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4-同行達人蔡廉明，父子爬山青年工作各有各做
同行達人蔡廉明，父子爬山青年工作各有各做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同行達人蔡廉明（馮凱鍵攝）
【明報專訊】二○一五年電影《十年》以五個單元想像香港，其中〈浮瓜〉講述當權者為了在香港推行國安法，自導自演了一場於勞動節慶祝活動上行刺政治人物的「恐怖襲擊」，重溫電影，仔細一看，義工在禮堂爬上鐵梯佈置的一幕，橫額的右下角的日期正是二○二○年。監製蔡廉明說，好不幸，未到五年已經發生晒，「國安法幾年前也不是我們預計得到，我哋都笑緊阿郭臻導演你真係衰多口啦」。拍畢《十年》，最多人問蔡廉明你驚唔驚，他說有少少「豁咗出去」，「無得諗咁多，有得做，都係想為香港好啫，做的事都是想為香港」。新一部紀錄片《憂鬱之島》正在拍攝，記錄了三名青年的抗爭。換個時空，今天的亂局雖然變了模樣，但年輕人的力量依然。
香港經歷了一種六四
蔡廉明為我打開工作室裏的大門，紀錄片《憂鬱之島》另一名監製任硯聰與導演陳梓桓早就在裏面。訪問前一晚正是六四三十一周年，因為其中一名拍攝對象親歷八九六四後，每年都堅持到維園晚會悼念，導演昨晚也有出動。電影在二○一七年開拍，命名以憂鬱，總括了後傘運不忍回望又無以為繼的情緒，以三名分別投身於文化大革命、六七暴動和八九六四的抗爭者的經歷為主線，重演他們的經歷，跟拍他們近年的生活和反思。沉鬱情緒一直在醞釀，卻始料未及地於二○一九年六月爆發。蔡廉明形容，本是純粹的回顧過去，霎時增添了想像未來的角度。預告片中，在六四悼念晚會台上，林耀強（現名林洋鋐）抓緊咪高峰分享他的經歷：「在二十八年前的今日，我遇上第一個在我手上死去、被士兵槍殺的工人」。畫面一轉，一個頭綁紅巾的年輕人慌張地緊握自己染血的雙手。一把聲音問他，「二十年之後，你覺得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鏡頭便將他的臉放大。蔡廉明問我能否認出他是誰。再三提示，終於辨出這名演員正是去年在深水埗購買雷射筆後，一度被警方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拘捕的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片中的一些情境曖昧地穿插兩個時空，例如在可以視為數十年前的偷渡者匿藏的舢舨船上，一把女聲細說：「二十年之後，我希望自己還在香港這個地方」，也不知道是不是反修例運動抗爭者的心聲。
「經歷了二○一九年，大家都說，香港也經歷了一種六四，對當年的學生有一種更強的血脈相連的感覺。」蔡廉明說，紀錄片的三名主角建造了香港，見證如何走到今天，而二十年之後，就由今天的年輕人走下去，「透過歷史想像未來，給年輕人、觀眾很多思考的可能」。回憶籌備《十年》的過程中，團隊曾進行大量訪談，發現受訪者說到當下都很無力，但講到未來，都會「多咗少少希望」，而《憂鬱之島》正以想像未來的力量為初衷。
「以前我們全都是港豬」
蔡廉明的同代人見證了香港經濟起飛，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的一九九○年代，大家都為香港前途憂慮，很多人甚至計劃移民之時，他剛在外國先後完成了生物和電影兩個大學學位，沒多想便回到香港，「那時香港經濟不錯，覺得好多機會發展，就想回來創一番事業。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思考自己，思考自己的工作，有沒有機會賺錢」。