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15-練乙錚：「違法達義」的中外傳統
練乙錚：「違法達義」的中外傳統
信報 2013年8月15日
法律在一般情況之下，人人都應該遵守。就算是在極權國家、不義之邦裏，大多數法律都有益於一般人；無法律或接近無法律的狀態（如「文革十年」的大陸社會），是人間地獄。我國的漢文化，早在先秦時期便發展出有效的法律系統。然而，漢文化也幾乎從一開始，就肯定了「違法達義」作為法統社會的一個補充原則。簡單地說，「違法達義」中的大者，就是政治革命。
《周易》第四十九卦是「革」卦，包含改變的意思。此卦的彖辭以上古的兩件事說明其重大意義：「……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湯、武都是以臣子的身份挑戰當時的君權，打破社會秩序，建立新的皇朝。《易經》裏的彖辭，一般認為是孔子作的，此或有異議，但其代表儒家思想，則無疑問。「革命」這個辭在漢文化裏第一次出現，便是在上述彖辭，而且出現得很正面。
違法達義 門檻甚高
關於湯武革命這兩段歷史的意義，孟子後來解釋得更清楚：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認為，像紂那樣傷天害理的帝皇，殺了應該，不算犯「弒君」罪。這個說法，當然與孔子的——或者起碼是孔子認可的「順乎天而應乎人」論斷互相呼應。當然，孔孟之學，絕非提倡「不斷革命」，反而主張「興滅國、繼絕世」，極力維護故有秩序；「違法達義」，認可的門檻很高。
儒家再一次肯定革命，已經是孟子之後百多年的漢初時期。那次肯定，見諸賈誼的《過秦論．上篇》。篇目中的「過」字是動詞，指出過失的意思。文章末尾這樣概括秦亡的原因：「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這不僅是站在弒君者的立場講說話，更是從一般老百姓（「天下」）的觀點和感受（「笑」）看那段歷史。
如果用馬列毛的術語表達儒家思想的這個方面，可以說那是十分「辯證」的 ：維護秩序和社會的法制根基應是常態，但當統治階級把社會矛盾激至白熱之時，違反社會秩序常態的革命，就可能是義不容辭的、劃時代的、偉大的。「革之時，大矣哉。」
公民抗命 唯一出路
不過，這種「革命」的違法，是全面而徹底的，過程中對社會的破壞很大，代價很高，絕對不能輕率地搞，只能偶一為之。然而，有沒有可能，在一些特殊情況底下，局部的、規模較小的「違法達義」，也是應該的呢？儒家學說裏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事實上，莫說由下而上的小變革在國史上少見，由上而下的有限變法也幾乎是注定失敗的。這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最早由西方的先哲提供，填補了人類文明、政治哲學思想這方面的空白。
在一些特殊情況底下，一種不以推翻整個社會秩序為目的，一種局部的、規模較小的「違法達義」行為，就是所謂的「公民抗命」。當一個社會的秩序大體還是好的或可接受的，而只是在某一環節出現嚴重問題，受太深的成見、太多的既得利益所左右，長期無法解決，則進行「公民抗命」就是唯一出路，義不容辭。這好比人身體上某一條血管淤塞了無法打通，必須及時動適當的局部的入侵性手術一樣。首先提出這個理論的，是美國十九世紀初葉哲人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筆者周一的文章簡介了梭羅的事跡和始創「公民抗命」理論的背景；本文再介紹他在《公民抗命》（1848）一文中提出的比較有針對性的五個觀點。
觀點一
梭羅講的抗命，是對一個民選政府的抗命。他認為，政府無論怎樣產生，說到底要由少數人運作，那就不可避免會墮落；而且，個別政策就算有大多數人支持，依然不能保證它是公義的、道德的，這時，公民便要憑自己的良知站出來反對、抵制，但憲法沒有這方面的權利保證，「違法達義」因此成為必要的制度補充。
梭羅舉的兩個例，一個是當時美國南方還十分普遍的黑奴制，另一個是1846年美國對墨西哥發動的掠地戰爭（筆者周一文章有介紹）。這點對港人有啟發：面對一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猶有可抗命的餘地，更何況面對一個非民主選舉產生的專橫跋扈政權（大家不妨以此對比某組織近日說的佔中「濫權」論）？
觀點二
梭羅並不是要推翻政府，其抗命目的很清楚很局限。從《公民抗命》一文和梭羅的其他著作裏，我們都可知道，他衷心擁護美國立國精神和美國憲法。不過，他認為當時的憲法不完備（1848年，美國剛戰勝墨西哥，奪得大片土地；距南北戰爭、黑奴解放還有十多年，距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還有二十年），嚴重的不公義因此不能阻止、剔除。他只是希望這方面的缺失能夠糾正，而不是要把國家和憲法推倒重來。以種族歧視為例，他認為，哪怕只有一個公民帶頭違法抗命反對奴隸制，就是道義戰勝邪惡的起點。於是，他恭體力行，而且是單人匹馬。
