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5-星期日文學：陳麗娟：失魂的城，流離的詩
星期日文學：陳麗娟：失魂的城，流離的詩
2019年8月25日
【明報專訊】上一次與詩人陳麗娟坐下交談，是很多年前的台北炎夏。那年，陳麗娟是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駐村作家，閒來相聚，談寫作，也談異地生活上的各種好與壞。記得她說話很快，而且歡樂詼諧。多年之後，又逢毒熱夏天，再跟陳麗娟相約訪談，卻是因為她即將出一趟遠門，成為今年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香港代表作家。談起近况，語速依然沒慢下來，稍不同的是，很多年前，我們的話題總是帶點文藝腔，從香港這個商業小島憧憬外國的遼闊風光，但今日，讓我們掛在心頭的剛好相反，是到底如何跟異地朋友解釋眼下失魂動盪的香港。「你怎麼總是問我一些那麼難答的問題呀。」她說。香港的狀况好艱難，要將香港人這幾個月來的經歷黑白分明說個清楚，亦同樣艱難。
還是先談愛荷華的喜訊。陳麗娟坦言，獲資助前往美國參與國際寫作計劃，確是意外，但就不完全是驚喜。因為愛荷華之行亦剛好打亂了她原先已計劃的行程。事實上，陳麗娟本身會在下個月到日本留學。
由於時間重疊，在日本和美國之間，只能二擇其一。陳麗娟選擇了先到愛荷華。「不少文友都曾經去過愛荷華交流，例如韓麗珠、謝曉虹、鄧小樺，現在輪到我了。還未出發，難說有何得着，但都憧憬那邊可能跟香港是兩個世界，人不多，風景好，校園環境不錯，讓我可以全心寫作和看書。」語罷，陳麗娟又哈哈一笑：「但現實又可能跟想像完全不同，說不定凍到嘔，食物又好難吃，睡得好差之類。」
其他香港作家所憶述的愛荷華之行，有時是難得一番寫意，也有時很悶、很辛苦。陳麗娟說：「但當然，我更期待是一些不期然的相遇，每年愛荷華都會出現一些來自不同國家的作家，每一年的組合都不同。聽說，在某些交戰中的國家，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國家的作家會彼此針鋒相對，不願意一起出席活動。」不幸遇到愛國愛黨的中國或華裔作家，那如何是好？陳麗娟笑而不語。
人生最低潮的日子
早在今年四月初已接獲有關通知，陳麗娟卻考慮了一段時間，不見得太興奮。除了本身另有出國進修計劃，亦因為這段日子是她人生其中一段最不順遂、難以落筆創作的艱難時期。
當香港正處於最壞的時勢，對陳麗娟來說，如今也是她生活的最低潮。她形容，近年面對家庭問題和身體異狀的各種煩惱，轉變太大，其實亦嚴重影響了她的日常起居，以至寫作情緒。受困於濕疹持續復發和類固醇反彈，陳麗娟多年來頗受煎熬。「我沒有直接寫過它（濕疹），不過，前年冬天發到全身好像蜥蜴，情况差到一直躺在牀上，什麼都做不到，連書都看不到。你猜我還能做什麼？」她笑道：「我就打開YouTube聽一個法師念《藥師經》。」坊間流傳，《藥師經》可以治病解厄，清淨身心。病急亂投醫的陳麗娟笑言一聽無妨，不曉得這算不算是一種打坐修行，但日子確實過得意外安靜。「這段時間，我完全沒有辦法創作，便一直讓腦袋放空。都可能是好事，它讓我多了時間思考，不是關於創作上的，是關於自己的。」