他說自己成長那一代基本上不理政治，不需要，也不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香港人開始理會所謂政治要到二○○三年『二十三條』，第一次覺得原來政治與我們有關，第一次咁多人上街」。雖然曾在電視上目擊六四發生，但始終覺得這些事「唔埋身」，年輕時他對「中國香港人」的身分亦從不抗拒，憶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還走到銅鑼灣街頭倒數，「當時我仍然好proud of回歸祖國這件事，對一國兩制有期望，佢話五十年不變嘛」。甚至回港後一段很長的時間都在中資IT公司打工，沒想過中資不中資，這是今天連是否光顧「紅底」企業也謹而慎之的年輕人無法想像的。更別說保育，「本土身分這幾年才愈漸受到關注，以前我們成長什麼都拆得，無咗咪再起囉。今天的講法，以前我們全部都是港豬囉」。
歷史在重演 年輕人沒有選擇
青年人在社會裏的位置卻無迹可尋，儘管蔡廉明多用力回想，也始終想不起他成長的年代，曾有過怎樣的青年政策。青年長期被忽略，甚至不被視作一個群體注視。月刊《突破雜誌》由蔡廉明父親蔡元雲醫生在一九七○年代創辦。當年還在讀小學的蔡廉明看不懂，長大一點才懂得那是一本怎樣的雜誌，說爸爸當年有感香港像是被人遺棄了，而大部分年輕人卻沒有選擇，走不了，便提出「尋根、植根、扎根」，「社會有不同問題，年輕人在這個時代面對緊什麼，我們做個記錄，再去思考前路」。《突破雜誌》每期有一個回應時代的專題，例如在回歸前夕探討移民潮，也倡導抗衡主流文化意識，比如在物質愈漸豐裕的時候提出思考簡樸生活的可能。
回到今天，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的連串社會事件發生，香港泛起新一波移民暗湧，歷史似是在重演，許多年輕人一如當年走不了。蔡廉明苦笑着，提起突破旗下雜誌Breakazine近月被《大公報》「點名」的事，卻強調不過一直在承傳《突破雜誌》的精神。雜誌被指煽惑基督徒和青少年繼續走上街頭堅持黑暴，將修例事件醜化成暴政，更上升到抹黑中央的層面，「唉，你看完其實知道根本……我倒過來，其實你看完，唔通唔會明多點為什麼年輕人要行上呢條路咩？由最初的遊行到現在所謂的勇武那個歷程，正正因為看到很多不公義的事情」。他認為有些事必須繼續去講，即使在港區國安法下這明顯是個警告，重申Breakazine從來不只對焦政治，「有些前輩，在這裏工作過的人會講，Breakazine近幾年在做的事其實就是當年突破想做的事，都是回應時代、反映時代」。
年輕人有獨立思考 城市就有希望
認識蔡廉明的人，都知道他有個厲害的父親。「拍《十年》時，好多人問我，你跟你爸爸的意見一定好不同，覺得蔡醫生好建制，我又不是這樣看。」與記者的交談，蔡廉明稱呼爸爸做蔡醫生。蔡醫生加入過如禁毒常務委員會、青年發展基金和撲滅罪行委員會等政府部門擔任不同公職，蔡廉明笑說父親做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時候是董建華年代，被人感覺跟董建華都幾friend，好支持政府。但蔡廉明印象中倒是政府時常潑爸爸冷水，「他常常說政府這個部門唔同那個部門傾，政府有些人不聽他講，覺得這樣做沒有用，『蔡醫生你唔好做咁多嘢啦』，他就嘗試用他的力將部門間的隔閡打通」。
父親致力推動政府與青年對話
