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16-明報：故事達人許鞍華﹕電影以後，學做個好人
明報：故事達人許鞍華：電影以後，學做個好人
19:28 2017/7/16
圖3之1 - （圖﹕黃志東）
【明報專訊】「正如為何我是女性，作品就會被套上女性主義來理解？香港導演就一定要拍一些香港味的作品，我不認為一定要這樣。」記得訪問前，行家前輩再三強調，許鞍華，不易訪。她有種「包拗頸」的性格，不要被定型，不要被標籤，她的答案總教我喜出望外，你問她怎樣看「主旋律」嗎？她接上一根煙，然後答，「其實，我拍的每一部也能稱得上主旋律電影，總是表現出人物良善的一面，不是嗎？」
問和答也有點不着邊際，說現今拍電影的難，還有二戰故事的選材和主旋律。拍了大半生電影，說過就算死都要死在攝影機旁的導演，拍了很多故事，抗拒陳腔濫調，盡言有時候拍得不好，她依然重視觀眾，是有故事要說的創作者。
導演應說自己相信的故事
一部電影在當下所得到的評價，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現况，一些和這個城市有關，特別是在敏感時刻下特別突出的現象。
還未上映，許鞍華這部以日治時期香港為背景的新作《明月幾時有》，已經背上各種「罪名」，難免先入為主的論調，圍繞的也不外乎以下幾點：為當權者塗脂抹粉，質疑東江縱隊二戰時的價值、還有歌頌愛國，每個爭議背後也指向同一源頭——「中國」，這個猶如幽靈一樣的身影，恍似要奏起了她的主旋律。
被套上主旋律之名，和愛國拉上關係，不過，電影在上海電影節首映前，被迫退下開幕電影，更傳出宣傳上要「冷處理」，一部電影還未見街，就已經四面受敵，對於一時的爭議，許鞍華只感無奈，「怎會想到發生這些問題？况且拍電影從來也不為任何意識形態服務，我只係想拍戲裏那些人，是那些人物感動了我才拍。」
但也難怪有這些解讀，電影要說的主題是人人投入抗爭，無論是真心愛國，還是為身邊人動之以情而決意投入，無論你是有錢人還是窮人，反抗的激情點燃戲中每一個人，就算是戲中一把雨傘，也足教我們有所聯想。
不過，許鞍華也不是第一次遇上這些政治難題，三十多年前的《投奔怒海》，拍下越南船民逃難經歷，就被指電影內容對共產主義有所批判，含有影射文革時期的狀况，於中國被禁映。同時，也因為電影出品公司的左派背景，還有在內地拍攝為由，也被台灣當局禁映，失去了當時香港電影重要的海外市場。政治帶來的弔詭之處，好像考驗每個人的理性。「這不是一個導演能夠控制，一部作品同時要面對觀眾，評論，片商和戲院，你不能阻止每個人的想法，作為導演首要職責，應該是給予觀眾最好的體驗，說她相信的故事。」
「都話我不是拍歷史戰爭片囉」
假若要形容這部電影，觀眾就像走入森林一般，這片森林風景能遠觀又能走入細看，見微知著，電影之淡，題材本來那麼激烈，可以想像出多少驚險鏡頭！電影總是將焦點落在不着邊際的事，逃亡的大文人還有閒情逸致聽小粉絲在朗讀自己的著作，兩位年輕男人的結義信物原來是眉豆茶粿、在佔領期間還要張羅衣物，只為出席親友婚禮，這部拍戰爭沒有戰爭，拍歷史又沒有歷史的電影，依然是許鞍華一直以來對人生活的刻劃，感受到的不再是英雄主義，虛假的時代氣氛。拍攝前，她讀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陳君葆的《陳君葆日記》，發現了戰爭生活的日常，很多時候其實是更忙於生活。不過戰爭狀態下，危機四伏，日本軍官向主角討教詩詞歌賦時，突然露出殺機；戲中，沒有任何一句對白的女生，接過紙條後就立即逃離工作之地，只因接到線報有人發現她是潛入日軍憲兵隊的間諜。
