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2-星期日現場：活在失敗政府的災難之中
星期日現場：活在失敗政府的災難之中
2020年3月22日星期日
倫敦街頭（Jorge Martin提供）
【明報專訊】英國全國封鎖前夕，我竟然想起一個月前讀到彭博的一篇報道。文中形容香港出現「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徵兆──像前蘇聯解體前，市民爭相搶糧食、為基本日常需要不斷排長龍、商店貨架空空如也。「失敗國家」通常是指政府沒有能力顧及人民基本所需，因此人民應當質疑其認受性。當時文章劍指香港政府面對疫情的施政失敗，身為香港市民，我讀着報道，首肯心折。如今，目睹英國疫情下的種種，我對這個「失敗國家」的類比又多了不同層次的想像。
先回帶一看。對英國人而言，肺炎新聞，到上星期為止，還像是遠在敘利亞的戰火。當全歐洲作不斷程度的封鎖，意大利死亡人數急升之際，英國街頭照樣是多姿多采，一切如常。我在肯特郡小鎮，從來沒見過一個口罩。其實許多留英亞裔心知不妙，但為了不被當地人歧視排擠毒打，只能調低自己的防疫意識來遷就。有關白人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y）如何成為疫症幫兇，我已在〈滯英有感──談英國白人優越主義於疫症製造的三次傷害〉一文詳述，在此不贅。保守黨政府在二十號才強行關閉全國學校、飲食與娛樂場所，慢了意大利足足兩星期。如今看着意國多到無力處理的屍體，全世界都用該地疫情作自我警惕。但我很難不憂慮英國短期內必然超意，邏輯告訴我，這個慢，是有代價的，英國必定成為歐洲瘟疫重災區。有人問，是否選擇了留英抗疫？我說「抗疫」二字實在當之有愧。首先我非前線醫護，而身為有SARS經驗的港人，又沒有好好搞提高英人抗疫知識的社會運動。面對公眾壓力，我只是隻既跑不動、又怕事的港豬而已。
削減公共福利 加快疫情失控
其實保守黨多年來不斷向公共醫療福利削資，英國四處是倒閉的警局、消防局、圖書館。自2010年起，已有六十間醫院倒閉或降級。有公立醫院護士因為失業，要到食物銀行拿糧食，成了新聞。但結果，不斷提倡緊縮政策的托利黨，去年壓倒性勝出選舉。所以，在這個脈絡當中，我們就不難理解約瀚遜班子汰弱留強的防疫政策，其實是這個治國意識形態的轉檔（gear change）。因為有太多科學家批評冷血或不可行，所以什麼羣體免疫（herd immunity）已經沒有人再提了。但說白一點，現實就是已嚴重資源不足的英國國民保健系統（NHS），對疫情實在完全招架不住。聽過有不少例子，是有人已出現所有肺炎症狀，到公立醫院求醫，但醫院就是不檢驗。能回家的，就叫你回去自行隔離，與其家人困在一起。有報道指NHS要倒過來向私立醫院以每天二百多萬鎊租用八千個牀位。市面出現自行檢測冠狀病毒試驗劑，盛惠港幣三千元。我會為自身安危緊張，但我更為真正高危一族擔憂──除了老幼與長期病患者，還包括破英紀錄的32萬無家者。英國首席醫療官惠提（Whitty）指，最壞情况下，會有八成人感染。如果死亡率不超過預計最高的0.03％，那個最壞情况即是最終有160萬人死亡。坦白說我實在理解不到這個死亡數字，對上一次遇過上百萬人是在香港的反政府示威，當我想像有這麼多具屍體的時候，我只想到人間地獄。這個不是大家說的佛系抗疫，是魔。
新自由主義 公民淪為消費者
這個成魔之路，或者我們可以理解成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下出現的後果。不少人將新自由主義簡稱為資本主義的加強版──它連傳統上認為是公民權利的教育、醫療等等，通通放置於自由市場競價，什麼也能買賣。George Monbiot形容，新自由主義把人與人的關係與競爭劃上等號。公民被重新定義成消費者，他們的民主主義實踐被導向成只有買與賣的選擇，最後勝者獲得獎勵，敗者受到懲罰。現行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推手，其中一個當然就是戴卓爾。她在任時奉行自由市場、私有化、緊縮公共開支、鼓吹民族主義等作風，對英國政策有巨大影響，學者稱之為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保守黨多年來對NHS虎視眈眈，並不是新聞，把曾經全民免費的醫療系統私有化，早已是約瀚遜班子計劃之內。Monbiot說的「懲罰沒有消費能力的人」，如今實在是顯而易見。差不多每個人都能預視，這個推算出來的死亡數字，幾乎都是先指向社會弱勢，他們本來就不在緊縮政策下的保障範圍內，只是疫情暴露了他們實際上如何脆弱、如何沒有經濟競爭力。也就是說，在沒有瘟疫之前，他們已面臨被淘汰。當然疫情甚至能製造更多買賣：從英國要私人負擔的三千元試劑，到特朗普想用巨額壟斷德國藥廠出產的疫苗，就看到公民怎樣被約化成一個個可榨壓的消費者。Naomi Klein於2007年出版的《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更梳理出災難與資本主義制度關係的端倪。她研究過全球多個案例，如蘇聯解體、南亞海嘯、新奧爾良颱風等等事件，政府如何在恐慌之中，強化市場自由主義。Klein留意到，特朗普因是次全球大疫症，嘗試推行暫停薪俸稅，目的是為了把社會安全計劃（Social Security）私營化。