沒有具體青年政策的年代，他記得父親最想促成政府與青年的「對話」，中學時期的蔡廉明也十分捧場地出席過父親搞的青年高峰會，「蔡醫生最想打破官僚主義，把青年聲音帶到政府裏，我猜他好相信他可以影響建制，然後建制會有改變。當然今天未必好多人認同還要影響建制，大部分年輕一代覺得我點講點傾都沒用」。蔡醫生今天即使已辭任所有公職，依然關心青少年精神健康，頻頻跟相熟的官員聯絡，嘗試推動政府調動資源，蔡廉明看在眼裏，與弟弟多番跟爸爸反映「無用㗎」、「政府信唔過」，「『就算佢係基督徒又點吖』，我直情講呢啲說話喇，因為坦白講，啲官員都無自由意志，只是在做上頭要他做的事」。「但你問我，我是好respect他的。係囉，兄弟爬山，即係父子爬山嘛。倒過來，他又不會阻止我做的事情。」
青年人聲音不被重視
回看當年，他認為針對青年，提倡「對話」並不落伍，甚至可說是前衛，要是能做到，可能會work，可惜政府部門過於保守，「如果政府肯聽多點青年的聲音，讓他們能在社區參與更多，以後隔膜未必咁大」。他批評政府沒胸襟，想控制的東西太多，不讓青年人發聲，重要的聲音被忽略了，才引發雨傘和反修例運動，「只能夠透過一種抗爭，你才會撤回《逃犯條例》，一直不聽就變本加厲囉」。在今天對話還有用嗎？蔡廉明覺得已是太遲，首先在政治兩極化的氣氛下，政府必然對年輕人加緊防備，「而我估年輕人都唔騷佢啦，年輕人全世界去搵人支持香港，都不會找你，是悲哀的。國教你都是想箝制他們思想，這一代正正最有獨立思想，最有行動能力，最有創意，但你就很想去扼殺他們」。蔡廉明畢業返港後，在IT公司營營役役十年，突然在二○○五年患了一場大病，手術後放下工作，修讀了三年神學，二○○八年正式加入突破工作，「青年機構一直都相信年輕人。你要相信他們是未來的領袖，才會empower他們做事」。
《十年》上映前，蔡廉明讓爸爸先睹為快，放映完畢，蔡醫生坐在沙發上低頭不語，那段沉默歷時將近十分鐘，「佢話好沉重。佢第一個反應是，其實唔需要拍到咁灰吖」。記者笑說，你現在還要再拍一部《憂鬱之島》？他笑笑承認，對的，這次或許更憂鬱點。《十年》畢竟也是關於希望，片末出現「為時已晚」沉甸甸的四個大字，「已」字漸漸消弭，換上了「未」字，「拍的時候，一班導演，我們說，如果覺得無希望，就不會拍這部電影，正正覺得希望有條路。其實在給希望這個社會咋嘛，不過點解要咁灰？因為當時經歷了雨傘，大家覺得連爭取簡單的普選都沒有機會，運動清場其實都好唏噓，內耗各樣，都幾無力。我們只不過呈現一個大家不想看見的將來」。
年輕的力量
改寫未來，《十年》劇情屢屢暗示青年力量的關鍵。蔡廉明提起《本地蛋》，小男主角沒有對書店擲雞蛋，甚至向書店通風報信，給店主送上違規名單參考，「是不是全部都做晒小紅衛兵？還是願意做一些跟主流不同的事，年輕人還能不能繼續保留自己的想法？希望就在他手上」。而另一單元《自焚者》中，年輕抗爭者雖在獄中死去，蔡廉明重提最近時常被引用的對白，「維持着我意志的，不是仇恨，是希望」，「不是看得唔得，而是看對不對」，指年輕人畢竟是希望之所在。
今天香港，要如何處理青年問題，這是從事青年工作的蔡廉明不斷反思的問題。他記得一次影後座談會上，一個中三學生舉手發言，「他說社會好多撕裂，問究竟你可以做到什麼」。蔡廉明眨眨眼，沒有忘記要聆聽青年的需要，「我望望他，問不如你告訴我，你想做什麼？他說，我們應該團結點，大家面對的敵人和問題應該都是一樣的啦，為什麼不可以多對話？」發言激起一位中年婦人的回應，「她問其實點解社會運動一直都是由年輕人走到最前線，我們這班成年人理論上應該擁有更多資源，更多能力，為什麼我們不能為他們做一些事。我估有些人是被喚醒了，知道大家可以從不同角度參與」。他思考，做青年工作也理應如此，找尋不同位置給他們支持。記得以往常常強調要「voice for the voiceless」，蔡廉明覺得繼續以媒體記錄青年的聲音依然重要，但不應再死守以往的方式，「網絡年代他們個個都是KOL，個個都出聲，也已經成為領袖了。我們的角色可能轉變了，同行真係咁嘅意思，一齊行條路出來，不是由上而下，是一種共創的方式，大家有不同角色可以做」。
《憂鬱之島》簡介及眾籌：bit.ly/2ZW4771
