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07-張維迎：後發國家的怨恨情結
張維迎：後發國家的怨恨情結
2018年08月07日
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近代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覺醒以後，對先進國家有着非常復雜的情感，其中就包括怨恨。這種怨恨在落後國家那里很常見，可是隨着中國國力總體增強，這種情緒并沒有完全消散。事實上，不單中國人如此，法國、德國和俄羅斯人，他們都有過怨恨情結。怨恨情結會帶來哪些後果呢？
張維迎 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發院教授張維迎 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發院教授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對西方世界一直有一種怨恨情結。理解這一點，對理解當今的中美關系非常重要。
當然，怨恨情結，并非中國人特有。在世界近代史上，許多後起民族都對先發達起來的國家產生過怨恨。
現實的不平等滋生怨恨
怨恨，簡單地說，就是一種羨慕、嫉妒、恨交織的情緒。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一書中，美國曆史學家里亞·格林菲爾德告訴我們，怨恨（resentment）這個朮語是由尼釆創造的，其後又由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界定和發展，它是指由受壓抑的、無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惡（生存的嫉妒）所導致的一種心理狀態。格林菲爾德指出，在現代民族的形成過程中，落後國家總歸要向發達國家學習，模仿後者。在模仿過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來，被模仿者也更為優越（否則，就沒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觸本身往往也凸顯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應是怨恨。
具體講，怨恨的產生，有兩個社會條件。第一個條件是，模仿者相信他們與被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在理論上是平等的，因而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即趕超的可能）。第二個條件是，模仿者又感到二者之間實際上并不平等。不管群體成員的個體性情與心理搆造如何，這兩個條件的存在產生了一種群體怨恨傾向。
格林菲爾德進一步指出，怨恨產生了一種抗拒外來價值的創造性沖動，最終可能導致“價值重估”，即價值標准的轉變。原來至高無上的價值被貶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外在的，甚至是原先標准中帶有負面色彩的觀念。出於自尊心，一個擁有丰富曆史文化遺產的社會不可能對外來的價值觀念來者不拒、全槃照收。怨恨常常導致本土傳統中與外來的價值觀念相對立的元素被挑選出來并被刻意栽培，或者與外來的價值觀念抗衡，或者在形式上將其打扮成與外來的價值觀念類似但本土“早已有之”的東西，以求得心理平衡。怨恨滋生出民族特殊主義的驕傲和仇外，給新生的民族情緒提供感情養分。
民族國家是個現代概念
在人類曆史上，族裔認同古而有之，但“民族國家”則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在漫長的曆史中，國家是統治者的私產，人們普遍認同的是王室或宗教，而非民族國家。在中世紀的歐洲，一個君王同時兼任兩個甚至多個王國的國王，就如同現在一個人可能同時兼任几個公司的董事長一樣，并不罕見。
根據格林菲爾德的研究，英格蘭或許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它到17世紀初已經形成，它的核心理念是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權。這樣的民族觀念後來被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中葉形成的美利堅合眾國所繼承。相對於英格蘭，其他國家如法蘭西、俄羅斯、德意志的民族國家認同形成較晚：法蘭西在18世紀，俄羅斯在18世紀下半葉，德意志在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初。相對於英國和美國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俄羅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可以稱為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法國介於二者之間。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群體是社會、政治和文化精英（英格蘭、法蘭西和俄羅斯的關鍵群體是貴族，德意志的關鍵群體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精英的觀念變成了大眾民族概念的基因。
法國人的怨恨情結
法蘭西是第一個有怨恨情結的民族。在18世紀開始之前的數個世紀，法國一直是歐洲的霸主，甚至是天主教的保護者。但在路易十四死後，法國已明顯喪失了它在歐洲的優勢地位。英格蘭突然崛起，躍居中心地位。當18世紀上半葉民族觀念從英格蘭引進的時候，法國人發現，英格蘭人在各方面都超越自己，盡管法國仍然有值得自豪的杰出科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法國的民族愛國主義的表現是，強烈要求恢復被英格蘭奪走的優勢地位，重新贏得法國的榮耀。
