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07-李維民：從共產國際檔案看反“AB團”鬥爭
李維民：從共產國際檔案看反“AB團”鬥爭
20090707
炎黃春秋
反“AB團”與“富田事變”，是紅軍時期在中央蘇區影響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出版的黨史軍史，一般都不提這件事情。三中全會以後，曾經歷過這一事件的蕭克等老同志，寫了回憶材料，黨史軍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發表，但當時的文獻，除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記載，特別是關於反“AB團”鬥爭前因後果來龍去脈的記述很少。最近，閱讀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集、第10集，其中有幾份文件對於研究反“AB團”與富田事變，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反“AB團”鬥爭是在中央蘇區由總前委發動的
中央蘇區的反“AB團”鬥爭，發生於1930年10月，富田事變發生於同年12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並沒有反“AB團”的指示或部署，蘇聯大規模的肅反運動也沒有開始，後來被打成反革命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蘇聯黨的領導人，這時都還在擔任要職，他們都是在1934年以後才遭迫害的。1930年12月3日，設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軍事負責人蓋利斯給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局長別爾津的彙報信中，轉述了總前委書記毛澤東在1930年10月14日寫的一封信的內容。蓋利斯說：
他在這封信中談到了江西黨組織的危機，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義組織“AB團”成員不僅鑽進了基層組織，而且還鑽進了黨的領導機關，黨組織處在富農、地主和豪紳的影響之下，依靠地方力量來改善黨組織是極其困難的，應該從上海派人去。
毛澤東在這封信中首先提出了“半恐怖主義組織AB團”的問題，並且提出了反“AB團”的建議。1931年2月19日，蓋利斯、米夫和馬雷舍夫的談話記錄中也提到這封信的內容：
為補充以前關於江西情況的通報：毛在10月14日給中央的信中寫道，江西的組織處於富農和地主的影響之下，AB團分子鑽進了黨和蘇維埃機關，包括領導機關。
佔領吉安時發現了在黨、蘇維埃政權和軍隊中活動的AB團分子的名單。根據這份名單，許多省委委員都是AB團分子。很難斷定名單中指出的人真是AB團分子還是這裡的AB團分子的挑撥離間，要使我們的同志倒在槍口之下。這份名單在通過毛關於逮捕省委的決定時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2月10日，即富田事變發生兩個月後，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進一步反映了他聽到的情況，信中說：
一個由三名同志組成的代表團剛剛抵達（他們1月4日從那裏出發），報告了負責我們江西運動的領導人中發生的重大分歧。據代表團報告說，毛澤東使朱德處於單純執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剝奪了他作為總司令的幾乎所有權力。毛指責省委書記[注：李文林]與“AB團”組織（地主富農等的恐怖組織）有聯繫，並提出解除他職務的問題。表決時毛顯得很孤立，該書記仍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於是毛便開始指責整個省委。部分黨委委員後來被20軍解救了。毛為此下令湖南部隊（20軍已開赴湘東）解除20軍的武裝。毛的這項命令未被執行。
毛同彭德懷在進攻方向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有過彭不執行作戰命令的情況。在代表團出發前，彭同毛還沒有完全公開鬧翻。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朱德的功勞，他對彭有影響力。老的政治指揮人員對毛暗暗不滿。地方黨組織幾乎全都反對毛。前敵委員會同他站在一起。
