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24-李兆富：政府撈過界，吃力不討好

李兆富：政府撈過界，吃力不討好
19:47 24/2/2016

■有聲音認為政府規模膨脹無助解決社會問題。資料圖片

「假如不是法律規定，有沒有人會乖乖地將收入上繳政府？」絕大多數人心底裏答案，都應該是一樣。
「假如人人都不交稅，政府哪裏來的錢，去支付各樣開銷？」當然，政府不會生財，官僚和政客慷他人之慨，每分每毫都來自市民，這一點，相信沒有人反對吧？退一萬步說，就算不是各種收費和稅種，政府借回來的，又或者是靠出售出租土地收來的，到最後也是來自民間；嚴格來說，政府庫房中的錢，不是直接稅，也是間接稅。
避免政府體制膨脹，就是長遠減少市民負擔最有效的方法。就算像香港，直接稅率雖然不高，但香港政府在土地價值鏈的最頂層，一切好像沒有代價的公共開支，其實還是由你、我、他一點一滴地貢獻。
近年越來越多人說要打破以土地收益支撐的公共財政制度，改以提高稅收來替代，表面上像是另一種財富再分配的模式，但想深一層只要政府規模繼續膨脹，無論是增加稅收抑或是繼續依賴土地收入，其實都一樣是富了官僚政客窮了人民，分別只在朝三暮四，還是朝四暮三。
「向富人徵收更重的稅，不就是更公平嗎？」請不要忘記，今天在「有香港特色的價值鏈」當中，富有的人也就是擁有土地使用權的一群。沒錯，他們付出更多的錢換來地權，可是不代表最終的財政壓力全部落在這群人身上。事實上，今時今日投訴地價令百物騰貴的一群，往往就是沒有業權的人。同樣道理，要是提高向富人徵收的直接稅，也不代表窮人從此就得到更多的好處，因為沒有人知道，在整個社會格局當中，最終承擔了所有代價的是誰。

最理想的模式是藏富於民

「財富再分配，不是政府的功能嗎？」沒錯，但請勿忘記，在社會上還有許多途徑去為最無助的人提供支援。曾幾何時，香港的慈善機構發展得非常好，甚至連最早的廉租屋，也是由慈善機構去提供。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政府要取代民間社會，廣義地行政吸納政治，社會上的由民間慈善機構提供的服務，由醫療教育到各種服務都被建制化。今時今日，唯一剩下真正純粹民間的慈善活動，只有動物權益和對第三世界的援助。
評估特區政府佔香港社會的比重，不可以單看公務員人數，又或者經常開支，而要考慮究竟有多少人和機構經過多年來在建制中「被馴化」。許多表面上獨立的社福團體，其實都已經不懂得向社會募捐；它們的管理層，根本就是官僚的一部份。此外，其他如體育、文教甚至有宗教背景的民間組織，都越來越有官僚味，資金來源也越來越依賴政府，又或者像馬會等由政府授權的寡頭壟斷。從此觀之，特區政府體制規模其實一點也不小。
回到最初的命題：交稅是義務，否則便沒有人交稅。義務（Duty）和責任（Obligation）表面上是兩個差不多的概念，但仔細去分，義務應該理解成別人對我們的期望和制約，而責任就是我們要對自己有所交代；兩者雖有關連重叠，但又不盡相同。義務意味某種價值交換；我們有義務交稅，政府官員其實也對市民有義務讓每分每毫用得其所。當禮崩樂壞，社會一切都依賴外界的制約而維繫，群眾便淪落到只知道要別人履行對自己的義務，偏偏忘卻自我反省個人的責任；官員政客，亦不會在乎付託到他們手上的公帑。
許多有能力的人，都相信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他們絕對有心有力去扶貧濟弱。我明白，在許多香港人眼中，要是沒有了政府，教育、醫療和文教等範疇，都會頓失支柱。不過，我也要指出，政府在這些範疇，在提供最基本的服務以外，其實有心無力；當下香港，政府「撈過界」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多吃力不討好，市民期望和政府能力的落差，明顯越來越大。其實最理想的模式，就是藏富於民，信任我們身邊的人，讓民間社會守望相助。


李兆富
Common Ground HK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