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09-BBC--大衛·羅伯森：東西方心理思維之大不同
大衛·羅伯森：東西方心理思維之大不同
2017年 2月 9日
（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GETTY IMAGES
1871年，賀拉斯·卡普隆（Horace Capron）首次穿越北海道（Hokkaido）。他在廣袤的大平原、茂密的森林，以及巍巍黑色山脈之中尋找人類生活的痕跡。"死亡的寂靜支配著這片令人驚嘆的景色，"後來，卡普隆如此寫道。"沒有一片樹葉被驚擾，沒有一聲鳥兒的啼鳴，也沒有任何其他生物的氣息。"卡普隆想，這裏或許是一片永恆之境，保存著史前的風貌。
"這太令人驚嘆，在這樣一個富裕而美麗的國度，在這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人口密度最大之一的國度，竟然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都存留著這樣一片無人之境，人們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像不知道非洲有沙漠一樣，"卡普隆繼續想著。
這裏就是當時日本的蠻荒之地——日本版的"美國西部"。北海道，坐落於日本列島最北端，與本州（Honshu）之間由一片駭浪頻繁的大海相隔，是那樣的遙遠。但凡膽敢跨過這片海的人，就必須經受那裏嚴酷的冬日、崎嶇的火山地貌，以及兇猛的野生生物。因此，日本政府長期基本上將北海道讓於依靠漁獵生活的原住民阿伊努人。
變化發生於19世紀中葉。因為擔心沙俄入侵，日本政府決意收回北部島嶼，政府僱用了不少從前的武士，前去開拓北海道。跟隨者不斷，而後農田、港口、道路、鐵路如雨後春筍般遍布全島。日本人請來諸如卡普隆這樣的美國農學家，為北海道的開拓者們做指導，教他們開墾農田的最佳方法。僅僅70年內，北海道的人口從幾千人發展為超過200萬人。到2000年時，其人口已經增至600萬人。
阿伊努人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在明治天皇決意開拓北海道之前，生活在北海道的只有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今天生活在北海道的人們，大多不再需要征服任何蠻荒環境了。不過，心理學家們發現，比起54公里（33英里）以外在本州生活的日本人，一種開拓者的精神，似乎仍然閃現在北海道人思考、感受和推理的方式中。北海道人更自我，對成功更感自豪，更雄心勃勃地渴望個人成長，也更疏離於周遭他人。實際上，如果在國際範圍內進行比較，北海道人的一套認知方式更像美國人，而非其他日本同胞。
而北海道的故事只是一系列探索社會環境如何塑造思維的案例研究當中的一個。從東西方思維的顯著差異，到美國各州人之間的思維之差，有一件事情變得越來越清晰：歷史、地理和文化能夠以非常微妙卻令人驚訝的方式——甚至包括通過我們的視覺感官——改變人類的思維。我們的思考方式甚至會被我們祖先在農耕中種植的作物品種影響，有時候一條河流竟然是兩岸人兩種不同認知方式的分界線。
不論我們生活在哪裏，對環境因素的影響力的了解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思維模式。
"Weird"思維
直到最近，科學家們才開始重視全球範圍內思維方式的多樣性。2010年，一份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期刊《行為與大腦科學》（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發佈了一篇文章，該文章認為，大多數心理學家的實驗對象都是"來自西方、受過良好教育、積極進取、有錢、有民主思想的人"，或者也可將其簡稱為"Weird"（該詞來自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sed, rich和democratic幾個詞的首字母）。大約70%的實驗對象是美國人，大多數都是為了賺點零花錢或換幾個學分才同意犧牲個人時間來參與實驗的大學生。