文 // 潘曉彤
圖 // 馮凱鍵
編輯 // 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同行達人蔡廉明（馮凱鍵攝）
【明報專訊】二○一五年電影《十年》以五個單元想像香港，其中〈浮瓜〉講述當權者為了在香港推行國安法，自導自演了一場於勞動節慶祝活動上行刺政治人物的「恐怖襲擊」，重溫電影，仔細一看，義工在禮堂爬上鐵梯佈置的一幕，橫額的右下角的日期正是二○二○年。監製蔡廉明說，好不幸，未到五年已經發生晒，「國安法幾年前也不是我們預計得到，我哋都笑緊阿郭臻導演你真係衰多口啦」。拍畢《十年》，最多人問蔡廉明你驚唔驚，他說有少少「豁咗出去」，「無得諗咁多，有得做，都係想為香港好啫，做的事都是想為香港」。新一部紀錄片《憂鬱之島》正在拍攝，記錄了三名青年的抗爭。換個時空，今天的亂局雖然變了模樣，但年輕人的力量依然。
香港經歷了一種六四
蔡廉明為我打開工作室裏的大門，紀錄片《憂鬱之島》另一名監製任硯聰與導演陳梓桓早就在裏面。訪問前一晚正是六四三十一周年，因為其中一名拍攝對象親歷八九六四後，每年都堅持到維園晚會悼念，導演昨晚也有出動。電影在二○一七年開拍，命名以憂鬱，總括了後傘運不忍回望又無以為繼的情緒，以三名分別投身於文化大革命、六七暴動和八九六四的抗爭者的經歷為主線，重演他們的經歷，跟拍他們近年的生活和反思。沉鬱情緒一直在醞釀，卻始料未及地於二○一九年六月爆發。蔡廉明形容，本是純粹的回顧過去，霎時增添了想像未來的角度。預告片中，在六四悼念晚會台上，林耀強（現名林洋鋐）抓緊咪高峰分享他的經歷：「在二十八年前的今日，我遇上第一個在我手上死去、被士兵槍殺的工人」。畫面一轉，一個頭綁紅巾的年輕人慌張地緊握自己染血的雙手。一把聲音問他，「二十年之後，你覺得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鏡頭便將他的臉放大。蔡廉明問我能否認出他是誰。再三提示，終於辨出這名演員正是去年在深水埗購買雷射筆後，一度被警方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拘捕的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片中的一些情境曖昧地穿插兩個時空，例如在可以視為數十年前的偷渡者匿藏的舢舨船上，一把女聲細說：「二十年之後，我希望自己還在香港這個地方」，也不知道是不是反修例運動抗爭者的心聲。
「經歷了二○一九年，大家都說，香港也經歷了一種六四，對當年的學生有一種更強的血脈相連的感覺。」蔡廉明說，紀錄片的三名主角建造了香港，見證如何走到今天，而二十年之後，就由今天的年輕人走下去，「透過歷史想像未來，給年輕人、觀眾很多思考的可能」。回憶籌備《十年》的過程中，團隊曾進行大量訪談，發現受訪者說到當下都很無力，但講到未來，都會「多咗少少希望」，而《憂鬱之島》正以想像未來的力量為初衷。
「以前我們全都是港豬」
蔡廉明的同代人見證了香港經濟起飛，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的一九九○年代，大家都為香港前途憂慮，很多人甚至計劃移民之時，他剛在外國先後完成了生物和電影兩個大學學位，沒多想便回到香港，「那時香港經濟不錯，覺得好多機會發展，就想回來創一番事業。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思考自己，思考自己的工作，有沒有機會賺錢」。他說自己成長那一代基本上不理政治，不需要，也不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香港人開始理會所謂政治要到二○○三年『二十三條』，第一次覺得原來政治與我們有關，第一次咁多人上街」。