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4-開展社區和職場的組織戰：區議會選舉的意義
開展社區和職場的組織戰：區議會選舉的意義
2019年11月24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周五下午的油尖街頭，腳踏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空氣瀰漫着沙塵和油煙的味道，馬路中間的水泥護欄塗滿標語，路燈系統多已失靈，交通仍能有序運作，車流稀落零散，行人木無表情。如此虛幻的情景，大約我只在電影看過，那是在描述二戰前後的歐洲，或是柏林或是巴黎。
有人形容香港已經處於戰爭狀態，並不過分。內地和海外的學生們，早已被召回。來自美國的學者，一下機就收到大學的電話，要求馬上離開香港。堅持留守理工的青年人和絕食支援的老一輩，都流露着莫名的悲涼。這一天連登上載了「共同宣言」：「1124絕不破壞選舉！」大概只有區選之前的休戰，才能換取彌敦道這麼寧靜的黃昏。
但也正是這難得的安靜，讓我們有空間去思考未來。兩天後就是區議會選舉，竟然沒有半點選舉的氣息，街道上沒有任何人在拉票，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場選戰。數以百計的年輕人，投入其中，要改變區議會長期被建制派壟斷的局面，不管成功與否，都將是歷史重要的轉捩點。雖然2013年已經通過區議會取消委任制（新界鄉議局37個當然議席除外），雨傘運動效應下2015年的選舉中投票率比2011年高出5.51%，最後的結果還是建制派佔大多數，並控制全部18個區議會的過半數。
覺悟提高 出路減少
人是社會的產物，有其時代的屬性。政治上的困境正在迫使新生代一步步轉化。長期以來，關心社會和參與社運的青年人，願意參與區議會選舉和從事社區工作的都不多。一方面是區議會的法定權力不足，僅僅是地區層面的諮詢組織，無法影響到特區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面對建制派的競爭，區議員的工作性質多涉及零碎的個案處理和「蛇齋餅糉」式的社會福利，追求政治變革的年輕人不一定能得到滿足感。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出現了不少「傘後」組織，表示要「傘落社區」。2015年的選舉，起碼就有7位素人「傘兵」取得議席，雖非全勝，比起人民力量、社民聯等社運型的政治組織，已有不俗的表現。
年輕一代的覺悟在提高，而出路則在減少，參與地區選舉、從事社區組織工作成為了有理想的年輕人有限的選擇之一。2015年，在431個民選議席中有68人自動當選，大部分來自建制派；在反引渡運動的鼓勵下，傳統民主派和新興組織有更好的協調，全部452個選區都有多於一名候選人，阻止了建制派自動當選的局面再出現。在我工作的學系中，起碼就有一名應屆的畢業生，和另一個上屆的畢業生參與選舉。他們的選舉都得到不少同學的支持，這些20出頭的年輕人已經認識到社區組織的路多艱難也要走下去。
長期得益群體
假如廣泛意義上的民主派能在區議會選舉中取得大多數的議席，意義將是深遠的。當《基本法》在1980年代起草時，並沒有預計今天這個政治經濟局面。當年貧窮落後的「社會主義」中國要收回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香港，面對反對回歸的資本家撤資的威脅，面對中產階級專業精英移民海外的可能，在制度設計上首先需要穩定這兩個利益群體，所以特首的選舉委員會這兩個群體就佔了一半（2012年後是第一界別工商界和第二界別專業界各300席），而另一半則由勞工、社會服務、文化、宗教等第三界別和各種議會組成的第四界別（包括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鄉議局成員，和區議會互選的代表）瓜分。這個制度不但可以穩定工商和專業界，也容易操縱，中共長期在香港的經營，加上立法會、鄉議局、人大和政協都沒有普選，令其在第三和第四界別上具備優勢。
反引渡運動以來，特區政府的表現廣為人詬病，香港出現北京當年預料不到的管治危機，以年輕人為主的「勇武」派以鮮血和生命喊起來了群眾的政治覺醒。政治結構出現變化的可能，當過去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和理非」都堅決不和年輕「勇武派」切割時，當醫生、護士、會計師、教師、律師等專業界別都組織起來參與抗爭時，第二界別的300個席位，以及第三界別的社會福利界和文化界120個席位，民主派就有了優勢。假如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能獲全勝，其後繼續保持良好的協調，那麼就有機會在第四界別中取得代表區議會的117個席位。或許民主派要取得過半的席位並不容易，但是當愈來愈多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不與政權合作時，那麼這個選舉制度就更加搖搖欲墜。
