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17-吳曉真：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
吳曉真：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
2018年5月17日
【明報文章】筆者早前撰文（註）提到，大學教資會一面悄悄縮減原意讓大學可作整體規劃的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s），一面把資源轉移到由教資會直接審批且須競逐的指定用途項目（earmarked grants）。文章刊登當日，區諾軒議員在立法會引用文章內容向特首提問。特首事忙，無暇了解教資會撥款趨勢，只回應指這10多年間大學撥款沒有增加是正常的，因學額沒有增加，「它做的事是沒有增加」。學額不同學生人數，筆者好奇學制「三改四」，多出一年的學生是誰在教？何况學生人均資助不是「沒有增加」，而是一直減少。先不談教資會的種種措施是否妨礙了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它們對大學生態造成的影響、對大學精力的消耗，卻是有目共睹的。
長散工與重研輕教 皆因教資會而來
撥款及收入來源零碎化的第一個影響，是職位零散化。專項撥款年期大多1年至3年不等，聘約相應就短。同時項目負責人往往需申請減少課擔（teaching relieve），由兼職講師代課。兩者造成過去十數年間，大學出現大量兼職講師和短期合約人手的現象。這些零散工可能在同一大學工作超過十年八載，一個項目接另一個項目；兼職講師可能每學期代不同教授的課。撥款來源不穩定，部門難作長期承擔，大批教研和支援人員都只能「打長散」。
教資會從舊資源切割出的新項目以研究為主，而佔整體補助金四分之一、用於研究的「R-portion」又與院校研究表現和競逐研究資助局撥款（REF）結果掛鈎，直接造成大學「重研輕教」以至「教研分家」的趨勢。大學以高薪全球聘用有「學術嫁妝」的學者；未有研究出版的年輕本地學者大多只獲安排教學職位（現稱「講師」者）。至於教授職級的，「不出版就完蛋」已是眾所周知，根本不論長約短約。這些現象對培養本地年輕學者打擊之深，以至這些措施是否真能促進優質研究，需有識者另書。這裏只指出這些大學職場怪現象，是教資會政策的直接後果。
扭曲的大學生態 行政負擔巨大
外間不輕易見到的，是政策帶來極其沉重的文件和行政工作。每輪項目審批都牽引校內多層協調（或施壓）。有幸或不幸獲選的，往後就是多輪的進度及財政報告。收入來源愈繁雜，交代的工夫就愈多。以往部門只需管好block grant帳戶就好了；現在一個小部門手上往往也有十數個以上的專款專用戶口。以學額回撥為例，教資會要求大學開發新課程爭奪原有學額。這些課程推出多有試行意味，學額甚少；但多一個課程就多一個課程主任，財政預算、課程檢討等所有行政工作都多一套。成本效益之差，競逐成功的大學都驚覺「追得到也未必好」。
至於不同的表現評估無日無之，除了前文提到的「RAE」研究評審，針對整體教學，教資會在2007年成立質素保證局（QAC），全面檢查院校教學質素，並引入賞罰機制。大學為應付教資會審查，RAE前又有模擬RAE，QAC審查前又先有模擬審查。而每輪評審的角度、方法和要求都不一樣，每次都是新生事物。RAE源自英國，QAC來自澳洲，大學每次都要聘請不同海外顧問指點明燈。評審雖是數年一度，但大學最少得在一年多前開始準備；評審報告出爐，大學又得回應。在五花八門的評審下，相關的文件工作根本年終無休。
教資會管得嚴、管得密、管得一刀切
本來就是為鼓勵大學財政獨立而衍生的自資課程，成功為大學帶來額外收入，至2011年卻被教資會斥責是「小金庫」，於是又有新一輪管制措施，旨在確保教資會撥款並無補貼自費課程。去年教資會推出要求教師填寫工作時數的建議，即是此措施一部分。因建議敏感，引起爭議及一些公眾關注，實情這只是教資會精密管理的眾多例子之一。
