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5-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民調學者鄧鍵一：香港有世界級社運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民調學者鄧鍵一：香港有世界級社運
2019年8月25日
【明報專訊】這個訪問是為了解開我對老朋友的不解問題。
我知道鄧鍵一的的研究興趣是民意、社會運動，碩士論文研究泛民選舉協調，博士論文研究社會運動的論述轉化，卻在社會運動中甚少看見他的身影。即是在同溫層之中，朋友之間總會一起鬧下政府，分享令人氣結的新聞，點評時事，呼籲去遊行，但他卻一直是最「冷感」的一個。
5月以來，他出現在遊行集會現場的次數，可能是36年人生的總和。這場運動固然改變了每一個人，也改變了一個以社會運動和民意調查為研究專業的青年學者的想法。
鄧鍵一比我大兩年，2002年入讀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他說自中學已知道自己對時事有興趣，但再補一句：「現在回想就覺得當時很小兒科。」新聞系和社會學系畢業的我完全明白，當時說一句喜歡時事，跟今天暑假天天走上街頭的中學生相比，這種喜歡顯得很廉價。
少集會 「J」數據
「當時讀政政的氣氛跟現在很不一樣，大家覺得畢業一係做AO，一係選議員。有些同學讀書時已經長成一個AO樣，畢業後果真如願以償。當時覺得讀政治等於搞政策，都要進入建制，無人會覺得參加運動是一條正常的出路，好像一定要坐低女的一副西蒙波娃的樣子，手執一本Erich Fromm，才有資格參與社會運動。今天政政的學生，那些AO樣的反而很少了。」
我覺得奇怪的正是如此。先利申，整個社交圈子都是高度關心社會的人，當中以社科學者記者和文化人最多，如果我的facebook是夠代表性的話，你會覺得全香港的人都是知識分子，天天都在有point地罵政府。但鄧鍵一是看不出來的，他絕少分享新聞（他寫的評論文章除外），大型遊行少去（「七一頭幾年我都有去嘅，六四斷斷續續」），天星皇后時在旁邊吶喊助威，高鐵完全沒參與，反國教「有去見證下囉」，連當時浩浩蕩蕩的雨傘運動，他都是每次行一小時，做完問卷就走，當是完成工作，對一連串人性光輝無感覺。理性上他知道雨傘是大事，他會去了解，但精神和感情上毫不投入。當時他在報紙撰文寫電視直播9‧28放催淚彈的效應。「其實當時9‧28我也沒有集會，只是在家中睇電視睇到這個場面，也不覺得憤怒，反覺得自己睇緊戲，才覺得想去『電影現場』，這個畫面觸發我的問題意識。」
我覺得他的「冷靜」很奇怪，即是如果有個傳統的政治參與清單，他只會剔留意時事和投票，其他遊行示威結社之類的空格一概空白。我的比喻是與其說你是個研究社運和政治的學者，不如說你更像我的舊同學﹕大學畢業後做會計師做banker，你知道他的價值觀跟你一樣，理性上他知道是非黑白，但從不表現憤怒和取態，也從不參與。
他反問我：「你覺得研究社運的人應該係點？其實做學術就應該要保持一些距離吧。」與其說是距離，應該說受社會科學教育十年，感性上對是非對錯沒有太多情緒好似好少見。「可能我性格就是如此，你覺得我對其他事有強烈情緒嗎？」我不覺得你無乜情緒喎。
「咁又係，我睇戲會狂喊的。」例如看I, Daniel Blake時他說根本是在啕哭。我們說到最後一幕，自己也朝不保夕的Daniel Blake一直在幫比他更弱勢的人，但最後他自己也倒下來了，寧願把自己關起來，曾經被他伸手幫過的小孩在門外拍門大叫：「以前你幫過我，為何今天不讓我幫你呢？」鄧鍵一說，這些就是他眼中最打動他的人性光輝。於是直至上星期，他終於為社會運動獻上他的感情與眼淚。
