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4-七情上面：香港重傷，民間自救

七情上面：香港重傷，民間自救

2020年5月24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上周談到，去年底，哈佛醫學院舉辦講座，Thomas Hübl主講完畢，問答環節第一問，就是香港的集體創傷，現在進行式，傷口今天仍在淌血。Hübl直接回應：一、愈早處理，愈能減輕後遺症的殺傷力。二、促進溝通，表述創傷，建立一個互相扶持的社群。三、執善固執，持守信念，從自身的信仰鞏固精神力量。

Hübl是個Mytic，不時用neuroscience的科學語言，但他的學說頗玄，很難驗證，例如他認為，我們都誕生於集體創傷之中，看世情、見世身，早已有創傷的視角。德國的後生仔，沒有經歷納粹罪行，也可以出現創傷後的壓力症狀。Hübl講到似層層，我不想走進玄學的迷陣，他回應「港傷」的三點，我希望用較為傳統的社會心理學作出解釋。香港公民社會活躍，應可盡早回應「港傷」，愈早就愈能防止創傷僵化而成病態。

周前旺角衝突，警察要求眾多記者蹲下。他們毫無反抗之力，警員卻狂噴胡椒水。在現場的朋友，合法採訪，規行距步，竟要蹲下被直噴面部，還要忍痛忍罵，氣頂大半小時之久。記者被放行後，在街頭兜圈慢行，口中念念有詞，卻忘記了當時為什麼失常兜圈，事後還發了幾晚噩夢。

這個記者同工，可以在同事之間分擔創傷後的壓力，也可在社交媒體分享感受而得到共鳴。然而在公共空間，我們所面對的，是另一個語言暴力的戰場。林鄭說香港沒有警暴，中央強調黑暴種下恐怖主義禍根，警察說他們運用的武力適當，止暴制亂，天經地義。但政權陳述的故事，與受暴者的經驗截然不同。警察明明虐待記者，違反人道，還自稱勇毅忠誠，傷害記者是為了控制場面。自圓其說，其實是在創傷之上，加上一層死死實實的鹽巴，「乸」到飛起，痛上加恨，受害人仲要食你隻死貓，真係哽唔落。而比起穿頭爆眼，這個警暴小插曲，只是集體創傷的一個很小的傷口。

建民間社會 保存港傷故事

上周談到，「港傷」的殺傷力普及而廣泛，世界上案例甚多，愛爾蘭、巴勒斯坦、東帝汶等，都有遠比香港慘烈的傷亡及巨大的社會變化。今天香港重傷，在你眼前一天一天展現，大家幾乎可以感受傷口如何漸漸深入社會肌理，並目擊受害群體的身心變化，由激動、沮喪、無助、疲累，最後滑進情緒病態之中。此時此刻，了解、掌握和討論什麼是創傷，了解其性質與後果，知道得愈早愈好。多討論，多分享，可快一點建立一個Trauma-informed 的民間社會。政府不承認、不面對，粗暴地以片面「真相」掩藏港傷。政府不做，民間可以做。翻查世界上其他案例，往往就是當下的政權製造創傷，然後否認創傷。慘痛的故事，要靠民間迂迴曲折的方法，療癒、表述、一代傳一代，銘記歷史教訓。

事態發展至今，港人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現實：當監警報告出爐，梁定邦話：唔信警方信邊個呢！林鄭宣告「香港真相」，真相係，沒有警暴，只有黑暴。她明確表示不會獨立調查。警暴變本加厲，警方發言人指鹿為馬。中共以及特首高官，拒真相於千里之外，真相永久封存，唔准調查，唔可以提、唔可以講。2019年開始、至今不止的港傷，可以講嘅係：警隊忠誠勇毅，止暴制亂，此乃鐵一樣的官方定調。公共醫療系統不會調配資源處理創傷，主流教育及社福機構亦忌諱不談。在此困局，如何建立一個創傷自覺的民間社會？

普及創傷認知 動搖社會價值

第一步是普及的創傷認知（Trauma-informed awareness）。集體創傷動搖社會價值的根基，身心受創、人命傷亡之外，亦引起身分危機，改變集體記憶，衝擊既有的社群界線，翻天覆地，一再追問：我們是誰？社會如何走下去？倖存者如何生活下去？

從文獻所見，施暴社群面對嚴峻的道德危機，不離以下幾種對策：否認創傷，掩藏真相，淡化罪行。當事件告一段落之後，用盡方法改變集體記憶。當事件已成隔代歷史，施暴社群（十年後的香港警察），會企圖切斷歷史的連繫，2019的施暴者被凍結於檔案。

