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30-阿離：生活達人：錮身鎖命，卻不能洗腦贏心
阿離：生活達人：錮身鎖命，卻不能洗腦贏心
8:39 30/3/2014
【明報專訊】梁振英於○七年曾撰文，題為〈人心尚未回歸國人仍需努力〉，提到港人對中國歸屬感薄弱，「把十．一國慶當作別人的國慶」。
梁氏有遠見，幾年前便明白，「如果香港人心長時間不完全回歸，將來台灣人心問題更不好解決。」
人心不歸，原因為何？威逼利誘，以人的生存條件要脅，再壓以嚴父之勢，就能安撫人心的創傷與懷疑？
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張少強嘆到，「大陸如果真的以這種政策處理兩岸四地，整個過程會很痛苦。」
內地歌手歡子有歌，歌名為《得到你的人卻得不到你的心》，其中一句，值得當權者念唱：「如果我得到你的人卻得不到你的心，就算得到全世界也不開心。」
研究被歷史湮沒的香港主體
張少強擅長的，是質性研究，即是，往往要到處奔走訪問，或把自己拋擲到陌生地方生活觀察，或埋頭於堆積如山的原始檔案蒐集資料的研究方式，花的時間，年月以計。他說，自己很少受訪，比較希望多放時間，蟄伏書桌上雕琢文章。這次拋頭露面，是希望自己與學術伙伴進行的香港研究，能讓更多香港人留意。
幾年來，社會上愈來愈多人談論香港，說愛。愛香港，以作為香港人為傲的人，未必太了解，她／他所愛的地方。學者長年默默無聞，為歷史補白，透過文字記錄、分析、呈現大歷史下頑強抵抗的主體，令後來者看見過去祖先的生命，以及體制在生靈烙下的痛和疤，勉戒後人別重蹈覆轍。張少強早期研究的，是新界的原居村民、天台屋抗爭行動、九龍仔的老人村；這些在大眾眼中不佔一席、微小的人與事，都是他着力研究的對象，亦是香港歷史中，被湮沒的部分。
個人的生命，在宏大歷史論述前，總被貶為沙沙石石。作為社會學家，對宏觀與微觀、體制與個人的關係，非常熟悉。當歷史論述與體制權力過於龐大，個人便容易顯得渺小；這種無力，在當下時空尤其強烈，但張少強中氣十足地說：「（個人）主體和權力是共生的，你支配得愈勁，主體產生的可能性愈多！」
一朵花，衝擊大中華帝國工程
近年，張少強主力研究中港關係及中央對港政策，從回溯歷史到連結當下，他認為，中共一直以經濟作為統整周邊地區的策略。以這次台灣服貿協議為例，他認為太陽花學運衝擊的，廣及幾重層面，「由經濟到跨境支配，到統整兩岸四地的大中華政策，以及在鄧小平以降整個中共政權在世界尋找位置的策略。」這套追求領土完整的大中華政策，與帝國打造工程相似，「新一代的權力運作已作範式轉移，追求的不再是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而是帝國式的運作，不再要求同化，容許混合體制。」這種帝國運作接受差異，無論是台灣民主、港英甚或是澳葡制度，都被容納在一個大平台中，以掌握經濟或生存條件來維持管治。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皆以經濟為統整華人主要地區無往而不利的武器，「加強經濟連繫，就是對其他地方進行一種對其生存命脈的控制。」
大陸的經濟政策深藏政治目的，向來借助貿易政策或經濟力量增加在海外以至全球的影響力。然而，張少強形容，台灣太陽花學運彷彿向這列長驅直進轟隆火車亮起紅燈，「台灣的例子就是說，單純用經濟不行，經濟不是建立共同關係的一個基礎，不能調解分歧，更可能是分歧的來源。」即便國家機器強推通過，反對聲音亦不會消失。在水炮聲和血光中誕生的服貿，預示了兩岸關係日後的荊棘滿途。
對香港錮身鎖命：供應食水食物