現代化管理當然少不得森羅萬象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數年前中大就推出過一份過百項的KPI文件，每個部門一份，標列各部門在每個KPI的表現，以鞭策系主任「跑數」。因文件太浩瀚，在無即時外間壓力下，系主任勇敢視而不見，事情才不了了之。巧合的是2016年教資會推出大學管治報告，6項建議其中之一，就是大學應制訂KPI。今年起「八大」（8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付公帑資助的院校）須簽訂「大學問責協議」和各範疇指標，正是從這份大學管治報告而來。報告並載有一個範本，與當年中大推出的不謀而合。有先見之明的，恐怕不止中大一家。顯然這份報告出爐之前，教資會已向大學施壓多年了。
誰來平衡教資會？
這些嚴格精細的檢查從來沒有交代過的，是教資會的工作是否有效促進了香港高等教育質素。在撥款零碎化下，部門和教研人員難作長期規劃，人才朝不保夕，大量文件工作消耗了院校能量。沉重的評核和競逐壓力一層層下達至每一個教員身上，造成各級之間大量摩擦。工會每年接收大量有關升遷評核的申訴，老師與管理層缺乏互信，工作氣氛難言和諧，合作更是困難。這些大概不是能造就蓬勃創意、讓學者專心鑽研學問、學子快樂學習的環境。
至於教資會政策之一刀切，導致原非定位為研究型的大學亦要追逐研究撥款，甚至造成本地大學惡性競爭，這些都是需要社會正視的問題。
大學中人常問：教資會終日評估大學各方面表現，那麼又有誰檢討教資會？這當然是一個好問題。但教資會說，教資會其實代表業界，它22名成員中有7人是海外學者，6人是八大代表，3人來自本地其他教育界別。惟觀乎教資會會議出席率，海外學者出席率偏低。八大代表則礙於角色衝突，常是有口難言，在各小組委員會的比例更是大大減少。談起教資會，他們大抵會說主導的是商界成員，無奈「教資會不代表我」。
當這樣的教資會打算「大包圍」設定指標，我們是否也應全盤檢視多年累積下來過分嚴密的管束措施對大學教育造成的傷害，以至跟教資會算算帳，檢討其角色，為大學適度鬆綁，讓大學重建健康的教研環境？
註：〈算大學教資會的帳〉，2018年5月3日《明報》（bit.ly/2KPrDby）
吳曉真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前會長
2018年5月17日
【明報文章】筆者早前撰文（註）提到，大學教資會一面悄悄縮減原意讓大學可作整體規劃的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s），一面把資源轉移到由教資會直接審批且須競逐的指定用途項目（earmarked grants）。文章刊登當日，區諾軒議員在立法會引用文章內容向特首提問。特首事忙，無暇了解教資會撥款趨勢，只回應指這10多年間大學撥款沒有增加是正常的，因學額沒有增加，「它做的事是沒有增加」。學額不同學生人數，筆者好奇學制「三改四」，多出一年的學生是誰在教？何况學生人均資助不是「沒有增加」，而是一直減少。先不談教資會的種種措施是否妨礙了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它們對大學生態造成的影響、對大學精力的消耗，卻是有目共睹的。
長散工與重研輕教 皆因教資會而來
撥款及收入來源零碎化的第一個影響，是職位零散化。專項撥款年期大多1年至3年不等，聘約相應就短。同時項目負責人往往需申請減少課擔（teaching relieve），由兼職講師代課。兩者造成過去十數年間，大學出現大量兼職講師和短期合約人手的現象。這些零散工可能在同一大學工作超過十年八載，一個項目接另一個項目；兼職講師可能每學期代不同教授的課。撥款來源不穩定，部門難作長期承擔，大批教研和支援人員都只能「打長散」。
教資會從舊資源切割出的新項目以研究為主，而佔整體補助金四分之一、用於研究的「R-portion」又與院校研究表現和競逐研究資助局撥款（REF）結果掛鈎，直接造成大學「重研輕教」以至「教研分家」的趨勢。大學以高薪全球聘用有「學術嫁妝」的學者；未有研究出版的年輕本地學者大多只獲安排教學職位（現稱「講師」者）。至於教授職級的，「不出版就完蛋」已是眾所周知，根本不論長約短約。這些現象對培養本地年輕學者打擊之深，以至這些措施是否真能促進優質研究，需有識者另書。這裏只指出這些大學職場怪現象，是教資會政策的直接後果。