「上星期見到張相，有對小情侶在集會中蒙面慶祝生日，附近人全部full gear幫佢慶祝，大意是有一日我們總要除罩慶祝生日。這些我真的頂唔順，人性光輝不是偉大的事，而是在關鍵之時保存一些微小的連結。」
而他對政治的冷靜跟他對民調data的激情構成強烈反比。每次遊行完我想問他要不要一起吃飯喝酒，他都會摩拳擦掌說：「我要回家J data！」這是他對處理集會現場問卷調查自成一家的說法，一般人可能說run data，他會說J data，因為data跟自慰一樣，會給他帶來官能上的快感。
反送中脫離傳統社運劇本
「J data好high喎！你會期待今次survey會有好多未知的事，開頭望數據覺得好奇怪，再觀察現實就會明白。例如6月中的調查，結果顯示很多人同意如果政府不回應就應該升級，與此同時很多人同意升級會令普羅大眾反感，一開始比較數據時覺得怎麼可能同時同意這兩項，是否問錯問題或樣本不好。但結果真的如問卷所顯示，真的可以做到升級但盡量令人不反感，就是克制地激烈抗爭，例如6月22日包圍警總但不衝入去。當你解得通時，真係會性興奮的。我以前的flatmate經常見證我對住個mon的data傻笑。」說罷再來幾聲大笑。
香港愈多大型示威，他們的研究團隊就愈忙。以往的現場調查都只是大型集會進行，大概都是六四和七一。「例如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李立峯和陳韜文團隊，他們多年特別關注香港人自發參與的模式。所以雨傘運動10月初時我首次落場做調查，大致上沿用七一問開的問題：你跟誰過來，為什麼過來，資料來源是什麼；第二次10月底再加上關於公民抗命和抗爭模式的看法。到11月初再做第三次調查。」
「但今次跟雨傘很不一樣。雨傘只做3次，因為雨傘的發展改變不大，中段開始膠着，直至龍和道才有新發展，你知道件事會完，因為沒有新的trajectory，沒有事情令到策略轉變，不會覺得上一次做跟今次不一樣。但今次5月以來的情况是瞬息萬變，每星期都會有新的發展，所以每星期的集會也會就上一周的事調整問題。」換句話說，社運的既有劇本轉變，也反映在民意調查的既有劇本之上。」
「6月底時我們已經討論，不可能每個星期示威都做調查，不如做埋七一就算。但現在回想這種想法都是受傳統社運劇本限制，視七一為傳統意義上最後一次的動員機會，爭取不到就不會再有其他行動。點知當天晚上衝立法會，再下星期出現九龍區遊行。大家以為只會得幾千人，（大笑）所以那次九龍遊行我們沒有在場。於是我們再討論定個標準，預計遊行人數有五位數就做，我們實在太小看香港人了。」
「這5年來的運動的改變，令我們以前理解社運的playbook不再適用。例如大部分運動去到中後期都會被radicalist主導，所以8‧18之前會以為事情會不斷激進化，但點知8‧18會和理非。」於是他們的團隊每星期都會討論上一周的發展，思考有什麼想知道的事，再轉化成受訪者會明白的問題，決定如何設計今個周末的問卷。換句話說，這份問卷除了一些固定的基本問題，每星期都要重新檢討一次。
例如7月21日的遊行開始前，鄧鍵一興致勃勃的給我看了他們在7月20日「守護香港」集會的調查初步結果。這是他們第一次做支持政府集會的民意調查，實際上這樣的調查例子亦不多，一些很有趣的發現是，回答率只有反政府集會一半左右，有些人拒絕作答既是不信任「大學」和「學者」，也有的是因為跟組織出來，怕跟陌生人做調查會跟朋友走失。他們在傳統問題上加了一些很有趣的取態選項，例如受訪者是否同意「政府需要用政治強人領導」、你希望下一代「獨立思考」還是「尊重長輩」。他們的調查結果非常有趣（李立峯教授曾於端傳媒發表部分結果），顯示藍絲完全不是鐵板一塊。如果我們不了解藍絲，又怎能得到他們支持？