代表團到上海來，是為了請中央解決衝突。代表團認為，過錯全在毛身上。這一切在東固事件（注：即富田事變）前就發生了。現在（2月10日）情況如何我不清楚。很難弄清楚，這裡到底是誰的錯，這一事件的起因在哪。據來者報告，不管怎麼說那裏的情況非常嚴重。我在這裡轉達莫斯克文（注：即周恩來）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我還沒有同代表團談。我昨天才得知此事。因此，我只好不作評論。我建議莫斯克文立即把問題提交政治局作出決定並立即派人去。決定大體應該是這樣的：“在中央局（兩名中央委員和我）到達之前停止任何意見分歧（的爭論），一切都原封不動，應集中全部力量打退軍閥又重新發動的攻勢。中央局將對事件進行調查並將作出決定。”
這是蓋利斯準備去中央蘇區之前給別爾津的彙報。後來他未去成。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蘇區成立中央局。1930年11月先派項英去蘇區，12月30日，項英抵達紅一方面軍總部，見到了毛澤東和朱德。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地區正式成立，因周恩來尚未到蘇區，項英代理書記。他對反“AB團”的情況進行了調查，1月16日在他主持下發出的《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中，一方面嚴肅批評富田事變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錯誤行動，同時說不能“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另一方面強調要“糾正過去反取消派AB團鬥爭中的錯誤”，其表現是“盲動沒有標準一咬就打”，今後“必鬚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隨便亂殺，尤其防止一般小資產階級報復主義的發生，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以逮捕”。這個公告發佈後，使肅反擴大化一度有所緩和。
從共產國際檔案反映的情況看，反“AB團”鬥爭是由內部意見分歧引起的
1931年2月11日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東方部部長、駐中國代表別斯帕洛夫，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青團中央執行局書記溫裕成和時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的博古的談話記錄，反映了富田事變後第一個蘇區代表團彙報的情況：
蘇區代表團已到達上海。代表團中有江西（蘇區）共青團省委書記（段良弼）。代表團是1月3日從那裏出發的。他們通報了紅軍和黨組織內發生的重大事件。溫同代表團談了話，並向政治局作了彙報。
這些事件發生在1930年12月底。
代表團報告說：軍閥發起第一次進攻時，毛澤東和朱德主張採取不戰而放棄陣地的策略。例如放棄東固。農民中產生了很大的不滿情緒。數萬人同紅軍一起走了。空前未有的饑荒……省委立即召開了省委全會。全會決定建議紅軍指揮部開始同敵人作鬥爭。省委書記李文林同志把這一決定轉達給了毛澤東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來。此外，毛還立即派出一個連去逮捕省委全體成員以及蘇維埃政府的全部機關工作人員和政府成員。他們受到指控，說他們是反革命組織即所謂“AB團”（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的成員，他們都受到嚴刑拷問。共青團區委書記（注：指段良弼）讓看了他的傷勢，他受了重傷。由於嚴刑拷問，他們招認了，儘管（據他們說）他們始終是反對“AB團”的，從來也沒有成為它的成員。這個連還被毛派往紅20軍。該軍是由當地農民組成的，是從遊擊運動中涌現出來的，並處在省委的影響之下。毛派去的這個連逮捕了該軍的所有指揮員、政治委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在被捕的人中有名聲顯赫的團長（注：指174團政委劉敵）。當指控他，說他是“AB團”成員時，他說：“這怎麼可能呢？我已在紅軍隊伍裏戰鬥這麼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軍殺害了。”他被釋放了，回到了團裏，他召開了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並決定借助軍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這個團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釋放了。毛的連由於宣傳鼓動改變了自己的情緒，因為大家都怕毛，於是紅20軍（3000多人，1000多件武器）過了河（注：即贛江）。毛火速派紅12軍去對付紅20軍。省委再次召開會議，決定不發起反對紅12軍的鬥爭，而是派一個代表團去它那裏，建議毛反對共同的敵人，在軍事方面聽從毛的指揮。
