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3-陶傑：中國小農社會的基礎和基因
陶傑：中國小農社會的基礎和基因
2019年8月23日
圖片來源：Jie Zhao／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中國「改革開放」40 年，不斷「探索」，成為今日局面，似乎尚未找到自己的「中國夢」。
一切由大陸人在「富起來」之後，棄玩卡拉 OK、連同香港消費者，喜歡一種叫做「鬥地主」的撲克牌遊戲說起。
甚麼叫做「鬥地主」？是用來「紀念」1949 年之後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
「革命」成功，除了大舉復仇，「鎮壓反革命」之外，就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將地主及其子女槍殺處決、殘酷鬥爭，最後殲滅了兩千多年的地主階級。
但三千年來，中國人社會的穩定，端賴於兩大系統：皇帝在京城，統領一個文官集團，這是中國的政治系統；各地的地主，將土地出租，或僱用農民為他們耕田，這是中國的經濟系統。
皇帝和文官，是縱的統治，但這種統治成本很低。因為社會的穩定，是橫的一方面，由地的地主，以他們祖傳的專業管理知識，打理農業的耕種和收穫，解決就業，並向中央繳交農產稅收。
這是中國社會三千年不變的基本遊戲規則。
兩套系統，互不相管。地主農民不管國家大政，皇帝和文官也不管全國的農業。地主懂得農業成本利潤經營之道，皇帝和文官只負責稅收。因此，改朝換代之際有動亂，不外兩個原因：一是大旱而飢荒，農民遭到裁員，變為流寇；一是苛捐雜稅，民不聊生。
若不發生這兩件事，一個朝代可以維持三數百年，相安無事，結構非常穩定，而且經濟繁榮。
直到毛澤東出現，學了西洋的馬列，認為中國的農耕文化，製造貧富懸殊。此一農耕文化制度，毛澤東由馬克思處借鑑，認定地主階級，壟斷土地，除了剝削二字，並無可取。
但人類任何經濟，都有貧富差距。中國農業經濟的貧富問題，源出於周代的井田制。
井田制規定：土地分成九塊，八戶人家各得一百畝，各自耕種，中間一塊，八戶共耕，產品當做交稅。
理論上好像很公平，但沒想到每一塊田的農户，耕了二三十年，必各自有數目不同的子女。
有的兒子天性勤勞，有的兒子懶惰。於是各分得一百畝田，每一戶農家，就要多生兒子，減少人丁不長進、良田荒蕪的風險。
但長期是不可能的。井田制度定下的那八塊私田，各户人家，A 家兒子生得少，卻貪吃懶做；B 家兒子多，卻個個勤勞。於是幾代之後， A 的農田長滿野草而荒廢，B 戶積聚了財富，就可以把 A 的土地用一點錢買過來。
B 戶逐漸精於農業管理，自己的財富多了，當然子孫就不必再耕種，僱用 A 戶或從其他農業失收地方跑來尋找職業的勞工。
過了幾代，井田的均富概念，必面目全非。井田制廢除了，但井田概念留下來，千百年演變，有的田面積大，有的田小。勤勞的農戶，積聚了錢，逐漸不用自己耕了，僱用其他農民代勞，變成大富。有懶惰好閒者，變成潑皮流氓。
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皆知此套農業經濟，並無問題。房玄齡、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詩文茂發，沒有一個是批判地主剝削的。
到了現代，農民入城，又變為廉價勞工。 圖片來源：路透社
唯毛澤東利用農民此一潑皮下層，煽以「地主剝削」之馬克思理論，於中國地主階級及其中國文化，曲解而仇恨，摧毁地主階級，代以人民公社，並以黨委書記，取代地主。
書記幹部，不懂得農業，只會鬥爭，而且都是以不事生產的遊民為主要成分，才會在井岡山一帶跟從毛澤東搶掠地主，美其名為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平均理想，其實動機是仇富和嫉富。
後來的事，不必細表。1949 年，中國先走錯這第一步，農業經濟管理崩潰，餓死幾千萬人。地主階級本來可以圈養知識分子，因為政治的文化，必定隨財富而茂盛。例如 17 世紀歐洲航海貿易發達，才產生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Rococo）的奢華建築，中世紀的歐洲，就是沒有。
中國也一樣。江南和廣東，氣候溫和，桑麻魚米豐盛，衍生了吳越文化和嶺南文化，內陸則天府之國，有了蘇東坡。
