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3-劉以鬯:寫,就要與眾不同

劉以鬯:寫,就要與眾不同
2015年04月23日


劉以鬯:寫,就要與眾不同黃勁輝(左)拍攝劉以鬯(中)的香港文學紀錄片將於9月公映,他與劉十多年來亦師亦友,過去五年更與劉氏夫婦緊密地相處。為全方位了解劉以鬯的大半生文學路,攝製隊走訪了香港、上海及新加坡拍攝。王家衛深受劉以鬯的小說影響,他的電影世界裡,深情的報館編輯周慕雲,是劉筆下人物與作者真身的一個結合。在《天堂與地獄》一書中,有一張1957年劉以鬯與太太羅佩雲的合照,附加他的親筆書箋,其中一句:「甘苦與共五十載,未嘗二十四小時分離。」


[系列專訪]2015年是香港文學界熱鬧繽紛的一年。一直被邊緣化的本土文學,今年昂然踏上舞台、更會走入影院。藝術發展局宣布今年96歲的香港文學鼻祖劉以鬯將獲頒終身成就獎。書寫大半生,在莊諧並重的作品背後,承載着他開創小說獨特格式的成果、透視了探索人性的用心。本報率先專訪這位大半生不群不黨、抱持童心看世界的文學巨人劉以鬯,今天他仍挽著太太的手,抽空坐坐電車或港鐵,去找他大半生至愛珍藏的郵票;也會看看都市與都市人的面貌,滋養他那一舉起筆、就能穿透靈魂與思想的筆觸,讓他繼續去書寫與眾不同的故事。

文:簡淑明   攝:黃文山

春末一個晴朗天,96歲的劉以鬯帶着太太佩雲,精神奕奕的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同行的還有拍攝了劉老師長達五年紀錄片的金馬獎編劇黃勁輝。我們將以系列報道,與劉以鬯及黃勁輝漫談一個世紀的文學路,也分享九月推出的《香港文學》紀錄片籌拍時的崎嶇。

這天,劉老師剛得悉自己即將獲頒藝術發展局的終身成就獎,是表揚他在香港文學上無可取替的成就,他仍是那麼漫不經心。開創文學意識流格式的《酒徒》、以雙線平衡發展的《對倒》、複式結構強調命運偶然性的《打錯了》,與透視人文關懷卻難逃命運播弄的《賣淫婦》,都是出自劉以鬯的手,都是他突破傳統文字格式而來的神作。電影界王家衛與杜琪峰深受劉以鬯的深遠影響。《花樣年華》的作家周慕雲梁朝偉、《奪命金》中的銀行職員Teresa何韻詩,都有劉以鬯筆下人物的影子。如果愛死了《2046》、《花樣年華》中周慕雲深情的獨白,或許意會到是由《酒徒》那無意識下癡言瘋語的酒後真言變奏出來。


 他見到鏡子裡的他  鏡子裡的他見到他

(鏡子裡的鏡子 1995年)
我們一行五人在他愛蹓躂的偌大商場閒遊。恩愛的劉氏夫婦閒逸地吃着他們過去55年來恒常如一的Brunch。是劉生的午餐、卻是劉太的早餐。「他早睡,早上吃點東西後就工作,我夜睡,有時凌晨四五時才去睡,咁多年習慣了,醒來時梳洗後我吃早餐,已經是他的午餐。」劉以鬯的思路清晰但聽力開始不靈光,他默默的吃,看着劉太跟我們閒聊着,偶爾會答腔。
劉以鬯近年一直想寫一個關於西港城與筲箕灣的電車故事,今天他仍愛坐電車,但最近也去了坐港鐵,閒遊西港島線,他說:「我哋坐地鐵去了香港大學站,想去西環屈地街,但行了去西寶城出口,要路太長。我想去買明信片,我知新開的地鐵站都會有明信片賣。我鍾意買大鐘樓、大佛或者香港街景的,日與夜的都買齊,好多都重複了。你知道嗎?明信片係集郵的一種,郵票是郵品中間的一種,我成屋都是郵票。」《對倒》的由來都是源於兩枚相連的郵票。一張他從倫敦投得的慈壽九分銀對倒舊票雙連票的圖案,產生了用對倒方式寫小說的動機,一正一負的雙連郵票,變成了一男一女在旺角街頭交叉而雙線地並行發展着,直至在戲院的同一排座位中相遇。這本1972年的小說呈現了獨特的寫作手法之餘,還讓讀者穿越時光地看到了今天的香港。