紅12軍相信了，沒有採取行動。於是毛派湘東一個團去對付20軍。20軍又派代表到這個團。該團也拒絕進攻。這時省委決定派代表團去中央。毛知道這件事。
這份談話記錄還記載了報告團反映在反“AB團”之前出現的意見分歧：毛與彭德懷之間的意見分歧在佔領長沙時就已經產生。毛主張攻打南昌，而彭主張攻打長沙。起先攻打南昌，紅軍遭到了失敗。於是彭帶領自己的部隊去攻打長沙，並兩度佔領該城，但毛沒有給彭提供任何援助。他正是以此來解釋攻打長沙失敗的原因的。
由於軍閥的進攻，又出現了意見分歧。佔領吉安之後，紅軍獲得800萬墨西哥元和許多黃金。許多同志認為，現在可以開始打進攻戰了。毛反對這樣做。他希望先取得軍事儲備和食品。他派小股部隊到城市和農村，但兩周內什麼也沒有籌集到。敵人進攻開始了，同志們想迎戰。毛說，應當避開。吉安未經戰鬥就放棄了。毛提議去閩東南。這一命令下達到彭德懷那裏時，彭在軍內召開了會議。同志們說，如果毛今後還堅持這種策略，那就應當同他斷絕關係。彭當時還很謹慎，他說，不能同毛斷絕關係等等。
毛與省委之間也存在意見分歧。有一次毛建議解散所有黨組織，因為這些組織內有很多“AB團”分子和富農。實際上，當時在黨組織和蘇維埃機構中是有許多暗藏的這類分子。區委反對這一建議。
談話記錄還反映出在其他問題上的一些意見分歧：
朱德與毛之間也有分歧。曾舉行過一次有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指揮員參加的會議。朱德在這次會議上說，他不過是毛手中的玩物，沒有任何權力，毛澤東不拿他當回事，他什麼事也幹不了。彭當時拍著桌子說：“你是懦夫，你為什麼不鬥爭？”
共產國際成員對反“AB團”鬥爭的不同意見
從蓋利斯的彙報信和別斯帕洛夫等的談話記錄看，他們雖然並不完全相信從蘇區來的第一個代表團的上述彙報，也沒有完全否定這些彙報。
1931年2月19日，共產國際遠東局政治負責人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周恩來的談話，有以下的記錄：
關於毛與彭之間的分歧問題。由斯皮裏多諾夫（張國燾）、科穆納爾（王稼祥）、古德科夫（沈澤民）、佈雷利斯基（任弼時）和莫斯克文（周恩來）組成的政治局委員會同來自江西省委的三名同志進行了交談。除這個代表團外，一個新的三人代表團也來到我們這裡。從交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個代表團通報的關於逮捕和毒打被懷疑為“AB團”的我黨黨員的情況確實發生過。但從這個新的代表團的通報中可得出，第一個代表團並未得到同志們的很大信任。有消息說，前委書記（劉士奇）將帶著從毛那裏得到的材料和資金到我們這裡來。根據現有的材料很清楚，領導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江西省委舉行第二次全會時就發生了。這次全會討論了中央關於黨的路線的來信（指1930年6月15日立三路線期間中央給紅4軍前委的信）。順便說一下，這封信中談到，讓紅軍奪取農民的所有武器，沒有講加強蘇區，而是講佔領大城市。毛反對這個路線。他就此寫信給全會，證實這個路線是錯誤的。他建議首先清除蘇區的一切反革命組織，並且建議吸收廣大農民群眾參與這件事。他說，現在去大城市，會使現有的根據地變得不鞏固——這就是允許富農保留在當地的統治。蘇區存在的“AB團”組織活動很巧妙，該組織的組成人員——是留在蘇維埃政權任職的前國民黨官吏。江西省委去年7月的決議中說“AB團”有10萬人。他們似乎全都混在我們的隊伍裏。當時我們在這個地區共有黨員30萬。我覺得，這個數字明顯誇大了（莫斯克文），但是毫無疑問，無論是在我們隊伍裏還是在紅軍中，都有很多不堅定的分子。很多紅軍指揮員是前國民黨校官。在蘇維埃官員中有很多富農、地主和半知識分子的子女。“AB團”可以通過他們進行活動。這對我們是非常危險的。需要同他們作鬥爭。
最近撤出吉安後，我們軍隊的同志——毛、朱、彭——對軍隊進行了清洗，他們清除了大約4000人，有的被槍斃，多數被逮捕，等等。毛從這些被捕的人那裏得到一個混在我們隊伍裏的“AB團”成員的名單。此後便發生了我們所知道的逮捕。一些接連不斷的傳聞在流傳，說共青團書記（注：指段良弼）是“AB團”成員（現在他在上海）。根據我們查實的情況可以得出結論，毛和同他意見一致的同志執行的是一條同反革命，特別是同“AB團”作鬥爭的正確路線。但同這些分子作鬥爭的方法並不總是正確的。毛同志認為全都是“AB團”的成員，他不做任何區分；“不應全都一鍋煮”。我們決定給黨的前委和毛髮一封信，指出，我們認為同“AB團”作鬥爭的方針是正確的，但我們不能對個別具體情況作出答覆。正在前往當地的政治局代表（注：指項英）獲得了廣泛的權力，他可以審理所有這些事情，他同蘇區中央局共同作出的決定對全體同志都具有約束力。在作出這樣的決定前，同志們應該停上一切爭論，齊心協力地工作。