有兩種辦法可能確保法國的卓越地位和榮耀：進行自由主義的改革，將法國變成一個類似英格蘭的國家；或者削弱英格蘭這個對手的力量。像伏爾泰和孟德斯鳩這樣的啟蒙思想家擁護第一種辦法，他們心中沒有怨恨，認為法國有能力實行從英格蘭學到的東西，并因此可以輕松地超越它的榜樣兼競爭者。但這項任務比預期的更加困難，花費的時間也更長，於是親英情緒逐漸讓位給仇英情緒。法國貴族知識精英們深信，法國同英格蘭基本上可以相媲美，但現實中前者確實次於後者。英格蘭的優越地位傷害了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在他們心中滋生了對西方（英格蘭）的怨恨。
在怨恨情緒的支配下，法國貴族知識精英一方面盜用英格蘭人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又對這些價值觀念進行重新評估。比如，對於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概念，他們給出了與在英格蘭全然不同、有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思。他們用“一致性”取代了平等，用“主權”和“公意” 取代了自由，用“集體”取代了個人，為專制主義和平均主義鋪平了道路。
對英格蘭人的怨恨導致法國人對金錢、商業活動和資本主義產生了一種本能的仇視。在法國人看來，英格蘭是一個貪婪的民族，一個“只對金屬有感情”的國家，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一個不正義、貪婪、腐化、墮落，由商業利益主宰的民族，是不適合法國效仿的。
在對外關系中，怨恨使得法國人常常不是以法國變得強大為目的，而是以不惜一切代價削弱英格蘭為目的。對法國人來說，英國人的壞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法國精英和大眾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支持，部分是出於對自由的熱愛和對美國人民的好感，但更多地是出於對英國人的憎惡。美國脫離英國統治，是最讓法國人解恨的事。但路易十五沒有想到的是，戰爭導致的財政困難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最終讓自己死在斷頭台。
德國人的怨恨情結
怨恨情結在德意志民族中造成的影響更甚。德意志的民族意識在18世紀晚期出現，拿破侖戰爭之後，已經扎下了根。所以說，法蘭西是德意志民族主義出現的最終原因。但這個時候，英國經過工業革命已稱雄世界，德意志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不僅比不上英國，甚至比法國也自愧不如。這讓德意志人難以釋懷。盡管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從“先進的”西方民族（英格蘭和法蘭西）學習了理性、政治自由和個人平等的啟蒙思想，一些改革者甚至視法蘭西為效仿的榜樣，但他們的民族自尊心還是受到了傷害。
到19世紀初，隨着民族意識的增強，德意志人的怨恨情結也變得越來越強烈， “西方世界”（英國和法國）成了邪惡的化身，反面榜樣。“可憎的法蘭西民族”被認為是德意志人“自然而傳統的”敵人，是“骯臟、無恥、沒有紀律的種族”；英格蘭人總體上并不比法蘭西人更好，他們的諸項自由沒有什么價值。按照德國曆史學派創始人李斯特的說法，英國人所追求的目標就是“為整個世界生產，壟斷所有的生產能力和通過政治操縱以及資本、技朮和海軍優勢使世界處於幼稚和依附狀態。” 因此，德國不應該被英國人所宣傳的自由化道路所蒙蔽，而必須讓國家主導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這樣，德意志民族主義變成了國家主導的“族裔民族主義”。
隨着西方日益被等同於資本主義，德國人對西方（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怨恨就變成了對資本主義的怨恨。當把目光轉向自己國家內部時，德意志知識分子發現，德意志生活中同樣存在着那些體現了西方價值觀的東西：資產階級、貿易與工業、城市、科學。但他們也明白，德意志如果想有朝一日超過西方，這些因素又是絕對必要的。因此，他們不得不對所有這些東西保持模稜兩可的態度。但代表這些非德意志價值觀的猶太人就成了替罪羊。正是貪婪的猶太民族的陰謀詭計，使得德意志沒有辦法表現得像它本可以的那樣優秀。拿破侖解放猶太人的行為進一步刺激了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憎恨，他們把猶太人和法國人放在一起，反猶便成了反法愛國行動。這就滋生了德國人的反猶主義，直到發生希特勒殺害600萬猶太人的暴行。不過，猶太家庭出生的卡爾·馬克思還是把怨恨集中在資本主義本身，私有制成了萬惡之源。怨恨情結，或許是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大陸比在英國，在落後國家比在發達國家，更有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
俄國人的怨恨情結
俄羅斯這個民族也是伴隨着對西方的怨恨形成的。俄羅斯的西方化是彼得大帝發起和推動的。最初，俄羅斯人對西方羨慕不已，把它們當作絕對的、無可置疑的榜樣，并且樂觀地認為，模仿西方國家，就可以與它們處於平等地位，然後就可以超過它們。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確實提升了俄羅斯的國際地位，給俄羅斯人帶來了自豪感。
但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沒有讓俄羅斯與西方達到真正平等的地位，俄羅斯人被俄國和西方榜樣之間的差異深深困惑，西方的優越地位讓他們感到不愉快，把西方作為榜樣不可避免地導致自我鄙視和低人一等的感覺，這就讓他們心中的怨恨之火熊熊燃燒。
怨恨催生了文化相對主義，俄羅斯人開始尋找自己民族的特殊性，重新評估西方價值。因為俄羅斯是獨特的，與西方不可比，因此西方不適合作為俄羅斯模仿的榜樣，俄羅斯要走自己的、與西方不同的道路。西方變成了嘲笑的對象，贊美西方的俄羅斯人被譏諷為妄自菲薄，甚至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被認為是自輕自賤，是對俄羅斯人的羞辱。