科學家們心照不宣的前提是，他們選擇的實驗對象能夠代表全世界所有人的廣泛特徵——科學家們認為，所有人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樣的。如果這是真的，那麼西方科學家實驗樣本的不平衡就不是什麼問題了。然而，少數以其他文化下長大的人作為實驗對象的研究，卻展示了不同的研究結果。"研究證明，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分佈於研究圖譜最遠的一邊。" 來自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約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說道，亨利奇就是其中一項研究的作者之一。
北海道Image copyrightALAMY
北海道的人口從幾千人迅速增長至600萬人（圖片來源: Alamy）
最顯著的差異之一有關"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兩個概念；不論你認為自己是獨立的、自主的，或認為自己與周遭他人密切相連，認為集體的價值高於個人價值，總體而言——當然也有許多例外——西方人中個人主義者更多，而來自印度、日本和中國等國家的亞洲人中，集體主義者更多。
在很多情況下，兩方的差異非常明顯。當被問及有關態度和行為的問題時，生活在更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的人們，傾向於將個人成功至於集體成就之上，這反過來也激勵人們尋求更多個人尊重，追求更多個人快樂。但是，這種對自我肯定的渴望也表現為過於自信的特質。許多實驗都證明，被劃分為Weird類的實驗參與者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當被問及其自身的能力時，94%的美國教授聲稱他們的能力"高於平均水平"。
然而，以東亞人為研究對象的一系列研究顯示，這種自我膨脹的表現幾乎不存在於東亞人中；實際上，不少案例顯示，參與者反而更傾向於低估自己的能力，而非抬高自我價值。生活在自我主義價值觀主導的社會中的人們則重視個人選擇和自由。
東方哲學文化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整體思維貫穿於東方哲學與文化之中（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關鍵在於，"社會環境導向"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思考推理的基礎層面。生活在崇尚集體主義的社會當中的人們，遇到問題時，傾向于思考得更"全面"，著眼於問題所處情境的大背景及其中的相互關係，而生活在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中的人們，則會著重分析各個不同影響因素，認為所處情境固定不變。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想像你看到一幅圖畫，裏面高個子的人在恐嚇矮個子的人。在沒有給出其他相關信息的情況下，西方人更傾向於認為，圖畫中描述的這一行為反映出了個兒高者某些固定不變的本質：他可能是個齷齪之人。"然而，如果你整體地思考，你就會猜測，或許這兩個人之間發生了些什麼，也許這個高個兒的人是老闆，或者父親，"亨利奇解釋道。
這種思考方式的不同也會延伸至人們對無生命物體的歸類。例如，如果要從一堆單詞中，比如從"火車、公共汽車、鐵軌"中選出兩個相關詞語，你會怎麼做選擇？該實驗被命名為"三聯實驗"（triad test），許多西方人可能會選"公共汽車"和"火車"，因為兩者都是交通工具；而一個從整體思考的人會選擇"火車"和"鐵軌"，因為他更重視火車與鐵軌二者在功能上的關聯性——二者相互之間對對方功能的展現非常重要。
思維方式的差異甚至會影響你的觀看方式。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的一項追蹤視線軌跡的實驗發現，來自東亞的參與者更傾向於關注一幅圖畫中的背景——研究上下文信息——而美國人會將更多時間花在研究圖畫的主體上。有趣的是，這樣的差異在來自日本和加拿大兩國兒童的畫作中也有所體現，這也意味著，這種觀看方式的差異從我們年幼時起就出現了。關注範圍是聚焦還是廣泛，也直接影響著我們日後對一幅畫面的記憶。
"如果人是由觀看方式決定的，而人們的關注焦點又是如此不同，那麼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當中，"亨利奇這樣說道。