關於東江縱隊的，她理解是後方支援，由民間自發參與，混雜了不同階層背景的人，未必和共產黨有直接關係，工作以謀報，派抗日傳單、營救戰俘等，並非前線親身殺敵，而是一步步走入與戰爭牽扯，卻在生命中必然出現的平淡細節。這樣的處理方式，才有可能令觀眾投入，「都話我不是拍歷史戰爭片囉。」吸引她的還是在這群人身上看到的是俠義精神，或許令人感到虛構，浪漫化了，「但我們想表現人物內在的一種精神，也希望忠實地反映這份精神」。
戰爭 可以拍得過癮一點
戲中有很多人物和故事參考了周奕所寫的《香港英雄兒女》，她提到書中方蘭和情人李錦榮之間的最後一次見面，原本想放進戲內，「因為戰爭，兩人斷斷續續地分開工作，也因為戰爭而無法結婚，到最後一次見面，李錦榮竟然和朝夕相對的女同伴結婚，方蘭氣得想質問他的時間也沒有，就要逃亡離開，想想這情形，是很可悲也很可笑。」方蘭後來的故事是這樣的，戰後短暫留在香港教書，共產黨一九四九年當權後，在黨的安排下，回到廣州，成為廣東省婦聯秘書長、副主任，甚至升為主任，晚年算是歸於平靜生活。
「其實電影可以拍得再過癮一點，談笑風生地面對。」許鞍華突然殺出這話令我措手不及，過癮？過去聽長輩說「日本仔打到來」，三年零八個月日子總是苦，日本軍人要幾殘忍有幾殘忍，街上盡見死屍，街上到處炸，每當提起這段歷史，壓在話語裏的都是各種悲劇，許鞍華小時候所聽到也一樣，但直到拍完《傾城之戀》後，她讀到一本由英國人所撰寫的回憶錄，被日軍拉到拘留營的日子。那英籍警察到埗後第二天，香港就淪陷了，在拘留營裏見證更多荒謬絕倫的事，「記得書中有一張相，剛好影到他瘦骨如柴的同伴為了慶祝自己生日在舂米，但搗米後不久，一口飯沒吃到就死了。還有另外一個同伴，他有兩個老婆到拘留營探望，但兩個人為了爭寵在營內大打出手，連營內的軍人也控制不住。」書啟發了她原來戰爭可以這樣去看，不只是善惡二元論，更可表現出很多人性荒謬的事，她一直想將這份見解放入電影內。
《明月幾時有》是主旋律電影？
許鞍華並非第一次以淪陷為題材，《傾城之戀》是她早年的嘗試接觸，近年的《黃金時代》，後段也講述到香港淪陷前後的情况，但她自言對此段落不甚滿意，更因而要拍成《明月幾時有》，「拍《黃金時代》就發覺有沒有實景能拍嘛，原本到勝強（即為拍攝《十月圍城》而建成舊香港片場），但那個地方又沒有電車路，又沒有橫街窄巷，與當時的香港相差很遠，所以放棄了。」她在不同訪問中，其實也有一句相同的話——「我可以拍得好」。她是行內出名最懂得「睇餸食飯」的導演，因地制宜，有多少資源就運用上多少方法，直至今日，她說亦覺得拍電影是難事，並未能做到稱心如意，每部電影也有太多製作上實則的問題。但有一點她始終強調，條件再多難，還有幾多的不成熟，至少每一部電影都是自己想拍的題材，對於有人指責她今次拍「主旋律」片，她看來有點氣憤，「應該去看一個導演究竟怎樣去講，我始終想在觀眾面前表現出我對戲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理解，而且，只要戲內並沒有先入為主地要宣揚某種意識形態時，我就覺得無問題。我信我自己做的事」。
「還有一點。」許鞍華先笑了笑，訪問一直保持謙厚的她，好像難得地要爆發一下導演的權威：「我就係想有一部拍成這樣子的電影，支線人物甚多，很多細碎的小故事。有人說電影很亂七八糟，對呀，這就是我想到的群像式故事，你吹咩！」
香港變得太快 跟不上
那麼，還會想拍香港嗎？《桃姐》之後，一連兩部電影都與民國和二戰前後有關，可有想過再拍以香港為題的作品？「你所說的香港為題意思是？」她反問。
我想了想所問的究竟是什麼？是以香港人作為主角？以香港為背景，還是所謂的本土人情味故事？那一刻想到《明月幾時有》最後的一幕，鏡頭由二戰前的香港島，穿越時空到當下的香港街景，步入尋常百姓生活。對，是當下的香港，就像這一個鏡頭，還有《天水圍的日與夜》這樣的作品，不單是許鞍華，還有一眾新浪潮導演們，近十年來，這一群導演早已北上工作，並拍出一部部大製作，曾經香港也是他們的片場，至今慶幸他們記錄了一個充滿活力，極具生氣的城市。