觀點三
梭羅的抗命，完全平和，手段力求精準。前文介紹過，公民梭羅拒絕繳交人頭稅，欣然下獄，但他在文中說明，自己不是一般地拒絕交稅，政府要求繳交的交通稅、教育稅等，他完全樂意悉數繳付（雖然梭羅一生沒結過婚、沒有孩子）。他也明白，以拒絕交稅違拒政府的個別惡法，難以完全精準，但要盡力而為，而且，拒稅之外，還有其他平和辦法。
觀點四
梭羅明白，面對國家的不義而要實踐公民抗命，除了會坐牢，還很可能招致家財損失；因此，他認為一個人如果要正直地活着，不宜累積財富。為此，在《公民抗命》一文中，他引用了《論語．泰伯》裏的一句孔子的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中國讀書人講的「安貧樂道」，梭羅的確做到了。他自哈佛畢業後，一直都靠幹點小活為生，專注自己的思考、寫作。
順便一提：梭羅博學，花很多時間閱讀非西方文化裏的經典。後來的學者研究過，梭羅的思想深受東方三大文明影響，分別是波斯、印度和中國。他讀過起碼三種不同的《四書》英譯，都覺得不滿意，最後自己動手，從一個法文版本再轉譯了一部分，並和他的恩師愛默生一道，出版了一本《孔孟選讀》（見華盛頓州立大學Hongbo Tan刊在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1993）的論文Confucius at Walden Pond: Thoreau's Unpublished Confucian Translations；網上JSTOR免費閱讀）。
觀點五
梭羅認為，公民在重大問題上，不應以為投了票就是盡了責任。他指出，對現狀的不義投下反對票，或者游說一下政府官員，都只不過是表達了意見，可能一些效果也沒有；重要的是公民的、個體的道義實踐。當選票不能消除政府的惡行或體制的不義，「違法達義」就成為公民的責任。在有普選制之處如是，何況在沒有普選制的地方？
大約十年前，本報刊登過幾篇筆者寫的關於梭羅的文章，主要推介他另一本重要著作《瓦爾頓》，講的是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沒想到十年後的今天，竟要效法甘地，從梭羅的思想裏吸收政治哲學元素寫文章，以期有助解決香港十多年來也未能解決的社會發展樽頸問題。
不過，人類的思想精華，無論古今中外，其實都是相通的。焉知道，梭羅當年始創「公民抗命」的道理，不是因為下苦功破譯孔孟而直接受到啟發的呢？
練乙錚
《信報》特約評論員
信報 2013年8月15日
法律在一般情況之下，人人都應該遵守。就算是在極權國家、不義之邦裏，大多數法律都有益於一般人；無法律或接近無法律的狀態（如「文革十年」的大陸社會），是人間地獄。我國的漢文化，早在先秦時期便發展出有效的法律系統。然而，漢文化也幾乎從一開始，就肯定了「違法達義」作為法統社會的一個補充原則。簡單地說，「違法達義」中的大者，就是政治革命。
《周易》第四十九卦是「革」卦，包含改變的意思。此卦的彖辭以上古的兩件事說明其重大意義：「……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湯、武都是以臣子的身份挑戰當時的君權，打破社會秩序，建立新的皇朝。《易經》裏的彖辭，一般認為是孔子作的，此或有異議，但其代表儒家思想，則無疑問。「革命」這個辭在漢文化裏第一次出現，便是在上述彖辭，而且出現得很正面。
違法達義 門檻甚高
關於湯武革命這兩段歷史的意義，孟子後來解釋得更清楚：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認為，像紂那樣傷天害理的帝皇，殺了應該，不算犯「弒君」罪。這個說法，當然與孔子的——或者起碼是孔子認可的「順乎天而應乎人」論斷互相呼應。當然，孔孟之學，絕非提倡「不斷革命」，反而主張「興滅國、繼絕世」，極力維護故有秩序；「違法達義」，認可的門檻很高。
儒家再一次肯定革命，已經是孟子之後百多年的漢初時期。那次肯定，見諸賈誼的《過秦論．上篇》。篇目中的「過」字是動詞，指出過失的意思。文章末尾這樣概括秦亡的原因：「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這不僅是站在弒君者的立場講說話，更是從一般老百姓（「天下」）的觀點和感受（「笑」）看那段歷史。
如果用馬列毛的術語表達儒家思想的這個方面，可以說那是十分「辯證」的 ：維護秩序和社會的法制根基應是常態，但當統治階級把社會矛盾激至白熱之時，違反社會秩序常態的革命，就可能是義不容辭的、劃時代的、偉大的。「革之時，大矣哉。」
公民抗命 唯一出路
不過，這種「革命」的違法，是全面而徹底的，過程中對社會的破壞很大，代價很高，絕對不能輕率地搞，只能偶一為之。然而，有沒有可能，在一些特殊情況底下，局部的、規模較小的「違法達義」，也是應該的呢？儒家學說裏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事實上，莫說由下而上的小變革在國史上少見，由上而下的有限變法也幾乎是注定失敗的。這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最早由西方的先哲提供，填補了人類文明、政治哲學思想這方面的空白。