移民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兩個文化下人們的思維方式有如此巨大的差異，而移民群體則能夠吸收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雖然一些人認為，社會導向對人的影響存在遺傳因素，然而至今為止研究證明，這種影響是通過學習他人而得來的。埃塞克斯大學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的阿歷克斯·米索迪（Alex Mesoudi）最近對倫敦東部孟加拉裔人家庭及其思維方式進行了研究。米索迪發現，在一代人中，移民的後代們已經開始吸收更個人主義化的思維方式，丟掉整體性的認知模式。對媒體的利用是該變化發生的最大表現。"我們發現，在解釋該變化的發生上，媒體比學校教育的影響力更大。"
然而，這種思考方式上的差異最初為何會出現？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思考方式的差異反應了每個地區隨時間推移，其社會主導哲學的變化。尼斯貝特指出，西方哲學家強調自由和獨立，而東方傳統，比如道家，強調和諧，孔子強調"君主與臣民、家長與孩子、丈夫與妻子、哥哥與弟弟，以及朋友與朋友之間的義務。"世界觀察方式的迥異植根於各個文化的文學、教育和政治結構中。因此，這些思想被內化，並影響著非常基礎的哲學思辨過程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各個國家間人們思考方式的微妙差異也暗示著，有其他令人驚詫的因素在發生著作用。
開拓未知的土地
來看看西方社會中個人主義最盛行的美國。歷史學家們，例如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長期認為，西部擴張和探索培育了一種更獨立的精神，因為為了求生存，每一個開拓者都需要與荒野，甚至與他人鬥爭。與該理論一脈相承，最新的心理學研究發現，緊挨新開拓土地的地區，比如蒙大拿州，其居民的個人主義程度更高。不過，為了證實這個"自發開拓理論"（voluntary settlement theory），心理學家們還應該研究一個獨立案例作為反例。
威廉·S·克拉克Image copyrightALAMY
美國農學家，比如幫助開拓日本北海道的威廉·S·克拉克（William S Clark），其座右銘——"孩子們，要志向高遠！"（Boys, be ambitious）——就是開拓者心態的最佳詮釋，而這種思維方式也影響至今（圖片來源: Alamy）
正因為這一原因，北海道更顯有趣。正如大多數東亞國家，總的而言日本人的思維更凸顯集體主義和整體性。然而，日本人的北部大遷徙正如美國轟轟烈烈的西進運動。明治政府甚至派遣了諸如賀拉斯·卡普隆這樣的美國農學家以助力北海道的開發。如果說這樣的自發開拓理論是正確的，那麼比起日本其他地方的人民，身處北海道的開拓者們的的確確培養出了一種更具獨立性的前瞻意識。
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發現，比起其他島嶼上的日本人，北海道人傾向於賦予個人自由與成就以更高的價值——以及諸如自豪感這樣的情緒，他們更少在乎其他人的意見。研究參與者們被要求進行一場社會思考推理測試，他們需要就某個服用了提升比賽表現藥物的棒球運動員進行討論。來自其他島嶼的日本人更喜歡研究這件事的背景——比如求勝心所帶來的壓力——北海道人更傾向於批評該棒球運動員的個人性格，或其道德缺陷。從個人身上找問題這一思維方式是典型的個人主義社會下的思考模式，與普通美國人的反應極為相似。
病菌理論
另一個（反直覺）說法是，這種迥異的思維方式是對病菌的進化反應。2008年，科瑞·芬徹（Corey Fincher）——目前在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和他的同事們分析了全球流行病學數據，證明了某一地區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傾向是與該地的疾病流行度相關的：如果你更容易被感染，那麼你也更傾向於是個集體主義者，你身上的個人主義特徵更少。其中的原因大概是，集體主義的特點是更大程度的服從與尊重，這種特點會使得人們更小心翼翼去避免那些會傳染疾病的行為。科學家很難證明，這種真實世界的顯性關聯不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引起的，比如某個國家相對其他國家財富更多，但是實驗室的研究結果確實為病菌理論提供了支持——當心理學家們向實驗參與者灌輸對疾病的恐懼後，他們的想法確實會變得更偏向集體主義，例如更順從於集體行為。