奧斯藤（雷利斯基）：你們給毛和前委的信在寄去前請將草稿送給我們，以便協調一致。我覺得，不寫路線和事實正確與否較為合適，因為不能根據表面消息做判斷，而在通知中央代表前去後，要號召全體同志齊心協力地工作，同前線和蘇區的反革命作鬥爭。
從以上記錄可以看出，雷利斯基作為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政治負責人（實際是第一把手），對反“AB團”鬥爭的看法還是比較客觀的。周恩來也還比較謹慎，說“AB團”的數字明顯擴大了。但是，正在這時，米夫到上海來了。當時米夫是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副主任，他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到上海準備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糾正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所謂調和路線的。在這個問題上，米夫和雷利斯基早就有明顯的分歧。米夫指責雷利斯基“在三中全會上有路線錯誤”，雷利斯基則申明反對米夫的批評。1930年6月28日共產國際“決定責成米夫同志起草給中共政治局的電報，不解除雷利斯基同志在遠東局的工作。”米夫到上海後，兩人常發生爭執，在對待反“AB團”問題上，兩人的看法也不相同。1931年2月19日，雷利斯基在與向忠發、周恩來談話時，明確表示“不寫路線的事實正確與否較為合適，因為不能根據表面消息做判斷”。可是同一天，米夫同馬雷舍夫和任弼時的談話否定了第一個代表團的報告，肯定了第二個代表團的報告。
2月19日的談話有以下記錄：
布林斯基（任弼時）同志說，第二個代表團已經抵達上海，要向中央報告去年12月江西發生的一些事件。此外，出差去江西的中央提款員也回來了。……毛是在12月7日逮捕省委的，逮捕後，紅20軍在一名團長（注：指劉敵）的率領下舉行暴動，扣押了軍長（注：劉鐵超），解除了擔負監獄和紅軍總司令部守衛任務的紅軍12軍一個分隊的武裝。被釋放的省委與紅20軍一起過了贛江（永陽市），它宣佈毛及其好友重新委任的省委無效，聲稱自己是真正的委員會。
在紅20軍戰士的集會上作出決定，撤銷出賣革命利益的叛徒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的職務。後來，在省委會議上決定，鋻於毛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革命運動中聲望很高，不對他進行公開的鬥爭，而同他一起反對軍閥。同時，省委派人去各地進行地下活動。通過這種辦法它分化瓦解了軍政學校，該校約有100條槍落入暴動者手中，部分學員乾脆四處逃散。
湘東南委員會儘管不了解事件的真相，還是作出了反對暴動分子的決定：不承認永陽的省委，解除紅20軍湖南獨立師的武裝，支援毛等。該委員會還向中央派出了現在的代表團。
代表團（或是提款員——記不清了）帶來了下列文件：（1）朱、彭、黃（彭的政委）的聲明；（2）他們告20軍紅軍戰士書；（3）毛給省委書記的信；（4）20軍暴動團長給中央的信；（5）毛的呼籲書。
朱、彭和黃在聲明中稱20軍的行動是反革命行為。他們指出，以他們為一方同以毛為另一方的意見分歧是AB團分子的挑撥離間，不存在任何分歧——他們是團結一致的，沒有什麼特殊的毛路線，也沒有朱、彭和黃路線——只有黨的路線，他們同毛一起執行黨的路線，一起同階級敵人作鬥爭等等。
在給20軍紅軍戰士的呼籲書中，他們說的大體是同樣的內容。毛在給省委書記的信中好像要求在審訊AB團分子時讓他們提供這樣一些證詞，證明朱、彭、黃和其他一些負責人都是AB團的積極成員，以便槍斃他們，並將紅軍的主要幹部同他們一起槍斃掉。
信不是出自毛之手，似乎是從原件上抄下的副本。“信”顯然是AB團分子的挑撥陰謀，旨在挑起紅軍領導人之間的爭鬥。
中央提款員在返回途中（在長沙地區）宣讀了毛的呼籲書，呼籲書中說，軍隊清洗了約4000名AB團分子，因此他在政治上和在作戰能力方面大大加強了。
新來的代表團指出，湘東南黨委不認為第一個代表團有權向中央作報告，說該代表團中的一個成員（代表團團長）是AB團分子。它舉出許多事實來證明這一點：例如他曾反對分地、反對湖南獨立師的行動、反對暴動的20軍、反對槍斃一個明顯的AB團分子等。
紅20軍的情況如何，前來的人不清楚。暴動的團長給中央寫信，表示對自己的行動感到後悔，他詳細地敘述了自己的革命功績，答應服從毛，反對軍閥，請求中央因他組織20軍暴動懲處他。
談話記錄還寫道：“第一個代表團說，被毛逮捕的省委委員承認，他們是AB團成員，不過，他們是在嚴刑拷打下被迫這樣做的（代表團讓看了拷打造成的傷痕等）。”
