，回課室前的兩三日，看見有人清場打示威者，「我只是想爭取民主，想社會未來好一點，你們大人打我」。
令鍾劍華深受衝擊的，還有另一學生的另一句話，他和學生閒談，說起自己在一九八○年代讀大學時，沒有人會講港獨，那時，他是民主回歸派，學生立時說：「哦！原來你就是那些所謂的民主回歸派，就是你有份出賣我們的未來。」
社會從講「法治」變講「紅線」
他看着學生，心裏難過，更令他憶起自己年輕時所信任的一些東西，現在已被有權有勢的人推翻了。曾經，他對中國有盼望，以為中國與香港的民主化是必然的，因此希望香港在回歸後逐步發展民主制度，現實卻是回歸後的種種政治變化，令他非常失望。「我們期望的東西不但沒有達到，還看見社會在這十幾廿年不斷倒退，愈來愈過分，那你就算不堅持我們爭取的，你要保衛我們已有的東西，也應該出聲。」從前，他在報刊寫了幾十年文章，集中討論政策以求政策改善；近四五年，他多寫政治評論，希望爭取較合理的民主制度，「很多政策上的不公平，也是因為政治制度的不民主」。他眼見香港社會從講「法治」變為講「紅線」，充斥着各種歪理，以及他認為非常離譜的現象，便覺得自己一定要把眼所見、心所信的寫出來，「我不可以沉默」。
六四分水嶺
大學時代，鍾劍華對中國有盼望，有浪漫的幻想。他生於六十年代，是殖民時期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不過，他小時候對自己的第一個身分認知是「中國人」。「香港人」的概念，始於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開始宣揚以香港為家。這之前，他已從小學課本認識孫中山、秋瑾、毛澤東等故事，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強烈的好奇。當時，他住在彩虹邨，每天乘校巴到九龍塘上學，校巴先經過土瓜灣，經過珠江戲院，那是一間左派戲院，專門播放革命劇，門外貼了很多大幅的歌頌新中國的標語，還有毛澤東的詩詞。他找來毛澤東的詩詞集來看、來背，當時十二三歲，他非常崇拜毛澤東，覺得這個人是新中國的掌舵人，文筆又好。
或許是因為家人天天開收音機和買報紙？從小到大，他都非常留意時政，讀高中時，中國是華國鋒掌政，同學就給他取花名叫「華主席」。他也常常參與社區中心的活動，因為喜歡接觸人，喜歡面向社會，大學選了社工系。他在一九八○年入讀中大，當時，整個社會都在關心香港前途問題，社會聲音較傾向延續英國的治權，而中大學生的主流聲音則是「民主回歸」。「我們是基於對殖民地制度的否定，對國家民族的一些認同，當時中國改革開放也給了我們信心，覺得中國社會會走向更好。
同時，香港也在邁向民主化，有了區議會選舉和首批由間接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當時，他們覺得中國和香港的民主化是必然的，是歷史趨勢，他們支持民主回歸，只求保證社會不變、把民主發展的過程安排好。「我生於斯長於斯，我的盼望就是九七後的香港變得更好。」
他的父母來自澳門，沒有親戚在內地，但因為對中國的強烈好奇，每年暑假都與同學一起到大陸旅行一個月，每人揹着一個大背包，跑遍大江南北。一次，他們從廣州坐火車到昆明，因買不到卧鋪而買座位，上車後卻發現座位給人坐了，一行人只好坐在廁所外、椅子下，但三十多小時的車程，他們卻不以為苦，因為火車上的內地人都對他們很好奇，看着他們聊天。又有一次，他們來到山西的大同市，火車站內有很多人在睡覺，他們要跨過很多人才能走出車站，到站外的茶檔吃早餐，早餐的香氣引來很多衣衫破爛的人看着他們吃早餐，一個同學的碗裏有一隻剝殼雞蛋，正要吃掉，就有一個人伸手取走了蛋。當時的中國，雖然窮，但充滿盼望。鍾劍華相信中國在改革開放實踐了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後，就會迎來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
六四事件擊碎浪漫想像
當年，鍾劍華住在大學宿舍，每晚播放電視新聞時，一群宿生都會圍在電視機前收看。當宿生看見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的梯級上跌倒，立時興奮得跳上桌、跳上椅激烈鼓掌，他也非常激動地鼓掌。中國確定收回香港，然後，是六四事件。他認為，這是他們一代人在中國情懷上的感性挫敗。「那次真是好傷，日日看着電視，看着學生絕食，看着他們跑進人民大會堂，看着他們見李鵬，看着軍隊入城，直至六月四日凌晨……直至今日，我仍相信這是我們一代人對中國發展從抱有浪漫想像，到想像幻滅的分水嶺。八九六四告訴我們，他們不會變好，仍可以很原始很野蠻，但現實是香港仍要回歸，就唯有希望基本法可以落實。但現在回歸二十年，你看見的情况是不斷食言，這二十幾年就好像說明了我們當時的幻滅不是沒有理由。」
不絕望 要常存盼望
回歸後的種種政治變化，令他非常失落。「我在大學支持民主回歸，到現在，我的兒子也大學畢業了，仍只是在推翻從前曾經承諾的東西，我覺得很失望，也愈來愈不耐煩。」眼見社會充斥着歪理，也愈來愈多離譜的現象，他便愈寫愈多政治評論，既因為自覺不可沉默，同時也要大家保持盼望。「我看見身邊很多人真是放棄，真是變得沉默，有些人變得絕望，我就更加覺得不應該絕望。我的口頭禪是緊守崗位，常存盼望，我不可以太沉默，當有人收聲，有人放棄，我不可以放棄，要將這種聲音繼續流傳下去。就算別人無盼望，我也要表現得我有。」
寫文章要承擔代價
他所緊守的崗位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言責，於是繼續寫文章，部分被媒體轉載，再被更多人閱讀和轉載。他漸漸看見自己的文章對社會有影響力，寫多了，就多了人支持他，同時也多了人攻擊他，他一直惹來「五毛式人物」在他的文章留下惡意留言、寫信向理大校方投訴他、寄粗口信到他辦公室。他表示，做每一件事也有代價，寫文章也要承擔代價，所以八月因為寫評論文章而收律師信、被控告誹謗，他不感意外，但同時強調，梁振英既然是政治人物，就要接受傳媒和評論者的監察。
盡了言責，惹了官非，幸好親人朋友全部支持他，他笑言「落鑊方知朋友多」，平日疏於社交，總是一個人吃早餐、午餐，一個人去旅行，但事件曝光後，他收到大量打氣短訊，不少是久未聯絡的朋友，叫他不要妥協、要撐到底，一些他不認識的律師傳來信息說願意幫忙，他在開學日教了三堂課，每堂課後，都有學生主動說要捐錢給他打官司，支持他的取態。採訪的前一晚，他與一群舊同學聚會，其中一個朋友非常親建制，卻說一定捐錢支持他。
繼續做觀察者角色
臨近退休，他說自己不會退下來，仍會做一些與自己興趣、能力相符的工作來推動香港民主，也因此，他必然會繼續寫文章。「我是一個在過去幾十年，由香港開始前途談判直至今時今日的觀察者，我的腦海裏尚有很多記憶、很多資料，可以幫人去搞清楚一些問題，我可以扮演這些角色，社會也需要這些人。」
他清楚知道不會在未來五至十年看見香港民主有所發展，但仍盼望在十五、二十年後，會有發展。「人如果連盼望也沒有就好弊，人生其中一個動力是有盼望。我仍有盼望。」
文//趙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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