回顧歷史，中共一直以掌控人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來進行操控。在以意識形態為鬥爭重心的冷戰時期，在洗腦贏心方面，由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組成的港英政權往往大勝，中共政權唯一能維持對港跨境支配的方法，就是供應食水食物。張少強提出「錮身鎖命」的概念，以形容大陸對香港最根本的物質控制，「權力的運作不再講意識形態，卻是以控制人的生存條件來進行壓迫。」1959年，中共便在深圳開發「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作政治部署；計劃於1960年初定，北京即向英方提出供水建議；及至1964年，港英政府正式跟廣東省政府就供水簽下永久合約，從此東江水便成為港人的「政治水、經濟水、生命水」。除了食水，新鮮食物也是中共控制香港另一條生命線。一九五一年，北京責成由經貿部直轄香港華潤集團旗下五豐行作為內地供港食物的總代理，通過五豐行支配香港的食物市場，操控具有戰略價值的食品供應。目前，雖然大陸對香港的食物操控相對減退，但五豐行依然獨佔香港活豬供應。
CEPA對港利益沒有想像般大
錮身鎖命的底蘊，其實是一種生靈政治（biopolitics）策略，「最正接跟生命有關的是食物食水，但一個地方的命脈不止包括純粹維持生存的元素，還包括經濟發展。」張少強推斷，「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也是廣義的錮身鎖命其中一個部署，不是控制生存，卻是控制命脈，令你依賴內地經濟，或令你理解，你的未來出路是在那裏。」在大陸經濟崛起後，地緣政治面臨重組需要，以至香港的地緣位置和發展方向悉數改變，「九七前，香港全球位置的公式會令香港的發展和存在基礎建基於「海洋——英國——殖民主權——西方體系」，九七後變成「陸地——中國——民族國家——亞洲局面」，沿陸路找前途多過取海路尋出路。」
當年CEPA出台正值香港經濟低迷，港人沒抗拒地接受，「CEPA最重要的變化是，經濟貿易和政治正式公開地產生關係。」CEPA對港的經濟助益實質沒想像中大，根據張氏《錮身鎖命》一文，03至06年間，因CEPA而新增的職位只有35,000份，不足香港就業人口總數1%；03至07年間貨品交易總額最高紀錄也僅佔香港整體出口4.1%。然而，CEPA一出，便收得「中央救港」的政治宣傳，還意外地深刻改變了香港的電影工業與本土流行文化，標榜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合拍片蔚然成風，令本土電影被邊緣化。
愈支配，反抗愈大
一如手握人命，生靈政治極為強大，然而張少強警告，「這種以控制人的命脈和生存條件以作政治支配為目的的生靈政治策略，也可以是極高風險和玩火的，因為你揑住我喉嚨揑住我條命來逼我就範，到我反抗時，就係同你死過！」他留意到，近年來香港社會瀰漫黑色氣氛，「Thiscityisdying」成為港人絕望無助的共同呼喊，死的感覺成為新一輪社會運動的動員方式，「那是死士式的運作，香港正在死亡、陷入絕境式的反彈，就是生靈政治造成的。」當權力採取生靈政治達至支配人的目的，自然要將生活每個環節都滲入其中，無孔不入，「但另一個角度去看，它將每一個地方變成戰場。每一個生活環節出現的矛盾或錯失，都可以挑戰他的權力。」本來沒有政治目的生活現象，卻有很猛烈的政治效果。生靈政治產生的矛盾，往往令統治失靈，政權當初又怎料到幼稚園、地鐵、奶粉尿片等都是政治問題，還引起無數港人的反抗？
階級意識回歸管治論述火上加油
無論在香港或台灣，面對大陸張開的臂，統治階層及權貴階級往往是摩拳擦掌、急不及待投入其胸懷變成一個輪子或萬能插蘇的一群，然而反抗的質疑的，大多是人民。張少強認為，中央及特區政府再不能重複往日港英政府統治方式，因為社會上再沒一個團結各階層的意識形態，即使籠絡了權貴政商，也無法安撫中下層市民。