但完全拒絕西方是不可能的，因為俄羅斯并沒有與西方對抗的資本，西方的認可也是俄羅斯人所期望獲得的民族自尊的必要條件。既然無法超越西方，俄羅斯民族主義精英就把俄羅斯定義成與西方相反的榜樣。他們仍然用西方同樣的標准衡量自己，但是通過對這些標准進行重新解釋，俄羅斯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好得多。對應西方的每一個缺點，它有自己的優點；西方表現出來的優點，它在現實中也有。“理性”的價值被保留下來，但變得近似於黑格爾講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拒絕了其隱含的個體的創造性和自主性。他們承認“自由”和“平等”是美德，但拒絕承認西方制度是其真實的體現，因為西方的自由和平等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自由是內心的自由，而非法律上的自由。西方人有自由的權利，但卻生活在真正的奴役之中；俄羅斯人沒有法律上的自由，但生活在真正的自由中。俄羅斯精英們發明了“人民”，將“人民”界定為一個種族集合體，俄羅斯的民族精神存在於“人民”中，但只有有教養的精英才能揭示出來。精英作為“特殊之人”（先鋒隊），知道“人民”想要什么，而大眾自己不知道，所以前者自然有權命令後者。
因此，在怨恨情結支配下形成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是種族主義的、集體主義的、權威主義的。這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什么俄羅斯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怨恨情結誘使俄國人急於證明自己的價值，一次又一次或主動或被動地發起與西方的對抗，但每次都被屈辱地打回原形。同樣的戲劇至今仍然在上演。
日本也許算得上是一個少有的既模仿西方，又沒有太多怨恨的非殖民地國家。這是因為，日本一直是一個模仿者，“脫亞入歐”只是換了一個老師，并不會傷害日本人的自尊心。超過它原來的老師，反倒讓它感到自豪。只是到太平洋戰爭前，美國才成為日本人怨恨的對象，結果是導致了日本的慘敗。
中國人的怨恨情結
中華文明有數千年的曆史，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的形成則是非常近代的事情。可以說，是西方人的堅船利炮催生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并使“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出現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進入20世紀之前，中國人效忠的對象是相繼統治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民眾的各個皇帝和朝廷，而不是主權國家；朝代的更換，領土的分合，是統治者的事情，與普通大眾沒有什么關系，就像現代商業公司領導層的更迭、業務的并拆與普通員工沒有關系一樣。對普通大眾而言，誰坐上皇帝的寶座，我就是誰的臣民；無論是漢人當皇帝，還是契丹人當皇帝、女真人當皇帝、蒙古人當皇帝、滿族人當皇帝，對我都一樣。所以，他們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中國人”的概念。
但伴隨着西方人的到來，特別是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逐漸把效忠的對象由朝廷和皇帝，轉向了民族和國家（但這個轉變沒有徹底完成）。在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形成過程中，主導力量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他們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感，并塑造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但如同法國和俄國的貴族精英、德國的知識精英一樣，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從一開始，就有一種對西方的怨恨情結。對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數千年文明史、并自認為是世界中心的國家的人民來說，突然發現有一個比自己先進的外來文明，產生怨恨是自然的。中國的精英們對西方世界的感情是羨慕、嫉妒、恨的交織。一方面，他們將諸如共和、民主、自由、個體權利、理性、科學等這樣一些西方價值觀引入中國；另一方面，他們又根據中國原有的政治文化觀念對西方價值觀進行選擇性吸收或摒棄。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結使得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西方價值觀有一種本能的排斥，不可能將其全槃照收。如果可能的話，他們總是試圖從本土文化資源中或其他不優於自己的國家尋找它的替代品。
中國人對俄羅斯有着因為領土問題導致的怨恨，但較少因發展階段差異導致的怨恨，這或許是中國人最後選擇“走俄國人的路”的原因之一。當然，俄國人的道路看上去也更符合中國國情。俄國是落後的，走的路是獨特的。如果它的路行得通，沿着這條路很快能富強起來，中國人就可以洗刷掉民族的屈辱，恢復國家的榮耀。因此，走俄國人的路對中國人的自尊心傷害小，但預期的收益大。
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對中國的現代化非常重要，它讓中國人有了一個具體的奮斗目標。但中國人民族概念形成中的怨恨情結也帶來了一系列後果，其中包括：