「太難了。」剛好她手上的煙熄滅，她換上另一支。「是香港變得太快，比以前更快，早在十年前已發覺，當你想拍當下社會面臨的一些問題時，一是太多事淹沒了這問題，或是應該要把持着自己怎樣的觀點來理解？我發覺我跟不上。」
「……學習如何做一個好人。」
「下一代生活確實不容易。」關掉錄音機後，她問起我對當下香港的看法，我說到身邊的朋友們也感到無力，政治上停不了的敵我矛盾觀念持續不斷等，她點頭認同我對政治和生活的一些想法，她說到近來想到的一些問題，關於善惡，惡意惡念和人之間的關係，「好像村上春樹的小說裏都在講這些命題，《1Q84》和《海邊的卡夫卡》，如何去面對不明來歷，甚至是來自每個人內心裏的惡？如果逃避不是解決方案，又如何面對，甚至和它建立關係？」她沒有答案，更笑說正因為她製作的電影太過正面和主旋律了，她要接觸多一點惡，「如果我能夠將這些惡在電影中表現出來，電影說不定會更好」。
「近來我對拍電影的熱情減退了一點，來到這個階段，我更想做好一件事，學習如何好好地做一個好人。」眼前這位導演早已踏入古稀之年，電影佔據了她大半生時間，但到頭來也在問作為人最基本但又難以做到的事。
「……學習如何做一個好人。」這句話一直留在心裏，收筆前，網路上一直傳出有關劉曉波的消息，這是一個政權赤赤的以言入罪，套上各種莫須有罪名，他亦堅持自己的信念，以身作則的道德模範，時代一點也不溫柔，特別是在顛倒黑白的時空裏。思考如何做一個好人，更可能要行多一步，思考如何讓好人存活下去。
還有別一點值得一提，這是她提到《黃金時代》的拍攝也為她帶來了別一個啟悟，「當初拍蕭紅時，認為她很慘，31歲就離開，很短命，但生命真的無關長短時，至少她寫出了《生死場》和《呼蘭河傳》。終究是你在有限的生命裏怎樣好好地去運用它，而人生，也是一個以怎樣的角度去理解它的問題」。
文﹕何阿嵐
圖﹕黃志東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19:28 2017/7/16
圖3之1 - （圖﹕黃志東）
【明報專訊】「正如為何我是女性，作品就會被套上女性主義來理解？香港導演就一定要拍一些香港味的作品，我不認為一定要這樣。」記得訪問前，行家前輩再三強調，許鞍華，不易訪。她有種「包拗頸」的性格，不要被定型，不要被標籤，她的答案總教我喜出望外，你問她怎樣看「主旋律」嗎？她接上一根煙，然後答，「其實，我拍的每一部也能稱得上主旋律電影，總是表現出人物良善的一面，不是嗎？」
問和答也有點不着邊際，說現今拍電影的難，還有二戰故事的選材和主旋律。拍了大半生電影，說過就算死都要死在攝影機旁的導演，拍了很多故事，抗拒陳腔濫調，盡言有時候拍得不好，她依然重視觀眾，是有故事要說的創作者。
導演應說自己相信的故事
一部電影在當下所得到的評價，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現况，一些和這個城市有關，特別是在敏感時刻下特別突出的現象。
還未上映，許鞍華這部以日治時期香港為背景的新作《明月幾時有》，已經背上各種「罪名」，難免先入為主的論調，圍繞的也不外乎以下幾點：為當權者塗脂抹粉，質疑東江縱隊二戰時的價值、還有歌頌愛國，每個爭議背後也指向同一源頭——「中國」，這個猶如幽靈一樣的身影，恍似要奏起了她的主旋律。
被套上主旋律之名，和愛國拉上關係，不過，電影在上海電影節首映前，被迫退下開幕電影，更傳出宣傳上要「冷處理」，一部電影還未見街，就已經四面受敵，對於一時的爭議，許鞍華只感無奈，「怎會想到發生這些問題？况且拍電影從來也不為任何意識形態服務，我只係想拍戲裏那些人，是那些人物感動了我才拍。」
但也難怪有這些解讀，電影要說的主題是人人投入抗爭，無論是真心愛國，還是為身邊人動之以情而決意投入，無論你是有錢人還是窮人，反抗的激情點燃戲中每一個人，就算是戲中一把雨傘，也足教我們有所聯想。