民調 使「港人團結」具體可見
「今次運動讓我更有使命感，倒不是作為參加者，而是如果學術工作就是收集數據呈現事實，我就要更勤力地把它做得更好。例如過程中我們在媒體寫文章，才有人告訴我這些工作重要。例如8月初我們公布了一系列調查數據，報紙引述出現「黃金交叉」，不滿警察的人多過要求撤回的示威者，我身在其中卻不覺得，原來這事有新聞性？以往好多時民意調查都是跟政策有關，原來普羅大眾對民意調查有需求。去年我公布一項調查結果，3％大學生自認港獨派，引來很大迴響，我問一位記者為何這麼大件事，她說因為港獨好似鬼故，個個都講但無人見過，原來有具體的事實好重要。」
我是其中一個對近來鄧鍵一團隊的研究深感折服的人。例如他的同事兼老師李立峯教授曾撰文指，民調數據反映示威者對武力的接受程度急速增加之外，更說和理非和勇武派兩者之間的團結，除了建基於訴求，更覺得是因為要互相保護。這樣的發現得出一個很實在的結論：就是政府想要分化和理非和勇武派是徒勞無功，只會令運動走上激進化一途。8月初鄧鍵一和團隊另一成員袁瑋熙發表的文章發現，林鄭以為政府拖下去會令抗爭消散，但實際上示威者就是知道政府在拖，所以用各種抗爭手段打開新的缺口。這些都是對決策者非常有用的總結，可是對我而言我喜歡看他們今次的研究原因，因為我們以為民調是政府或政黨用來決策的溫度計，但其實民調讓我知道跟我一起生活但我沒有接觸過，那個想像的共同體中的香港人其實在想什麼。我們會感到香港人愈來愈勇武，愈來愈團結，理論上你看連登都知道，但民調科學化的取樣會比連登客觀，我看了民調結果，才發現自己的想法並不孤單。
話說回頭，鄧鍵一的博士研究題目原本是文化產業的論述（「好出奇咩！我是文青嘛。」）後來他的跟導師李立峯討論下去，談到政府論述。「其實成件事好自然。當時是2012年，反高鐵和反國教之時，香港政治科學的環境無理由不接觸社運的，我們是示威之都，體制外動員的環境很活躍。」身在其中，只覺香港人政府冷感。「你想想，一般在民主國家有幾萬人上街，政府就一定要理你；如果是專制政權那就一早鎮壓了。香港好奇怪，動輒萬人上街，而政府不理你又未去到即刻鎮壓，這樣的怪事令到大家要想新戰術。於是我跟袁瑋熙討論，就算有條件到外國找教職，為什麼要去外國研究別人的社運，不在香港研究世界級的社運？」
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很有趣，研究如何定義一場運動是否成功並設計一個typology。有些運動令到政策改變，但論述上沒有改變可能都不算成功，如政府搞最低工資但完全不認同勞工權益的論述；有論述改變但沒有政策改變就更大鑊，例如社運起初講活化建築，但後來政府用活化來搞工廈，你就要再想過新的詞語解釋本身的意義。「其實對家學得好快，藍絲都講守護孩子，政府這幾天都話要對話。儘管本身你們的意思不一樣，但政府就挪用了進步的論述去吸納反對勢力。」
他頓了一頓：「其實應該發表這個研究。但香港的社運實在太多事發生。2016年畢業，當時在研究雨傘的後遺，是非常豐富的題材，不久後就反送中。身在其中感覺好長，但其實兩次大型運動只相隔5年，好快。3個月前的《經緯線》還在討論港人返深圳飲喜茶。今次個typology無用了，因為typology是講政策改變，今次是需要結構改變。政府錯失了所有用政策改變事情的機會，兩星期前還在說獨立調查委員會，今天說要解散警隊。今次已不是一場運動，而是整個制度的革命。」
「大家好ready經營香港」
上周日和理非遊行後第二天他給我發了個信息：「昨天的和理非集會，竟然一半人覺得用武力攻擊警察可以接受。」
