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21-馬嶽：弱國家和弱社會的蹉跎
馬嶽：弱國家和弱社會的蹉跎
08:52 2017/8/21
【明報文章】全球民主退潮，多的是「半紅不黑」的半威權政體，長期低氣壓令人鬱悶，民間反抗運動往往陷於低潮，想不到方向。
管不着的多元
最近讀了Lucan Way新著Pluralism by Default（或可譯為「管不着的多元」）。他指出部分前蘇聯共和國例如摩爾多瓦、烏克蘭等的政治改革動力，並不是來自強大的公民社會，而是因為半威權政府不能建立強大的國家機器，特別是執政黨荏弱，而國內民族分歧令政權不能以民族主義號召國民支持。國家機器和公民社會同時都脆弱，令這些國家有抗爭空間，威權政府不能全面控制。
個人對這理論不盡同意，縱使只用來解釋部分前蘇聯共和國，可能都有一定問題，但我卻覺得這分析角度對香港有一定啟示。廿多年來，一個分析香港的民主發展主要的框架是「公民社會對抗國家」（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的理論。這框架或多或少把國家和公民社會的權力對比看作是一個零和遊戲，於是強大的公民社會可以制衡國家權力，有利民主化和民間自主；強大的國家力量則可能操控、圍堵、打壓及拆散公民社會，令制衡力減弱，政府可以為所欲為。
從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和國際經驗來說，這種「零和」的觀念是片面的。Robert Dahl很早便告訴我們，政府和民間的權力對比不一定是零和遊戲。民主政體中民間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可以透過政治參與賦予執政者認受性和支持；民間輸入的資源和知識，也可以賦予民選政府更大的能量（capacity），帶來更佳的管治。世上可以有弱的國家力量面對弱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有抵抗空間，但卻難以推動制度改革，國家也難以全面操控。
打壓公民社會以後
香港可能已步入這種狀况。「傘運」後民間社會走進低動員的周期、出現過渡疲勞、公民社會分裂和互不信任、行動者被檢控判刑、社運圈子士氣低落和想不到方向。但弱的公民社會並不代表國家就會強大，因為國家本來能量不足、色厲內荏，也不能建設強而有力的管治力量。
就以新政府最近兩項主要政治工程：政治任命官員和一地兩檢來說吧。特區經營20年，管治「精英」只能拿出這些貨色來，局長平均59歲，我在一個海外學術會議上談起，外國政治學者聽了也瞠目結舌。沒有什麼專業精英加入，有的只是一些在相關專業界別證明不受歡迎的人物，然後還要強調自己「用人唯才」，那只顯示自己陣營沒有什麼人才了。
高鐵一地兩檢怎樣解決，中國大陸政府和特區政府總想了七八年了吧，但拿出來的「割地」方案，竟然沒有統一口徑。我其實覺得主打「經濟效益」已經是很奇怪的，7年前你還不清楚經濟效益是說服不了反對者嗎？馬時亨說若不能如期通車，每月會浪費8000萬元，大家一想就會想到，難道你一年可以賺10億？「大話怕計數」，一年有多少人搭高鐵可以因為你的方案省了多少時間？到了公眾質疑數字，馬時亨就會說「不要執著數字」。譚惠珠無端跑出來說《基本法》第118和119條才是法律基礎（她可是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呢），即是說袁國強的法律理解是錯的。簡單來說，建制陣營其實是各說各話、有時信口開河亂說一通的一群治港「精英」。
最離奇的，是特區政府竟然沒有一套「為什麼不諮詢」的解說。特首「選舉」時說過一下的「與民共議」，一個月已經穿崩了。陳帆硬說已經在諮詢（但是方案不可以改），但政府有告訴市民到哪裏交意見書嗎？諮詢期什麼時候完結呢？張建宗說這已經是最好的方案所以不需要諮詢，但根本不容許不同方案的正面和有系統的比較，這已經徹底是強權了。
強權將群眾推向逃避
強權可能換來沉默和順從，但不會帶來信任和支持。近年我們只看到香港人對各種建制包括行政機關、警察、公務員、議會、法院的信心不斷減退。如果有人以為操控、分裂、打壓公民社會，囚禁反對者，令民間無法凝聚力量，便會容易管治，這是思想太簡單了。
反對運動搞不起來，並不是你說服了公眾，而是「傘運」後的無力感和公民社會的氣餒，以至部分人已經對政治疏離。當部分民眾覺得參與是沒用的、政府根本不會聽意見，一個可能是走向更激進暴力的路線，部分人會更意志堅定；也有不少人走向逃避、疏離和異化（alienation）之路，覺得不理政治最安全、不用煩。這和1970年代前的殖民地香港很類似。
