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1-鄭政恆:《別告訴她》──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鄭政恆:《別告訴她》──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2020-02-11


《別告訴她》(The Farewell)是王子逸(Lulu Wang)執導和編劇的第二部長片。王子逸在北京長大,曾在長春與奶奶一起生活了一年,六歲時移民到美國,《別告訴她》多少有個人經歷的元素。

《別告訴她》為 Awkwafina(奧卡菲娜,林家珍)帶來史上首位華裔金球影后的榮耀,王子逸善用 Awkwafina 的喜劇形象(多得《我的超豪男友》Crazy Rich Asians),Awkwafina 本人與奶奶情感甚篤,進入角色就多了一重便利。

《別告訴她》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所謂的哀,是指在紐約生活的 Billi,未能獲取獎學金,連交租金都成問題。她知道祖母患上末期肺癌,趕去長春探望,當時所有家人決定了向奶奶隱瞞病情,而且借一場假婚禮,讓分別移居日本和美國的子孫,回長春見奶奶的最後一面。

矛盾就在於,美國長大的 Billi 一方面覺得要向奶奶隱瞞,同時又覺得奶奶有知情權,這合符法理,也是基本的人權,但長春的家人和在日本生活的伯父,都覺得白色謊言,對奶奶最好。因此產生了世界觀的衝突,戲劇的矛盾,還有喜劇的笑料。

《別告訴她》是喜劇片,喜劇的好處是產生觀賞上的距離,從而讓觀眾可以透過處境來反思角色行動的好處或缺點。《別告訴她》是以海外華人的角度看中國社會,電影的目標觀眾群卻可能是美國人,喜劇片剛好為他們帶來觀賞的距離。

華人觀眾透過《別告訴她》,又可以通過觀賞上的距離,思考到另一重矛盾,就是身份與抉擇的問題。華人身份是不由自主的,每個人的決定卻是千差萬別,電影中的家庭,第二代都在海外生活,第三代都在海外成長,沒有移民的也為子女安排到海外成長的機會。那麼到底要做一個地地道道的華人好呢?還是到海外生活好呢?(也許不虛偽就是最好)Billi 的壓力就在於她已經非常熟悉美國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感覺到在美國生存的困難。

《別告訴她》中的文化二元觀,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早在一百多年之前,已經有人探討過了。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月刊《青年雜誌》(1916年改名為《新青年》,1917年陳獨秀遷往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倡導文學革命,從此《新青年》影響力升向頂峰),創刊初期陳獨秀寫了兩篇文章,先後是《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和《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為曠日持久的東西文化論戰的先聲。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有三個重點:
「(一)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
「(二)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
「(三)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

第一點是呼應當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至於第二和第三點,正好是《別告訴她》文化二元觀的思想來源。《別告訴她》中,Billi 面對的文化差異,就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西方現代思想,以及以家庭或集體為中心的傳統思想。這一點連帶的就是西洋的法治(權利與義務)為中心思想,相反的就是東洋民族的任用感情為風俗。

《別告訴她》中所說的事情,其實沒有什麼新鮮,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陳獨秀一百多年前思考的問題,現在還在困擾著我們呢?


鄭政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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