「我覺得真係好樂觀，不是對個局面樂觀，是對香港人樂觀，大家好ready經營香港。例如大家以前覺得香港不可能獨立，因為無人會當兵，但原來香港人真的會為了保衛家園去當兵。經過今次，今年的年輕人20年後身居要職，甚至加入建制，他們好清楚警察作為國家機器是什麼一回事，他們就會思考如何監管警權。」
這幾天企業清算和白色恐怖，過關查電話和被消失，我灰到盡頭，一國一制提早30年到來。「我不是說對北京讓步樂觀，一場運動中間有好多trajectory，無人知道條路點行。近來我在想這個問題。很多人不覺得政府會答應五大訴求但繼續抗爭，因為不斷製造一些uncertainty，但這兩個月好像間中有些事會讓運動向正面方向發展。兩個月前不會想到特朗普會擺香港上台打貿易戰，特朗普未必會令五大訴求任何一項落實，因為中間還有好多step。但只要意志還在，一路搞佢，大家還有空間思考如何變陣。」
「由6‧21開始已經有人講，包圍警總的目的不是要包圍，而是要警察不斷犯錯，而警察真的不斷犯錯。每個革命過程人民一定處於弱勢，但政府採取極端手段，令人民的行動反應升級。假如國泰炒更多人，更多航空業界人士聲援，就有更大反響。這段期間整個國際的輿論，會令壓力去了中國。」
「我覺得這就是社會運動研究好玩的地方。沒有任何事可以預計某個行動必然帶來什麼結果，但可以預計開啟什麼新的機會。例如2014年9月26日學民衝入公民廣場，facebook成班和理非鬧一個星期的和平罷課行動被此被破壞，但沒有衝入公民廣場，就沒有粗暴清場的畫面，沒有9‧28衝去夏慤道。衝入公民廣場時當然不知道會放催淚彈，但這些就是trajectory，出現變數，令到其中一方犯錯，產生新的momentum。這些又不是完全不能預計，它有模式，因為通常容易犯錯的一方都是政府或警察。6月底大家已經感到警察才是最大的未知數，最易做令人氣憤的事。這個政府本身脫離民情太遠，可能每一個計算都是錯。」
而且政府作為一個體制和官僚制度，做事一定要跟先例，不敢創新，面對新的社運playbook，他一定要跟先例做，就趕不上變化。我總是覺得運動拖下去的問題是雙方鬥比對方遲犯錯。「一般而言政府面對運動可能有一本固定的playbook，他可能覺得一路忍，避免製造衝突，示威者犯錯，開始有分歧，統戰，搵個合理理由去完結件事，去到雨傘都行得通。今次行動升級令到政府拖的策略行不通，因為你愈拖對方就會做更多你猜不到的事，所以要用警察打，但警察又會不時做些蠢事出來，令到對示威者的民氣再到集結。」
訪問前一星期，鄧鍵一剛在紐約發表他關於雨傘後社運低潮的研究，結論是運動是否成功的論述上是最投入的參與者主導，但在雨傘中最投入的人創傷最大，所以他們將雨傘定義為失敗，反而一些輕度參與的人感受到運動中的人性光輝，有一直持續參與社運。「印象最深的是，今次運動爆發前有個學生跟我說，雨傘每晚在佔領區過夜，清場後創傷得5年沒有參與社運；6‧12後她的Ig story是在櫃裏拎返個口罩出來，潛台詞就是老娘要復出了。原來運動創傷就好似失戀般，醫治運動創傷的最好辦法是投入下一場運動，正如醫治被渣男飛的的創傷最好的辦法是再投入另一場戀愛，被下一個渣男害。」
■答：鄧鍵一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學科系講師，研究興趣為社會運動、政治傳播、社交媒體和民意，生活興趣為一切文青喜歡的事。民意調查顯示，99％朋友認為他長得像鄒凱光。
■問：趙雲
城市研究者，社會學學生。人生首次見到鄧鍵一是2005年暑假，第二次是2014年12月請教關於雨傘運動的民意問題，第三次為2015年2月14日在香港機場，一齊去旅行。
