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18-安徒行傳：緊急狀態與時代革命
安徒行傳：緊急狀態與時代革命
2019年8月18日
這邊廂，政府說動盪打擊經濟，那邊廂，年輕示威者高呼「我要攬抄」。圖為8月17日大專學界與連登「我要攬炒」團隊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的「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梁銘康攝）
圖1之1 - 這邊廂，政府說動盪打擊經濟，那邊廂，年輕示威者高呼「我要攬抄 . . . . . . （梁銘康攝）
【明報專訊】香港「逆權運動」的抗爭愈演愈烈，政府卻絲毫不作回應。這令人莫名其妙的局面終於在這兩星期打破。港澳辦於七月底開始定期舉行記者會，張曉明等召集500名建制派在深圳開大會，說明中共已經走到台前，力撐林鄭對運動訴求寸步不讓的決定。他們更指控這場運動帶有「顏色革命」的特徵，甚至有「恐怖主義」的苗頭，林鄭更揚言香港正進入一個「緊急情况」，有可能墮入「粉身碎骨的深淵」。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在推特轉發大量武警於深圳集結的消息，令人擔心香港這場逆權運動面臨全面攤牌的局面。
不過，可圈可點的是，林鄭並沒有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她的用語是香港進入「緊急情况」，港澳辦也只是說香港有恐怖主義的「苗頭」，卻沒有直言香港的抗議活動乃是「恐怖主義」。這些「擦邊球」式的修辭明顯屬於一種恫嚇的藝術，重點是「警告」而非要執行。真正的目的其實是散播一種危機感，營造一種「白色恐怖」的氣氛，並且正當化香港警察「無後顧之憂」地提升暴力程度的行為，除此之外，也意味他們將會運用更加多「非常」手段去鎮壓抗議。
緊急狀態邊緣策略 擦邊球恫嚇
任何訴諸「緊急／例外」狀况的宣布，目的都是懸置既有法律規範，以法令代替，行使同樣「具有法律效力但又置於法外的權力」。例如52年前的「六七暴動」期間，港英政府就頒布過多條「緊急法令」，賦予警察廣泛的權力去審查言論、驅散集會、搜查及封閉房屋、充公武器及財物。但中共與林鄭採用這種可稱之為「緊急狀態邊緣」的策略，則既要維持現存法制仍然有效的表象，但又合理化各種「非常手段」的運用，迴避政治責任的問題。
中共與林鄭要以「緊急狀態邊緣」作對策，首要的原因當然是當下香港並無頒布緊急狀態的實質需要。雖然8月5日的「三罷」曾令全港陷入半癱瘓狀態，但與52年由親中左派發起的「六七暴動」相比，今次抗爭所造成的實質破壞，絕難相提並論。其次是投鼠忌器，因為如果林鄭宣布香港正式進入「緊急狀態」，或者深圳武警過河、香港駐軍在市面執勤，無異於宣布一國兩制壽終正寢。不是擔心這些軍人能否停止街頭反抗，而是究竟一個在軍管底下的香港，是否仍然是香港。今天林鄭每日都宣傳是因為暴力示威浪潮使經濟出現下滑危機，但若香港實施戒嚴，那就意味一切經濟上的破壞都要由他們負全責。目前特朗普已經公開把中美貿易協議與香港問題掛鈎，天天說三道四，中共會讓自己被香港推入「粉身碎骨的深淵」嗎？
不過，筆者認為中共斷不會貿然出動「老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害怕大陸內部民族主義過分升溫。試想如果全國大量群眾像2005年反日示威一樣上街「反港獨」、「反美帝」，中央這許多年來花費大量氣力去「維穩」的局面就會打破，中共又如何能保證自己可以駕馭局面而不會引火自焚？
止暴制亂掩飾強硬治港失敗