陳麗娟又說：「不過，皮膚上的問題，並不是最影響到我的。反而是過去這幾年，我患有焦慮症。我真的完全看不到書。濕疹爆發最多是physically令你無法閱讀，但出現焦慮症的那種，是當你一碰到文字就會想嘔，覺得頭昏腦脹，亦令我很害怕。」直到後來，轉了藥，焦慮的情况才有所好轉。她形容，如今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專心看書，但仍然有一段時間是無法閱讀的。「看不到書的時候，我就會讓自己思考。帶病之軀當然不是好事，不過，朝好的方向去想，都有其他得着。」她說：「若是以前的我，無論如何都不想閒下來，要找些東西去看，看書又好，看電影又好，其實看得再多，也未必吸收到那麼多；現在我有無法看書的時候，反而可以讓人慢下來，吸收多些。」
跟不少焦慮症患者一樣，但凡是置身嘈吵、迫狹的地方，就會讓陳麗娟感到坐立不安，思緒雜亂，而且完全寫不到文章。「例如茶餐廳，每一次入去，我就會覺得好焦慮。之前有段時間我連巴士都坐不到，覺得位置太窄了。甚至聽到電話響都會很不舒服。」偏偏在香港，想找個沒有噪音，位置稍為寬敞的角落，也不容易。
要避開焦慮情緒，離開香港可能是最好方法。陳麗娟對日本情有獨鍾，譬如說，數年前曾寫過散文集《不能抵達的京都》。「人在京都，除了覺得風景好美之外，都會有一些獨特的經歷。例如我去踩單車，我本身不懂，沿路跌跌撞撞，這一番體會原來好深。」她又形容：「我是比較被動，需要依賴靈感來寫作的，就算一個人靜待家裏都未必可以。要環境許可，有一些經歷，感情生活刺激，才會寫到。去不同地方生活，對我的寫作都有一定啟發。」
當香港的生活讓她無以名狀焦慮不適，提到日本，則無論風土人情，抑或文學藝術，陳麗娟都顯得分外精神爽利。「和服肯定是我最喜歡的文化之一，不過坦白說，我在香港搬家之後已經興致缺缺。另外就是日本在美學和視覺上的刺激，譬如日本畫和建築，在日本旅遊期間，我會收集很多關於畫作和寺院建築的雜誌和書籍。」陳麗娟續說：「與多數四平八穩的西方建築相比，日本反而比較diagonal，構圖上給我更大驚喜，而這些刺激又會轉化在詩作上展現。」
「再者就是日本的小說、散文和詩。」陳麗娟點名提到喜歡讀森茉莉（即是日本文豪森鷗外的女兒）和林芙美子的小說，尤其是後者的《放浪記》和《浮雲》。「作者嘗試在書中探討女性置身在一個流放不穩定的狀態下，到底如何寫作。在這段時間，於我較有同感。」
自我流放的想像
陳麗娟顯然對日本女性作家和傳統文體特別鍾情，對其寫作喜好有較直接的影響，除了吸引她開始借用清少納言散文集《枕草子》的那種片段式隨筆書寫，另一方面，亦提到與謝野晶子的和歌。「又不能說是研究，畢竟只看得懂現代語翻譯的部分，文言文的部分都是看不懂。」細數和歌的魅力和特色，她認為：「中國的五言七字，裏面的內容、意象和句子之間的連結，都比較多；和歌則較多跳躍，而它的跳接比較有趣，雖然每一句的詞不多，上下句看似不太相關，但兩三個意象撞擊一起，是我喜歡的特質。」
談到和歌，陳麗娟忽然想起另一女性，柳原白蓮。「之前我去福岡，本身只是去看演唱會，便剛好路過柳原白蓮的故居。」位於福岡縣飯塚市的舊伊藤傳右衛門邸，前身就是柳原白蓮和丈夫離婚前的居所。「我是在日劇《花子與安妮》接觸此角色，雖然只是配角，但她的故事比起女主角更加有趣，然後我就不斷翻查她的身世資料。柳原白蓮本是貴族出身，十多歲就被家人逼婚，但很快就離婚，在明治時代離婚並不光彩，而後來她又嫁了給媒炭大亨伊藤傳右衛門。」伊藤傳右衛門當時便為了柳原白蓮，修建這一幢豪華別墅。然而，柳原白蓮情路並不平坦，她不但熱愛寫和歌，也是一名烈女。在三十多歲的時候，生活安逸的柳原白蓮毅然跟一名年輕的學運男子私奔，登報跟丈夫離婚，轟動社會。陳麗娟雖沒明言，但偶然認識的柳原白蓮，大抵與她的生活際遇有許多相似之處。閱讀和追憶逝者的傳奇往事，其實也是自况。