文//趙雲
圖// 黃志東
編輯//何敏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8月25日
【明報專訊】這個訪問是為了解開我對老朋友的不解問題。
我知道鄧鍵一的的研究興趣是民意、社會運動，碩士論文研究泛民選舉協調，博士論文研究社會運動的論述轉化，卻在社會運動中甚少看見他的身影。即是在同溫層之中，朋友之間總會一起鬧下政府，分享令人氣結的新聞，點評時事，呼籲去遊行，但他卻一直是最「冷感」的一個。
5月以來，他出現在遊行集會現場的次數，可能是36年人生的總和。這場運動固然改變了每一個人，也改變了一個以社會運動和民意調查為研究專業的青年學者的想法。
鄧鍵一比我大兩年，2002年入讀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他說自中學已知道自己對時事有興趣，但再補一句：「現在回想就覺得當時很小兒科。」新聞系和社會學系畢業的我完全明白，當時說一句喜歡時事，跟今天暑假天天走上街頭的中學生相比，這種喜歡顯得很廉價。
少集會 「J」數據
「當時讀政政的氣氛跟現在很不一樣，大家覺得畢業一係做AO，一係選議員。有些同學讀書時已經長成一個AO樣，畢業後果真如願以償。當時覺得讀政治等於搞政策，都要進入建制，無人會覺得參加運動是一條正常的出路，好像一定要坐低女的一副西蒙波娃的樣子，手執一本Erich Fromm，才有資格參與社會運動。今天政政的學生，那些AO樣的反而很少了。」
我覺得奇怪的正是如此。先利申，整個社交圈子都是高度關心社會的人，當中以社科學者記者和文化人最多，如果我的facebook是夠代表性的話，你會覺得全香港的人都是知識分子，天天都在有point地罵政府。但鄧鍵一是看不出來的，他絕少分享新聞（他寫的評論文章除外），大型遊行少去（「七一頭幾年我都有去嘅，六四斷斷續續」），天星皇后時在旁邊吶喊助威，高鐵完全沒參與，反國教「有去見證下囉」，連當時浩浩蕩蕩的雨傘運動，他都是每次行一小時，做完問卷就走，當是完成工作，對一連串人性光輝無感覺。理性上他知道雨傘是大事，他會去了解，但精神和感情上毫不投入。當時他在報紙撰文寫電視直播9‧28放催淚彈的效應。「其實當時9‧28我也沒有集會，只是在家中睇電視睇到這個場面，也不覺得憤怒，反覺得自己睇緊戲，才覺得想去『電影現場』，這個畫面觸發我的問題意識。」
我覺得他的「冷靜」很奇怪，即是如果有個傳統的政治參與清單，他只會剔留意時事和投票，其他遊行示威結社之類的空格一概空白。我的比喻是與其說你是個研究社運和政治的學者，不如說你更像我的舊同學﹕大學畢業後做會計師做banker，你知道他的價值觀跟你一樣，理性上他知道是非黑白，但從不表現憤怒和取態，也從不參與。
他反問我：「你覺得研究社運的人應該係點？其實做學術就應該要保持一些距離吧。」與其說是距離，應該說受社會科學教育十年，感性上對是非對錯沒有太多情緒好似好少見。「可能我性格就是如此，你覺得我對其他事有強烈情緒嗎？」我不覺得你無乜情緒喎。
「咁又係，我睇戲會狂喊的。」例如看I, Daniel Blake時他說根本是在啕哭。我們說到最後一幕，自己也朝不保夕的Daniel Blake一直在幫比他更弱勢的人，但最後他自己也倒下來了，寧願把自己關起來，曾經被他伸手幫過的小孩在門外拍門大叫：「以前你幫過我，為何今天不讓我幫你呢？」鄧鍵一說，這些就是他眼中最打動他的人性光輝。於是直至上星期，他終於為社會運動獻上他的感情與眼淚。
「上星期見到張相，有對小情侶在集會中蒙面慶祝生日，附近人全部full gear幫佢慶祝，大意是有一日我們總要除罩慶祝生日。這些我真的頂唔順，人性光輝不是偉大的事，而是在關鍵之時保存一些微小的連結。」