當然民主派能否在區議會選舉大獲全勝，仍不能過分樂觀。鋼鐵不是一天煉成的。建制派能在社區有良好的基礎，不僅僅是由於資源多，政府的政策長期向他們傾斜（如2013年前的區議會委任制特區政府只委任建制派人士），更加重要的是，以民建聯和工聯會為代表的傳統親共組織，已經長期地在香港進行基層組織工作。民建聯成立於1992年，但其重要基礎是成立於1948年的工聯會，而工聯會的部分屬會，更加起源於1920年代已經開始的「反資反殖」運動。他們今天得到的支持，也是過去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香港的「和理非」文化霸權，形成於1967年後港英政府的改良主義和行政吸納手段，卻無法正視工聯會領導的六七「暴動」積極的一面，工聯會及其支持組織的鐵票效應，正是形成於他們和傳統左派群眾在長期鬥爭中建立的共同體。反引渡運動，正是重構歷史的良好時機。
新工會運動成形 改變第三界別
在區議會選舉前夕，另一個活動同樣重要，在反引渡運動中成立的「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金總）在11月22日晚舉行特別會員大會，商討政治罷工的可能。我們難以估計罷工是否能在短期內成事，但是金總已經不是唯一一個新成立的工會。「組織工會、全民三罷」的標語海報遍佈了大學和城市的不同角落，比起以往任何時期，人們都知道路要怎樣走了，只是這條路也不好走，她並不比「勇武」之路容易。在選舉委員會的第三界別，有60個勞工界的席位，其選擇方式為一會一票，工聯會及其外圍工會在註冊工會數目中佔多數，所以這60個席位也一直是他們的囊中物。但是假如從金總開始，新工會運動能成形，那麼情况也可能帶來改變。街頭之路、社區之路、職場之路，社會抗爭之路並沒有盡頭。
文//陳敬慈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11月24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周五下午的油尖街頭，腳踏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空氣瀰漫着沙塵和油煙的味道，馬路中間的水泥護欄塗滿標語，路燈系統多已失靈，交通仍能有序運作，車流稀落零散，行人木無表情。如此虛幻的情景，大約我只在電影看過，那是在描述二戰前後的歐洲，或是柏林或是巴黎。
有人形容香港已經處於戰爭狀態，並不過分。內地和海外的學生們，早已被召回。來自美國的學者，一下機就收到大學的電話，要求馬上離開香港。堅持留守理工的青年人和絕食支援的老一輩，都流露着莫名的悲涼。這一天連登上載了「共同宣言」：「1124絕不破壞選舉！」大概只有區選之前的休戰，才能換取彌敦道這麼寧靜的黃昏。
但也正是這難得的安靜，讓我們有空間去思考未來。兩天後就是區議會選舉，竟然沒有半點選舉的氣息，街道上沒有任何人在拉票，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場選戰。數以百計的年輕人，投入其中，要改變區議會長期被建制派壟斷的局面，不管成功與否，都將是歷史重要的轉捩點。雖然2013年已經通過區議會取消委任制（新界鄉議局37個當然議席除外），雨傘運動效應下2015年的選舉中投票率比2011年高出5.51%，最後的結果還是建制派佔大多數，並控制全部18個區議會的過半數。
覺悟提高 出路減少
人是社會的產物，有其時代的屬性。政治上的困境正在迫使新生代一步步轉化。長期以來，關心社會和參與社運的青年人，願意參與區議會選舉和從事社區工作的都不多。一方面是區議會的法定權力不足，僅僅是地區層面的諮詢組織，無法影響到特區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面對建制派的競爭，區議員的工作性質多涉及零碎的個案處理和「蛇齋餅糉」式的社會福利，追求政治變革的年輕人不一定能得到滿足感。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出現了不少「傘後」組織，表示要「傘落社區」。2015年的選舉，起碼就有7位素人「傘兵」取得議席，雖非全勝，比起人民力量、社民聯等社運型的政治組織，已有不俗的表現。
