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27-周保松：為民主辯

周保松：為民主辯
23:00 27/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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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種種有關中國應否走向民主的論爭中，有兩類頗為流行的質疑。第一類是素質論，認為在現階段，中國人的民主素質不夠，所以民主應該緩行。這類觀點並不反對民主本身值得追求，只是認為好的民主實踐需要一些條件，否則會弄巧反拙。

對於這類質疑，可有三個回應。一，要有效實踐民主，公民的確需要一定的民主素養，包括基本的政治判斷能力，能夠理解和遵守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規範，對公共事務有相當的認識和關心等。但要擁有這些能力，並不需要特別技能或特殊訓練。在正常環境下，大部份人都可通過教育和公共參與，逐步發展出這些能力。

二，退一步，即使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那麼合理的推論，也不應是維持現狀不變，而應是加快制度改革，提升人民的民主素質。這包括積極推動民主改革，容許言論結社自由，鼓勵不同層面的政治參與等。要知道，參與民主的能力只能在民主的實踐中孕育和發展，就像游泳只能在水中才能學會一樣。

三，持這種論調的，往往錯誤地將人的素質視為靜態和本質的東西，卻沒有意識到人的信念和行為，其實很容易受外在制度環境影響。也就是說，今天社會上出現的對個人權利的不尊重，對程序公正的踐踏，對異見的不寬容，對規則的漠視，並非什麼中國人的劣質國民性所致，而是直接和制度相關。如果一個社會日趨公正民主，活在其中的人，自然會傾向培養出相應的正義感和民主意識。以不民主社會導致的「不良素質」為由來反對民主，是倒果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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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質疑，可稱為精英論。這種觀點認為，政治權力應該掌握在一小部份精英手中，因為只有精英，才有能力、有遠見、有情操為人民謀福祉，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善和公正，才能掌握歷史進步的秘訣和承擔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等。精英論有不同形式，它可以是柏拉圖式的哲學王，儒家式的聖君賢相，也可以是按血統來定的貴族制或據階級來定的一黨專政。儘管有著種種不同，精英制的共同敵人，是民主政治，因為後者主張所有公民都應享有參與政治的平等權利──無論他們在其他方面有多大差異。而對精英論來說，在一個本質上不平等的世界強求平等，是非理性的，因為大眾總是無知、短視和易受操縱的，常會基於自利而做出違反共同利益之事。

我們可從不同角度反駁精英論。例如我們可以問：即使精英論是對的，但在沒有經過選舉洗禮下，我們怎麼知道擁有權力的，就是真正的精英？這些精英從哪裡培養出來？退一步，即使這些真是精英，我們怎麼保證他們不會因為擁有絕對權力而導致絕對腐敗？畢竟有能力和有德行，是兩回事。

我們也可以問：在一個利益分殊價值多元的社會，不同個體不同族群不同階層對於什麼是政治社群的共同利益，必有不同看法，一小撮統治精英的個人判斷真的較一人一票的集體選擇，更能知道什麼是共同利益嗎？

這些都是精英論必須面對且必須誠實回答的真問題。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並得到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的廣泛支持，不可能只是偶然。這些事實最少說明，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不僅不是非理性的，而且較精英制更能保障個人權利，更能反映人民意願和向人民負責，更能有效爭取社會財富合理分配，也更能約束權力被濫用，因此具有更高的正當性和穩定性。所以，即使從後果看，精英論的斷言也經不起事實檢驗。

儘管如此，不少人依然認為，在理念上，精英制並沒有問題，只是在實踐上，由於較難找到制約精英濫用權力的有效方法，所以才迫不得已選擇民主制這個次佳方案。民主制最大的作用，是防止專制暴政，卻不是為了實現什麼最高的善。

為什麼呢？因為由大多數人決定的政治，必然是庸人政治。民主或許不壞，但極平庸。對於政治抱有極大期望同時視自身為精英的人，不喜歡民主，自然不難理解。這背後隱含了這樣的態度：政治很複雜，統治是一門技藝，要實現政治社群的最高利益，就必須由才德兼備的專家來治理。真正好的政治，絕不應是「眾人」之事。

這種觀點十分流行，卻不見得成立。首先，今天在大部份國家推行的代議民主制，其實並不否認治理國家需要專門知識，也不像古代雅典城邦那樣用抽籤的方法決定誰擁有權力。民主制選擇政治人才的方式，是通過公開公平的多黨競爭。它相信，在一個制度健全的社會，通過發表政綱、公開辯論、媒體監督、黨內初選複選，最後經全民投票選出來的代議士，有較大機會是合適的治國之才。嚴格來說，代議民主並不反對精英治國，它反對的，是未經人民通過一人一票授權的精英治國。