現在,港九到處矗立着高樓大廈,
所有熱鬧的地區都已變成「大廈的叢林」

(對倒1972)
「我記得我剛嚟到香港時,嗰陣時住喺香港六國酒店,可以望到對面海的半島酒店,同現在是完全不同,現在酒店出面已經好多大廈(已變成告士打道、灣仔入境大樓、會展中心),望唔到半島了。」電車的軌跡,其實正是沿著香港最原始的海岸線而來。「坐電車會見到商場及店舖,睇衣裳,但睇唔到大廈有幾高有幾多了。我都喜歡行街、行公園,早幾年周圍去,自己一個坐車坐到去天水圍、元朗及東涌。坐地鐵四圍去睇,好鍾意睇喺街上嘅人。」

它是一粒珠。它是天堂。
它是購物者的天堂。
它是匪市。它是一棵無根的樹。
它的時間是借來的。

(對倒1972)
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哲學系的劉以鬯,在歐洲文化濃厚的租界內,學習了西方哲學思辨訓練,他迷戀文學,矢志實驗全新藝術創造,拯救當時因循的小說格式。他1948年形單隻影的來到香港,加入了剛創刊的《香港時報》,雖曾離開過香港去新加坡,但1957年再回來,從此定居。那時為了生計,曾經要瘋狂跑格子,寫很多娛樂別人的東西來餬口。1962年就是在這心理狀態下寫出了《酒徒》,他提過,「要在忘掉自己的時候尋回自己。」但他從沒忘記,當初來港的原意是要傳揚中國文學到海外。

「我同香港嘅關係是,我在上海辦出版社,我唔出外國翻譯,專出中國文學作品。喺上海辦出版社,當時北方打仗,書出版了但收不到錢,我一個人來了香港,睇下時報喺香港有無得發展出版事業,仲有係,想企喺香港睇下海外華人嘅情況。可唔可以幫助我哋發行嗰啲書呢?我想嚟香港辦出版社。」這個理念,終究在他65歲的那年實現,用了往後的15年去實踐。


心與思想是一對孿生子。

宇宙是最大的東西,同時也是最小的東西。
(酒徒1963年)
與劉以鬯亦師亦友十多年的黃勁輝為他補白,「劉生的爸爸是國民黨蔣介石的翻譯官。戰後劉生在上海辦懷正出版社,佢希望以上海為基地,因為當時的上海係遠東最發達的地方,世界各地的物資都在上海接觸到,劉生希望憑出版社建立海外華文的網絡,但當時戰亂的局勢,唯有來香港繼續搞,但生活迫人,一直到65歲那年辦香港文學雜誌《香港文學》始做到,在內地北京及新加坡及加拿大華人也會買到,也廣納了好多華人作品,立足香港展望世界。」

黃勁輝與劉以鬯認識差不多20年,「以前讀書愛睇文學雜誌,投稿俾佢,劉生唔介意我係無名小卒,一樣俾我刊登。我如是,再之前係也斯、西西,佢認稿不認人。劉生可以話係戰後香港第一代的文學家,但如果講一力孕育本土出身的文學家,佢佔了一個好重要的倡導地位,他前半生寫作謀生,後半生一直在扶掖後輩。」


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界。

這個世界的將來,會不會全部被沒有生命的東西佔領?
(動亂1968年)
劉以鬯大半生不群不黨,雖背有父親是蔣介石翻譯官的身份,但他不左不右,一直在寫純文學作品。當年國共內戰,中共建國時,文化人也南下,有些去了台灣或香港。劉生雖一直在右派(國民黨背景)報紙工作,但他無政治立場,而當時的香港文學是左資的,有人調查過他的背景,當認同他的能力後終讓他主理香港文學。後來更曾有人邀請他做政協,但不愛政治的劉生一口拒絕了。」

「他由年輕至老,追求嚴肅文學,但有一種抗命的精神,以個人能力抗衡當時的文化風氣,他寫《酒徒》時幾乎罵盡香港60年代文壇的問題,寫武俠、黃色小說,很多同行都不高興,有出名作家化名去罵他。因此《酒徒》最初無人迷津,是十年後在台灣再版時,台灣學者重新研究及推崇他這種意識流的寫作方法,他在華文文學的世界裡,是一個跨地域的前瞻者。當中國因為政治紛爭而將文學走向政治化,劉生一直在香港推動著現代文學的發展,他是香港文學的開山祖師。」

我是一枚催淚彈。在混亂中,我最具權威。
我發散白煙時,人們就像見到一種古代怪獸似的,
快步逃避。

(動亂1968年)
不左不右的劉以鬯,筆下記載過荒誕的、危險的香港,將社會生活的真實融入虛構情節,為香港歷史加上注釋,其中他亦提及過67暴動。他主動說:「我1968年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動亂》,我嗰陣時在北角住,行出騎樓就可以睇到對面街及皇都戲院嘅情況,我記得嗰陣時有好多人企滿了一街電車路。」那篇正是以擬人法,透過死物的視野呈現了67暴動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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