北海道Image copyrightALAMY
北海道已經不是待開發的疆域了，但其曾經的歷史在當地人身上打下了獨特的烙印（圖片來源: Alamy）
然而，也許最有趣的理論來自於農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最近就中國的28個省進行了研究，他發現，思維傾向反應了當地的農業情況。
塔爾海姆說，是他在中國的個人經歷啟發了自己。在遊歷中國北方城市北京期間，他發現陌生人更友好——"如果有人看我在獨自一人吃東西，他們會主動上前與我聊天。"——然而南部城市廣州的居民就顯得含蓄得多，且更慎於打擾他人。
這種對他人的親切熱情是集體主義式思維的細微表現，因而塔爾海姆也開始思考，這兩種表現方式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一差異似乎與財富和現代化程度無關，塔爾海姆發現了一個可能的引起差異的原因——地區間主要農作物的差異，南部多食大米，北部多食小麥。"這樣的飲食習慣基本上是以長江為界的，"塔爾海姆說道。
大米種植需要更多合作：這是一項勞動密集型作業，同時需要遍布許多農田的複雜的灌溉系統。而小麥種植需要的勞動量是種植大米的一半，它依靠的是降雨，而非灌溉，所以農民們不需要與鄰居們合作，只需要專心於自己的作物生產。
農作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與其它農業形式相比，大米種植需要更多集體合作，以及遍布多塊農田的複雜的灌溉系統（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這樣的差異與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思維方式有無關聯？塔爾海姆與中國的科學家們進行了共同研究，他們從種植大米和種植小麥的若干地區召集了超過1000名學生作為研究樣本，利用諸如三聯實驗這樣的方法去判斷實驗樣本是否具有整體性的思維模式。
科學家們還讓實驗參與者們畫出展示自己與朋友及其他相識之人之間關係的圖表：生長在個人主義環境中的參與者傾向於將自己畫得比自己的朋友們更大，而來自集體主義環境的參與者傾向於將自己和朋友們畫得一樣大。"美國人通常將自己畫得特別大，"塔爾海姆說道。
果然，生活在小麥種植區的實驗參與者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更高，而生活在大米種植區的人們則展示出了更高的集體主義特質和整體思維傾向。這種差異在不同地區的交界地也體現得出。"在兩種作物種植區交匯的幾個縣，一個人種大米，一個人種小麥，我們在他們身上依舊發現了這種文化差異。"
塔爾海姆繼續驗證著他的假設。印度也是一個小麥種植區和大米種植區分明的國家，在那裏，塔爾海姆的實驗結果是一樣的。幾乎所有塔爾海姆的研究對象都沒有直接參與農業生產，但他們生活環境的歷史傳統依舊在影響著他們的思維方式。"文化惰性依舊存在。"
認知的千變萬化
強調這一點很重要，即該結論只是體現在大量人群身上的普遍特點；我們還需要研究每一個群體中每一個人到底會落在該"集體主義－個人主義譜"的哪個範圍上。"從人類學的角度看，非黑即白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人類學家德爾瓦·侯賽因（Delwar Hussain）說道。侯賽因與米索迪一起參與了就居住在倫敦的英國孟加拉裔群體進行的研究。侯賽因指出，東方和西方國家的歷史聯繫源遠流長，這意味著，一些人的身體裏存在兩種思維方式，而年齡和階層等因素也會對思維方式產生影響。
距離亨利奇發表其有關"Weird"偏見的文章已經七年了，人們對該文章給予了積極反饋。亨利奇尤其感到開心的是，諸如塔爾海姆這樣的研究者們已經開始籌備大型研究項目，以期理解思維方式的千變萬化。"研究者們希望能找出一個理論，用來解釋為什麼不同的人群擁有不同的心理模式。"
不過，雖然科學家們有這樣美好的期許，得到進一步研究成果的過程非常緩慢。從全球範圍內收集思維研究樣本需要時間和金錢的支持。更多研究依舊依靠Weird實驗參與者，這樣的研究是缺乏樣本多樣性的。"我們知道哪裏不對，問題在於什麼是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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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羅伯森