第一， 中國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我們是“中國人”，是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有共同的祖先，而不是因為我們都是一個主權國家內擁有平等權利的公民。這樣的民族概念給現在的國家治理帶來了一些難題，因為并非所有的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這樣的民族觀念也使得中國很難吸引外國移民，因為一個外國人不論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多少年，永遠不可能被承認是中國人。
第二， 主權大於人權，權力優先於權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是在國家“圖強”和“救亡”中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是國家功利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它強調國家至上、集體至上，在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名義下對個人權利的任何侵害都具有正當性。至今，“有國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滿”仍然是大部分中國人的基本觀念，盡管這些說法根本不合邏輯。進一步，國家等同於政府，政府等同於政府官員，所以官員的權力總是優先於個人的權利，法治難以形成。
第三， 強調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特殊主義是怨恨情結的解藥。特殊主義否定了相互比較的可能性，否定了優劣之分，可以保護自己的自尊心，因而所有有怨恨情結的民族都喜歡特殊主義，中國也不例外。特殊主義也使得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接受普適性價值，不按國際規則行事。
第四， 模仿技朮，但拒絕模仿制度。鴉片戰爭之後不久，中國人就開始承認自己在科學技朮方面的落後，需要向西方學習，因而搞起了洋務運動，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至今仍然是中國變革的主導思想。因為，只要“體”是自己的，我們就用不着自卑，正像科學家不會在工程師面前自卑一樣。因此，我們總是試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與西方抗衡的價值觀念，認為西方的治國理念并不比我們老祖宗早就提出的治國理念好到哪里去。
第五， 反資本主義，反民主和自由。中國人把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等同於西方世界，承認這些東西，就等於承認西方各方面都優於中國，讓中國人太沒有尊嚴。因此，中國既不能搞資本主義，也不能搞自由民主，何況民主和自由也不能當飯吃。中國不像德國人那樣有猶太人群體可以怨恨，那就怨恨那些經商賺錢的人吧！即使中國需要市場經濟，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有本質的區別。
第六， 自力更生，萬事不求人。中國必須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西方人有的我們必須有，糧食必須自給自足，一切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必須自己生產，因為西方世界是靠不住的，它們亡我之心不死，隨時准備卡我們的脖子。“中興事件”就是一個明證。
第七， “陰謀論”在中國非常有市場。中國一直是西方陰謀的受害者。中國之所以落後，不是因為我們不聰明，而是因為西方人太狡詐；不是因為我們的體制和文化不優越，而是因為西方人總是搞陰謀詭計，不讓我們發達起來。外國人幫助中國，一定是另外圖謀。
第八， 只能表揚，不能批評。中國人對批評特別敏感，不僅中國人自己不能批評中國，外國人更不能批評中國。中國人不能批評，因為“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批評自己的國家就是“不愛國”，就是抹黑自己。外國人不能批評，因為那會傷害中國人的自尊心。批評中國的外國人一定是反華勢力，奉承中國的外國人一定是友好人士。殊不知，奉承者常常是別有用心。
第九， 國際關系中，只講利害不講是非，有時甚至連利害也不講，只講好惡。西方的壞消息就是中國的好消息。凡是西方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西方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如果一個西方國家與一個非西方國家發生沖突，大部分中國人希望前者輸後者贏，不是因為我們喜歡後者，而是因為我們痛恨前者。所以，“911”事件有中國人叫好，伊拉克戰爭中有不少中國人給薩達姆加油。當然，如果美國與日本發生沖突，我們會站在美國一邊，因為我們怨恨日本人更甚於怨恨美國人。
第十， 未富先驕，稍強即狂。怨恨情結使得中國人心中總是憋着一口氣，一有機會就想出人頭地，所以很容易從自卑走向傲慢，國家稍富強了一點，就表現出一種暴發戶心態，到處炫耀，不再謙卑，要做到“韜光養晦”談何容易！
鴉片戰爭過去已經快180年了。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其國際地位也很大提高。但中國人對西方的怨恨情結似乎沒有因此而減少，移民海外的中國人的怨恨情結似乎更甚。近几年“中國模式”、“新四大發明”之類的說法甚囂塵上，不能不說是怨恨情結的體現。如果“中國模式”能推廣到全世界，中國不僅可以奪回失去已久的優越地位，而且可以洗刷掉不堪回首的百年恥辱。這是何等愜意的事！
怨恨程度是國家發達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個反向度量。中國人的怨恨情結消退之日，或許才是中國的真正崛起之時！
(本文作者介紹：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趙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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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07日