陳麗娟坦言，自己並不是很有寫作規劃的作家，而距離上一次出版著作，亦已相隔一段時間。「《有貓在歌唱》已經快十年了，《不能抵達的京都》都有四年，我覺得現在這階段正需要一些轉變，但方向未明。」她想了一想，續說：「過去寫詩，我是寫得比較隨心，風格上比較可愛，也喜歡多用一些動物和身體的意象。但現在人已經大了，不再是過去的那個人，也不可以一直用那套板斧了。接下來我可能想用另一種方法寫詩。」
而在這段低潮時期所接觸到的日本女性作家，其人其文，都似乎為陳麗娟帶來一些創作的新指引。「因為家庭問題，我覺得現在的生活處於一種流放狀態，亦讓我傾向寫一些尚未發表或者不會發表的自放體、日記體文章。以前我都不會寫這種直接的自傳式散文。但這幾個月來經歷了人生的巨變，我試着將它們直接寫出來，對自己來說都是一個新嘗試。但我不是有目的要寫成這樣，而是一個摸索的階段。」
離開還是留下？
八月底便將出發到美國，但面對今日時局紛亂的香港，無論人在多遠，亦難免懷憂。對陳麗娟和很多香港人來說，這裏是一個既想離開，卻又無法完全捨割的「我城」。「有一些住在外國的朋友，不斷在網上看live，追得比我更貼，他們在遠方，也會為香港流淚。我想，就算到了美國，我仍會掛念香港每一刻的變化，無論是好是壞。」長嘆一聲，陳麗娟又說：「我初時都有看live，看到很多滿天催淚彈的畫面。但後來那些打到飛起、遍地是血的恐怖畫面，就不能看了，我不想太影響自己的情緒。」
如她感嘆，今日的香港變得好快，而且是朝着壞的方向下沉。短短的幾個月，讓好多人心生恐懼，想盡快移民離開不再安穩太平的香港。陳麗娟則介乎兩者之間，她始終認為，離開還是留下，這兩個決定都不是絕對對立。「當然，我未有人力財力毅然離開香港，所以，無論時勢變得幾差也要繼續留下來。但你問我是否真的會走，如果條件許可，有得揀，我會想走，我又未偉大到一定要留在這裏。」語罷，又緩緩說了一句：「只是始終有些東西會不捨得。」
「有什麼是不捨得，我未必數得出，但可能就是那種平時令我很不喜歡的，例如好擠迫的好多藍絲的茶餐廳氣氛，到你真的走了，又可能會不慣。可能就是那種熟悉的感覺。」
她承認，這種情感其實是很矛盾的。明明讓她最不舒服，感到焦慮不安的，就正是香港那種人多擠迫嘈吵的空間，到頭來卻是她最熟悉的香港。「有時你會嚮往其他地方的生活，覺得空間大些，人又沒那麼惡，但始終你會掛念最原始的地方。如果是我，會掛念九龍城那些街。」
根在香港？她覺得未必，反而相信「根」未必是實際存在的土地概念：「香港也可以出現在其他地方，有朝一日，或者香港再沒多少人懂得說廣東話，但說不定在墨爾本和紐約的唐人街，你會聽到純正的廣東話，吃到香港失傳了的地道食物。」陳麗娟形容，「香港」可以跟着人走，而不是要「香港人」誓死留在一個其實已不屬於自己的地方。「何况你就算坐在原地不動，都會突然被人踢去大灣區。在其他城市，也可以出現小香港，當然，我知道它取代不了原本的……」她馬上打住，又說：「但其實，原本的又可能早已不是原本的香港。」
文學承受不了催淚彈