這是中國農業經濟幾千年擁有維持和諧的基因、中國社會不必民主普選而可以穩定的理由。
當然，帝皇世家，一切是人治。但「帝力於我何有哉」，帝皇和文官，自知不懂農業管理；地主和農民，也自知不懂得治理國家大政。這兩套系統，其實親密合作，也互不干擾。即使時時出現昏庸的皇帝，文官也拚死進諫，於是民間的農民和地主，對於讀書人，非常尊重。因為希望他們讀書、進京考取功名之後，能輔助皇帝大政，政經融和，天下太平。
毛澤東卻以巨大的仇恨，摧毁了三千年穏定的這兩大支柱。加上 20 世紀開始，中國有了工業，但科舉制度沒有了，知識和大學開始普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企圖學習美國城市工業化之後中產階級的崛起，在農業之間，找一條憲政體制的出路。
但中國的國運惡劣，此時遇到蘇聯和馬克思列寧在中國傳播，以及日本時機極為惡劣的侵略。
中國的知識分子，又學藝未精，以為中國的剝削和貧富懸殊真的很嚴重，而不知道這一切是誇張的意識形態宣傳。
以後的事，人人知道。鄧小平復出，鼓吹發財，城市有了工業，又加上了今日的網絡、金融、資產泡沫複合的經濟系統。但幾千萬的黨員隊伍，本來就不事生產，卻一黨專政，權力執迷，不容新聞監督，也不許網絡言論自由，即全力投入貪污。
這個時候，卻「改革」回到「定位一尊」的天子舊制。但全國的經濟結構已經大變，土地農耕減少，變為房地產；農民入城，變為廉價勞工，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21 世紀，這個國家的出路，又在何處？
偏偏香港，150 年英國殖民地管治，卻別樹一幟，確立了普通法的工商業先進結構。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22 年，香港的年輕人，雖然不懂得中國歷史，但他們深切感受到怨憤和不公。當他們發出一點要求改革和遵守法則的聲音，又遭到 13 億人民的網絡辱罵。
但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香港的年輕人，對於中國，終於不肯再枯守和等待。
陶傑
2019年8月23日
圖片來源：Jie Zhao／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中國「改革開放」40 年，不斷「探索」，成為今日局面，似乎尚未找到自己的「中國夢」。
一切由大陸人在「富起來」之後，棄玩卡拉 OK、連同香港消費者，喜歡一種叫做「鬥地主」的撲克牌遊戲說起。
甚麼叫做「鬥地主」？是用來「紀念」1949 年之後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
「革命」成功，除了大舉復仇，「鎮壓反革命」之外，就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將地主及其子女槍殺處決、殘酷鬥爭，最後殲滅了兩千多年的地主階級。
但三千年來，中國人社會的穩定，端賴於兩大系統：皇帝在京城，統領一個文官集團，這是中國的政治系統；各地的地主，將土地出租，或僱用農民為他們耕田，這是中國的經濟系統。
皇帝和文官，是縱的統治，但這種統治成本很低。因為社會的穩定，是橫的一方面，由地的地主，以他們祖傳的專業管理知識，打理農業的耕種和收穫，解決就業，並向中央繳交農產稅收。
這是中國社會三千年不變的基本遊戲規則。
兩套系統，互不相管。地主農民不管國家大政，皇帝和文官也不管全國的農業。地主懂得農業成本利潤經營之道，皇帝和文官只負責稅收。因此，改朝換代之際有動亂，不外兩個原因：一是大旱而飢荒，農民遭到裁員，變為流寇；一是苛捐雜稅，民不聊生。
若不發生這兩件事，一個朝代可以維持三數百年，相安無事，結構非常穩定，而且經濟繁榮。
直到毛澤東出現，學了西洋的馬列，認為中國的農耕文化，製造貧富懸殊。此一農耕文化制度，毛澤東由馬克思處借鑑，認定地主階級，壟斷土地，除了剝削二字，並無可取。
但人類任何經濟，都有貧富差距。中國農業經濟的貧富問題，源出於周代的井田制。
井田制規定：土地分成九塊，八戶人家各得一百畝，各自耕種，中間一塊，八戶共耕，產品當做交稅。
理論上好像很公平，但沒想到每一塊田的農户，耕了二三十年，必各自有數目不同的子女。
有的兒子天性勤勞，有的兒子懶惰。於是各分得一百畝田，每一戶農家，就要多生兒子，減少人丁不長進、良田荒蕪的風險。