這也是很難怪他們的。正如電影《編寫美好時光》（Their Finest）中，男主角畢理問：為什麼在戰爭和亂世中，很多人會躲進電影院作一種逃避？因為電影會有個框架、有目的、有意義、指向某種結局，故事可能會不如人意地走向某個方向，但這是暫時的，最後劇情總會走向某個大家可以理解的結局。但現實生活的不幸可以是沒有止境也沒有邏輯的，你不知事情會怎樣發展、怎樣結局、令人不安的劇本會演多久，而現實可以比電影更荒謬更離譜，也完全不會顧觀眾的感受。而你一進入這影院，就不可以中途離場。喝倒采和割椅子，好像都是沒有用的。你也許現在可以在家中把電視新聞關掉，然後睡覺或裝睡，或者像這些年香港人對「大台」電視劇的做法，一邊看一邊罵，然後一邊罵又一邊看。
對某些人來說，這樣就「維穩」了，但這不見得管治是成功了，這樣一定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發展的，因為對很多憤懣沒有出路的人來說，他們沒有辦法投入和參與這個社會，把自己的時間和才華，與他們對這土地的感情連結起來。
這種管治，有權力但沒權威、有資源但沒能量、有威嚇但沒威望，收買了很多人但收買不到人心。國家精英和民間社會互相憎恨，弱國家和弱社會在不斷拉扯和蹉跎，浪費一整代甚至更多的人的時間和才華。
後記：無論電影是好是壞，也不要呆在戲院裏看5次。I'll get back to work.
延伸閱讀：Lucan Way, Pluralism by Default: Weak Autocrats and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Politic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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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嶽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08:52 2017/8/21
【明報文章】全球民主退潮，多的是「半紅不黑」的半威權政體，長期低氣壓令人鬱悶，民間反抗運動往往陷於低潮，想不到方向。
管不着的多元
最近讀了Lucan Way新著Pluralism by Default（或可譯為「管不着的多元」）。他指出部分前蘇聯共和國例如摩爾多瓦、烏克蘭等的政治改革動力，並不是來自強大的公民社會，而是因為半威權政府不能建立強大的國家機器，特別是執政黨荏弱，而國內民族分歧令政權不能以民族主義號召國民支持。國家機器和公民社會同時都脆弱，令這些國家有抗爭空間，威權政府不能全面控制。
個人對這理論不盡同意，縱使只用來解釋部分前蘇聯共和國，可能都有一定問題，但我卻覺得這分析角度對香港有一定啟示。廿多年來，一個分析香港的民主發展主要的框架是「公民社會對抗國家」（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的理論。這框架或多或少把國家和公民社會的權力對比看作是一個零和遊戲，於是強大的公民社會可以制衡國家權力，有利民主化和民間自主；強大的國家力量則可能操控、圍堵、打壓及拆散公民社會，令制衡力減弱，政府可以為所欲為。
從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和國際經驗來說，這種「零和」的觀念是片面的。Robert Dahl很早便告訴我們，政府和民間的權力對比不一定是零和遊戲。民主政體中民間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可以透過政治參與賦予執政者認受性和支持；民間輸入的資源和知識，也可以賦予民選政府更大的能量（capacity），帶來更佳的管治。世上可以有弱的國家力量面對弱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有抵抗空間，但卻難以推動制度改革，國家也難以全面操控。
打壓公民社會以後
香港可能已步入這種狀况。「傘運」後民間社會走進低動員的周期、出現過渡疲勞、公民社會分裂和互不信任、行動者被檢控判刑、社運圈子士氣低落和想不到方向。但弱的公民社會並不代表國家就會強大，因為國家本來能量不足、色厲內荏，也不能建設強而有力的管治力量。
