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6-切爾諾貝爾與失敗國家——被推動挺身而出的凡人
切爾諾貝爾與失敗國家——被推動挺身而出的凡人
2020年2月16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在很自律的強制自己（盡量）在家工作一段時間後，我終於找到時間看完Chernobyl的五小時劇集。不少次和這名字邂逅，但不算對事件有確切了解。這次「看在瘟疫蔓延時」，不無所感。
切爾諾貝爾不是和香港沒有交集的。1986年4月26日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那個夏天觸發了香港1980年代最大的社會運動之一：104萬人簽名反對在深圳大亞灣與建核電廠。最後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當然不會聽民意，中電也照樣向大亞灣買電。一年後寫了我的學士畢業論文，就是關於大亞灣的民意戰的。
年前到過烏克蘭紀念切爾諾貝爾的博物館。博物館對當年的政治和決策過程不甚了了，對其災害倒是有詳盡描述。去年到過白羅斯（前稱白俄羅斯）的首都明斯克。明斯克距離切爾諾貝爾達400公里，但因為風向而首當其衝。當日目睹一群日本學生到訪市中心紀念長崎原爆的鐘。人類歷史上兩次最嚴重的核電事故，就是切爾諾貝爾和福島。
很多人現在看Chernobyl，應該都會想起武漢。（下含劇透……）
切爾諾貝爾就是武漢
這種悲劇，是這種體制下很難避免的。蘇聯科學家在10多年前便已指出電廠設計有問題有風險，但被KGB當成國家機密而封檔。負責單位出事後第一個反應是「沒事的，沒事的」，不會首先想到要疏散居民，否則那些在火車橋上看熱鬧的居民、把這場災難當普通火災救的消防員，可能就不用送命。促使政權要更快回應的原因，是輻射飄到西歐，戈巴卓夫要跟西方交代。西方國家比蘇聯人更快知道核電廠出事。當西德學生已因為輻射而停課時，蘇聯的年輕人還照常的快樂上課打球。由於不能/不願意向美國求助，求助時又不能將實况說出，最後只能「土法」動員大量軍人進入災場清理。不少傷亡都是可以避免的，也是在體制下不能避免的。
這個體制會替你安排壞蛋和英雄，替你安排真相。當覺得真相令人不舒服時，便開始撒謊，直至分不清楚哪些是真相。
說切爾諾貝爾是武漢，應該也是不確的。核電廠爆炸畢竟史無前例，而輻射散播極快，數小時已經可以殺很多人，對官僚系統回應的時間壓力很大。疫症倒是有前科的，國家有經驗應付，如果不是拖延個多月而把說出真相的人編排為壞蛋的話。
挺身而出的凡人
片中不少情節簡潔有力，這裏只舉兩個：
凌晨爆炸後首個會議，負責人基於錯誤數據以為沒事，科學家不同意，認為實况嚴重得多。有個老頭站起來：「大家知不知道這廠本來叫什麼名字？」「V. I. 列寧電廠」「是了，V.I. 列寧電廠，大家要相信國家相信黨。」然後會議就結束了。
爆炸後救災，要找3個熟悉電廠環境的人進入內部，穿過大量受輻射污染的水做某個工序，以便抽走廠內大量積水。科學家估計這3個人很可能一周內便會喪命。去動員工人時被質疑安全，領導幹部坦承工作很危險，但不做後果會更嚴重。有3名工人於是站起來擔起差事。這3個人不是什麼英雄，可能只是出於很簡單的要「報效國家」或者「我要救人」的思想，你可以說他們是愚忠，可以說他們勇敢，從某角度看，這3個人都是李文亮，他們都是在某一刻選擇了挺身而出的凡人而已。
不作為的政府
我由2006年進中大政政系執教，每年都有教「政治學初基」，都有介紹failed state的概念。我從來沒想過要用香港作為例子，一直用的例子都是索馬里或蘇丹，當年菲律賓人質事件時也用過菲律賓。一年內，這個政府摧毁香港作為自由城市的形象，接着再摧毁香港有管治能力的形象，也真不容易。
我理解（理解不代表接受）中央交來的政治任務是不要讓全世界覺得中國武漢輸出嚴重疫症而要封鎖中國，於是政府「死都唔封關」，並且繼續故意混淆視聽說封關等於不准貨物入港，貫徹了重視死物和錢多於人命的原則。當你沒有截斷源頭，又不能確保進來的人沒病或者有效追蹤，每次說「未來14天是關鍵」都是無聊的，甚至惹人訕笑，因為你根本沒法保證今天不會有一個超級帶菌者進了香港然後周圍走，結果是整個城市的人陷入長期恐慌之中。
從去年6月開始，所有香港人都應該理解這個政府根本不重視香港人的人命，視港人民意如無物。到現在還對政府有期望，都應該係再無意思了。這個政府無作為的程度，面子和裏子都不顧的程度，倒是令人咋舌的。
蘇聯主事者至少有設法減傷亡