事實上，林鄭與張曉明、王志民一伙，拒絕以政治方式去解決政治問題，圖謀借「止暴制亂」為藉口掩飾強硬治港政策的失敗，只是想仿效52年前成功處理「六七暴動」的港英殖民政府。當年香港面對大量社會問題，殖民政府卻管治無方，警隊貪污腐敗，上下均缺乏改革的魄力和決心。這種劣質的管治製造了必需的條件，最終讓66年和67年相繼爆發了一小一大的動亂。
66年天星渡輪加價引發的抗議，警方用暴力鎮壓而平復，但問題並沒有真正的解決。及後67年發生的工潮，由爭取工人權益的訴求開始，但由於左派系統在背後組織和策劃，最後變質成貨真價實的暴動。運動快速失焦，變成漫無目的地以攻擊港英政府來延續，有意脅迫中國提早收回香港；但由於手段過分激烈，是十足十的恐怖主義，無差別的以炸彈攻擊警察和平民，帶來不少無辜者的死傷，終於脫離群眾。當時殖民政府手段雖然十分強硬，但仍然為市民支持，原因不在於他們讚賞政府的政績，而是實在受不了左派當時的革命狂熱。
效六七舉安定大旗 東施效顰
殖民政府看準了難民社會厭倦了國共兩派之間長期的政治鬥爭，在處理左派暴動的危機中祭出了「繁榮安定」的大旗，反而贏來市民的支持，把「左仔」視為搞事分子，人人談「左」色變。一個異族統治的殖民政府，深明自己的管治正當性有所虧欠，化「六七暴動」之危為機，重新獲得於「晚殖民」時期市民的支持，在70年代下定決心大幅改革，在90年代完成，「光榮撤退」。
反顧今日，林鄭政府把一場修例風波弄成香港生死存亡的大戰，原因卻剛好相反。一個原本給予了在殖民地狀態結束後可以擁有自治地位的香港，卻由於其自治地位不斷被新「宗主國」蠶蝕，特區政府淪為中共與跨地既得利益集團的傀儡，忘記了捍衛香港人利益的本分。政府的施政方針、處理手法及市民的認受程度，甚至比當年一度焦頭爛額的殖民政府還要差。可是他們不肯承認失敗，不肯接受政府管治正當性不斷流失的事實，當然亦沒有勇氣去承諾推行有意義的改革，卻乞靈於以警暴去維持秩序，東施效顰於前殖民地政府所經營的「安定繁榮」老調，可見他們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不過，與其說這些政壇「廢老」們是與時代脫節，不理解反叛世代既非只求苟活的難民一代，也非只是苦於無力置業向上爬的「廢青」，不如說他們是沉醉於一種只懂得移情於勝利者的歷史觀。他們從六四的屠殺者身上，從鎮壓騷亂的殖民者身上，只看見由勝利者所編寫的歷史。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加入勝利者的慶典行列，不理會懸置法律與公義的後果，互相祝賀。
歷史觀念急變 或許就是時代革命
可是，企圖以宣稱一個非常情况來合理化所採取的非常手段來取得勝利，同時也會打開一個巨大的歷史缺口。就如德國思想家本雅明在《論歷史概念》第八條論綱中所說：「被壓迫者的傳統教導我們，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非常狀態』就是常態。我們必須確立一種與這一事實相應的歷史概念。因此，我們要帶出真正的非常狀態作為我們當前的任務，這將改進我們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形勢。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有機會得逞，原因之一就是，在進步的名義下，反對者把它看做一種歷史的常態。」
也就是說，當人們不再習以為常地接受以勝利者主宰的歷史，認識到在文明進步的外觀下只是掩飾着野蠻的真實，他們就不會把當權者的所謂「緊急狀態」，看作只是事非得已的一時之需，而只是一些永遠讓他們失敗的詭計。當這些詭計手段不但不是例外，而是常態的一部分時，被壓迫者也就會突破所謂「常態」的規範，以各種「無法預料」的不同方式與法西斯主義說不。
這種歷史與時間觀念的急速變更，或許就是咱們所說的「時代革命」！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8月18日