當然，精英論者可能會繼續說，一群無知之民，怎麼可能選出有識之士？但我們絕對不應該，將民主政體的公民視為無知之民。在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良好的公民教育、自由多元的公共文化、不同形式和不同層次的社會參與，都能使公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責任，並對公共事務作出合理判斷。那些藐視公民的人，往往是出於傲慢或者無知。當然，儘管如此，我們仍有機會選出能力不好和德性不彰的人。但我們也知道，即使這樣，全體公民仍然可以用手上的選票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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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至此，我們見到無論是素質論還是精英論，都是擔憂民主選舉會導致不良的政治後果。我在上面已指出，這些擔憂要麼不成立，要麼可以在實踐中得到解決。接著下來，我將討論推深一層，指出相較於民主制，素質論和精英論有個極大缺陷，就是只著重後果，卻忽略了政治參與本身對權力正當性及對個體生命的重要性。忽略這兩點，就難以充分理解，為何民主制在現代政治取得那麼大的支持。

先談第一點。我們知道，政治問題的根本，不在於如何將權力交到有能者手中，而在於交到有能者手中的權力如何才具正當性。我們必須問：為什麼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擁有行使龐大政治權力的權利，並要求我們無條件服從。沒有人天生就有權統治他人。政治權力要有權威，就必須提出理由，說服被統治的人。但精英論者不能說，僅僅因為這些人的政治能力卓越，所以便有權統治他人；他也不能說，由於這些能力卓越的人可以為所有人謀幸福，所以我們就有義務服從。

為什麼這些理由不足夠？因為我們理解自己是自由人。我們理解人為有自由意志，有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作選擇，同時可以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任的個體。我們的自由意識愈強，就愈重視選擇，愈不願意別人強加其意志於我們身上，愈希望成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因為所有人都有能力成為自由人，故在這一點上，我們彼此平等。

自由意識的覺醒，是現代政治的一件大事。這個覺醒，是現代性的根本特徵，也是推動現代政治發展的根本力量。在自由人面前，一切舊有的訴諸於上帝、天命、血緣、種姓、精英等來證成權力正當性的方式，都變得軟弱無力。自由人要求，政治權力的行使，必須尊重他們的意志。這正是民主選舉的重要精神。

一人一票之所以重要，並非在於它是實現某個政治結果的最好手段，而在於這個過程實踐和體現了人是自由平等的個體。精英制最大的缺陷，是它不容許人民選擇。但這絕不表示，好的政治人才和好的政府管治不重要。民主政治同樣重視這些，但它在此加上一重限制：國家權力來自全體人民，因此權力的正當行使，必須得到平等公民的投票同意。

精英論的盲點，是沒有看到，經過數百年發展，自由意識早已植根於現代人的自我理解之中，並構成評估社會政治制度的基點。事實上，民主只是體現自由的一個環節。在社會其他領域，人們同樣要求自由，包括言論思想出版和資訊自由、信仰和結社自由，以及活出自己人生的自由。如果有人說，今天的中國人依然未有足夠的自由意識，依然樂於做臣民，依然甘於被一群得不到他們授權的所謂精英來統治，那我只能說，這不是事實。退一步，即使有部份人相信事實是如此，也不表示應該如此。

精英論的第二個盲點，是沒有看到政治參與的過程本身，對個體有重大意義，卻以為它最多只有工具性價值，目的是為了實現某些獨立的政治目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實現這些目標，民主參與就沒有價值了。他們很少想過，民主參與本身，其實十分重要。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想。我們一出生，就活在國家之中。國家設立制度、制定法律、擁有武力，並要求我們無條件服從。我們享有多少自由、擁有什麼權利、承擔何種義務，都由國家規定。國家的制度和政策深遠地影響每個人。既然如此，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對於活在其中的政治世界，如果完全沒有參與權，完全被排斥在外，我們將強烈感受到屈辱和疏離。這個世界明明屬於我們，我們明明在世界之中，卻被迫活在世界之外。我們遂成為政治的異鄉人。在這種狀態下，一個人的自由意識和平等意識愈強，就愈感受到被排斥的恥辱和憤怒。

就此而言，政治參與的重要，並不在於我的投入客觀地令世界變得更好，而在於我因此有一份「在家」的感覺。「在家」之意，是說這個世界我也有份，我可以和其他人在平等權利下，一起改變和塑造屬於我們的政治共同體。在這意義上，一國如家。但此家沒有高高在上不可挑戰的家長，不會將家中成員分等級定貴賤，而是所有成員均可參與家中大事，共同作出決定。在這過程中，我們不僅體會到平等參與的可貴，同時也在發展人之為人的種種能力，感受公共生活的美好。民主制度有分與爭的一面，但在分與爭的背後，公民之間同時有很強的道德和政治紐帶，這些紐帶的基礎，是對自由公民的平等尊重，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政治共同體。

我相信，渴望在家和渴望平等尊重，是現代人最深的精神需要。這種需要得不到滿足，人就很難活得有尊嚴。精英制只看到人的差異，並將政治建立在差異之上，卻看不到這種政治對人帶來的傷害，看不到民主背後有著更深、更廣的對自由平等的堅持。


周保松

* 本文收在周保松，《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增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