雖然曾在電視上目擊六四發生，但始終覺得這些事「唔埋身」，年輕時他對「中國香港人」的身分亦從不抗拒，憶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還走到銅鑼灣街頭倒數，「當時我仍然好proud of回歸祖國這件事，對一國兩制有期望，佢話五十年不變嘛」。甚至回港後一段很長的時間都在中資IT公司打工，沒想過中資不中資，這是今天連是否光顧「紅底」企業也謹而慎之的年輕人無法想像的。更別說保育，「本土身分這幾年才愈漸受到關注，以前我們成長什麼都拆得，無咗咪再起囉。今天的講法，以前我們全部都是港豬囉」。
歷史在重演 年輕人沒有選擇
青年人在社會裏的位置卻無迹可尋，儘管蔡廉明多用力回想，也始終想不起他成長的年代，曾有過怎樣的青年政策。青年長期被忽略，甚至不被視作一個群體注視。月刊《突破雜誌》由蔡廉明父親蔡元雲醫生在一九七○年代創辦。當年還在讀小學的蔡廉明看不懂，長大一點才懂得那是一本怎樣的雜誌，說爸爸當年有感香港像是被人遺棄了，而大部分年輕人卻沒有選擇，走不了，便提出「尋根、植根、扎根」，「社會有不同問題，年輕人在這個時代面對緊什麼，我們做個記錄，再去思考前路」。《突破雜誌》每期有一個回應時代的專題，例如在回歸前夕探討移民潮，也倡導抗衡主流文化意識，比如在物質愈漸豐裕的時候提出思考簡樸生活的可能。
回到今天，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的連串社會事件發生，香港泛起新一波移民暗湧，歷史似是在重演，許多年輕人一如當年走不了。蔡廉明苦笑着，提起突破旗下雜誌Breakazine近月被《大公報》「點名」的事，卻強調不過一直在承傳《突破雜誌》的精神。雜誌被指煽惑基督徒和青少年繼續走上街頭堅持黑暴，將修例事件醜化成暴政，更上升到抹黑中央的層面，「唉，你看完其實知道根本……我倒過來，其實你看完，唔通唔會明多點為什麼年輕人要行上呢條路咩？由最初的遊行到現在所謂的勇武那個歷程，正正因為看到很多不公義的事情」。他認為有些事必須繼續去講，即使在港區國安法下這明顯是個警告，重申Breakazine從來不只對焦政治，「有些前輩，在這裏工作過的人會講，Breakazine近幾年在做的事其實就是當年突破想做的事，都是回應時代、反映時代」。
年輕人有獨立思考 城市就有希望
認識蔡廉明的人，都知道他有個厲害的父親。「拍《十年》時，好多人問我，你跟你爸爸的意見一定好不同，覺得蔡醫生好建制，我又不是這樣看。」與記者的交談，蔡廉明稱呼爸爸做蔡醫生。蔡醫生加入過如禁毒常務委員會、青年發展基金和撲滅罪行委員會等政府部門擔任不同公職，蔡廉明笑說父親做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時候是董建華年代，被人感覺跟董建華都幾friend，好支持政府。但蔡廉明印象中倒是政府時常潑爸爸冷水，「他常常說政府這個部門唔同那個部門傾，政府有些人不聽他講，覺得這樣做沒有用，『蔡醫生你唔好做咁多嘢啦』，他就嘗試用他的力將部門間的隔閡打通」。
父親致力推動政府與青年對話
沒有具體青年政策的年代，他記得父親最想促成政府與青年的「對話」，中學時期的蔡廉明也十分捧場地出席過父親搞的青年高峰會，「蔡醫生最想打破官僚主義，把青年聲音帶到政府裏，我猜他好相信他可以影響建制，然後建制會有改變。當然今天未必好多人認同還要影響建制，大部分年輕一代覺得我點講點傾都沒用」。蔡醫生今天即使已辭任所有公職，依然關心青少年精神健康，頻頻跟相熟的官員聯絡，嘗試推動政府調動資源，蔡廉明看在眼裏，與弟弟多番跟爸爸反映「無用㗎」、「政府信唔過」，「『就算佢係基督徒又點吖』，我直情講呢啲說話喇，因為坦白講，啲官員都無自由意志，只是在做上頭要他做的事」。「但你問我，我是好respect他的。係囉，兄弟爬山，即係父子爬山嘛。倒過來，他又不會阻止我做的事情。」