災難也許可以帶來改變
香港政府管治下的「失敗」症狀，相信疫症爆發以後，大家已親身感受得到，不用爭議。如今目睹英國空置的商店貨架、美國有人因爭奪廁紙而大打出手、兩地體無完膚的醫療系統、被炒至天價的醫療用品，徵兆竟然類同。在這個意義下，我們是否活在一個更大的失敗當中？或者倒過來看，這個失敗，其實正正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成功？它不是失效了，而是要我們在惶恐中，更甘於馴服成單純的經濟動物？對於這點，Klein的研究提供了正面的參考──恐慌與災難，並不等於必然步入災難政治的圈套。災難同時間讓人有勇氣重想並嘗試本來看似不可行的想像。在右翼保守黨獲大多數人支持執政的時代，坊間竟然開始出現討論聽落相當「左」的應變措施：政府補貼高達八成的薪水，來防止市民因封鎖令而被解僱；租戶在疫症爆發期間，不能夠被終止租約；如租客出現經濟問題，業主可以延遲償還按揭貸款；坊間現正着手研究市民放「租假」，不用繳付租金等等。這些有違大市場、小政府方針的政策，兩星期前都是「不可能任務」。現在，這種「極端干預」，卻又變得絕對合理。作為盲目信奉自由主義、經濟嚴重向地產商傾斜的香港，在疫症期間能否帶出更多與以往不同的政治經濟想像？就像反送中運動之前，我們從來想像不到黃色經濟圈能如何實踐，現在它卻又成為我們經濟生活的重要部分了。我們曾經有過的租金管制，可否再生效改良？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高地價政策，可否在這次災難中受到挑戰？本土農業，可否重新受到重視？到疫情過去，我們除下口罩的一天，我們會否迎來更公平的政治經濟生態？
文//黃津珏
圖//Jorge Martin
編輯//劉家睿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20年3月22日星期日
倫敦街頭（Jorge Martin提供）
【明報專訊】英國全國封鎖前夕，我竟然想起一個月前讀到彭博的一篇報道。文中形容香港出現「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徵兆──像前蘇聯解體前，市民爭相搶糧食、為基本日常需要不斷排長龍、商店貨架空空如也。「失敗國家」通常是指政府沒有能力顧及人民基本所需，因此人民應當質疑其認受性。當時文章劍指香港政府面對疫情的施政失敗，身為香港市民，我讀着報道，首肯心折。如今，目睹英國疫情下的種種，我對這個「失敗國家」的類比又多了不同層次的想像。
先回帶一看。對英國人而言，肺炎新聞，到上星期為止，還像是遠在敘利亞的戰火。當全歐洲作不斷程度的封鎖，意大利死亡人數急升之際，英國街頭照樣是多姿多采，一切如常。我在肯特郡小鎮，從來沒見過一個口罩。其實許多留英亞裔心知不妙，但為了不被當地人歧視排擠毒打，只能調低自己的防疫意識來遷就。有關白人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y）如何成為疫症幫兇，我已在〈滯英有感──談英國白人優越主義於疫症製造的三次傷害〉一文詳述，在此不贅。保守黨政府在二十號才強行關閉全國學校、飲食與娛樂場所，慢了意大利足足兩星期。如今看着意國多到無力處理的屍體，全世界都用該地疫情作自我警惕。但我很難不憂慮英國短期內必然超意，邏輯告訴我，這個慢，是有代價的，英國必定成為歐洲瘟疫重災區。有人問，是否選擇了留英抗疫？我說「抗疫」二字實在當之有愧。首先我非前線醫護，而身為有SARS經驗的港人，又沒有好好搞提高英人抗疫知識的社會運動。面對公眾壓力，我只是隻既跑不動、又怕事的港豬而已。
削減公共福利 加快疫情失控