但長期是不可能的。井田制度定下的那八塊私田，各户人家，A 家兒子生得少，卻貪吃懶做；B 家兒子多，卻個個勤勞。於是幾代之後， A 的農田長滿野草而荒廢，B 戶積聚了財富，就可以把 A 的土地用一點錢買過來。
B 戶逐漸精於農業管理，自己的財富多了，當然子孫就不必再耕種，僱用 A 戶或從其他農業失收地方跑來尋找職業的勞工。
過了幾代，井田的均富概念，必面目全非。井田制廢除了，但井田概念留下來，千百年演變，有的田面積大，有的田小。勤勞的農戶，積聚了錢，逐漸不用自己耕了，僱用其他農民代勞，變成大富。有懶惰好閒者，變成潑皮流氓。
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皆知此套農業經濟，並無問題。房玄齡、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詩文茂發，沒有一個是批判地主剝削的。
到了現代，農民入城，又變為廉價勞工。 圖片來源：路透社
唯毛澤東利用農民此一潑皮下層，煽以「地主剝削」之馬克思理論，於中國地主階級及其中國文化，曲解而仇恨，摧毁地主階級，代以人民公社，並以黨委書記，取代地主。
書記幹部，不懂得農業，只會鬥爭，而且都是以不事生產的遊民為主要成分，才會在井岡山一帶跟從毛澤東搶掠地主，美其名為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平均理想，其實動機是仇富和嫉富。
後來的事，不必細表。1949 年，中國先走錯這第一步，農業經濟管理崩潰，餓死幾千萬人。地主階級本來可以圈養知識分子，因為政治的文化，必定隨財富而茂盛。例如 17 世紀歐洲航海貿易發達，才產生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Rococo）的奢華建築，中世紀的歐洲，就是沒有。
中國也一樣。江南和廣東，氣候溫和，桑麻魚米豐盛，衍生了吳越文化和嶺南文化，內陸則天府之國，有了蘇東坡。
這是中國農業經濟幾千年擁有維持和諧的基因、中國社會不必民主普選而可以穩定的理由。
當然，帝皇世家，一切是人治。但「帝力於我何有哉」，帝皇和文官，自知不懂農業管理；地主和農民，也自知不懂得治理國家大政。這兩套系統，其實親密合作，也互不干擾。即使時時出現昏庸的皇帝，文官也拚死進諫，於是民間的農民和地主，對於讀書人，非常尊重。因為希望他們讀書、進京考取功名之後，能輔助皇帝大政，政經融和，天下太平。
毛澤東卻以巨大的仇恨，摧毁了三千年穏定的這兩大支柱。加上 20 世紀開始，中國有了工業，但科舉制度沒有了，知識和大學開始普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企圖學習美國城市工業化之後中產階級的崛起，在農業之間，找一條憲政體制的出路。
但中國的國運惡劣，此時遇到蘇聯和馬克思列寧在中國傳播，以及日本時機極為惡劣的侵略。
中國的知識分子，又學藝未精，以為中國的剝削和貧富懸殊真的很嚴重，而不知道這一切是誇張的意識形態宣傳。
以後的事，人人知道。鄧小平復出，鼓吹發財，城市有了工業，又加上了今日的網絡、金融、資產泡沫複合的經濟系統。但幾千萬的黨員隊伍，本來就不事生產，卻一黨專政，權力執迷，不容新聞監督，也不許網絡言論自由，即全力投入貪污。
這個時候，卻「改革」回到「定位一尊」的天子舊制。但全國的經濟結構已經大變，土地農耕減少，變為房地產；農民入城，變為廉價勞工，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21 世紀，這個國家的出路，又在何處？
偏偏香港，150 年英國殖民地管治，卻別樹一幟，確立了普通法的工商業先進結構。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22 年，香港的年輕人，雖然不懂得中國歷史，但他們深切感受到怨憤和不公。當他們發出一點要求改革和遵守法則的聲音，又遭到 13 億人民的網絡辱罵。
但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香港的年輕人，對於中國，終於不肯再枯守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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