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7-明報：共同守着大學的界線
明報：共同守着大學的界線
2019年11月17日
警方施放的催淚彈落在中大夏鼎基運動物內。（法新社）
【明報專訊】中大一戰，不只震驚全城，還嚇壞全球。
在許多人的直覺裏，世界上有些界線跟中港司法防火牆同等重要，例如大學與政權之間的界線。防暴警察隨便開進大學，抓人兼放催淚彈，在有權用盡的當下，當然是「合法」的，法庭更表示無批出禁制令之理。但是，火光熊熊、白煙處處的景象，再加上學生自己焚燒雜物造成的濃厚黑煙，令人覺得執政者狂妄至要攻擊校園，警管大學，迫害社會棟樑。即使那道二號橋是政府用地又如何？界線問題，涉及的是集體的共識、期望、習慣及感覺，遠超過文字上的法律，是深刻的政治問題。
界線是維持社會動態平衡的核心，當各自守着自己的空間，秩序不需費力去維護。失去了界線，費再多的公權力與資源，也難復和平。過去幾個月，衝擊不斷升級的推力是什麼？就是各方都跨越界線。部分抗爭者固然跨過重重界線，既觸碰多條法律界線，也踏進不少禁區，例如立法會、各區警局、警察宿舍、商場，把抗爭帶進社區。任何抗爭者都想把社會張力公開化，跨界幾乎就是抗爭的代名詞，分別只是程度而已。但更令人震驚的，是守護界線的警察，除了暴力行為，在過去幾個月來衝破一道又一道的界線，對所謂「止暴制亂」毫無用處，更兼火上加油。
守護界線的警察 衝破一道道界線
例如，「自由hi」這句趣怪髒話兼潮語成為抗爭者的自我標籤，其出處就是一個界線故事。6月12日，防暴警察追逐示威者到了商場門外，一名憤怒的警察滿口污語，大罵躲在商場裏的示威者，稱呼他們為「自由hi」。當時防暴警停在門外，聲嘶力竭叫示威者出來，其實是面對着界線的歇斯底里。大概當時警察還害怕這條界線，商場內是消費場所，警民衝突應該在街頭，他們也感覺到，界線崩潰，後果難料。面對那道一推即開的玻璃門，當時防暴警察直覺上也知所進退，不越雷池半步。但約一個月後，警察便不假思索地衝進各大小商場，例如新城市廣場一役，這肯定是指揮官以為，制亂不得不打破這道界線，不過，卻造成連番打鬥及受傷，越界行為與暴力都在升級。
誰都會說，香港崇尚法治，人們卻少留意這個城市日常的界線。就以大學為例，教育局隔着教資會、大學校董會，極為間接地束縛着大學運作；梁美芬卻在立法會逼着楊潤雄去管好大學，明顯是有失分寸，這位中大畢業生實在有辱師門。一直以來，就算是校董會主席，也只能跟其他校董一起監管校長，不能插手大學日常運作。我記得，多年前陳智思快要卸任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時，打破慣例（至少我在大學裏十幾年沒有遇過），直接拜會各系所，但也小心謹慎，事先跟校長打個招呼，他在大家面前說話也很得體，避免成為人家話柄。
大學選址 存政治考量
再回看中文大學，我一直有個疑問，六十年代港英政府選址時，是否有政治考量，特意要把它放在遠離市中心的沙田馬料水？我一直期待有學者挖掘檔案來研究一下。當時中大的交通比今天差遠了，那條鐵路還是二十世紀初的廣九鐵路，不要說還未有先進地鐵系統，連我讀書時的「電氣化火車」也沒有。事後看來，把三家民間專上院校的學生（後來才陸續增加）區隔在這山頭上，的確有一定政治作用，減少他們與其他院校串連，尤其是火紅年代學生運動的聲勢。情况有點像1969年法國政府把激進的學生及學者，置放在巴黎北郊的巴黎第八大學，遠離1968年市中心（例如拉丁區）的學運現場。另一個案例是位於北京市中心西北邊的海淀區，重點大學林立，曾是1989年北京學運興起的重要社會空間原因，當年許多學生就是步行或踏自行車到天安門廣場。
不過，無論港英或特區政府，都沒有進一步提防學生作反，反而無意間把城市的弱點暴露在大學面前，卻一直相安無事。我在中大讀書時的八十年代，吐露港公路與校園還算是有相當區隔，現在吐露港公路與東鐵竟然可以在一道二號橋之下，不遠處是研究生宿舍（我們讀書時的研宿在更遠的地方）靠着海邊，成了一個咬住交通要道的關隘，比它更險的只有紅磡海底隧道旁的理工大學。親北京陣營裏的好事者，大概又可以怪責是港英當年的陰謀詭計。