歷史中亦有成功「解結」的例子，如南非、南韓、愛爾蘭，重現真相，施暴者承擔責任，公開道歉後得到特赦。南非的曼德拉，不站在施暴與受暴的任何一方，而是為整個南非的將來努力斡旋。成功得來不易，而且是在社會飽經苦難的多年之後。香港呢？今天的苦難只是開始，真相封存，我們須面對冤案不解的漫長煎熬。

第一件可做的事：在官方版本以外，建立民間門路，彼此表述創傷故事、分擔沉積不散的痛傷。民間的表述空間十分重要。當創傷愈沉愈深，深到一個程度而麻木無感，absence of emotion，洶湧的情緒消失了，或錯亂了，以扭曲的方式爆出來。風吹草動，馬上反應，但反應往往是錯亂的：遷怒於人，小小刺激大動干戈；或無端愁眉不展，心悸手震有如驚弓之鳥。早一點有個安全的環境，把創傷經歷描述、覆述、修正，可以紓緩情緒瘀塞的病態發展。

創造空間讓受害者說故事

我們不能單靠正統的臨牀心理輔導及精神病治療，除了費用昂貴之外，受害者對社會建制亦失去信任。民間可以動手自救：媒體的深度訪談、社區的分享會、各種沙龍群組，在工作及朋儕圈子，在日常生活，也可以更敏感體察有創傷迹象的朋友。這也是文首Thomas Hübl的建議，就是創造互相表述的社群空間。如果我們用social representation的角度去理解，就會明白「說故事」的重要性。香港集體創傷裏面，警察與市民，權力/暴力/武力不對等，創傷之中，強權犯下罪惡較多，勇武的暴力罪行較弱。有罪惡感就有強烈的動機去掩藏，而掩藏必須靠有利於自己的representation。所以記憶、表述、故事，都是一場有血有淚的角力。民間若能創造空間，讓受創、受虐者抒發他們的故事，能夠減輕創傷「病變」的嚴重性。

香港本來是個功利社會，一下子變成創傷社會。功利社會需要效率與回報；創傷社會需要心靈觸覺與同理心。各種靜觀、默想、靈修、藝術治療、生死教育，都是回應集體創傷的有效方法。這些不是坊間所說的心靈雞湯。我自己所體驗這個spiritual turn，目的是深度連繫自己內心的感受，寬容接納自己，接納苦難，一步一步走下去。

本欄寫過不少生命自覺的案例，大家可以重溫過去一年的文章。當愈來愈多人訓練自己的心靈觸覺，對社會整體創傷會有穩定作用。Hübl經常在創傷社會（如巴勒斯坦）舉辦分享會，三、四十人的小組裏，一半是受創者，另一半是有靜觀經驗的「修行者」。當大家分享暴力故事，傷痛的激烈情緒，會被安定的聆聽者吸收、消化，變得平靜下來。反過來，如果受傷者互相「放負」，受創社群也會激化一種「competitive victimhood」，彼此競爭對創傷的詮釋，並且不認同對方提倡的求生對策，社群分裂之後再分裂，認同碎片化，削弱共同的安全網。在一些案例中，集體控訴會僵化而成post-traumatic worldview——高度警覺、強迫性的危機感、仇恨概括化、漠視敵對社群的任何善意，對方任何批評，均視為惡意挑釁。

創傷之後 有新的信念價值

所以，活於香港今天這個創傷社會，多一點靜觀、多一點自覺、多一點同理心，香港就多一份復原的力量；一方面減輕激進/排他的「後創傷世界觀」，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創傷轉化為精神力量。以色列社會心理學家Gilad Hirschberger，長年研究社群如何在創傷之後，創造新的共同信念與身分價值。他指出多層面的意義創造：一、巨大威脅激發社群生存下去的意志及新規範；二、創傷觸發創作，新的文化象徵系統慢慢形成；三、新冒起的「集體我」跨代承傳；四、苦難令社群孕育一種強烈的時代意義，拒絕忘記集體記憶；身分之所繫，來自於創傷的源頭；五、經過時代的洗禮，創傷成為社群認同的核心事件，改變了社群中人如何理解自身與社會環境。

香港面對大苦難，也開始經歷上述這些文化重構的過程。翻開歷史，大苦難都是人性大觀園。你會看見自私、自保、出賣、驕妄、暴虐、欺壓、赤裸的暴力與謊言。你也會親身經歷人性的磨練、正義的堅持、無私的關愛、平凡生活裏不平凡的善良。

文//馬傑偉

編輯//劉家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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