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近代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覺醒以後，對先進國家有着非常復雜的情感，其中就包括怨恨。這種怨恨在落後國家那里很常見，可是隨着中國國力總體增強，這種情緒并沒有完全消散。事實上，不單中國人如此，法國、德國和俄羅斯人，他們都有過怨恨情結。怨恨情結會帶來哪些後果呢？
張維迎 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發院教授張維迎 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發院教授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對西方世界一直有一種怨恨情結。理解這一點，對理解當今的中美關系非常重要。
當然，怨恨情結，并非中國人特有。在世界近代史上，許多後起民族都對先發達起來的國家產生過怨恨。
現實的不平等滋生怨恨
怨恨，簡單地說，就是一種羨慕、嫉妒、恨交織的情緒。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一書中，美國曆史學家里亞·格林菲爾德告訴我們，怨恨（resentment）這個朮語是由尼釆創造的，其後又由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界定和發展，它是指由受壓抑的、無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惡（生存的嫉妒）所導致的一種心理狀態。格林菲爾德指出，在現代民族的形成過程中，落後國家總歸要向發達國家學習，模仿後者。在模仿過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來，被模仿者也更為優越（否則，就沒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觸本身往往也凸顯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應是怨恨。
具體講，怨恨的產生，有兩個社會條件。第一個條件是，模仿者相信他們與被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在理論上是平等的，因而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即趕超的可能）。第二個條件是，模仿者又感到二者之間實際上并不平等。不管群體成員的個體性情與心理搆造如何，這兩個條件的存在產生了一種群體怨恨傾向。
格林菲爾德進一步指出，怨恨產生了一種抗拒外來價值的創造性沖動，最終可能導致“價值重估”，即價值標准的轉變。原來至高無上的價值被貶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外在的，甚至是原先標准中帶有負面色彩的觀念。出於自尊心，一個擁有丰富曆史文化遺產的社會不可能對外來的價值觀念來者不拒、全槃照收。怨恨常常導致本土傳統中與外來的價值觀念相對立的元素被挑選出來并被刻意栽培，或者與外來的價值觀念抗衡，或者在形式上將其打扮成與外來的價值觀念類似但本土“早已有之”的東西，以求得心理平衡。怨恨滋生出民族特殊主義的驕傲和仇外，給新生的民族情緒提供感情養分。
民族國家是個現代概念
在人類曆史上，族裔認同古而有之，但“民族國家”則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在漫長的曆史中，國家是統治者的私產，人們普遍認同的是王室或宗教，而非民族國家。在中世紀的歐洲，一個君王同時兼任兩個甚至多個王國的國王，就如同現在一個人可能同時兼任几個公司的董事長一樣，并不罕見。
根據格林菲爾德的研究，英格蘭或許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它到17世紀初已經形成，它的核心理念是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權。這樣的民族觀念後來被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中葉形成的美利堅合眾國所繼承。相對於英格蘭，其他國家如法蘭西、俄羅斯、德意志的民族國家認同形成較晚：法蘭西在18世紀，俄羅斯在18世紀下半葉，德意志在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初。相對於英國和美國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俄羅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可以稱為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法國介於二者之間。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群體是社會、政治和文化精英（英格蘭、法蘭西和俄羅斯的關鍵群體是貴族，德意志的關鍵群體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精英的觀念變成了大眾民族概念的基因。
法國人的怨恨情結
法蘭西是第一個有怨恨情結的民族。在18世紀開始之前的數個世紀，法國一直是歐洲的霸主，甚至是天主教的保護者。但在路易十四死後，法國已明顯喪失了它在歐洲的優勢地位。英格蘭突然崛起，躍居中心地位。當18世紀上半葉民族觀念從英格蘭引進的時候，法國人發現，英格蘭人在各方面都超越自己，盡管法國仍然有值得自豪的杰出科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法國的民族愛國主義的表現是，強烈要求恢復被英格蘭奪走的優勢地位，重新贏得法國的榮耀。