這邊廂，政府說動盪打擊經濟，那邊廂，年輕示威者高呼「我要攬抄」。圖為8月17日大專學界與連登「我要攬炒」團隊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的「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梁銘康攝）
圖1之1 - 這邊廂，政府說動盪打擊經濟，那邊廂，年輕示威者高呼「我要攬抄 . . . . . . （梁銘康攝）
【明報專訊】香港「逆權運動」的抗爭愈演愈烈，政府卻絲毫不作回應。這令人莫名其妙的局面終於在這兩星期打破。港澳辦於七月底開始定期舉行記者會，張曉明等召集500名建制派在深圳開大會，說明中共已經走到台前，力撐林鄭對運動訴求寸步不讓的決定。他們更指控這場運動帶有「顏色革命」的特徵，甚至有「恐怖主義」的苗頭，林鄭更揚言香港正進入一個「緊急情况」，有可能墮入「粉身碎骨的深淵」。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在推特轉發大量武警於深圳集結的消息，令人擔心香港這場逆權運動面臨全面攤牌的局面。
不過，可圈可點的是，林鄭並沒有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她的用語是香港進入「緊急情况」，港澳辦也只是說香港有恐怖主義的「苗頭」，卻沒有直言香港的抗議活動乃是「恐怖主義」。這些「擦邊球」式的修辭明顯屬於一種恫嚇的藝術，重點是「警告」而非要執行。真正的目的其實是散播一種危機感，營造一種「白色恐怖」的氣氛，並且正當化香港警察「無後顧之憂」地提升暴力程度的行為，除此之外，也意味他們將會運用更加多「非常」手段去鎮壓抗議。
緊急狀態邊緣策略 擦邊球恫嚇
任何訴諸「緊急／例外」狀况的宣布，目的都是懸置既有法律規範，以法令代替，行使同樣「具有法律效力但又置於法外的權力」。例如52年前的「六七暴動」期間，港英政府就頒布過多條「緊急法令」，賦予警察廣泛的權力去審查言論、驅散集會、搜查及封閉房屋、充公武器及財物。但中共與林鄭採用這種可稱之為「緊急狀態邊緣」的策略，則既要維持現存法制仍然有效的表象，但又合理化各種「非常手段」的運用，迴避政治責任的問題。
中共與林鄭要以「緊急狀態邊緣」作對策，首要的原因當然是當下香港並無頒布緊急狀態的實質需要。雖然8月5日的「三罷」曾令全港陷入半癱瘓狀態，但與52年由親中左派發起的「六七暴動」相比，今次抗爭所造成的實質破壞，絕難相提並論。其次是投鼠忌器，因為如果林鄭宣布香港正式進入「緊急狀態」，或者深圳武警過河、香港駐軍在市面執勤，無異於宣布一國兩制壽終正寢。不是擔心這些軍人能否停止街頭反抗，而是究竟一個在軍管底下的香港，是否仍然是香港。今天林鄭每日都宣傳是因為暴力示威浪潮使經濟出現下滑危機，但若香港實施戒嚴，那就意味一切經濟上的破壞都要由他們負全責。目前特朗普已經公開把中美貿易協議與香港問題掛鈎，天天說三道四，中共會讓自己被香港推入「粉身碎骨的深淵」嗎？
不過，筆者認為中共斷不會貿然出動「老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害怕大陸內部民族主義過分升溫。試想如果全國大量群眾像2005年反日示威一樣上街「反港獨」、「反美帝」，中央這許多年來花費大量氣力去「維穩」的局面就會打破，中共又如何能保證自己可以駕馭局面而不會引火自焚？
止暴制亂掩飾強硬治港失敗
事實上，林鄭與張曉明、王志民一伙，拒絕以政治方式去解決政治問題，圖謀借「止暴制亂」為藉口掩飾強硬治港政策的失敗，只是想仿效52年前成功處理「六七暴動」的港英殖民政府。當年香港面對大量社會問題，殖民政府卻管治無方，警隊貪污腐敗，上下均缺乏改革的魄力和決心。這種劣質的管治製造了必需的條件，最終讓66年和67年相繼爆發了一小一大的動亂。