他說，目前景况，源於歷史偶然，也是政策失當。在經歷多次無常的經濟挫敗後，「香港普遍社會很能感覺到經濟發展不一定造福大眾」，「當經濟一轉，由政府至資產階級，一出事全部即（採取）緊縮政策，裁員減薪，置普羅大眾兼中產階級於死地也不顧，feel到喎！你還跟我說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再帶動所有人？我好清楚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是真的，下面那句是問號！」貧富懸殊的真實中，階級意識回歸；繁榮穩定的煙霧散盡後，擋在香港人眼前的巨物，是由資本帶動的不公結構，「今日愈來愈清楚，沒有單純經濟發展這回事，經濟發展可以影響文化、影響社區、影響政治運作，大家知道社會有結構、有階級，要批判的！」
再者，中央對港經濟策略亦出現無可預估的偏差，「以自由行而言，估不到他們的消費力是強勁到完全改變香港的街道格局，破壞了當地人的社區秩序，擾亂生活安寧。」面對龐大的自由行，香港人不但應接不暇，同時感覺自己的生活出了毛病，在社區層面爆發的矛盾不斷累積，加上新媒體的助力，零星事件由即起即散變為被加以積累、凝聚、滾動和流傳的一套論述，作為市民對權力階層的挑戰攻訐。「以經濟手段去鞏固跨境支配，把社區問題也變成了一個敏感尖銳的政治問題，衝擊統整政策」，「你要繼續向前行，就會不斷製造矛盾把你向後拉。」
然而，最令港人難忍的，是一種家長式管治與論述，「大陸的論述香港頂唔順呀！『我對你有恩』，擺出一個家長姿態。」張少強笑言，以供水為例，香港人心裏明白大陸有供水之惠，但當聽聞如前港澳辦主任魯平所言的斷水論時，本來的德政，也令港人覺得被恐嚇，「你講出口，就是敗筆」，「它的論述就是以道德建立一種關顧香港的父權思想、家長管治，「我養大你，你就要感恩圖報」，這就是赤裸裸地恐嚇，香港人反彈是很自然的。」如果大陸當真要以恩主論來強調或鞏固其認受性，香港也可高舉「殖民時期犧牲論」：大躍進時代，多少香港人千里還鄉，無私救濟同胞？在周恩來「充分利用，長期打算」的戰略下，香港深入敵方陣地，終年心在曹營心在漢，在惡劣情况下進行艱苦的政治鬥爭，以維持中國接通世界的窗口，難道不是犧牲？「但講這些都是沒用的，根本沒意義。」張少強嘆道。
父權壓迫對象可以是任何人
歷史熨壓在人心深處的新仇舊恨，斑駁刻骨。張少強最近讀冷戰，深明那時的壁壘對立形成了華人世界的斷層結構和分裂結構，「冷戰時期累積的分歧、隔膜、誤解確實存，在後冷戰的局面裏，不知如何面對和處理。」在今世，面對大陸這個龐然巨物，功利主義者奉它為一塊橫陳的肥豬肉，急欲上前吮食；但，吃肥豬肉絕對有代價。
「說香港的經濟成功是大陸造成的，是過度美化自我角色，也是家長主義式運作，好重父權色彩。」眼前這個在辦公室內放着一大幅李小龍和葉問海報的兩女之父、運動型中佬，竟向筆者批判起父權來，令人不禁感悟到，父權的壓迫對象可以是任何人。忽然，他靈機一動，從書架頂的13本硬皮《魯迅全集》中抽出一本，熟練的手翻揭到那一篇《我們怎樣做父親》，鏗鏘念出：「『父子間沒有什麼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致『聖人之徒』面紅耳赤的一大原因。他們的誤點，便在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權力思想很重，義務思想和責任心卻很輕。以為父子關係，只需『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
犧牲的，盡是生靈。
文阿離
圖陳淑安
編輯蔡曉彤
