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2-李立峯：媒體直播——民意對警民衝突的判斷
李立峯：媒體直播——民意對警民衝突的判斷
2019年8月22日
反修例運動過了兩個多月，出現了多次警方與示威者之間的衝突，上周五《明報》發表由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顯示67.7%的香港市民認為警方在衝突場面中使用了過度武力，比認為示威者使用了過度武力的39.5%高出不少，說明「警察濫暴」是大部分市民的觀感。
近兩三個星期，衝突進入了社區空間，讓不少市民對武力抗爭多了一點近距離觀察。不過，大部分市民始終不會有多少時間在「前線」，他們的觀感來自媒體，而在各類媒體內容中，電視和網絡直播尤其不能忽視。今次運動中，「立場哥哥、姐姐」和利君雅等記者成為運動支持者關注點，都跟直播有關，上周馬傑偉對此現象已有論述。拉闊一點看，直播並非到了這場運動才發揮影響力的。5年前的佔領中環，警方在電視直播下放射催淚彈，激發了經媒體中介的即時義憤（mediated instant grievances，鄧鍵一語），促成了傘運的開始。概念上，直播影像有幾個特點，它具備即時性和現場感，讓受眾有見證歷史的感覺。直播內容不經剪接出街，就算是取態保守的媒體機構，也難以控制和審查。本身也是記者的專欄作家阿果說，負責直播的記者加上旁述，已成主流。不過，現場記者對突發事情的掌握不一定很充分，直播內容始終不是「包好了的古仔」，觀眾容易因直播影像感到困惑，但這困惑卻更可能觸發思考。而如上所說，一些意想不到的具震撼性的直播影像，可以觸發觀眾即時而強烈的情緒反應。
最重要運動資訊來源 媒體直播居首
那麼，在今次運動中，直播對民意有沒有產生什麼實際影響？上周公布的明報／中大民調，可以提供一些線索。民調中有一組問題問被訪者，不同渠道對他們來說是否運動資訊的重要來源。答案為0至10分，10分是非常重要，0分為完全不重要。表1顯示，媒體現場直播的平均重要程度是8.12分，高於傳統媒體的6.85分、社交媒體的6.01分，和WhatsApp等其他通訊程式的5.35分。連登和Telegram雖然被視為今次運動裏很重要的資訊平台，但對整體市民而言不算重要。
若以政治傾向把被訪者分類，建制派支持者比民主派或本土派支持者更依賴傳統媒體，而民主派或本土派支持者則比建制派支持者更依賴媒體現場直播。對民主派或本土派支持者來說，傳統媒體的重要性為6.66分，比社交媒體的6.96分還要低。另外，對中間派或沒有政治傾向的市民來說，媒體現場直播也是他們最重要的運動資訊來源。
愈認為直播重要 愈認同警過度武力
媒體直播包含很多內容，例如政府和警方的記者會、民間記者會，甚至大學校長與學生會面，都有直播，但最受市民關注的，應該是各種行動以及衝突時的直播。直播會否影響大家如何看待警民衝突？表2展示「媒體現場直播重要性」和「對警方及示威者所使武力的判斷」之間的關係。由於認為媒體直播不重要的受訪者不多，我們把給予媒體直播0至5分的被訪者歸為一組，給予6至8分歸為另一組，給予9至10分的為第三組。從第一欄可見，在認為直播較不重要的市民中，只有42.8%認為警方使用了過度武力，在認為直播非常重要的市民中，則有77.4%認同警方使用了過度武力。亦即是說，愈認為媒體直播重要的市民，愈傾向認為警方使用了過度武力。
相反，媒體直播重要性和對示威者有沒有使用過度武力的判斷呈負相關。在認為媒體直播較不重要的市民中，有55.1%認為示威者使用了過度武力，但在認為媒體直播非常重要的市民中，只有31.4%認為示威者使用了過度武力。