在一些特殊情況底下，一種不以推翻整個社會秩序為目的，一種局部的、規模較小的「違法達義」行為，就是所謂的「公民抗命」。當一個社會的秩序大體還是好的或可接受的，而只是在某一環節出現嚴重問題，受太深的成見、太多的既得利益所左右，長期無法解決，則進行「公民抗命」就是唯一出路，義不容辭。這好比人身體上某一條血管淤塞了無法打通，必須及時動適當的局部的入侵性手術一樣。首先提出這個理論的，是美國十九世紀初葉哲人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筆者周一的文章簡介了梭羅的事跡和始創「公民抗命」理論的背景；本文再介紹他在《公民抗命》（1848）一文中提出的比較有針對性的五個觀點。
觀點一
梭羅講的抗命，是對一個民選政府的抗命。他認為，政府無論怎樣產生，說到底要由少數人運作，那就不可避免會墮落；而且，個別政策就算有大多數人支持，依然不能保證它是公義的、道德的，這時，公民便要憑自己的良知站出來反對、抵制，但憲法沒有這方面的權利保證，「違法達義」因此成為必要的制度補充。
梭羅舉的兩個例，一個是當時美國南方還十分普遍的黑奴制，另一個是1846年美國對墨西哥發動的掠地戰爭（筆者周一文章有介紹）。這點對港人有啟發：面對一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猶有可抗命的餘地，更何況面對一個非民主選舉產生的專橫跋扈政權（大家不妨以此對比某組織近日說的佔中「濫權」論）？
觀點二
梭羅並不是要推翻政府，其抗命目的很清楚很局限。從《公民抗命》一文和梭羅的其他著作裏，我們都可知道，他衷心擁護美國立國精神和美國憲法。不過，他認為當時的憲法不完備（1848年，美國剛戰勝墨西哥，奪得大片土地；距南北戰爭、黑奴解放還有十多年，距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還有二十年），嚴重的不公義因此不能阻止、剔除。他只是希望這方面的缺失能夠糾正，而不是要把國家和憲法推倒重來。以種族歧視為例，他認為，哪怕只有一個公民帶頭違法抗命反對奴隸制，就是道義戰勝邪惡的起點。於是，他恭體力行，而且是單人匹馬。
觀點三
梭羅的抗命，完全平和，手段力求精準。前文介紹過，公民梭羅拒絕繳交人頭稅，欣然下獄，但他在文中說明，自己不是一般地拒絕交稅，政府要求繳交的交通稅、教育稅等，他完全樂意悉數繳付（雖然梭羅一生沒結過婚、沒有孩子）。他也明白，以拒絕交稅違拒政府的個別惡法，難以完全精準，但要盡力而為，而且，拒稅之外，還有其他平和辦法。
觀點四
梭羅明白，面對國家的不義而要實踐公民抗命，除了會坐牢，還很可能招致家財損失；因此，他認為一個人如果要正直地活着，不宜累積財富。為此，在《公民抗命》一文中，他引用了《論語．泰伯》裏的一句孔子的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中國讀書人講的「安貧樂道」，梭羅的確做到了。他自哈佛畢業後，一直都靠幹點小活為生，專注自己的思考、寫作。
順便一提：梭羅博學，花很多時間閱讀非西方文化裏的經典。後來的學者研究過，梭羅的思想深受東方三大文明影響，分別是波斯、印度和中國。他讀過起碼三種不同的《四書》英譯，都覺得不滿意，最後自己動手，從一個法文版本再轉譯了一部分，並和他的恩師愛默生一道，出版了一本《孔孟選讀》（見華盛頓州立大學Hongbo Tan刊在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1993）的論文Confucius at Walden Pond: Thoreau's Unpublished Confucian Translations；網上JSTOR免費閱讀）。
觀點五
梭羅認為，公民在重大問題上，不應以為投了票就是盡了責任。他指出，對現狀的不義投下反對票，或者游說一下政府官員，都只不過是表達了意見，可能一些效果也沒有；重要的是公民的、個體的道義實踐。當選票不能消除政府的惡行或體制的不義，「違法達義」就成為公民的責任。在有普選制之處如是，何況在沒有普選制的地方？
大約十年前，本報刊登過幾篇筆者寫的關於梭羅的文章，主要推介他另一本重要著作《瓦爾頓》，講的是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沒想到十年後的今天，竟要效法甘地，從梭羅的思想裏吸收政治哲學元素寫文章，以期有助解決香港十多年來也未能解決的社會發展樽頸問題。
不過，人類的思想精華，無論古今中外，其實都是相通的。焉知道，梭羅當年始創「公民抗命」的道理，不是因為下苦功破譯孔孟而直接受到啟發的呢？
練乙錚
《信報》特約評論員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