8:39 30/3/2014
【明報專訊】梁振英於○七年曾撰文，題為〈人心尚未回歸國人仍需努力〉，提到港人對中國歸屬感薄弱，「把十．一國慶當作別人的國慶」。
梁氏有遠見，幾年前便明白，「如果香港人心長時間不完全回歸，將來台灣人心問題更不好解決。」
人心不歸，原因為何？威逼利誘，以人的生存條件要脅，再壓以嚴父之勢，就能安撫人心的創傷與懷疑？
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張少強嘆到，「大陸如果真的以這種政策處理兩岸四地，整個過程會很痛苦。」
內地歌手歡子有歌，歌名為《得到你的人卻得不到你的心》，其中一句，值得當權者念唱：「如果我得到你的人卻得不到你的心，就算得到全世界也不開心。」
研究被歷史湮沒的香港主體
張少強擅長的，是質性研究，即是，往往要到處奔走訪問，或把自己拋擲到陌生地方生活觀察，或埋頭於堆積如山的原始檔案蒐集資料的研究方式，花的時間，年月以計。他說，自己很少受訪，比較希望多放時間，蟄伏書桌上雕琢文章。這次拋頭露面，是希望自己與學術伙伴進行的香港研究，能讓更多香港人留意。
幾年來，社會上愈來愈多人談論香港，說愛。愛香港，以作為香港人為傲的人，未必太了解，她／他所愛的地方。學者長年默默無聞，為歷史補白，透過文字記錄、分析、呈現大歷史下頑強抵抗的主體，令後來者看見過去祖先的生命，以及體制在生靈烙下的痛和疤，勉戒後人別重蹈覆轍。張少強早期研究的，是新界的原居村民、天台屋抗爭行動、九龍仔的老人村；這些在大眾眼中不佔一席、微小的人與事，都是他着力研究的對象，亦是香港歷史中，被湮沒的部分。
個人的生命，在宏大歷史論述前，總被貶為沙沙石石。作為社會學家，對宏觀與微觀、體制與個人的關係，非常熟悉。當歷史論述與體制權力過於龐大，個人便容易顯得渺小；這種無力，在當下時空尤其強烈，但張少強中氣十足地說：「（個人）主體和權力是共生的，你支配得愈勁，主體產生的可能性愈多！」
一朵花，衝擊大中華帝國工程
近年，張少強主力研究中港關係及中央對港政策，從回溯歷史到連結當下，他認為，中共一直以經濟作為統整周邊地區的策略。以這次台灣服貿協議為例，他認為太陽花學運衝擊的，廣及幾重層面，「由經濟到跨境支配，到統整兩岸四地的大中華政策，以及在鄧小平以降整個中共政權在世界尋找位置的策略。」這套追求領土完整的大中華政策，與帝國打造工程相似，「新一代的權力運作已作範式轉移，追求的不再是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而是帝國式的運作，不再要求同化，容許混合體制。」這種帝國運作接受差異，無論是台灣民主、港英甚或是澳葡制度，都被容納在一個大平台中，以掌握經濟或生存條件來維持管治。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皆以經濟為統整華人主要地區無往而不利的武器，「加強經濟連繫，就是對其他地方進行一種對其生存命脈的控制。」
大陸的經濟政策深藏政治目的，向來借助貿易政策或經濟力量增加在海外以至全球的影響力。然而，張少強形容，台灣太陽花學運彷彿向這列長驅直進轟隆火車亮起紅燈，「台灣的例子就是說，單純用經濟不行，經濟不是建立共同關係的一個基礎，不能調解分歧，更可能是分歧的來源。」即便國家機器強推通過，反對聲音亦不會消失。在水炮聲和血光中誕生的服貿，預示了兩岸關係日後的荊棘滿途。
對香港錮身鎖命：供應食水食物