（David Robson）
2017年 2月 9日
（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GETTY IMAGES
1871年，賀拉斯·卡普隆（Horace Capron）首次穿越北海道（Hokkaido）。他在廣袤的大平原、茂密的森林，以及巍巍黑色山脈之中尋找人類生活的痕跡。"死亡的寂靜支配著這片令人驚嘆的景色，"後來，卡普隆如此寫道。"沒有一片樹葉被驚擾，沒有一聲鳥兒的啼鳴，也沒有任何其他生物的氣息。"卡普隆想，這裏或許是一片永恆之境，保存著史前的風貌。
"這太令人驚嘆，在這樣一個富裕而美麗的國度，在這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人口密度最大之一的國度，竟然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都存留著這樣一片無人之境，人們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像不知道非洲有沙漠一樣，"卡普隆繼續想著。
這裏就是當時日本的蠻荒之地——日本版的"美國西部"。北海道，坐落於日本列島最北端，與本州（Honshu）之間由一片駭浪頻繁的大海相隔，是那樣的遙遠。但凡膽敢跨過這片海的人，就必須經受那裏嚴酷的冬日、崎嶇的火山地貌，以及兇猛的野生生物。因此，日本政府長期基本上將北海道讓於依靠漁獵生活的原住民阿伊努人。
變化發生於19世紀中葉。因為擔心沙俄入侵，日本政府決意收回北部島嶼，政府僱用了不少從前的武士，前去開拓北海道。跟隨者不斷，而後農田、港口、道路、鐵路如雨後春筍般遍布全島。日本人請來諸如卡普隆這樣的美國農學家，為北海道的開拓者們做指導，教他們開墾農田的最佳方法。僅僅70年內，北海道的人口從幾千人發展為超過200萬人。到2000年時，其人口已經增至600萬人。
阿伊努人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在明治天皇決意開拓北海道之前，生活在北海道的只有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今天生活在北海道的人們，大多不再需要征服任何蠻荒環境了。不過，心理學家們發現，比起54公里（33英里）以外在本州生活的日本人，一種開拓者的精神，似乎仍然閃現在北海道人思考、感受和推理的方式中。北海道人更自我，對成功更感自豪，更雄心勃勃地渴望個人成長，也更疏離於周遭他人。實際上，如果在國際範圍內進行比較，北海道人的一套認知方式更像美國人，而非其他日本同胞。
而北海道的故事只是一系列探索社會環境如何塑造思維的案例研究當中的一個。從東西方思維的顯著差異，到美國各州人之間的思維之差，有一件事情變得越來越清晰：歷史、地理和文化能夠以非常微妙卻令人驚訝的方式——甚至包括通過我們的視覺感官——改變人類的思維。我們的思考方式甚至會被我們祖先在農耕中種植的作物品種影響，有時候一條河流竟然是兩岸人兩種不同認知方式的分界線。
不論我們生活在哪裏，對環境因素的影響力的了解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思維模式。
"Weird"思維
直到最近，科學家們才開始重視全球範圍內思維方式的多樣性。2010年，一份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期刊《行為與大腦科學》（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發佈了一篇文章，該文章認為，大多數心理學家的實驗對象都是"來自西方、受過良好教育、積極進取、有錢、有民主思想的人"，或者也可將其簡稱為"Weird"（該詞來自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sed, rich和democratic幾個詞的首字母）。大約70%的實驗對象是美國人，大多數都是為了賺點零花錢或換幾個學分才同意犧牲個人時間來參與實驗的大學生。
科學家們心照不宣的前提是，他們選擇的實驗對象能夠代表全世界所有人的廣泛特徵——科學家們認為，所有人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樣的。如果這是真的，那麼西方科學家實驗樣本的不平衡就不是什麼問題了。然而，少數以其他文化下長大的人作為實驗對象的研究，卻展示了不同的研究結果。"研究證明，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分佈於研究圖譜最遠的一邊。" 來自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約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說道，亨利奇就是其中一項研究的作者之一。