其實保守黨多年來不斷向公共醫療福利削資，英國四處是倒閉的警局、消防局、圖書館。自2010年起，已有六十間醫院倒閉或降級。有公立醫院護士因為失業，要到食物銀行拿糧食，成了新聞。但結果，不斷提倡緊縮政策的托利黨，去年壓倒性勝出選舉。所以，在這個脈絡當中，我們就不難理解約瀚遜班子汰弱留強的防疫政策，其實是這個治國意識形態的轉檔（gear change）。因為有太多科學家批評冷血或不可行，所以什麼羣體免疫（herd immunity）已經沒有人再提了。但說白一點，現實就是已嚴重資源不足的英國國民保健系統（NHS），對疫情實在完全招架不住。聽過有不少例子，是有人已出現所有肺炎症狀，到公立醫院求醫，但醫院就是不檢驗。能回家的，就叫你回去自行隔離，與其家人困在一起。有報道指NHS要倒過來向私立醫院以每天二百多萬鎊租用八千個牀位。市面出現自行檢測冠狀病毒試驗劑，盛惠港幣三千元。我會為自身安危緊張，但我更為真正高危一族擔憂──除了老幼與長期病患者，還包括破英紀錄的32萬無家者。英國首席醫療官惠提（Whitty）指，最壞情况下，會有八成人感染。如果死亡率不超過預計最高的0.03％，那個最壞情况即是最終有160萬人死亡。坦白說我實在理解不到這個死亡數字，對上一次遇過上百萬人是在香港的反政府示威，當我想像有這麼多具屍體的時候，我只想到人間地獄。這個不是大家說的佛系抗疫，是魔。
新自由主義 公民淪為消費者
這個成魔之路，或者我們可以理解成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下出現的後果。不少人將新自由主義簡稱為資本主義的加強版──它連傳統上認為是公民權利的教育、醫療等等，通通放置於自由市場競價，什麼也能買賣。George Monbiot形容，新自由主義把人與人的關係與競爭劃上等號。公民被重新定義成消費者，他們的民主主義實踐被導向成只有買與賣的選擇，最後勝者獲得獎勵，敗者受到懲罰。現行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推手，其中一個當然就是戴卓爾。她在任時奉行自由市場、私有化、緊縮公共開支、鼓吹民族主義等作風，對英國政策有巨大影響，學者稱之為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保守黨多年來對NHS虎視眈眈，並不是新聞，把曾經全民免費的醫療系統私有化，早已是約瀚遜班子計劃之內。Monbiot說的「懲罰沒有消費能力的人」，如今實在是顯而易見。差不多每個人都能預視，這個推算出來的死亡數字，幾乎都是先指向社會弱勢，他們本來就不在緊縮政策下的保障範圍內，只是疫情暴露了他們實際上如何脆弱、如何沒有經濟競爭力。也就是說，在沒有瘟疫之前，他們已面臨被淘汰。當然疫情甚至能製造更多買賣：從英國要私人負擔的三千元試劑，到特朗普想用巨額壟斷德國藥廠出產的疫苗，就看到公民怎樣被約化成一個個可榨壓的消費者。Naomi Klein於2007年出版的《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更梳理出災難與資本主義制度關係的端倪。她研究過全球多個案例，如蘇聯解體、南亞海嘯、新奧爾良颱風等等事件，政府如何在恐慌之中，強化市場自由主義。Klein留意到，特朗普因是次全球大疫症，嘗試推行暫停薪俸稅，目的是為了把社會安全計劃（Social Security）私營化。
災難也許可以帶來改變
香港政府管治下的「失敗」症狀，相信疫症爆發以後，大家已親身感受得到，不用爭議。如今目睹英國空置的商店貨架、美國有人因爭奪廁紙而大打出手、兩地體無完膚的醫療系統、被炒至天價的醫療用品，徵兆竟然類同。在這個意義下，我們是否活在一個更大的失敗當中？或者倒過來看，這個失敗，其實正正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成功？它不是失效了，而是要我們在惶恐中，更甘於馴服成單純的經濟動物？對於這點，Klein的研究提供了正面的參考──恐慌與災難，並不等於必然步入災難政治的圈套。災難同時間讓人有勇氣重想並嘗試本來看似不可行的想像。在右翼保守黨獲大多數人支持執政的時代，坊間竟然開始出現討論聽落相當「左」的應變措施：政府補貼高達八成的薪水，來防止市民因封鎖令而被解僱；租戶在疫症爆發期間，不能夠被終止租約；如租客出現經濟問題，業主可以延遲償還按揭貸款；坊間現正着手研究市民放「租假」，不用繳付租金等等。這些有違大市場、小政府方針的政策，兩星期前都是「不可能任務」。現在，這種「極端干預」，卻又變得絕對合理。作為盲目信奉自由主義、經濟嚴重向地產商傾斜的香港，在疫症期間能否帶出更多與以往不同的政治經濟想像？就像反送中運動之前，我們從來想像不到黃色經濟圈能如何實踐，現在它卻又成為我們經濟生活的重要部分了。我們曾經有過的租金管制，可否再生效改良？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高地價政策，可否在這次災難中受到挑戰？本土農業，可否重新受到重視？到疫情過去，我們除下口罩的一天，我們會否迎來更公平的政治經濟生態？
文//黃津珏
圖//Jorge Martin
編輯//劉家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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