數據分析未完。之前表1顯示，民主派或本土派支持者較傾向認為直播重要，那代表認為媒體直播非常重要的一組被訪者，會有較多民主派支持者。所謂「認為直播重要的人會傾向批評警方武力」，可能只是「認為直播重要的人較多是民主派支持者，所以較傾向批評警方武力」。因此，我們需要嘗試排除政治傾向這個因素。篇幅所限，技術性問題就不多談了，只談結果。首先，若進行多變項迴歸分析，在排除掉政治傾向和年齡、教育程度等基本人口特徵的影響之後，愈覺得媒體直播重要的人，仍然愈認為警方有使用過度武力，同時愈不認為示威者有使用過度武力。需要指出的是，媒體直播和傳統媒體內容對市民的影響不一樣。例如在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中，愈覺得傳統媒體重要的人，愈不覺得警方有使用過度的武力。
參與者對各方武力觀感 不受直播影響
另外一個有趣的分析發現是，若把被訪者分為有參與過反修例運動的遊行集會和沒有參與過運動兩個組別，有參與集體行動的市民對警方和示威者的武力的觀感，不受媒體直播影響。只在沒有參與運動的市民當中，對警方和示威者的武力的觀感才跟媒體直播重要性有關係。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有參與運動的市民，縱使不是每位都是勇武派，但他們較有可能對抗爭現場「前線」有直接觀察，所以他們的觀感較不受媒體影響。反而是沒有參與運動的市民，對抗爭現場的認知差不多完全來自媒體，所以他們亦較易受直播影像影響。
直播不一定是真相全部
理論上，直播不一定就是真相的全部，直播內容取決於媒體資源，有多少直播記者、他們在現場哪些位置等。傳播學大師級人物Elihu Katz多年前亦說過，過分依賴直播，將會是「新聞的終結」（the end of journalism），因為新聞工作始終需要幫助受眾闡釋現實。這篇文章不是要神化直播的地位。不過，直播的確有其威力，的確能夠讓來自現場的真實影像在不太受政治、經濟和媒體內部權力的干擾之下送到民眾眼前。直播工作原本不是為了偏幫衝突中的一方，但當民眾看見「真實」時，自然會有所反應。能讓真實影響民意，應該也不枉前線新聞工作者的努力。
李立峯
2019年8月22日
反修例運動過了兩個多月，出現了多次警方與示威者之間的衝突，上周五《明報》發表由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顯示67.7%的香港市民認為警方在衝突場面中使用了過度武力，比認為示威者使用了過度武力的39.5%高出不少，說明「警察濫暴」是大部分市民的觀感。
近兩三個星期，衝突進入了社區空間，讓不少市民對武力抗爭多了一點近距離觀察。不過，大部分市民始終不會有多少時間在「前線」，他們的觀感來自媒體，而在各類媒體內容中，電視和網絡直播尤其不能忽視。今次運動中，「立場哥哥、姐姐」和利君雅等記者成為運動支持者關注點，都跟直播有關，上周馬傑偉對此現象已有論述。拉闊一點看，直播並非到了這場運動才發揮影響力的。5年前的佔領中環，警方在電視直播下放射催淚彈，激發了經媒體中介的即時義憤（mediated instant grievances，鄧鍵一語），促成了傘運的開始。概念上，直播影像有幾個特點，它具備即時性和現場感，讓受眾有見證歷史的感覺。直播內容不經剪接出街，就算是取態保守的媒體機構，也難以控制和審查。本身也是記者的專欄作家阿果說，負責直播的記者加上旁述，已成主流。不過，現場記者對突發事情的掌握不一定很充分，直播內容始終不是「包好了的古仔」，觀眾容易因直播影像感到困惑，但這困惑卻更可能觸發思考。而如上所說，一些意想不到的具震撼性的直播影像，可以觸發觀眾即時而強烈的情緒反應。
最重要運動資訊來源 媒體直播居首
那麼，在今次運動中，直播對民意有沒有產生什麼實際影響？上周公布的明報／中大民調，可以提供一些線索。民調中有一組問題問被訪者，不同渠道對他們來說是否運動資訊的重要來源。答案為0至10分，10分是非常重要，0分為完全不重要。表1顯示，媒體現場直播的平均重要程度是8.12分，高於傳統媒體的6.85分、社交媒體的6.01分，和WhatsApp等其他通訊程式的5.35分。連登和Telegram雖然被視為今次運動裏很重要的資訊平台，但對整體市民而言不算重要。