儘管關於江西所發生的一切還沒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據第二個代表團提供的資訊，第一個代表團、或AB團的或受AB團影響的代表團把我們都給迷惑了。
根據毛、朱、彭等人在東固附近一起與軍閥作戰並且現在還在一起作戰……判斷，從三人的聲明中可以得出結論，他們之間沒有重大分歧。AB團分子在製造分裂，他們做得非常狡猾。
政治局已作出決定，贊同毛在同階級敵人鬥爭方面的路線，但他的行動有些過火。
1931年3月18日，在米夫的主持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定，有關內容如下：
看了我們所掌握的關於江西十二月事變的全部材料之後，遠東局得出以下看法：
1.紅20軍的暴動、該軍解除軍事學校和12軍部分人員的武裝、釋放受到反布爾什維克聯盟影響的、根據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逮捕中央巡視員易爾士同志、提出諸如“打倒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萬歲！”之類的口號等，實質上這毫無疑問是階級敵人及其主要戰鬥組織——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策劃和進行的反革命活動，旨在消滅我黨的隊伍和紅軍，消滅我們黨和軍隊的領導。這一切都是為了便於南京的反革命派消滅紅軍和蘇維埃運動而進行的。
一定數量的黨員同志乃至整個紅軍支隊（20軍）受到“AB團分子”的矇騙，被捲入到階級敵人的這場罪惡活動中，這一事實決不能減輕這場活動的反革命本質。
2.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前委同階級敵人作堅決鬥爭的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這種同革命敵人毫不妥協地作鬥爭的方針應該在今後貫徹下去。
前委和所有黨團組織應該盡一切可能吸引廣大勞動群眾（工人、農業工人、戰士和中農）參加這場將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組織清除出蘇區的鬥爭。必須特別重視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以及軍內外對該委員會的領導。
十二月事變表明，蘇區的反革命是一股相當大的勢力。它依靠各種剝削分子（地主、豪紳、大商人、舊職員等），並受到白區南京反動派的豢養和唆使，開展大量活動，十分巧妙地進行這項工作。反動分子在適應我們的蘇維埃運動和滲入我們黨、蘇維埃、軍隊和工會機關的同時，在所有這些組織內進行破壞活動，從而便於南京對我們的鬥爭。同時，反革命分子不惜採取左的和極左的口號來破壞工農聯盟、損害黨對群眾的影響、消滅紅軍的有生力量。因此，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指出，反動派不是分散地，而是有組織地，根據週密考慮、嚴格執行的計劃進行活動的。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的存在和發展的這個事實便是這一類的證據。它對我們的蘇維埃運動構成了極大的危險。對這種危險估計不足就可能產生令人不快的後果。
因此，我們面臨著下列任務：（1）消滅反布爾什維克聯盟，使反革命不敢再抬頭，再滲入蘇區境內進行活動；（2）立即把一切反動分子、剝削分子和企業主分子，特別是一切舊職員清除出所有黨、蘇維埃、共青團、工會及其他群眾組織；（3）建立連成一片的蘇區，消滅蘇區內的反革命策源地。這是還遠沒有完成的軍事任務；（4）發動和組織城鄉階級鬥爭。
這個決定全文共3000字，這裡只引用了前面的1000字，下面2000字是具體的要求，如立即解散李文林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由前委成立的現省委是享有充分權力的省委”等內容。決定最後要求中共中央根據這一決定的精神發出新指示。10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集203頁）。這個決議比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決定，調門還高一些。中央政治局決議說：“在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鬥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總前委（現在的蘇區中央局）以及一切黨和團的組織應用一切可能與力量吸引廣大的勞動群眾——工人，雇農，貧農，中農，城市貧民參與肅清蘇區內反革命組織與一切反動分子的鬥爭。”