扭曲的大學生態 行政負擔巨大
外間不輕易見到的，是政策帶來極其沉重的文件和行政工作。每輪項目審批都牽引校內多層協調（或施壓）。有幸或不幸獲選的，往後就是多輪的進度及財政報告。收入來源愈繁雜，交代的工夫就愈多。以往部門只需管好block grant帳戶就好了；現在一個小部門手上往往也有十數個以上的專款專用戶口。以學額回撥為例，教資會要求大學開發新課程爭奪原有學額。這些課程推出多有試行意味，學額甚少；但多一個課程就多一個課程主任，財政預算、課程檢討等所有行政工作都多一套。成本效益之差，競逐成功的大學都驚覺「追得到也未必好」。
至於不同的表現評估無日無之，除了前文提到的「RAE」研究評審，針對整體教學，教資會在2007年成立質素保證局（QAC），全面檢查院校教學質素，並引入賞罰機制。大學為應付教資會審查，RAE前又有模擬RAE，QAC審查前又先有模擬審查。而每輪評審的角度、方法和要求都不一樣，每次都是新生事物。RAE源自英國，QAC來自澳洲，大學每次都要聘請不同海外顧問指點明燈。評審雖是數年一度，但大學最少得在一年多前開始準備；評審報告出爐，大學又得回應。在五花八門的評審下，相關的文件工作根本年終無休。
教資會管得嚴、管得密、管得一刀切
本來就是為鼓勵大學財政獨立而衍生的自資課程，成功為大學帶來額外收入，至2011年卻被教資會斥責是「小金庫」，於是又有新一輪管制措施，旨在確保教資會撥款並無補貼自費課程。去年教資會推出要求教師填寫工作時數的建議，即是此措施一部分。因建議敏感，引起爭議及一些公眾關注，實情這只是教資會精密管理的眾多例子之一。
現代化管理當然少不得森羅萬象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數年前中大就推出過一份過百項的KPI文件，每個部門一份，標列各部門在每個KPI的表現，以鞭策系主任「跑數」。因文件太浩瀚，在無即時外間壓力下，系主任勇敢視而不見，事情才不了了之。巧合的是2016年教資會推出大學管治報告，6項建議其中之一，就是大學應制訂KPI。今年起「八大」（8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付公帑資助的院校）須簽訂「大學問責協議」和各範疇指標，正是從這份大學管治報告而來。報告並載有一個範本，與當年中大推出的不謀而合。有先見之明的，恐怕不止中大一家。顯然這份報告出爐之前，教資會已向大學施壓多年了。
誰來平衡教資會？
這些嚴格精細的檢查從來沒有交代過的，是教資會的工作是否有效促進了香港高等教育質素。在撥款零碎化下，部門和教研人員難作長期規劃，人才朝不保夕，大量文件工作消耗了院校能量。沉重的評核和競逐壓力一層層下達至每一個教員身上，造成各級之間大量摩擦。工會每年接收大量有關升遷評核的申訴，老師與管理層缺乏互信，工作氣氛難言和諧，合作更是困難。這些大概不是能造就蓬勃創意、讓學者專心鑽研學問、學子快樂學習的環境。
至於教資會政策之一刀切，導致原非定位為研究型的大學亦要追逐研究撥款，甚至造成本地大學惡性競爭，這些都是需要社會正視的問題。
大學中人常問：教資會終日評估大學各方面表現，那麼又有誰檢討教資會？這當然是一個好問題。但教資會說，教資會其實代表業界，它22名成員中有7人是海外學者，6人是八大代表，3人來自本地其他教育界別。惟觀乎教資會會議出席率，海外學者出席率偏低。八大代表則礙於角色衝突，常是有口難言，在各小組委員會的比例更是大大減少。談起教資會，他們大抵會說主導的是商界成員，無奈「教資會不代表我」。
當這樣的教資會打算「大包圍」設定指標，我們是否也應全盤檢視多年累積下來過分嚴密的管束措施對大學教育造成的傷害，以至跟教資會算算帳，檢討其角色，為大學適度鬆綁，讓大學重建健康的教研環境？
註：〈算大學教資會的帳〉，2018年5月3日《明報》（bit.ly/2KPrDby）
吳曉真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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