和Chernobyl相較，我想到：蘇聯體制問題在其中者很難改變，但主事者還是想盡方法減少傷亡和損害的。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現在香港市民覺不覺得香港政府各部門已經盡全力在抗疫？如果武漢肺災是莫大的危機，我們應該看到政府帶頭動員所有可動員的力量來抗疫，高官身先士卒走在前線，部門盡力協助民間抗疫，官員盡力向市民解釋什麼可以做什麼不應該做，公務系統應該比民間多走一步。
市民看到什麼？各區區議會都把協助防疫列為首要議程，但民政事務署率先罷工，搞政治杯葛，連門都不開，要民選議員露天開會，簡單來說就是與民為敵。搞民政的Home什麼Office？
社會福利署是不是有責任確保院舍的老人和被照顧者都有足夠的口罩和防護設施？是不是可以張羅多些物資給長者、長期病患、綜援戶、弱勢社群？派口罩給老人家，沒理由是議員、商戶、甚至中學生的責任。
那晚上看青衣長康邨的直播，以為是請了「星球大戰」的白兵來地球拯救香港，原來報稱是警察（我聽聞而已，大家有沒有看到有委任證？）。為什麼不動員3萬警察去協助防疫，例如確保所有「強制」檢疫的人留在家呢（應該有OT的吧）？我只看到警察繼續堅定不移的，只是負責拘捕反對政府的人，把他們打個頭破血流，進一步加重公營醫療負擔。
房署高官在記者會上問：不明白居民為什麼要怕。你為什麼不就去長康邨跟居民解釋一下，不要躲在政府總部冷氣房內開記者會呢？面對危機，政府更需要和人民溝通，聯繫engage社會不同成分來穩定局面和人心。政府官員彷彿已經失去和普通人溝通的能力和動力，離地萬丈遠是不會得到人民的信任的。如果說問題是市民現在不相信政府，但不少信任是政府自己失去的。
還未說張建宗說會有的那3200萬個口罩，已經像他去年7月26日時說可以為7．21警察的行為道歉一樣失蹤了。如果政府不同部門都講不出有多少口罩存貨，或者數字前後矛盾的話，那如何令市民不恐慌呢？那2000個在湖北的香港人呢？按理他們在湖北逗留愈久，感染的風險愈大，特區政府是不是有責任清楚交代他們準備怎樣做呢？
告訴我，我們為什麼還要納稅？
當政府無作為，國家失效，制度敗壞，就會推動凡人挺身而出了。
8個月前，香港人學懂了他們不需要大台。到了今天，他們知道他們不需要這樣的政府。不作為的政府推動了又一波的時代革命。
文//馬嶽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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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6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在很自律的強制自己（盡量）在家工作一段時間後，我終於找到時間看完Chernobyl的五小時劇集。不少次和這名字邂逅，但不算對事件有確切了解。這次「看在瘟疫蔓延時」，不無所感。
切爾諾貝爾不是和香港沒有交集的。1986年4月26日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那個夏天觸發了香港1980年代最大的社會運動之一：104萬人簽名反對在深圳大亞灣與建核電廠。最後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當然不會聽民意，中電也照樣向大亞灣買電。一年後寫了我的學士畢業論文，就是關於大亞灣的民意戰的。
年前到過烏克蘭紀念切爾諾貝爾的博物館。博物館對當年的政治和決策過程不甚了了，對其災害倒是有詳盡描述。去年到過白羅斯（前稱白俄羅斯）的首都明斯克。明斯克距離切爾諾貝爾達400公里，但因為風向而首當其衝。當日目睹一群日本學生到訪市中心紀念長崎原爆的鐘。人類歷史上兩次最嚴重的核電事故，就是切爾諾貝爾和福島。
很多人現在看Chernobyl，應該都會想起武漢。（下含劇透……）
切爾諾貝爾就是武漢
這種悲劇，是這種體制下很難避免的。蘇聯科學家在10多年前便已指出電廠設計有問題有風險，但被KGB當成國家機密而封檔。負責單位出事後第一個反應是「沒事的，沒事的」，不會首先想到要疏散居民，否則那些在火車橋上看熱鬧的居民、把這場災難當普通火災救的消防員，可能就不用送命。促使政權要更快回應的原因，是輻射飄到西歐，戈巴卓夫要跟西方交代。西方國家比蘇聯人更快知道核電廠出事。當西德學生已因為輻射而停課時，蘇聯的年輕人還照常的快樂上課打球。由於不能/不願意向美國求助，求助時又不能將實况說出，最後只能「土法」動員大量軍人進入災場清理。不少傷亡都是可以避免的，也是在體制下不能避免的。
這個體制會替你安排壞蛋和英雄，替你安排真相。當覺得真相令人不舒服時，便開始撒謊，直至分不清楚哪些是真相。