66年天星渡輪加價引發的抗議，警方用暴力鎮壓而平復，但問題並沒有真正的解決。及後67年發生的工潮，由爭取工人權益的訴求開始，但由於左派系統在背後組織和策劃，最後變質成貨真價實的暴動。運動快速失焦，變成漫無目的地以攻擊港英政府來延續，有意脅迫中國提早收回香港；但由於手段過分激烈，是十足十的恐怖主義，無差別的以炸彈攻擊警察和平民，帶來不少無辜者的死傷，終於脫離群眾。當時殖民政府手段雖然十分強硬，但仍然為市民支持，原因不在於他們讚賞政府的政績，而是實在受不了左派當時的革命狂熱。
效六七舉安定大旗 東施效顰
殖民政府看準了難民社會厭倦了國共兩派之間長期的政治鬥爭，在處理左派暴動的危機中祭出了「繁榮安定」的大旗，反而贏來市民的支持，把「左仔」視為搞事分子，人人談「左」色變。一個異族統治的殖民政府，深明自己的管治正當性有所虧欠，化「六七暴動」之危為機，重新獲得於「晚殖民」時期市民的支持，在70年代下定決心大幅改革，在90年代完成，「光榮撤退」。
反顧今日，林鄭政府把一場修例風波弄成香港生死存亡的大戰，原因卻剛好相反。一個原本給予了在殖民地狀態結束後可以擁有自治地位的香港，卻由於其自治地位不斷被新「宗主國」蠶蝕，特區政府淪為中共與跨地既得利益集團的傀儡，忘記了捍衛香港人利益的本分。政府的施政方針、處理手法及市民的認受程度，甚至比當年一度焦頭爛額的殖民政府還要差。可是他們不肯承認失敗，不肯接受政府管治正當性不斷流失的事實，當然亦沒有勇氣去承諾推行有意義的改革，卻乞靈於以警暴去維持秩序，東施效顰於前殖民地政府所經營的「安定繁榮」老調，可見他們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不過，與其說這些政壇「廢老」們是與時代脫節，不理解反叛世代既非只求苟活的難民一代，也非只是苦於無力置業向上爬的「廢青」，不如說他們是沉醉於一種只懂得移情於勝利者的歷史觀。他們從六四的屠殺者身上，從鎮壓騷亂的殖民者身上，只看見由勝利者所編寫的歷史。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加入勝利者的慶典行列，不理會懸置法律與公義的後果，互相祝賀。
歷史觀念急變 或許就是時代革命
可是，企圖以宣稱一個非常情况來合理化所採取的非常手段來取得勝利，同時也會打開一個巨大的歷史缺口。就如德國思想家本雅明在《論歷史概念》第八條論綱中所說：「被壓迫者的傳統教導我們，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非常狀態』就是常態。我們必須確立一種與這一事實相應的歷史概念。因此，我們要帶出真正的非常狀態作為我們當前的任務，這將改進我們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形勢。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有機會得逞，原因之一就是，在進步的名義下，反對者把它看做一種歷史的常態。」
也就是說，當人們不再習以為常地接受以勝利者主宰的歷史，認識到在文明進步的外觀下只是掩飾着野蠻的真實，他們就不會把當權者的所謂「緊急狀態」，看作只是事非得已的一時之需，而只是一些永遠讓他們失敗的詭計。當這些詭計手段不但不是例外，而是常態的一部分時，被壓迫者也就會突破所謂「常態」的規範，以各種「無法預料」的不同方式與法西斯主義說不。
這種歷史與時間觀念的急速變更，或許就是咱們所說的「時代革命」！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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