有兩種辦法可能確保法國的卓越地位和榮耀：進行自由主義的改革，將法國變成一個類似英格蘭的國家；或者削弱英格蘭這個對手的力量。像伏爾泰和孟德斯鳩這樣的啟蒙思想家擁護第一種辦法，他們心中沒有怨恨，認為法國有能力實行從英格蘭學到的東西，并因此可以輕松地超越它的榜樣兼競爭者。但這項任務比預期的更加困難，花費的時間也更長，於是親英情緒逐漸讓位給仇英情緒。法國貴族知識精英們深信，法國同英格蘭基本上可以相媲美，但現實中前者確實次於後者。英格蘭的優越地位傷害了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在他們心中滋生了對西方（英格蘭）的怨恨。
在怨恨情緒的支配下，法國貴族知識精英一方面盜用英格蘭人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又對這些價值觀念進行重新評估。比如，對於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概念，他們給出了與在英格蘭全然不同、有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思。他們用“一致性”取代了平等，用“主權”和“公意” 取代了自由，用“集體”取代了個人，為專制主義和平均主義鋪平了道路。
對英格蘭人的怨恨導致法國人對金錢、商業活動和資本主義產生了一種本能的仇視。在法國人看來，英格蘭是一個貪婪的民族，一個“只對金屬有感情”的國家，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一個不正義、貪婪、腐化、墮落，由商業利益主宰的民族，是不適合法國效仿的。
在對外關系中，怨恨使得法國人常常不是以法國變得強大為目的，而是以不惜一切代價削弱英格蘭為目的。對法國人來說，英國人的壞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法國精英和大眾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支持，部分是出於對自由的熱愛和對美國人民的好感，但更多地是出於對英國人的憎惡。美國脫離英國統治，是最讓法國人解恨的事。但路易十五沒有想到的是，戰爭導致的財政困難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最終讓自己死在斷頭台。
德國人的怨恨情結
怨恨情結在德意志民族中造成的影響更甚。德意志的民族意識在18世紀晚期出現，拿破侖戰爭之後，已經扎下了根。所以說，法蘭西是德意志民族主義出現的最終原因。但這個時候，英國經過工業革命已稱雄世界，德意志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不僅比不上英國，甚至比法國也自愧不如。這讓德意志人難以釋懷。盡管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從“先進的”西方民族（英格蘭和法蘭西）學習了理性、政治自由和個人平等的啟蒙思想，一些改革者甚至視法蘭西為效仿的榜樣，但他們的民族自尊心還是受到了傷害。
到19世紀初，隨着民族意識的增強，德意志人的怨恨情結也變得越來越強烈， “西方世界”（英國和法國）成了邪惡的化身，反面榜樣。“可憎的法蘭西民族”被認為是德意志人“自然而傳統的”敵人，是“骯臟、無恥、沒有紀律的種族”；英格蘭人總體上并不比法蘭西人更好，他們的諸項自由沒有什么價值。按照德國曆史學派創始人李斯特的說法，英國人所追求的目標就是“為整個世界生產，壟斷所有的生產能力和通過政治操縱以及資本、技朮和海軍優勢使世界處於幼稚和依附狀態。” 因此，德國不應該被英國人所宣傳的自由化道路所蒙蔽，而必須讓國家主導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這樣，德意志民族主義變成了國家主導的“族裔民族主義”。
隨着西方日益被等同於資本主義，德國人對西方（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怨恨就變成了對資本主義的怨恨。當把目光轉向自己國家內部時，德意志知識分子發現，德意志生活中同樣存在着那些體現了西方價值觀的東西：資產階級、貿易與工業、城市、科學。但他們也明白，德意志如果想有朝一日超過西方，這些因素又是絕對必要的。因此，他們不得不對所有這些東西保持模稜兩可的態度。但代表這些非德意志價值觀的猶太人就成了替罪羊。正是貪婪的猶太民族的陰謀詭計，使得德意志沒有辦法表現得像它本可以的那樣優秀。拿破侖解放猶太人的行為進一步刺激了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憎恨，他們把猶太人和法國人放在一起，反猶便成了反法愛國行動。這就滋生了德國人的反猶主義，直到發生希特勒殺害600萬猶太人的暴行。不過，猶太家庭出生的卡爾·馬克思還是把怨恨集中在資本主義本身，私有制成了萬惡之源。怨恨情結，或許是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大陸比在英國，在落後國家比在發達國家，更有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
俄國人的怨恨情結
俄羅斯這個民族也是伴隨着對西方的怨恨形成的。俄羅斯的西方化是彼得大帝發起和推動的。最初，俄羅斯人對西方羨慕不已，把它們當作絕對的、無可置疑的榜樣，并且樂觀地認為，模仿西方國家，就可以與它們處於平等地位，然後就可以超過它們。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確實提升了俄羅斯的國際地位，給俄羅斯人帶來了自豪感。
但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沒有讓俄羅斯與西方達到真正平等的地位，俄羅斯人被俄國和西方榜樣之間的差異深深困惑，西方的優越地位讓他們感到不愉快，把西方作為榜樣不可避免地導致自我鄙視和低人一等的感覺，這就讓他們心中的怨恨之火熊熊燃燒。
怨恨催生了文化相對主義，俄羅斯人開始尋找自己民族的特殊性，重新評估西方價值。因為俄羅斯是獨特的，與西方不可比，因此西方不適合作為俄羅斯模仿的榜樣，俄羅斯要走自己的、與西方不同的道路。西方變成了嘲笑的對象，贊美西方的俄羅斯人被譏諷為妄自菲薄，甚至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被認為是自輕自賤，是對俄羅斯人的羞辱。