只要跟2003年開始興建的廣州大學城做一個比較便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專權心思要細密得多，直透空間規劃，也許是因為經歷了北京學運的原因。廣州大學城位於廣州市南邊番禺區的小谷圍島。我2004年第一次去參觀時，已覺得整個空間有點不太對勁。島的四周被江河圍繞（有渡輪），往市區有三條幹道，除了地鐵（過幾年後會再加上輕軌）外，就是位於東北及西南的快速公路，而且都是非常高的架空公路。即使學生鬧事，難以爬上幹道堵塞廣州附近的交通，反過來，無論是區位及整個設計，都很容易讓當局有效地把13所高校近20萬學生困在小島上，不讓他們「蔓延」到市中心。
棄守非敗績 不流血是萬幸
相較闖入商場、私人屋苑等，暫時來說，香港警察面對大學，雖有莽撞，但也有節制。總警司謝振中表示「選擇不會正面和他們（示威者）衝突」，難道警察會不知道學生在校園製作武器？細心思量當可猜到，即使是警隊鷹派，很可能也只在尋找進入校園的更大正當性，不敢輕舉妄動。所以，如果學生真想保衛校園，就先不要自己把校園變成戰場；學生直接在校門口投擲物品堵路，只收一時之效，卻為警察長驅直進提供方便理由。至於拉弓射箭，可能很型，真有點《飢餓遊戲》的味道，但既傷不了全副武裝的警察，卻給對方製造了更大的鎮暴口實。
前線抗爭者可能認為，棄守中大是為敗績。但是，如流水般的行動如何守着一個山頭？ 長期守着一個地方，需要的是靜態的管理協作，而非激烈的戰意。事後看到一篇反省文章指出：「無大台」又如何長期佔領？段校長指出中大在「佔領期間」的亂象，應有一定事實根據，並非純粹叫人散水的詭計。中大校園能避免更大流血衝突，其實是萬幸，也是各參與者理智決定的成果。
大學不該變戰場 應作社運中途站
社會運動研究裏有一個概念叫「中途站」（half-way house），即群眾除了需要動員場所及運動組織外，需要一些並不完全暴露在前線的團體、社區及社群，大學就是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的中途站，它不在政治及運動之外，但不該是埋身肉搏的戰場。作為中途站，它既是學習批判思維、思想互相激蕩的地方，也是冷靜討論、共同商討的園地，讓行動者稍作休息。任何運動都需要有進有退，有前線有後方。上周二晚中大人蜂擁而至，場面令人感動，我相信，為的就是要守護大學這份價值，也是共同體生命的一道重要界線，望諸君在這一點上都能有共識。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11月17日
警方施放的催淚彈落在中大夏鼎基運動物內。（法新社）
【明報專訊】中大一戰，不只震驚全城，還嚇壞全球。
在許多人的直覺裏，世界上有些界線跟中港司法防火牆同等重要，例如大學與政權之間的界線。防暴警察隨便開進大學，抓人兼放催淚彈，在有權用盡的當下，當然是「合法」的，法庭更表示無批出禁制令之理。但是，火光熊熊、白煙處處的景象，再加上學生自己焚燒雜物造成的濃厚黑煙，令人覺得執政者狂妄至要攻擊校園，警管大學，迫害社會棟樑。即使那道二號橋是政府用地又如何？界線問題，涉及的是集體的共識、期望、習慣及感覺，遠超過文字上的法律，是深刻的政治問題。
界線是維持社會動態平衡的核心，當各自守着自己的空間，秩序不需費力去維護。失去了界線，費再多的公權力與資源，也難復和平。過去幾個月，衝擊不斷升級的推力是什麼？就是各方都跨越界線。部分抗爭者固然跨過重重界線，既觸碰多條法律界線，也踏進不少禁區，例如立法會、各區警局、警察宿舍、商場，把抗爭帶進社區。任何抗爭者都想把社會張力公開化，跨界幾乎就是抗爭的代名詞，分別只是程度而已。但更令人震驚的，是守護界線的警察，除了暴力行為，在過去幾個月來衝破一道又一道的界線，對所謂「止暴制亂」毫無用處，更兼火上加油。
守護界線的警察 衝破一道道界線
例如，「自由hi」這句趣怪髒話兼潮語成為抗爭者的自我標籤，其出處就是一個界線故事。6月12日，防暴警察追逐示威者到了商場門外，一名憤怒的警察滿口污語，大罵躲在商場裏的示威者，稱呼他們為「自由hi」。當時防暴警停在門外，聲嘶力竭叫示威者出來，其實是面對着界線的歇斯底里。大概當時警察還害怕這條界線，商場內是消費場所，警民衝突應該在街頭，他們也感覺到，界線崩潰，後果難料。面對那道一推即開的玻璃門，當時防暴警察直覺上也知所進退，不越雷池半步。但約一個月後，警察便不假思索地衝進各大小商場，例如新城市廣場一役，這肯定是指揮官以為，制亂不得不打破這道界線，不過，卻造成連番打鬥及受傷，越界行為與暴力都在升級。