而他對政治的冷靜跟他對民調data的激情構成強烈反比。每次遊行完我想問他要不要一起吃飯喝酒，他都會摩拳擦掌說：「我要回家J data！」這是他對處理集會現場問卷調查自成一家的說法，一般人可能說run data，他會說J data，因為data跟自慰一樣，會給他帶來官能上的快感。
反送中脫離傳統社運劇本
「J data好high喎！你會期待今次survey會有好多未知的事，開頭望數據覺得好奇怪，再觀察現實就會明白。例如6月中的調查，結果顯示很多人同意如果政府不回應就應該升級，與此同時很多人同意升級會令普羅大眾反感，一開始比較數據時覺得怎麼可能同時同意這兩項，是否問錯問題或樣本不好。但結果真的如問卷所顯示，真的可以做到升級但盡量令人不反感，就是克制地激烈抗爭，例如6月22日包圍警總但不衝入去。當你解得通時，真係會性興奮的。我以前的flatmate經常見證我對住個mon的data傻笑。」說罷再來幾聲大笑。
香港愈多大型示威，他們的研究團隊就愈忙。以往的現場調查都只是大型集會進行，大概都是六四和七一。「例如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李立峯和陳韜文團隊，他們多年特別關注香港人自發參與的模式。所以雨傘運動10月初時我首次落場做調查，大致上沿用七一問開的問題：你跟誰過來，為什麼過來，資料來源是什麼；第二次10月底再加上關於公民抗命和抗爭模式的看法。到11月初再做第三次調查。」
「但今次跟雨傘很不一樣。雨傘只做3次，因為雨傘的發展改變不大，中段開始膠着，直至龍和道才有新發展，你知道件事會完，因為沒有新的trajectory，沒有事情令到策略轉變，不會覺得上一次做跟今次不一樣。但今次5月以來的情况是瞬息萬變，每星期都會有新的發展，所以每星期的集會也會就上一周的事調整問題。」換句話說，社運的既有劇本轉變，也反映在民意調查的既有劇本之上。」
「6月底時我們已經討論，不可能每個星期示威都做調查，不如做埋七一就算。但現在回想這種想法都是受傳統社運劇本限制，視七一為傳統意義上最後一次的動員機會，爭取不到就不會再有其他行動。點知當天晚上衝立法會，再下星期出現九龍區遊行。大家以為只會得幾千人，（大笑）所以那次九龍遊行我們沒有在場。於是我們再討論定個標準，預計遊行人數有五位數就做，我們實在太小看香港人了。」
「這5年來的運動的改變，令我們以前理解社運的playbook不再適用。例如大部分運動去到中後期都會被radicalist主導，所以8‧18之前會以為事情會不斷激進化，但點知8‧18會和理非。」於是他們的團隊每星期都會討論上一周的發展，思考有什麼想知道的事，再轉化成受訪者會明白的問題，決定如何設計今個周末的問卷。換句話說，這份問卷除了一些固定的基本問題，每星期都要重新檢討一次。
例如7月21日的遊行開始前，鄧鍵一興致勃勃的給我看了他們在7月20日「守護香港」集會的調查初步結果。這是他們第一次做支持政府集會的民意調查，實際上這樣的調查例子亦不多，一些很有趣的發現是，回答率只有反政府集會一半左右，有些人拒絕作答既是不信任「大學」和「學者」，也有的是因為跟組織出來，怕跟陌生人做調查會跟朋友走失。他們在傳統問題上加了一些很有趣的取態選項，例如受訪者是否同意「政府需要用政治強人領導」、你希望下一代「獨立思考」還是「尊重長輩」。他們的調查結果非常有趣（李立峯教授曾於端傳媒發表部分結果），顯示藍絲完全不是鐵板一塊。如果我們不了解藍絲，又怎能得到他們支持？
民調 使「港人團結」具體可見