北海道Image copyrightALAMY
北海道的人口從幾千人迅速增長至600萬人（圖片來源: Alamy）
最顯著的差異之一有關"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兩個概念；不論你認為自己是獨立的、自主的，或認為自己與周遭他人密切相連，認為集體的價值高於個人價值，總體而言——當然也有許多例外——西方人中個人主義者更多，而來自印度、日本和中國等國家的亞洲人中，集體主義者更多。
在很多情況下，兩方的差異非常明顯。當被問及有關態度和行為的問題時，生活在更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的人們，傾向於將個人成功至於集體成就之上，這反過來也激勵人們尋求更多個人尊重，追求更多個人快樂。但是，這種對自我肯定的渴望也表現為過於自信的特質。許多實驗都證明，被劃分為Weird類的實驗參與者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當被問及其自身的能力時，94%的美國教授聲稱他們的能力"高於平均水平"。
然而，以東亞人為研究對象的一系列研究顯示，這種自我膨脹的表現幾乎不存在於東亞人中；實際上，不少案例顯示，參與者反而更傾向於低估自己的能力，而非抬高自我價值。生活在自我主義價值觀主導的社會中的人們則重視個人選擇和自由。
東方哲學文化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整體思維貫穿於東方哲學與文化之中（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關鍵在於，"社會環境導向"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思考推理的基礎層面。生活在崇尚集體主義的社會當中的人們，遇到問題時，傾向于思考得更"全面"，著眼於問題所處情境的大背景及其中的相互關係，而生活在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中的人們，則會著重分析各個不同影響因素，認為所處情境固定不變。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想像你看到一幅圖畫，裏面高個子的人在恐嚇矮個子的人。在沒有給出其他相關信息的情況下，西方人更傾向於認為，圖畫中描述的這一行為反映出了個兒高者某些固定不變的本質：他可能是個齷齪之人。"然而，如果你整體地思考，你就會猜測，或許這兩個人之間發生了些什麼，也許這個高個兒的人是老闆，或者父親，"亨利奇解釋道。
這種思考方式的不同也會延伸至人們對無生命物體的歸類。例如，如果要從一堆單詞中，比如從"火車、公共汽車、鐵軌"中選出兩個相關詞語，你會怎麼做選擇？該實驗被命名為"三聯實驗"（triad test），許多西方人可能會選"公共汽車"和"火車"，因為兩者都是交通工具；而一個從整體思考的人會選擇"火車"和"鐵軌"，因為他更重視火車與鐵軌二者在功能上的關聯性——二者相互之間對對方功能的展現非常重要。
思維方式的差異甚至會影響你的觀看方式。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的一項追蹤視線軌跡的實驗發現，來自東亞的參與者更傾向於關注一幅圖畫中的背景——研究上下文信息——而美國人會將更多時間花在研究圖畫的主體上。有趣的是，這樣的差異在來自日本和加拿大兩國兒童的畫作中也有所體現，這也意味著，這種觀看方式的差異從我們年幼時起就出現了。關注範圍是聚焦還是廣泛，也直接影響著我們日後對一幅畫面的記憶。
"如果人是由觀看方式決定的，而人們的關注焦點又是如此不同，那麼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當中，"亨利奇這樣說道。