說切爾諾貝爾是武漢，應該也是不確的。核電廠爆炸畢竟史無前例，而輻射散播極快，數小時已經可以殺很多人，對官僚系統回應的時間壓力很大。疫症倒是有前科的，國家有經驗應付，如果不是拖延個多月而把說出真相的人編排為壞蛋的話。
挺身而出的凡人
片中不少情節簡潔有力，這裏只舉兩個：
凌晨爆炸後首個會議，負責人基於錯誤數據以為沒事，科學家不同意，認為實况嚴重得多。有個老頭站起來：「大家知不知道這廠本來叫什麼名字？」「V. I. 列寧電廠」「是了，V.I. 列寧電廠，大家要相信國家相信黨。」然後會議就結束了。
爆炸後救災，要找3個熟悉電廠環境的人進入內部，穿過大量受輻射污染的水做某個工序，以便抽走廠內大量積水。科學家估計這3個人很可能一周內便會喪命。去動員工人時被質疑安全，領導幹部坦承工作很危險，但不做後果會更嚴重。有3名工人於是站起來擔起差事。這3個人不是什麼英雄，可能只是出於很簡單的要「報效國家」或者「我要救人」的思想，你可以說他們是愚忠，可以說他們勇敢，從某角度看，這3個人都是李文亮，他們都是在某一刻選擇了挺身而出的凡人而已。
不作為的政府
我由2006年進中大政政系執教，每年都有教「政治學初基」，都有介紹failed state的概念。我從來沒想過要用香港作為例子，一直用的例子都是索馬里或蘇丹，當年菲律賓人質事件時也用過菲律賓。一年內，這個政府摧毁香港作為自由城市的形象，接着再摧毁香港有管治能力的形象，也真不容易。
我理解（理解不代表接受）中央交來的政治任務是不要讓全世界覺得中國武漢輸出嚴重疫症而要封鎖中國，於是政府「死都唔封關」，並且繼續故意混淆視聽說封關等於不准貨物入港，貫徹了重視死物和錢多於人命的原則。當你沒有截斷源頭，又不能確保進來的人沒病或者有效追蹤，每次說「未來14天是關鍵」都是無聊的，甚至惹人訕笑，因為你根本沒法保證今天不會有一個超級帶菌者進了香港然後周圍走，結果是整個城市的人陷入長期恐慌之中。
從去年6月開始，所有香港人都應該理解這個政府根本不重視香港人的人命，視港人民意如無物。到現在還對政府有期望，都應該係再無意思了。這個政府無作為的程度，面子和裏子都不顧的程度，倒是令人咋舌的。
蘇聯主事者至少有設法減傷亡
和Chernobyl相較，我想到：蘇聯體制問題在其中者很難改變，但主事者還是想盡方法減少傷亡和損害的。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現在香港市民覺不覺得香港政府各部門已經盡全力在抗疫？如果武漢肺災是莫大的危機，我們應該看到政府帶頭動員所有可動員的力量來抗疫，高官身先士卒走在前線，部門盡力協助民間抗疫，官員盡力向市民解釋什麼可以做什麼不應該做，公務系統應該比民間多走一步。
市民看到什麼？各區區議會都把協助防疫列為首要議程，但民政事務署率先罷工，搞政治杯葛，連門都不開，要民選議員露天開會，簡單來說就是與民為敵。搞民政的Home什麼Office？
社會福利署是不是有責任確保院舍的老人和被照顧者都有足夠的口罩和防護設施？是不是可以張羅多些物資給長者、長期病患、綜援戶、弱勢社群？派口罩給老人家，沒理由是議員、商戶、甚至中學生的責任。
那晚上看青衣長康邨的直播，以為是請了「星球大戰」的白兵來地球拯救香港，原來報稱是警察（我聽聞而已，大家有沒有看到有委任證？）。為什麼不動員3萬警察去協助防疫，例如確保所有「強制」檢疫的人留在家呢（應該有OT的吧）？我只看到警察繼續堅定不移的，只是負責拘捕反對政府的人，把他們打個頭破血流，進一步加重公營醫療負擔。
房署高官在記者會上問：不明白居民為什麼要怕。你為什麼不就去長康邨跟居民解釋一下，不要躲在政府總部冷氣房內開記者會呢？面對危機，政府更需要和人民溝通，聯繫engage社會不同成分來穩定局面和人心。政府官員彷彿已經失去和普通人溝通的能力和動力，離地萬丈遠是不會得到人民的信任的。如果說問題是市民現在不相信政府，但不少信任是政府自己失去的。
還未說張建宗說會有的那3200萬個口罩，已經像他去年7月26日時說可以為7．21警察的行為道歉一樣失蹤了。如果政府不同部門都講不出有多少口罩存貨，或者數字前後矛盾的話，那如何令市民不恐慌呢？那2000個在湖北的香港人呢？按理他們在湖北逗留愈久，感染的風險愈大，特區政府是不是有責任清楚交代他們準備怎樣做呢？
告訴我，我們為什麼還要納稅？
當政府無作為，國家失效，制度敗壞，就會推動凡人挺身而出了。
8個月前，香港人學懂了他們不需要大台。到了今天，他們知道他們不需要這樣的政府。不作為的政府推動了又一波的時代革命。
文//馬嶽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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