離開還是留下，本身已是一個艱深的難題。但更為同輩舉步維艱的，是文學這一條路。亂世無道，看書、寫作還有用嗎？自言已經有心無力的陳麗娟感慨：「這個問題特別令人灰心，如果是十年前的我，保衛菜園村、天星碼頭，我是寫極多抗爭詩的。到雨傘運動已經少了，我寫不出了，只記得寫過一首《比喻罷工了》。在那時候，我覺得文學再承受不了人們要捱催淚彈這回事。」頓了一頓，陳麗娟苦笑：「但拿來跟今日相比，那時候實在『碎料』，當年你最多只是聞到催淚彈，現在是直接射人，恐怖十倍。是我不中用，自問不才，沒有這樣的文筆語言去寫詩對抗那種恐怖。」
「不過，若然要談香港文學未來，我不是完全絕望。」陳麗娟期許，時勢動盪之中，文學仍擔當着其中的責任，儘管不是以直接的方法與暴力對抗，而可能是轉趨內化。「最近我看伍淑賢的小說，好看之餘，更讀到香港的味道，作者在創作的時候，未必是特意去記錄舊香港的風土人情，亦未必需要懷着建立一套香港文學的責任，但跟同代作家如黃碧雲、也斯，他們所共同構築的文學世界，會讀到香港的地方特色。」
就如陳麗娟自嘆：「我未必再寫得出什麼抗爭詩了，但不是放棄，文學仍然重要。並不是要去寫一些屬於香港的小說，但正正是香港人的身分被抹殺時，透過文學作品、日常寫作，我們又能重新喚起對於香港的身分認同。」
城市和人，冥冥中似有着相連的命運。拖着殘破的身軀、進退兩難見步行步、傷痛、疲倦、對未來不敢寄予厚望，可能是今日的陳麗娟和這個時代的香港，最大的共感。但總會找到一扇窗口，朝着有光的地方跳出去。
無心插柳的美國之行，讓愛荷華成為她心目中所想像的流放生活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暫時的喘息，整頓人生節奏的流離之所。「都是先去看一看，回來再重新計劃。」她說。
文 \\ 紅眼
攝影 \\ 曾憲宗
編輯 \\ 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8月25日
【明報專訊】上一次與詩人陳麗娟坐下交談，是很多年前的台北炎夏。那年，陳麗娟是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駐村作家，閒來相聚，談寫作，也談異地生活上的各種好與壞。記得她說話很快，而且歡樂詼諧。多年之後，又逢毒熱夏天，再跟陳麗娟相約訪談，卻是因為她即將出一趟遠門，成為今年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香港代表作家。談起近况，語速依然沒慢下來，稍不同的是，很多年前，我們的話題總是帶點文藝腔，從香港這個商業小島憧憬外國的遼闊風光，但今日，讓我們掛在心頭的剛好相反，是到底如何跟異地朋友解釋眼下失魂動盪的香港。「你怎麼總是問我一些那麼難答的問題呀。」她說。香港的狀况好艱難，要將香港人這幾個月來的經歷黑白分明說個清楚，亦同樣艱難。
還是先談愛荷華的喜訊。陳麗娟坦言，獲資助前往美國參與國際寫作計劃，確是意外，但就不完全是驚喜。因為愛荷華之行亦剛好打亂了她原先已計劃的行程。事實上，陳麗娟本身會在下個月到日本留學。
由於時間重疊，在日本和美國之間，只能二擇其一。陳麗娟選擇了先到愛荷華。「不少文友都曾經去過愛荷華交流，例如韓麗珠、謝曉虹、鄧小樺，現在輪到我了。還未出發，難說有何得着，但都憧憬那邊可能跟香港是兩個世界，人不多，風景好，校園環境不錯，讓我可以全心寫作和看書。」語罷，陳麗娟又哈哈一笑：「但現實又可能跟想像完全不同，說不定凍到嘔，食物又好難吃，睡得好差之類。」