「今次運動讓我更有使命感，倒不是作為參加者，而是如果學術工作就是收集數據呈現事實，我就要更勤力地把它做得更好。例如過程中我們在媒體寫文章，才有人告訴我這些工作重要。例如8月初我們公布了一系列調查數據，報紙引述出現「黃金交叉」，不滿警察的人多過要求撤回的示威者，我身在其中卻不覺得，原來這事有新聞性？以往好多時民意調查都是跟政策有關，原來普羅大眾對民意調查有需求。去年我公布一項調查結果，3％大學生自認港獨派，引來很大迴響，我問一位記者為何這麼大件事，她說因為港獨好似鬼故，個個都講但無人見過，原來有具體的事實好重要。」
我是其中一個對近來鄧鍵一團隊的研究深感折服的人。例如他的同事兼老師李立峯教授曾撰文指，民調數據反映示威者對武力的接受程度急速增加之外，更說和理非和勇武派兩者之間的團結，除了建基於訴求，更覺得是因為要互相保護。這樣的發現得出一個很實在的結論：就是政府想要分化和理非和勇武派是徒勞無功，只會令運動走上激進化一途。8月初鄧鍵一和團隊另一成員袁瑋熙發表的文章發現，林鄭以為政府拖下去會令抗爭消散，但實際上示威者就是知道政府在拖，所以用各種抗爭手段打開新的缺口。這些都是對決策者非常有用的總結，可是對我而言我喜歡看他們今次的研究原因，因為我們以為民調是政府或政黨用來決策的溫度計，但其實民調讓我知道跟我一起生活但我沒有接觸過，那個想像的共同體中的香港人其實在想什麼。我們會感到香港人愈來愈勇武，愈來愈團結，理論上你看連登都知道，但民調科學化的取樣會比連登客觀，我看了民調結果，才發現自己的想法並不孤單。
話說回頭，鄧鍵一的博士研究題目原本是文化產業的論述（「好出奇咩！我是文青嘛。」）後來他的跟導師李立峯討論下去，談到政府論述。「其實成件事好自然。當時是2012年，反高鐵和反國教之時，香港政治科學的環境無理由不接觸社運的，我們是示威之都，體制外動員的環境很活躍。」身在其中，只覺香港人政府冷感。「你想想，一般在民主國家有幾萬人上街，政府就一定要理你；如果是專制政權那就一早鎮壓了。香港好奇怪，動輒萬人上街，而政府不理你又未去到即刻鎮壓，這樣的怪事令到大家要想新戰術。於是我跟袁瑋熙討論，就算有條件到外國找教職，為什麼要去外國研究別人的社運，不在香港研究世界級的社運？」
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很有趣，研究如何定義一場運動是否成功並設計一個typology。有些運動令到政策改變，但論述上沒有改變可能都不算成功，如政府搞最低工資但完全不認同勞工權益的論述；有論述改變但沒有政策改變就更大鑊，例如社運起初講活化建築，但後來政府用活化來搞工廈，你就要再想過新的詞語解釋本身的意義。「其實對家學得好快，藍絲都講守護孩子，政府這幾天都話要對話。儘管本身你們的意思不一樣，但政府就挪用了進步的論述去吸納反對勢力。」
他頓了一頓：「其實應該發表這個研究。但香港的社運實在太多事發生。2016年畢業，當時在研究雨傘的後遺，是非常豐富的題材，不久後就反送中。身在其中感覺好長，但其實兩次大型運動只相隔5年，好快。3個月前的《經緯線》還在討論港人返深圳飲喜茶。今次個typology無用了，因為typology是講政策改變，今次是需要結構改變。政府錯失了所有用政策改變事情的機會，兩星期前還在說獨立調查委員會，今天說要解散警隊。今次已不是一場運動，而是整個制度的革命。」
「大家好ready經營香港」
上周日和理非遊行後第二天他給我發了個信息：「昨天的和理非集會，竟然一半人覺得用武力攻擊警察可以接受。」
「我覺得真係好樂觀，不是對個局面樂觀，是對香港人樂觀，大家好ready經營香港。例如大家以前覺得香港不可能獨立，因為無人會當兵，但原來香港人真的會為了保衛家園去當兵。經過今次，今年的年輕人20年後身居要職，甚至加入建制，他們好清楚警察作為國家機器是什麼一回事，他們就會思考如何監管警權。」