但完全拒絕西方是不可能的，因為俄羅斯并沒有與西方對抗的資本，西方的認可也是俄羅斯人所期望獲得的民族自尊的必要條件。既然無法超越西方，俄羅斯民族主義精英就把俄羅斯定義成與西方相反的榜樣。他們仍然用西方同樣的標准衡量自己，但是通過對這些標准進行重新解釋，俄羅斯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好得多。對應西方的每一個缺點，它有自己的優點；西方表現出來的優點，它在現實中也有。“理性”的價值被保留下來，但變得近似於黑格爾講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拒絕了其隱含的個體的創造性和自主性。他們承認“自由”和“平等”是美德，但拒絕承認西方制度是其真實的體現，因為西方的自由和平等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自由是內心的自由，而非法律上的自由。西方人有自由的權利，但卻生活在真正的奴役之中；俄羅斯人沒有法律上的自由，但生活在真正的自由中。俄羅斯精英們發明了“人民”，將“人民”界定為一個種族集合體，俄羅斯的民族精神存在於“人民”中，但只有有教養的精英才能揭示出來。精英作為“特殊之人”（先鋒隊），知道“人民”想要什么，而大眾自己不知道，所以前者自然有權命令後者。
因此，在怨恨情結支配下形成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是種族主義的、集體主義的、權威主義的。這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什么俄羅斯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怨恨情結誘使俄國人急於證明自己的價值，一次又一次或主動或被動地發起與西方的對抗，但每次都被屈辱地打回原形。同樣的戲劇至今仍然在上演。
日本也許算得上是一個少有的既模仿西方，又沒有太多怨恨的非殖民地國家。這是因為，日本一直是一個模仿者，“脫亞入歐”只是換了一個老師，并不會傷害日本人的自尊心。超過它原來的老師，反倒讓它感到自豪。只是到太平洋戰爭前，美國才成為日本人怨恨的對象，結果是導致了日本的慘敗。
中國人的怨恨情結
中華文明有數千年的曆史，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的形成則是非常近代的事情。可以說，是西方人的堅船利炮催生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并使“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出現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進入20世紀之前，中國人效忠的對象是相繼統治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民眾的各個皇帝和朝廷，而不是主權國家；朝代的更換，領土的分合，是統治者的事情，與普通大眾沒有什么關系，就像現代商業公司領導層的更迭、業務的并拆與普通員工沒有關系一樣。對普通大眾而言，誰坐上皇帝的寶座，我就是誰的臣民；無論是漢人當皇帝，還是契丹人當皇帝、女真人當皇帝、蒙古人當皇帝、滿族人當皇帝，對我都一樣。所以，他們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中國人”的概念。
但伴隨着西方人的到來，特別是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逐漸把效忠的對象由朝廷和皇帝，轉向了民族和國家（但這個轉變沒有徹底完成）。在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形成過程中，主導力量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他們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感，并塑造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但如同法國和俄國的貴族精英、德國的知識精英一樣，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從一開始，就有一種對西方的怨恨情結。對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數千年文明史、并自認為是世界中心的國家的人民來說，突然發現有一個比自己先進的外來文明，產生怨恨是自然的。中國的精英們對西方世界的感情是羨慕、嫉妒、恨的交織。一方面，他們將諸如共和、民主、自由、個體權利、理性、科學等這樣一些西方價值觀引入中國；另一方面，他們又根據中國原有的政治文化觀念對西方價值觀進行選擇性吸收或摒棄。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結使得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西方價值觀有一種本能的排斥，不可能將其全槃照收。如果可能的話，他們總是試圖從本土文化資源中或其他不優於自己的國家尋找它的替代品。
中國人對俄羅斯有着因為領土問題導致的怨恨，但較少因發展階段差異導致的怨恨，這或許是中國人最後選擇“走俄國人的路”的原因之一。當然，俄國人的道路看上去也更符合中國國情。俄國是落後的，走的路是獨特的。如果它的路行得通，沿着這條路很快能富強起來，中國人就可以洗刷掉民族的屈辱，恢復國家的榮耀。因此，走俄國人的路對中國人的自尊心傷害小，但預期的收益大。
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對中國的現代化非常重要，它讓中國人有了一個具體的奮斗目標。但中國人民族概念形成中的怨恨情結也帶來了一系列後果，其中包括：