不過，許鞍華也不是第一次遇上這些政治難題，三十多年前的《投奔怒海》，拍下越南船民逃難經歷，就被指電影內容對共產主義有所批判，含有影射文革時期的狀况，於中國被禁映。同時，也因為電影出品公司的左派背景，還有在內地拍攝為由，也被台灣當局禁映，失去了當時香港電影重要的海外市場。政治帶來的弔詭之處，好像考驗每個人的理性。「這不是一個導演能夠控制，一部作品同時要面對觀眾，評論，片商和戲院，你不能阻止每個人的想法，作為導演首要職責，應該是給予觀眾最好的體驗，說她相信的故事。」
「都話我不是拍歷史戰爭片囉」
假若要形容這部電影，觀眾就像走入森林一般，這片森林風景能遠觀又能走入細看，見微知著，電影之淡，題材本來那麼激烈，可以想像出多少驚險鏡頭！電影總是將焦點落在不着邊際的事，逃亡的大文人還有閒情逸致聽小粉絲在朗讀自己的著作，兩位年輕男人的結義信物原來是眉豆茶粿、在佔領期間還要張羅衣物，只為出席親友婚禮，這部拍戰爭沒有戰爭，拍歷史又沒有歷史的電影，依然是許鞍華一直以來對人生活的刻劃，感受到的不再是英雄主義，虛假的時代氣氛。拍攝前，她讀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陳君葆的《陳君葆日記》，發現了戰爭生活的日常，很多時候其實是更忙於生活。不過戰爭狀態下，危機四伏，日本軍官向主角討教詩詞歌賦時，突然露出殺機；戲中，沒有任何一句對白的女生，接過紙條後就立即逃離工作之地，只因接到線報有人發現她是潛入日軍憲兵隊的間諜。
關於東江縱隊的，她理解是後方支援，由民間自發參與，混雜了不同階層背景的人，未必和共產黨有直接關係，工作以謀報，派抗日傳單、營救戰俘等，並非前線親身殺敵，而是一步步走入與戰爭牽扯，卻在生命中必然出現的平淡細節。這樣的處理方式，才有可能令觀眾投入，「都話我不是拍歷史戰爭片囉。」吸引她的還是在這群人身上看到的是俠義精神，或許令人感到虛構，浪漫化了，「但我們想表現人物內在的一種精神，也希望忠實地反映這份精神」。
戰爭 可以拍得過癮一點
戲中有很多人物和故事參考了周奕所寫的《香港英雄兒女》，她提到書中方蘭和情人李錦榮之間的最後一次見面，原本想放進戲內，「因為戰爭，兩人斷斷續續地分開工作，也因為戰爭而無法結婚，到最後一次見面，李錦榮竟然和朝夕相對的女同伴結婚，方蘭氣得想質問他的時間也沒有，就要逃亡離開，想想這情形，是很可悲也很可笑。」方蘭後來的故事是這樣的，戰後短暫留在香港教書，共產黨一九四九年當權後，在黨的安排下，回到廣州，成為廣東省婦聯秘書長、副主任，甚至升為主任，晚年算是歸於平靜生活。
「其實電影可以拍得再過癮一點，談笑風生地面對。」許鞍華突然殺出這話令我措手不及，過癮？過去聽長輩說「日本仔打到來」，三年零八個月日子總是苦，日本軍人要幾殘忍有幾殘忍，街上盡見死屍，街上到處炸，每當提起這段歷史，壓在話語裏的都是各種悲劇，許鞍華小時候所聽到也一樣，但直到拍完《傾城之戀》後，她讀到一本由英國人所撰寫的回憶錄，被日軍拉到拘留營的日子。那英籍警察到埗後第二天，香港就淪陷了，在拘留營裏見證更多荒謬絕倫的事，「記得書中有一張相，剛好影到他瘦骨如柴的同伴為了慶祝自己生日在舂米，但搗米後不久，一口飯沒吃到就死了。還有另外一個同伴，他有兩個老婆到拘留營探望，但兩個人為了爭寵在營內大打出手，連營內的軍人也控制不住。」書啟發了她原來戰爭可以這樣去看，不只是善惡二元論，更可表現出很多人性荒謬的事，她一直想將這份見解放入電影內。
《明月幾時有》是主旋律電影？