其他香港作家所憶述的愛荷華之行，有時是難得一番寫意，也有時很悶、很辛苦。陳麗娟說：「但當然，我更期待是一些不期然的相遇，每年愛荷華都會出現一些來自不同國家的作家，每一年的組合都不同。聽說，在某些交戰中的國家，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國家的作家會彼此針鋒相對，不願意一起出席活動。」不幸遇到愛國愛黨的中國或華裔作家，那如何是好？陳麗娟笑而不語。
人生最低潮的日子
早在今年四月初已接獲有關通知，陳麗娟卻考慮了一段時間，不見得太興奮。除了本身另有出國進修計劃，亦因為這段日子是她人生其中一段最不順遂、難以落筆創作的艱難時期。
當香港正處於最壞的時勢，對陳麗娟來說，如今也是她生活的最低潮。她形容，近年面對家庭問題和身體異狀的各種煩惱，轉變太大，其實亦嚴重影響了她的日常起居，以至寫作情緒。受困於濕疹持續復發和類固醇反彈，陳麗娟多年來頗受煎熬。「我沒有直接寫過它（濕疹），不過，前年冬天發到全身好像蜥蜴，情况差到一直躺在牀上，什麼都做不到，連書都看不到。你猜我還能做什麼？」她笑道：「我就打開YouTube聽一個法師念《藥師經》。」坊間流傳，《藥師經》可以治病解厄，清淨身心。病急亂投醫的陳麗娟笑言一聽無妨，不曉得這算不算是一種打坐修行，但日子確實過得意外安靜。「這段時間，我完全沒有辦法創作，便一直讓腦袋放空。都可能是好事，它讓我多了時間思考，不是關於創作上的，是關於自己的。」
陳麗娟又說：「不過，皮膚上的問題，並不是最影響到我的。反而是過去這幾年，我患有焦慮症。我真的完全看不到書。濕疹爆發最多是physically令你無法閱讀，但出現焦慮症的那種，是當你一碰到文字就會想嘔，覺得頭昏腦脹，亦令我很害怕。」直到後來，轉了藥，焦慮的情况才有所好轉。她形容，如今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專心看書，但仍然有一段時間是無法閱讀的。「看不到書的時候，我就會讓自己思考。帶病之軀當然不是好事，不過，朝好的方向去想，都有其他得着。」她說：「若是以前的我，無論如何都不想閒下來，要找些東西去看，看書又好，看電影又好，其實看得再多，也未必吸收到那麼多；現在我有無法看書的時候，反而可以讓人慢下來，吸收多些。」
跟不少焦慮症患者一樣，但凡是置身嘈吵、迫狹的地方，就會讓陳麗娟感到坐立不安，思緒雜亂，而且完全寫不到文章。「例如茶餐廳，每一次入去，我就會覺得好焦慮。之前有段時間我連巴士都坐不到，覺得位置太窄了。甚至聽到電話響都會很不舒服。」偏偏在香港，想找個沒有噪音，位置稍為寬敞的角落，也不容易。
要避開焦慮情緒，離開香港可能是最好方法。陳麗娟對日本情有獨鍾，譬如說，數年前曾寫過散文集《不能抵達的京都》。「人在京都，除了覺得風景好美之外，都會有一些獨特的經歷。例如我去踩單車，我本身不懂，沿路跌跌撞撞，這一番體會原來好深。」她又形容：「我是比較被動，需要依賴靈感來寫作的，就算一個人靜待家裏都未必可以。要環境許可，有一些經歷，感情生活刺激，才會寫到。去不同地方生活，對我的寫作都有一定啟發。」
當香港的生活讓她無以名狀焦慮不適，提到日本，則無論風土人情，抑或文學藝術，陳麗娟都顯得分外精神爽利。「和服肯定是我最喜歡的文化之一，不過坦白說，我在香港搬家之後已經興致缺缺。另外就是日本在美學和視覺上的刺激，譬如日本畫和建築，在日本旅遊期間，我會收集很多關於畫作和寺院建築的雜誌和書籍。」陳麗娟續說：「與多數四平八穩的西方建築相比，日本反而比較diagonal，構圖上給我更大驚喜，而這些刺激又會轉化在詩作上展現。」