若以政治傾向把被訪者分類，建制派支持者比民主派或本土派支持者更依賴傳統媒體，而民主派或本土派支持者則比建制派支持者更依賴媒體現場直播。對民主派或本土派支持者來說，傳統媒體的重要性為6.66分，比社交媒體的6.96分還要低。另外，對中間派或沒有政治傾向的市民來說，媒體現場直播也是他們最重要的運動資訊來源。
愈認為直播重要 愈認同警過度武力
媒體直播包含很多內容，例如政府和警方的記者會、民間記者會，甚至大學校長與學生會面，都有直播，但最受市民關注的，應該是各種行動以及衝突時的直播。直播會否影響大家如何看待警民衝突？表2展示「媒體現場直播重要性」和「對警方及示威者所使武力的判斷」之間的關係。由於認為媒體直播不重要的受訪者不多，我們把給予媒體直播0至5分的被訪者歸為一組，給予6至8分歸為另一組，給予9至10分的為第三組。從第一欄可見，在認為直播較不重要的市民中，只有42.8%認為警方使用了過度武力，在認為直播非常重要的市民中，則有77.4%認同警方使用了過度武力。亦即是說，愈認為媒體直播重要的市民，愈傾向認為警方使用了過度武力。
相反，媒體直播重要性和對示威者有沒有使用過度武力的判斷呈負相關。在認為媒體直播較不重要的市民中，有55.1%認為示威者使用了過度武力，但在認為媒體直播非常重要的市民中，只有31.4%認為示威者使用了過度武力。
數據分析未完。之前表1顯示，民主派或本土派支持者較傾向認為直播重要，那代表認為媒體直播非常重要的一組被訪者，會有較多民主派支持者。所謂「認為直播重要的人會傾向批評警方武力」，可能只是「認為直播重要的人較多是民主派支持者，所以較傾向批評警方武力」。因此，我們需要嘗試排除政治傾向這個因素。篇幅所限，技術性問題就不多談了，只談結果。首先，若進行多變項迴歸分析，在排除掉政治傾向和年齡、教育程度等基本人口特徵的影響之後，愈覺得媒體直播重要的人，仍然愈認為警方有使用過度武力，同時愈不認為示威者有使用過度武力。需要指出的是，媒體直播和傳統媒體內容對市民的影響不一樣。例如在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中，愈覺得傳統媒體重要的人，愈不覺得警方有使用過度的武力。
參與者對各方武力觀感 不受直播影響
另外一個有趣的分析發現是，若把被訪者分為有參與過反修例運動的遊行集會和沒有參與過運動兩個組別，有參與集體行動的市民對警方和示威者的武力的觀感，不受媒體直播影響。只在沒有參與運動的市民當中，對警方和示威者的武力的觀感才跟媒體直播重要性有關係。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有參與運動的市民，縱使不是每位都是勇武派，但他們較有可能對抗爭現場「前線」有直接觀察，所以他們的觀感較不受媒體影響。反而是沒有參與運動的市民，對抗爭現場的認知差不多完全來自媒體，所以他們亦較易受直播影像影響。
直播不一定是真相全部
理論上，直播不一定就是真相的全部，直播內容取決於媒體資源，有多少直播記者、他們在現場哪些位置等。傳播學大師級人物Elihu Katz多年前亦說過，過分依賴直播，將會是「新聞的終結」（the end of journalism），因為新聞工作始終需要幫助受眾闡釋現實。這篇文章不是要神化直播的地位。不過，直播的確有其威力，的確能夠讓來自現場的真實影像在不太受政治、經濟和媒體內部權力的干擾之下送到民眾眼前。直播工作原本不是為了偏幫衝突中的一方，但當民眾看見「真實」時，自然會有所反應。能讓真實影響民意，應該也不枉前線新聞工作者的努力。
李立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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