就以新政府最近兩項主要政治工程：政治任命官員和一地兩檢來說吧。特區經營20年，管治「精英」只能拿出這些貨色來，局長平均59歲，我在一個海外學術會議上談起，外國政治學者聽了也瞠目結舌。沒有什麼專業精英加入，有的只是一些在相關專業界別證明不受歡迎的人物，然後還要強調自己「用人唯才」，那只顯示自己陣營沒有什麼人才了。
高鐵一地兩檢怎樣解決，中國大陸政府和特區政府總想了七八年了吧，但拿出來的「割地」方案，竟然沒有統一口徑。我其實覺得主打「經濟效益」已經是很奇怪的，7年前你還不清楚經濟效益是說服不了反對者嗎？馬時亨說若不能如期通車，每月會浪費8000萬元，大家一想就會想到，難道你一年可以賺10億？「大話怕計數」，一年有多少人搭高鐵可以因為你的方案省了多少時間？到了公眾質疑數字，馬時亨就會說「不要執著數字」。譚惠珠無端跑出來說《基本法》第118和119條才是法律基礎（她可是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呢），即是說袁國強的法律理解是錯的。簡單來說，建制陣營其實是各說各話、有時信口開河亂說一通的一群治港「精英」。
最離奇的，是特區政府竟然沒有一套「為什麼不諮詢」的解說。特首「選舉」時說過一下的「與民共議」，一個月已經穿崩了。陳帆硬說已經在諮詢（但是方案不可以改），但政府有告訴市民到哪裏交意見書嗎？諮詢期什麼時候完結呢？張建宗說這已經是最好的方案所以不需要諮詢，但根本不容許不同方案的正面和有系統的比較，這已經徹底是強權了。
強權將群眾推向逃避
強權可能換來沉默和順從，但不會帶來信任和支持。近年我們只看到香港人對各種建制包括行政機關、警察、公務員、議會、法院的信心不斷減退。如果有人以為操控、分裂、打壓公民社會，囚禁反對者，令民間無法凝聚力量，便會容易管治，這是思想太簡單了。
反對運動搞不起來，並不是你說服了公眾，而是「傘運」後的無力感和公民社會的氣餒，以至部分人已經對政治疏離。當部分民眾覺得參與是沒用的、政府根本不會聽意見，一個可能是走向更激進暴力的路線，部分人會更意志堅定；也有不少人走向逃避、疏離和異化（alienation）之路，覺得不理政治最安全、不用煩。這和1970年代前的殖民地香港很類似。
這也是很難怪他們的。正如電影《編寫美好時光》（Their Finest）中，男主角畢理問：為什麼在戰爭和亂世中，很多人會躲進電影院作一種逃避？因為電影會有個框架、有目的、有意義、指向某種結局，故事可能會不如人意地走向某個方向，但這是暫時的，最後劇情總會走向某個大家可以理解的結局。但現實生活的不幸可以是沒有止境也沒有邏輯的，你不知事情會怎樣發展、怎樣結局、令人不安的劇本會演多久，而現實可以比電影更荒謬更離譜，也完全不會顧觀眾的感受。而你一進入這影院，就不可以中途離場。喝倒采和割椅子，好像都是沒有用的。你也許現在可以在家中把電視新聞關掉，然後睡覺或裝睡，或者像這些年香港人對「大台」電視劇的做法，一邊看一邊罵，然後一邊罵又一邊看。
對某些人來說，這樣就「維穩」了，但這不見得管治是成功了，這樣一定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發展的，因為對很多憤懣沒有出路的人來說，他們沒有辦法投入和參與這個社會，把自己的時間和才華，與他們對這土地的感情連結起來。
這種管治，有權力但沒權威、有資源但沒能量、有威嚇但沒威望，收買了很多人但收買不到人心。國家精英和民間社會互相憎恨，弱國家和弱社會在不斷拉扯和蹉跎，浪費一整代甚至更多的人的時間和才華。
後記：無論電影是好是壞，也不要呆在戲院裏看5次。I'll get back to work.
延伸閱讀：Lucan Way, Pluralism by Default: Weak Autocrats and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Politic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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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嶽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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