「再者就是日本的小說、散文和詩。」陳麗娟點名提到喜歡讀森茉莉（即是日本文豪森鷗外的女兒）和林芙美子的小說，尤其是後者的《放浪記》和《浮雲》。「作者嘗試在書中探討女性置身在一個流放不穩定的狀態下，到底如何寫作。在這段時間，於我較有同感。」
自我流放的想像
陳麗娟顯然對日本女性作家和傳統文體特別鍾情，對其寫作喜好有較直接的影響，除了吸引她開始借用清少納言散文集《枕草子》的那種片段式隨筆書寫，另一方面，亦提到與謝野晶子的和歌。「又不能說是研究，畢竟只看得懂現代語翻譯的部分，文言文的部分都是看不懂。」細數和歌的魅力和特色，她認為：「中國的五言七字，裏面的內容、意象和句子之間的連結，都比較多；和歌則較多跳躍，而它的跳接比較有趣，雖然每一句的詞不多，上下句看似不太相關，但兩三個意象撞擊一起，是我喜歡的特質。」
談到和歌，陳麗娟忽然想起另一女性，柳原白蓮。「之前我去福岡，本身只是去看演唱會，便剛好路過柳原白蓮的故居。」位於福岡縣飯塚市的舊伊藤傳右衛門邸，前身就是柳原白蓮和丈夫離婚前的居所。「我是在日劇《花子與安妮》接觸此角色，雖然只是配角，但她的故事比起女主角更加有趣，然後我就不斷翻查她的身世資料。柳原白蓮本是貴族出身，十多歲就被家人逼婚，但很快就離婚，在明治時代離婚並不光彩，而後來她又嫁了給媒炭大亨伊藤傳右衛門。」伊藤傳右衛門當時便為了柳原白蓮，修建這一幢豪華別墅。然而，柳原白蓮情路並不平坦，她不但熱愛寫和歌，也是一名烈女。在三十多歲的時候，生活安逸的柳原白蓮毅然跟一名年輕的學運男子私奔，登報跟丈夫離婚，轟動社會。陳麗娟雖沒明言，但偶然認識的柳原白蓮，大抵與她的生活際遇有許多相似之處。閱讀和追憶逝者的傳奇往事，其實也是自况。
陳麗娟坦言，自己並不是很有寫作規劃的作家，而距離上一次出版著作，亦已相隔一段時間。「《有貓在歌唱》已經快十年了，《不能抵達的京都》都有四年，我覺得現在這階段正需要一些轉變，但方向未明。」她想了一想，續說：「過去寫詩，我是寫得比較隨心，風格上比較可愛，也喜歡多用一些動物和身體的意象。但現在人已經大了，不再是過去的那個人，也不可以一直用那套板斧了。接下來我可能想用另一種方法寫詩。」
而在這段低潮時期所接觸到的日本女性作家，其人其文，都似乎為陳麗娟帶來一些創作的新指引。「因為家庭問題，我覺得現在的生活處於一種流放狀態，亦讓我傾向寫一些尚未發表或者不會發表的自放體、日記體文章。以前我都不會寫這種直接的自傳式散文。但這幾個月來經歷了人生的巨變，我試着將它們直接寫出來，對自己來說都是一個新嘗試。但我不是有目的要寫成這樣，而是一個摸索的階段。」
離開還是留下？
八月底便將出發到美國，但面對今日時局紛亂的香港，無論人在多遠，亦難免懷憂。對陳麗娟和很多香港人來說，這裏是一個既想離開，卻又無法完全捨割的「我城」。「有一些住在外國的朋友，不斷在網上看live，追得比我更貼，他們在遠方，也會為香港流淚。我想，就算到了美國，我仍會掛念香港每一刻的變化，無論是好是壞。」長嘆一聲，陳麗娟又說：「我初時都有看live，看到很多滿天催淚彈的畫面。但後來那些打到飛起、遍地是血的恐怖畫面，就不能看了，我不想太影響自己的情緒。」