移民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兩個文化下人們的思維方式有如此巨大的差異，而移民群體則能夠吸收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雖然一些人認為，社會導向對人的影響存在遺傳因素，然而至今為止研究證明，這種影響是通過學習他人而得來的。埃塞克斯大學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的阿歷克斯·米索迪（Alex Mesoudi）最近對倫敦東部孟加拉裔人家庭及其思維方式進行了研究。米索迪發現，在一代人中，移民的後代們已經開始吸收更個人主義化的思維方式，丟掉整體性的認知模式。對媒體的利用是該變化發生的最大表現。"我們發現，在解釋該變化的發生上，媒體比學校教育的影響力更大。"
然而，這種思考方式上的差異最初為何會出現？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思考方式的差異反應了每個地區隨時間推移，其社會主導哲學的變化。尼斯貝特指出，西方哲學家強調自由和獨立，而東方傳統，比如道家，強調和諧，孔子強調"君主與臣民、家長與孩子、丈夫與妻子、哥哥與弟弟，以及朋友與朋友之間的義務。"世界觀察方式的迥異植根於各個文化的文學、教育和政治結構中。因此，這些思想被內化，並影響著非常基礎的哲學思辨過程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各個國家間人們思考方式的微妙差異也暗示著，有其他令人驚詫的因素在發生著作用。
開拓未知的土地
來看看西方社會中個人主義最盛行的美國。歷史學家們，例如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長期認為，西部擴張和探索培育了一種更獨立的精神，因為為了求生存，每一個開拓者都需要與荒野，甚至與他人鬥爭。與該理論一脈相承，最新的心理學研究發現，緊挨新開拓土地的地區，比如蒙大拿州，其居民的個人主義程度更高。不過，為了證實這個"自發開拓理論"（voluntary settlement theory），心理學家們還應該研究一個獨立案例作為反例。
威廉·S·克拉克Image copyrightALAMY
美國農學家，比如幫助開拓日本北海道的威廉·S·克拉克（William S Clark），其座右銘——"孩子們，要志向高遠！"（Boys, be ambitious）——就是開拓者心態的最佳詮釋，而這種思維方式也影響至今（圖片來源: Alamy）
正因為這一原因，北海道更顯有趣。正如大多數東亞國家，總的而言日本人的思維更凸顯集體主義和整體性。然而，日本人的北部大遷徙正如美國轟轟烈烈的西進運動。明治政府甚至派遣了諸如賀拉斯·卡普隆這樣的美國農學家以助力北海道的開發。如果說這樣的自發開拓理論是正確的，那麼比起日本其他地方的人民，身處北海道的開拓者們的的確確培養出了一種更具獨立性的前瞻意識。
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發現，比起其他島嶼上的日本人，北海道人傾向於賦予個人自由與成就以更高的價值——以及諸如自豪感這樣的情緒，他們更少在乎其他人的意見。研究參與者們被要求進行一場社會思考推理測試，他們需要就某個服用了提升比賽表現藥物的棒球運動員進行討論。來自其他島嶼的日本人更喜歡研究這件事的背景——比如求勝心所帶來的壓力——北海道人更傾向於批評該棒球運動員的個人性格，或其道德缺陷。從個人身上找問題這一思維方式是典型的個人主義社會下的思考模式，與普通美國人的反應極為相似。
病菌理論
另一個（反直覺）說法是，這種迥異的思維方式是對病菌的進化反應。2008年，科瑞·芬徹（Corey Fincher）——目前在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和他的同事們分析了全球流行病學數據，證明了某一地區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傾向是與該地的疾病流行度相關的：如果你更容易被感染，那麼你也更傾向於是個集體主義者，你身上的個人主義特徵更少。其中的原因大概是，集體主義的特點是更大程度的服從與尊重，這種特點會使得人們更小心翼翼去避免那些會傳染疾病的行為。科學家很難證明，這種真實世界的顯性關聯不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引起的，比如某個國家相對其他國家財富更多，但是實驗室的研究結果確實為病菌理論提供了支持——當心理學家們向實驗參與者灌輸對疾病的恐懼後，他們的想法確實會變得更偏向集體主義，例如更順從於集體行為。
北海道Image copyrightALAMY
北海道已經不是待開發的疆域了，但其曾經的歷史在當地人身上打下了獨特的烙印（圖片來源: Alamy）