回顧歷史，中共一直以掌控人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來進行操控。在以意識形態為鬥爭重心的冷戰時期，在洗腦贏心方面，由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組成的港英政權往往大勝，中共政權唯一能維持對港跨境支配的方法，就是供應食水食物。張少強提出「錮身鎖命」的概念，以形容大陸對香港最根本的物質控制，「權力的運作不再講意識形態，卻是以控制人的生存條件來進行壓迫。」1959年，中共便在深圳開發「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作政治部署；計劃於1960年初定，北京即向英方提出供水建議；及至1964年，港英政府正式跟廣東省政府就供水簽下永久合約，從此東江水便成為港人的「政治水、經濟水、生命水」。除了食水，新鮮食物也是中共控制香港另一條生命線。一九五一年，北京責成由經貿部直轄香港華潤集團旗下五豐行作為內地供港食物的總代理，通過五豐行支配香港的食物市場，操控具有戰略價值的食品供應。目前，雖然大陸對香港的食物操控相對減退，但五豐行依然獨佔香港活豬供應。
CEPA對港利益沒有想像般大
錮身鎖命的底蘊，其實是一種生靈政治（biopolitics）策略，「最正接跟生命有關的是食物食水，但一個地方的命脈不止包括純粹維持生存的元素，還包括經濟發展。」張少強推斷，「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也是廣義的錮身鎖命其中一個部署，不是控制生存，卻是控制命脈，令你依賴內地經濟，或令你理解，你的未來出路是在那裏。」在大陸經濟崛起後，地緣政治面臨重組需要，以至香港的地緣位置和發展方向悉數改變，「九七前，香港全球位置的公式會令香港的發展和存在基礎建基於「海洋——英國——殖民主權——西方體系」，九七後變成「陸地——中國——民族國家——亞洲局面」，沿陸路找前途多過取海路尋出路。」
當年CEPA出台正值香港經濟低迷，港人沒抗拒地接受，「CEPA最重要的變化是，經濟貿易和政治正式公開地產生關係。」CEPA對港的經濟助益實質沒想像中大，根據張氏《錮身鎖命》一文，03至06年間，因CEPA而新增的職位只有35,000份，不足香港就業人口總數1%；03至07年間貨品交易總額最高紀錄也僅佔香港整體出口4.1%。然而，CEPA一出，便收得「中央救港」的政治宣傳，還意外地深刻改變了香港的電影工業與本土流行文化，標榜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合拍片蔚然成風，令本土電影被邊緣化。
愈支配，反抗愈大
一如手握人命，生靈政治極為強大，然而張少強警告，「這種以控制人的命脈和生存條件以作政治支配為目的的生靈政治策略，也可以是極高風險和玩火的，因為你揑住我喉嚨揑住我條命來逼我就範，到我反抗時，就係同你死過！」他留意到，近年來香港社會瀰漫黑色氣氛，「Thiscityisdying」成為港人絕望無助的共同呼喊，死的感覺成為新一輪社會運動的動員方式，「那是死士式的運作，香港正在死亡、陷入絕境式的反彈，就是生靈政治造成的。」當權力採取生靈政治達至支配人的目的，自然要將生活每個環節都滲入其中，無孔不入，「但另一個角度去看，它將每一個地方變成戰場。每一個生活環節出現的矛盾或錯失，都可以挑戰他的權力。」本來沒有政治目的生活現象，卻有很猛烈的政治效果。生靈政治產生的矛盾，往往令統治失靈，政權當初又怎料到幼稚園、地鐵、奶粉尿片等都是政治問題，還引起無數港人的反抗？
階級意識回歸管治論述火上加油
無論在香港或台灣，面對大陸張開的臂，統治階層及權貴階級往往是摩拳擦掌、急不及待投入其胸懷變成一個輪子或萬能插蘇的一群，然而反抗的質疑的，大多是人民。張少強認為，中央及特區政府再不能重複往日港英政府統治方式，因為社會上再沒一個團結各階層的意識形態，即使籠絡了權貴政商，也無法安撫中下層市民。