誰都會說，香港崇尚法治，人們卻少留意這個城市日常的界線。就以大學為例，教育局隔着教資會、大學校董會，極為間接地束縛着大學運作；梁美芬卻在立法會逼着楊潤雄去管好大學，明顯是有失分寸，這位中大畢業生實在有辱師門。一直以來，就算是校董會主席，也只能跟其他校董一起監管校長，不能插手大學日常運作。我記得，多年前陳智思快要卸任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時，打破慣例（至少我在大學裏十幾年沒有遇過），直接拜會各系所，但也小心謹慎，事先跟校長打個招呼，他在大家面前說話也很得體，避免成為人家話柄。
大學選址 存政治考量
再回看中文大學，我一直有個疑問，六十年代港英政府選址時，是否有政治考量，特意要把它放在遠離市中心的沙田馬料水？我一直期待有學者挖掘檔案來研究一下。當時中大的交通比今天差遠了，那條鐵路還是二十世紀初的廣九鐵路，不要說還未有先進地鐵系統，連我讀書時的「電氣化火車」也沒有。事後看來，把三家民間專上院校的學生（後來才陸續增加）區隔在這山頭上，的確有一定政治作用，減少他們與其他院校串連，尤其是火紅年代學生運動的聲勢。情况有點像1969年法國政府把激進的學生及學者，置放在巴黎北郊的巴黎第八大學，遠離1968年市中心（例如拉丁區）的學運現場。另一個案例是位於北京市中心西北邊的海淀區，重點大學林立，曾是1989年北京學運興起的重要社會空間原因，當年許多學生就是步行或踏自行車到天安門廣場。
不過，無論港英或特區政府，都沒有進一步提防學生作反，反而無意間把城市的弱點暴露在大學面前，卻一直相安無事。我在中大讀書時的八十年代，吐露港公路與校園還算是有相當區隔，現在吐露港公路與東鐵竟然可以在一道二號橋之下，不遠處是研究生宿舍（我們讀書時的研宿在更遠的地方）靠着海邊，成了一個咬住交通要道的關隘，比它更險的只有紅磡海底隧道旁的理工大學。親北京陣營裏的好事者，大概又可以怪責是港英當年的陰謀詭計。
只要跟2003年開始興建的廣州大學城做一個比較便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專權心思要細密得多，直透空間規劃，也許是因為經歷了北京學運的原因。廣州大學城位於廣州市南邊番禺區的小谷圍島。我2004年第一次去參觀時，已覺得整個空間有點不太對勁。島的四周被江河圍繞（有渡輪），往市區有三條幹道，除了地鐵（過幾年後會再加上輕軌）外，就是位於東北及西南的快速公路，而且都是非常高的架空公路。即使學生鬧事，難以爬上幹道堵塞廣州附近的交通，反過來，無論是區位及整個設計，都很容易讓當局有效地把13所高校近20萬學生困在小島上，不讓他們「蔓延」到市中心。
棄守非敗績 不流血是萬幸
相較闖入商場、私人屋苑等，暫時來說，香港警察面對大學，雖有莽撞，但也有節制。總警司謝振中表示「選擇不會正面和他們（示威者）衝突」，難道警察會不知道學生在校園製作武器？細心思量當可猜到，即使是警隊鷹派，很可能也只在尋找進入校園的更大正當性，不敢輕舉妄動。所以，如果學生真想保衛校園，就先不要自己把校園變成戰場；學生直接在校門口投擲物品堵路，只收一時之效，卻為警察長驅直進提供方便理由。至於拉弓射箭，可能很型，真有點《飢餓遊戲》的味道，但既傷不了全副武裝的警察，卻給對方製造了更大的鎮暴口實。
前線抗爭者可能認為，棄守中大是為敗績。但是，如流水般的行動如何守着一個山頭？ 長期守着一個地方，需要的是靜態的管理協作，而非激烈的戰意。事後看到一篇反省文章指出：「無大台」又如何長期佔領？段校長指出中大在「佔領期間」的亂象，應有一定事實根據，並非純粹叫人散水的詭計。中大校園能避免更大流血衝突，其實是萬幸，也是各參與者理智決定的成果。
大學不該變戰場 應作社運中途站
社會運動研究裏有一個概念叫「中途站」（half-way house），即群眾除了需要動員場所及運動組織外，需要一些並不完全暴露在前線的團體、社區及社群，大學就是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的中途站，它不在政治及運動之外，但不該是埋身肉搏的戰場。作為中途站，它既是學習批判思維、思想互相激蕩的地方，也是冷靜討論、共同商討的園地，讓行動者稍作休息。任何運動都需要有進有退，有前線有後方。上周二晚中大人蜂擁而至，場面令人感動，我相信，為的就是要守護大學這份價值，也是共同體生命的一道重要界線，望諸君在這一點上都能有共識。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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