然而，也許最有趣的理論來自於農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最近就中國的28個省進行了研究，他發現，思維傾向反應了當地的農業情況。
塔爾海姆說，是他在中國的個人經歷啟發了自己。在遊歷中國北方城市北京期間，他發現陌生人更友好——"如果有人看我在獨自一人吃東西，他們會主動上前與我聊天。"——然而南部城市廣州的居民就顯得含蓄得多，且更慎於打擾他人。
這種對他人的親切熱情是集體主義式思維的細微表現，因而塔爾海姆也開始思考，這兩種表現方式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一差異似乎與財富和現代化程度無關，塔爾海姆發現了一個可能的引起差異的原因——地區間主要農作物的差異，南部多食大米，北部多食小麥。"這樣的飲食習慣基本上是以長江為界的，"塔爾海姆說道。
大米種植需要更多合作：這是一項勞動密集型作業，同時需要遍布許多農田的複雜的灌溉系統。而小麥種植需要的勞動量是種植大米的一半，它依靠的是降雨，而非灌溉，所以農民們不需要與鄰居們合作，只需要專心於自己的作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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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它農業形式相比，大米種植需要更多集體合作，以及遍布多塊農田的複雜的灌溉系統（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這樣的差異與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思維方式有無關聯？塔爾海姆與中國的科學家們進行了共同研究，他們從種植大米和種植小麥的若干地區召集了超過1000名學生作為研究樣本，利用諸如三聯實驗這樣的方法去判斷實驗樣本是否具有整體性的思維模式。
科學家們還讓實驗參與者們畫出展示自己與朋友及其他相識之人之間關係的圖表：生長在個人主義環境中的參與者傾向於將自己畫得比自己的朋友們更大，而來自集體主義環境的參與者傾向於將自己和朋友們畫得一樣大。"美國人通常將自己畫得特別大，"塔爾海姆說道。
果然，生活在小麥種植區的實驗參與者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更高，而生活在大米種植區的人們則展示出了更高的集體主義特質和整體思維傾向。這種差異在不同地區的交界地也體現得出。"在兩種作物種植區交匯的幾個縣，一個人種大米，一個人種小麥，我們在他們身上依舊發現了這種文化差異。"
塔爾海姆繼續驗證著他的假設。印度也是一個小麥種植區和大米種植區分明的國家，在那裏，塔爾海姆的實驗結果是一樣的。幾乎所有塔爾海姆的研究對象都沒有直接參與農業生產，但他們生活環境的歷史傳統依舊在影響著他們的思維方式。"文化惰性依舊存在。"
認知的千變萬化
強調這一點很重要，即該結論只是體現在大量人群身上的普遍特點；我們還需要研究每一個群體中每一個人到底會落在該"集體主義－個人主義譜"的哪個範圍上。"從人類學的角度看，非黑即白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人類學家德爾瓦·侯賽因（Delwar Hussain）說道。侯賽因與米索迪一起參與了就居住在倫敦的英國孟加拉裔群體進行的研究。侯賽因指出，東方和西方國家的歷史聯繫源遠流長，這意味著，一些人的身體裏存在兩種思維方式，而年齡和階層等因素也會對思維方式產生影響。
距離亨利奇發表其有關"Weird"偏見的文章已經七年了，人們對該文章給予了積極反饋。亨利奇尤其感到開心的是，諸如塔爾海姆這樣的研究者們已經開始籌備大型研究項目，以期理解思維方式的千變萬化。"研究者們希望能找出一個理論，用來解釋為什麼不同的人群擁有不同的心理模式。"
不過，雖然科學家們有這樣美好的期許，得到進一步研究成果的過程非常緩慢。從全球範圍內收集思維研究樣本需要時間和金錢的支持。更多研究依舊依靠Weird實驗參與者，這樣的研究是缺乏樣本多樣性的。"我們知道哪裏不對，問題在於什麼是解決方法。"
請訪問 BBC Future 閲讀 英文原文。
大衛·羅伯森
（David Ro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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