青年人聲音不被重視
回看當年，他認為針對青年，提倡「對話」並不落伍，甚至可說是前衛，要是能做到，可能會work，可惜政府部門過於保守，「如果政府肯聽多點青年的聲音，讓他們能在社區參與更多，以後隔膜未必咁大」。他批評政府沒胸襟，想控制的東西太多，不讓青年人發聲，重要的聲音被忽略了，才引發雨傘和反修例運動，「只能夠透過一種抗爭，你才會撤回《逃犯條例》，一直不聽就變本加厲囉」。在今天對話還有用嗎？蔡廉明覺得已是太遲，首先在政治兩極化的氣氛下，政府必然對年輕人加緊防備，「而我估年輕人都唔騷佢啦，年輕人全世界去搵人支持香港，都不會找你，是悲哀的。國教你都是想箝制他們思想，這一代正正最有獨立思想，最有行動能力，最有創意，但你就很想去扼殺他們」。蔡廉明畢業返港後，在IT公司營營役役十年，突然在二○○五年患了一場大病，手術後放下工作，修讀了三年神學，二○○八年正式加入突破工作，「青年機構一直都相信年輕人。你要相信他們是未來的領袖，才會empower他們做事」。
《十年》上映前，蔡廉明讓爸爸先睹為快，放映完畢，蔡醫生坐在沙發上低頭不語，那段沉默歷時將近十分鐘，「佢話好沉重。佢第一個反應是，其實唔需要拍到咁灰吖」。記者笑說，你現在還要再拍一部《憂鬱之島》？他笑笑承認，對的，這次或許更憂鬱點。《十年》畢竟也是關於希望，片末出現「為時已晚」沉甸甸的四個大字，「已」字漸漸消弭，換上了「未」字，「拍的時候，一班導演，我們說，如果覺得無希望，就不會拍這部電影，正正覺得希望有條路。其實在給希望這個社會咋嘛，不過點解要咁灰？因為當時經歷了雨傘，大家覺得連爭取簡單的普選都沒有機會，運動清場其實都好唏噓，內耗各樣，都幾無力。我們只不過呈現一個大家不想看見的將來」。
年輕的力量
改寫未來，《十年》劇情屢屢暗示青年力量的關鍵。蔡廉明提起《本地蛋》，小男主角沒有對書店擲雞蛋，甚至向書店通風報信，給店主送上違規名單參考，「是不是全部都做晒小紅衛兵？還是願意做一些跟主流不同的事，年輕人還能不能繼續保留自己的想法？希望就在他手上」。而另一單元《自焚者》中，年輕抗爭者雖在獄中死去，蔡廉明重提最近時常被引用的對白，「維持着我意志的，不是仇恨，是希望」，「不是看得唔得，而是看對不對」，指年輕人畢竟是希望之所在。
今天香港，要如何處理青年問題，這是從事青年工作的蔡廉明不斷反思的問題。他記得一次影後座談會上，一個中三學生舉手發言，「他說社會好多撕裂，問究竟你可以做到什麼」。蔡廉明眨眨眼，沒有忘記要聆聽青年的需要，「我望望他，問不如你告訴我，你想做什麼？他說，我們應該團結點，大家面對的敵人和問題應該都是一樣的啦，為什麼不可以多對話？」發言激起一位中年婦人的回應，「她問其實點解社會運動一直都是由年輕人走到最前線，我們這班成年人理論上應該擁有更多資源，更多能力，為什麼我們不能為他們做一些事。我估有些人是被喚醒了，知道大家可以從不同角度參與」。他思考，做青年工作也理應如此，找尋不同位置給他們支持。記得以往常常強調要「voice for the voiceless」，蔡廉明覺得繼續以媒體記錄青年的聲音依然重要，但不應再死守以往的方式，「網絡年代他們個個都是KOL，個個都出聲，也已經成為領袖了。我們的角色可能轉變了，同行真係咁嘅意思，一齊行條路出來，不是由上而下，是一種共創的方式，大家有不同角色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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