年輕一代的覺悟在提高，而出路則在減少，參與地區選舉、從事社區組織工作成為了有理想的年輕人有限的選擇之一。2015年，在431個民選議席中有68人自動當選，大部分來自建制派；在反引渡運動的鼓勵下，傳統民主派和新興組織有更好的協調，全部452個選區都有多於一名候選人，阻止了建制派自動當選的局面再出現。在我工作的學系中，起碼就有一名應屆的畢業生，和另一個上屆的畢業生參與選舉。他們的選舉都得到不少同學的支持，這些20出頭的年輕人已經認識到社區組織的路多艱難也要走下去。
長期得益群體
假如廣泛意義上的民主派能在區議會選舉中取得大多數的議席，意義將是深遠的。當《基本法》在1980年代起草時，並沒有預計今天這個政治經濟局面。當年貧窮落後的「社會主義」中國要收回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香港，面對反對回歸的資本家撤資的威脅，面對中產階級專業精英移民海外的可能，在制度設計上首先需要穩定這兩個利益群體，所以特首的選舉委員會這兩個群體就佔了一半（2012年後是第一界別工商界和第二界別專業界各300席），而另一半則由勞工、社會服務、文化、宗教等第三界別和各種議會組成的第四界別（包括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鄉議局成員，和區議會互選的代表）瓜分。這個制度不但可以穩定工商和專業界，也容易操縱，中共長期在香港的經營，加上立法會、鄉議局、人大和政協都沒有普選，令其在第三和第四界別上具備優勢。
反引渡運動以來，特區政府的表現廣為人詬病，香港出現北京當年預料不到的管治危機，以年輕人為主的「勇武」派以鮮血和生命喊起來了群眾的政治覺醒。政治結構出現變化的可能，當過去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和理非」都堅決不和年輕「勇武派」切割時，當醫生、護士、會計師、教師、律師等專業界別都組織起來參與抗爭時，第二界別的300個席位，以及第三界別的社會福利界和文化界120個席位，民主派就有了優勢。假如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能獲全勝，其後繼續保持良好的協調，那麼就有機會在第四界別中取得代表區議會的117個席位。或許民主派要取得過半的席位並不容易，但是當愈來愈多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不與政權合作時，那麼這個選舉制度就更加搖搖欲墜。
當然民主派能否在區議會選舉大獲全勝，仍不能過分樂觀。鋼鐵不是一天煉成的。建制派能在社區有良好的基礎，不僅僅是由於資源多，政府的政策長期向他們傾斜（如2013年前的區議會委任制特區政府只委任建制派人士），更加重要的是，以民建聯和工聯會為代表的傳統親共組織，已經長期地在香港進行基層組織工作。民建聯成立於1992年，但其重要基礎是成立於1948年的工聯會，而工聯會的部分屬會，更加起源於1920年代已經開始的「反資反殖」運動。他們今天得到的支持，也是過去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香港的「和理非」文化霸權，形成於1967年後港英政府的改良主義和行政吸納手段，卻無法正視工聯會領導的六七「暴動」積極的一面，工聯會及其支持組織的鐵票效應，正是形成於他們和傳統左派群眾在長期鬥爭中建立的共同體。反引渡運動，正是重構歷史的良好時機。
新工會運動成形 改變第三界別
在區議會選舉前夕，另一個活動同樣重要，在反引渡運動中成立的「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金總）在11月22日晚舉行特別會員大會，商討政治罷工的可能。我們難以估計罷工是否能在短期內成事，但是金總已經不是唯一一個新成立的工會。「組織工會、全民三罷」的標語海報遍佈了大學和城市的不同角落，比起以往任何時期，人們都知道路要怎樣走了，只是這條路也不好走，她並不比「勇武」之路容易。在選舉委員會的第三界別，有60個勞工界的席位，其選擇方式為一會一票，工聯會及其外圍工會在註冊工會數目中佔多數，所以這60個席位也一直是他們的囊中物。但是假如從金總開始，新工會運動能成形，那麼情况也可能帶來改變。街頭之路、社區之路、職場之路，社會抗爭之路並沒有盡頭。
文//陳敬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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