許鞍華並非第一次以淪陷為題材，《傾城之戀》是她早年的嘗試接觸，近年的《黃金時代》，後段也講述到香港淪陷前後的情况，但她自言對此段落不甚滿意，更因而要拍成《明月幾時有》，「拍《黃金時代》就發覺有沒有實景能拍嘛，原本到勝強（即為拍攝《十月圍城》而建成舊香港片場），但那個地方又沒有電車路，又沒有橫街窄巷，與當時的香港相差很遠，所以放棄了。」她在不同訪問中，其實也有一句相同的話——「我可以拍得好」。她是行內出名最懂得「睇餸食飯」的導演，因地制宜，有多少資源就運用上多少方法，直至今日，她說亦覺得拍電影是難事，並未能做到稱心如意，每部電影也有太多製作上實則的問題。但有一點她始終強調，條件再多難，還有幾多的不成熟，至少每一部電影都是自己想拍的題材，對於有人指責她今次拍「主旋律」片，她看來有點氣憤，「應該去看一個導演究竟怎樣去講，我始終想在觀眾面前表現出我對戲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理解，而且，只要戲內並沒有先入為主地要宣揚某種意識形態時，我就覺得無問題。我信我自己做的事」。
「還有一點。」許鞍華先笑了笑，訪問一直保持謙厚的她，好像難得地要爆發一下導演的權威：「我就係想有一部拍成這樣子的電影，支線人物甚多，很多細碎的小故事。有人說電影很亂七八糟，對呀，這就是我想到的群像式故事，你吹咩！」
香港變得太快 跟不上
那麼，還會想拍香港嗎？《桃姐》之後，一連兩部電影都與民國和二戰前後有關，可有想過再拍以香港為題的作品？「你所說的香港為題意思是？」她反問。
我想了想所問的究竟是什麼？是以香港人作為主角？以香港為背景，還是所謂的本土人情味故事？那一刻想到《明月幾時有》最後的一幕，鏡頭由二戰前的香港島，穿越時空到當下的香港街景，步入尋常百姓生活。對，是當下的香港，就像這一個鏡頭，還有《天水圍的日與夜》這樣的作品，不單是許鞍華，還有一眾新浪潮導演們，近十年來，這一群導演早已北上工作，並拍出一部部大製作，曾經香港也是他們的片場，至今慶幸他們記錄了一個充滿活力，極具生氣的城市。
「太難了。」剛好她手上的煙熄滅，她換上另一支。「是香港變得太快，比以前更快，早在十年前已發覺，當你想拍當下社會面臨的一些問題時，一是太多事淹沒了這問題，或是應該要把持着自己怎樣的觀點來理解？我發覺我跟不上。」
「……學習如何做一個好人。」
「下一代生活確實不容易。」關掉錄音機後，她問起我對當下香港的看法，我說到身邊的朋友們也感到無力，政治上停不了的敵我矛盾觀念持續不斷等，她點頭認同我對政治和生活的一些想法，她說到近來想到的一些問題，關於善惡，惡意惡念和人之間的關係，「好像村上春樹的小說裏都在講這些命題，《1Q84》和《海邊的卡夫卡》，如何去面對不明來歷，甚至是來自每個人內心裏的惡？如果逃避不是解決方案，又如何面對，甚至和它建立關係？」她沒有答案，更笑說正因為她製作的電影太過正面和主旋律了，她要接觸多一點惡，「如果我能夠將這些惡在電影中表現出來，電影說不定會更好」。
「近來我對拍電影的熱情減退了一點，來到這個階段，我更想做好一件事，學習如何好好地做一個好人。」眼前這位導演早已踏入古稀之年，電影佔據了她大半生時間，但到頭來也在問作為人最基本但又難以做到的事。
「……學習如何做一個好人。」這句話一直留在心裏，收筆前，網路上一直傳出有關劉曉波的消息，這是一個政權赤赤的以言入罪，套上各種莫須有罪名，他亦堅持自己的信念，以身作則的道德模範，時代一點也不溫柔，特別是在顛倒黑白的時空裏。思考如何做一個好人，更可能要行多一步，思考如何讓好人存活下去。
還有別一點值得一提，這是她提到《黃金時代》的拍攝也為她帶來了別一個啟悟，「當初拍蕭紅時，認為她很慘，31歲就離開，很短命，但生命真的無關長短時，至少她寫出了《生死場》和《呼蘭河傳》。終究是你在有限的生命裏怎樣好好地去運用它，而人生，也是一個以怎樣的角度去理解它的問題」。
文﹕何阿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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