如她感嘆，今日的香港變得好快，而且是朝着壞的方向下沉。短短的幾個月，讓好多人心生恐懼，想盡快移民離開不再安穩太平的香港。陳麗娟則介乎兩者之間，她始終認為，離開還是留下，這兩個決定都不是絕對對立。「當然，我未有人力財力毅然離開香港，所以，無論時勢變得幾差也要繼續留下來。但你問我是否真的會走，如果條件許可，有得揀，我會想走，我又未偉大到一定要留在這裏。」語罷，又緩緩說了一句：「只是始終有些東西會不捨得。」
「有什麼是不捨得，我未必數得出，但可能就是那種平時令我很不喜歡的，例如好擠迫的好多藍絲的茶餐廳氣氛，到你真的走了，又可能會不慣。可能就是那種熟悉的感覺。」
她承認，這種情感其實是很矛盾的。明明讓她最不舒服，感到焦慮不安的，就正是香港那種人多擠迫嘈吵的空間，到頭來卻是她最熟悉的香港。「有時你會嚮往其他地方的生活，覺得空間大些，人又沒那麼惡，但始終你會掛念最原始的地方。如果是我，會掛念九龍城那些街。」
根在香港？她覺得未必，反而相信「根」未必是實際存在的土地概念：「香港也可以出現在其他地方，有朝一日，或者香港再沒多少人懂得說廣東話，但說不定在墨爾本和紐約的唐人街，你會聽到純正的廣東話，吃到香港失傳了的地道食物。」陳麗娟形容，「香港」可以跟着人走，而不是要「香港人」誓死留在一個其實已不屬於自己的地方。「何况你就算坐在原地不動，都會突然被人踢去大灣區。在其他城市，也可以出現小香港，當然，我知道它取代不了原本的……」她馬上打住，又說：「但其實，原本的又可能早已不是原本的香港。」
文學承受不了催淚彈
離開還是留下，本身已是一個艱深的難題。但更為同輩舉步維艱的，是文學這一條路。亂世無道，看書、寫作還有用嗎？自言已經有心無力的陳麗娟感慨：「這個問題特別令人灰心，如果是十年前的我，保衛菜園村、天星碼頭，我是寫極多抗爭詩的。到雨傘運動已經少了，我寫不出了，只記得寫過一首《比喻罷工了》。在那時候，我覺得文學再承受不了人們要捱催淚彈這回事。」頓了一頓，陳麗娟苦笑：「但拿來跟今日相比，那時候實在『碎料』，當年你最多只是聞到催淚彈，現在是直接射人，恐怖十倍。是我不中用，自問不才，沒有這樣的文筆語言去寫詩對抗那種恐怖。」
「不過，若然要談香港文學未來，我不是完全絕望。」陳麗娟期許，時勢動盪之中，文學仍擔當着其中的責任，儘管不是以直接的方法與暴力對抗，而可能是轉趨內化。「最近我看伍淑賢的小說，好看之餘，更讀到香港的味道，作者在創作的時候，未必是特意去記錄舊香港的風土人情，亦未必需要懷着建立一套香港文學的責任，但跟同代作家如黃碧雲、也斯，他們所共同構築的文學世界，會讀到香港的地方特色。」
就如陳麗娟自嘆：「我未必再寫得出什麼抗爭詩了，但不是放棄，文學仍然重要。並不是要去寫一些屬於香港的小說，但正正是香港人的身分被抹殺時，透過文學作品、日常寫作，我們又能重新喚起對於香港的身分認同。」
城市和人，冥冥中似有着相連的命運。拖着殘破的身軀、進退兩難見步行步、傷痛、疲倦、對未來不敢寄予厚望，可能是今日的陳麗娟和這個時代的香港，最大的共感。但總會找到一扇窗口，朝着有光的地方跳出去。
無心插柳的美國之行，讓愛荷華成為她心目中所想像的流放生活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暫時的喘息，整頓人生節奏的流離之所。「都是先去看一看，回來再重新計劃。」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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