他說，目前景况，源於歷史偶然，也是政策失當。在經歷多次無常的經濟挫敗後，「香港普遍社會很能感覺到經濟發展不一定造福大眾」，「當經濟一轉，由政府至資產階級，一出事全部即（採取）緊縮政策，裁員減薪，置普羅大眾兼中產階級於死地也不顧，feel到喎！你還跟我說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再帶動所有人？我好清楚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是真的，下面那句是問號！」貧富懸殊的真實中，階級意識回歸；繁榮穩定的煙霧散盡後，擋在香港人眼前的巨物，是由資本帶動的不公結構，「今日愈來愈清楚，沒有單純經濟發展這回事，經濟發展可以影響文化、影響社區、影響政治運作，大家知道社會有結構、有階級，要批判的！」
再者，中央對港經濟策略亦出現無可預估的偏差，「以自由行而言，估不到他們的消費力是強勁到完全改變香港的街道格局，破壞了當地人的社區秩序，擾亂生活安寧。」面對龐大的自由行，香港人不但應接不暇，同時感覺自己的生活出了毛病，在社區層面爆發的矛盾不斷累積，加上新媒體的助力，零星事件由即起即散變為被加以積累、凝聚、滾動和流傳的一套論述，作為市民對權力階層的挑戰攻訐。「以經濟手段去鞏固跨境支配，把社區問題也變成了一個敏感尖銳的政治問題，衝擊統整政策」，「你要繼續向前行，就會不斷製造矛盾把你向後拉。」
然而，最令港人難忍的，是一種家長式管治與論述，「大陸的論述香港頂唔順呀！『我對你有恩』，擺出一個家長姿態。」張少強笑言，以供水為例，香港人心裏明白大陸有供水之惠，但當聽聞如前港澳辦主任魯平所言的斷水論時，本來的德政，也令港人覺得被恐嚇，「你講出口，就是敗筆」，「它的論述就是以道德建立一種關顧香港的父權思想、家長管治，「我養大你，你就要感恩圖報」，這就是赤裸裸地恐嚇，香港人反彈是很自然的。」如果大陸當真要以恩主論來強調或鞏固其認受性，香港也可高舉「殖民時期犧牲論」：大躍進時代，多少香港人千里還鄉，無私救濟同胞？在周恩來「充分利用，長期打算」的戰略下，香港深入敵方陣地，終年心在曹營心在漢，在惡劣情况下進行艱苦的政治鬥爭，以維持中國接通世界的窗口，難道不是犧牲？「但講這些都是沒用的，根本沒意義。」張少強嘆道。
父權壓迫對象可以是任何人
歷史熨壓在人心深處的新仇舊恨，斑駁刻骨。張少強最近讀冷戰，深明那時的壁壘對立形成了華人世界的斷層結構和分裂結構，「冷戰時期累積的分歧、隔膜、誤解確實存，在後冷戰的局面裏，不知如何面對和處理。」在今世，面對大陸這個龐然巨物，功利主義者奉它為一塊橫陳的肥豬肉，急欲上前吮食；但，吃肥豬肉絕對有代價。
「說香港的經濟成功是大陸造成的，是過度美化自我角色，也是家長主義式運作，好重父權色彩。」眼前這個在辦公室內放着一大幅李小龍和葉問海報的兩女之父、運動型中佬，竟向筆者批判起父權來，令人不禁感悟到，父權的壓迫對象可以是任何人。忽然，他靈機一動，從書架頂的13本硬皮《魯迅全集》中抽出一本，熟練的手翻揭到那一篇《我們怎樣做父親》，鏗鏘念出：「『父子間沒有什麼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致『聖人之徒』面紅耳赤的一大原因。他們的誤點，便在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權力思想很重，義務思想和責任心卻很輕。以為父子關係，只需『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
犧牲的，盡是生靈。
文阿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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