第一， 中國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我們是“中國人”，是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有共同的祖先，而不是因為我們都是一個主權國家內擁有平等權利的公民。這樣的民族概念給現在的國家治理帶來了一些難題，因為并非所有的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這樣的民族觀念也使得中國很難吸引外國移民，因為一個外國人不論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多少年，永遠不可能被承認是中國人。
第二， 主權大於人權，權力優先於權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是在國家“圖強”和“救亡”中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是國家功利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它強調國家至上、集體至上，在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名義下對個人權利的任何侵害都具有正當性。至今，“有國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滿”仍然是大部分中國人的基本觀念，盡管這些說法根本不合邏輯。進一步，國家等同於政府，政府等同於政府官員，所以官員的權力總是優先於個人的權利，法治難以形成。
第三， 強調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特殊主義是怨恨情結的解藥。特殊主義否定了相互比較的可能性，否定了優劣之分，可以保護自己的自尊心，因而所有有怨恨情結的民族都喜歡特殊主義，中國也不例外。特殊主義也使得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接受普適性價值，不按國際規則行事。
第四， 模仿技朮，但拒絕模仿制度。鴉片戰爭之後不久，中國人就開始承認自己在科學技朮方面的落後，需要向西方學習，因而搞起了洋務運動，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至今仍然是中國變革的主導思想。因為，只要“體”是自己的，我們就用不着自卑，正像科學家不會在工程師面前自卑一樣。因此，我們總是試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與西方抗衡的價值觀念，認為西方的治國理念并不比我們老祖宗早就提出的治國理念好到哪里去。
第五， 反資本主義，反民主和自由。中國人把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等同於西方世界，承認這些東西，就等於承認西方各方面都優於中國，讓中國人太沒有尊嚴。因此，中國既不能搞資本主義，也不能搞自由民主，何況民主和自由也不能當飯吃。中國不像德國人那樣有猶太人群體可以怨恨，那就怨恨那些經商賺錢的人吧！即使中國需要市場經濟，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有本質的區別。
第六， 自力更生，萬事不求人。中國必須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西方人有的我們必須有，糧食必須自給自足，一切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必須自己生產，因為西方世界是靠不住的，它們亡我之心不死，隨時准備卡我們的脖子。“中興事件”就是一個明證。
第七， “陰謀論”在中國非常有市場。中國一直是西方陰謀的受害者。中國之所以落後，不是因為我們不聰明，而是因為西方人太狡詐；不是因為我們的體制和文化不優越，而是因為西方人總是搞陰謀詭計，不讓我們發達起來。外國人幫助中國，一定是另外圖謀。
第八， 只能表揚，不能批評。中國人對批評特別敏感，不僅中國人自己不能批評中國，外國人更不能批評中國。中國人不能批評，因為“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批評自己的國家就是“不愛國”，就是抹黑自己。外國人不能批評，因為那會傷害中國人的自尊心。批評中國的外國人一定是反華勢力，奉承中國的外國人一定是友好人士。殊不知，奉承者常常是別有用心。
第九， 國際關系中，只講利害不講是非，有時甚至連利害也不講，只講好惡。西方的壞消息就是中國的好消息。凡是西方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西方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如果一個西方國家與一個非西方國家發生沖突，大部分中國人希望前者輸後者贏，不是因為我們喜歡後者，而是因為我們痛恨前者。所以，“911”事件有中國人叫好，伊拉克戰爭中有不少中國人給薩達姆加油。當然，如果美國與日本發生沖突，我們會站在美國一邊，因為我們怨恨日本人更甚於怨恨美國人。
第十， 未富先驕，稍強即狂。怨恨情結使得中國人心中總是憋着一口氣，一有機會就想出人頭地，所以很容易從自卑走向傲慢，國家稍富強了一點，就表現出一種暴發戶心態，到處炫耀，不再謙卑，要做到“韜光養晦”談何容易！
鴉片戰爭過去已經快180年了。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其國際地位也很大提高。但中國人對西方的怨恨情結似乎沒有因此而減少，移民海外的中國人的怨恨情結似乎更甚。近几年“中國模式”、“新四大發明”之類的說法甚囂塵上，不能不說是怨恨情結的體現。如果“中國模式”能推廣到全世界，中國不僅可以奪回失去已久的優越地位，而且可以洗刷掉不堪回首的百年恥辱。這是何等愜意的事！
怨恨程度是國家發達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個反向度量。中國人的怨恨情結消退之日，或許才是中國的真正崛起之時！
(本文作者介紹：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趙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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