這幾天企業清算和白色恐怖，過關查電話和被消失，我灰到盡頭，一國一制提早30年到來。「我不是說對北京讓步樂觀，一場運動中間有好多trajectory，無人知道條路點行。近來我在想這個問題。很多人不覺得政府會答應五大訴求但繼續抗爭，因為不斷製造一些uncertainty，但這兩個月好像間中有些事會讓運動向正面方向發展。兩個月前不會想到特朗普會擺香港上台打貿易戰，特朗普未必會令五大訴求任何一項落實，因為中間還有好多step。但只要意志還在，一路搞佢，大家還有空間思考如何變陣。」
「由6‧21開始已經有人講，包圍警總的目的不是要包圍，而是要警察不斷犯錯，而警察真的不斷犯錯。每個革命過程人民一定處於弱勢，但政府採取極端手段，令人民的行動反應升級。假如國泰炒更多人，更多航空業界人士聲援，就有更大反響。這段期間整個國際的輿論，會令壓力去了中國。」
「我覺得這就是社會運動研究好玩的地方。沒有任何事可以預計某個行動必然帶來什麼結果，但可以預計開啟什麼新的機會。例如2014年9月26日學民衝入公民廣場，facebook成班和理非鬧一個星期的和平罷課行動被此被破壞，但沒有衝入公民廣場，就沒有粗暴清場的畫面，沒有9‧28衝去夏慤道。衝入公民廣場時當然不知道會放催淚彈，但這些就是trajectory，出現變數，令到其中一方犯錯，產生新的momentum。這些又不是完全不能預計，它有模式，因為通常容易犯錯的一方都是政府或警察。6月底大家已經感到警察才是最大的未知數，最易做令人氣憤的事。這個政府本身脫離民情太遠，可能每一個計算都是錯。」
而且政府作為一個體制和官僚制度，做事一定要跟先例，不敢創新，面對新的社運playbook，他一定要跟先例做，就趕不上變化。我總是覺得運動拖下去的問題是雙方鬥比對方遲犯錯。「一般而言政府面對運動可能有一本固定的playbook，他可能覺得一路忍，避免製造衝突，示威者犯錯，開始有分歧，統戰，搵個合理理由去完結件事，去到雨傘都行得通。今次行動升級令到政府拖的策略行不通，因為你愈拖對方就會做更多你猜不到的事，所以要用警察打，但警察又會不時做些蠢事出來，令到對示威者的民氣再到集結。」
訪問前一星期，鄧鍵一剛在紐約發表他關於雨傘後社運低潮的研究，結論是運動是否成功的論述上是最投入的參與者主導，但在雨傘中最投入的人創傷最大，所以他們將雨傘定義為失敗，反而一些輕度參與的人感受到運動中的人性光輝，有一直持續參與社運。「印象最深的是，今次運動爆發前有個學生跟我說，雨傘每晚在佔領區過夜，清場後創傷得5年沒有參與社運；6‧12後她的Ig story是在櫃裏拎返個口罩出來，潛台詞就是老娘要復出了。原來運動創傷就好似失戀般，醫治運動創傷的最好辦法是投入下一場運動，正如醫治被渣男飛的的創傷最好的辦法是再投入另一場戀愛，被下一個渣男害。」
■答：鄧鍵一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學科系講師，研究興趣為社會運動、政治傳播、社交媒體和民意，生活興趣為一切文青喜歡的事。民意調查顯示，99％朋友認為他長得像鄒凱光。
■問：趙雲
城市研究者，社會學學生。人生首次見到鄧鍵一是2005年暑假，第二次是2014年12月請教關於雨傘運動的民意問題，第三次為2015年2月14日在香港機場，一齊去旅行。
文//趙雲
圖// 黃志東
編輯//何敏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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