任弼時和王稼祥、顏昌頤以中央代表團的名義，抵達中央蘇區後，根據上述決議的精神，推翻了此前項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時對反“AB團”問題做出的比較客觀的通告，于4月中旬以蘇區中央局名義作出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進一步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所參加的反革命暴動”。使中央蘇區肅反鬥爭已經擴大化的錯誤，更加嚴重起來。隨後，已經承認錯誤作了檢討的劉敵等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先後被處決；紅20軍副排級以上幹部，一律作為“AB團”的骨幹繳械關押，大部被殺害；紅20軍戰士被編入紅7軍後，不少人也遭批判鬥爭甚至殺害。當時中央蘇區的紅軍共有4萬人，被打成“AB團”的就有4400余人，也就是說，9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被打成“AB團”，這給中央蘇區和紅軍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
1931年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後，接替代理書記毛澤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1932年1月7日，在他主持下，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使肅反擴大化的趨勢一度有所抑制，但是這一錯誤並未完全制止。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1932年5月仍以“AB團”的罪名被錯殺。
應當認真汲取歷史的教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中》特別註明：“這一決議除發給江西中央區外，併發給各蘇區。”因此，這個決議不僅在中央蘇區造成嚴重後果，而且對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蘇區都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1931年3月以後，中央派往鄂豫皖的張國燾，派往湘鄂西的夏曦，都是根據中央政治局決議的精神進行的肅反運動。這個決議發佈前，在中國工農紅軍中，被錯殺的只有袁文才、王佐這樣的個案；這個決議發佈後，一大批紅軍高級將領先後被錯殺，僅載入《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就有李明瑞、許繼慎、舒傳賢、曹學楷、徐百川、周維炯、姜鏡堂、曾炳春、李文林、柳直荀、程克繩、徐朋人、萬濤、孫德清、戴克敏、段德昌、廖容坤、鄺繼勳、王炳南、季振同、曾中生等21人。由此可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造成了多麼嚴重的後果。還需要說明的是，這些中國工農紅軍的高級將領，都是在蘇聯紅軍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高級將領被害四五年之前被殺害的，所以並不是受蘇聯肅反擴大化的影響，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錯誤。
“反‘AB團’是正確的，錯誤只是擴大化”這種結論，一直延續了幾十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受到人們的質疑。“AB團”原是1926年冬北伐軍攻克南昌後，蔣介石、陳果夫授意段錫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一個以反對共產黨奪取江西省領導權為目的的反革命組織。“AB”是“反布爾什維克”的英文縮寫。1927年4月2日，共產黨領導南昌群眾給予沉重打擊，使該組織即行解體，以後沒有發現有什麼活動。1991年7月，胡繩同志主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307頁指出：“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
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作中共七大結論時說過：“內戰時期，我就打過AB團。……在肅反問題上，我們走過了一段痛苦的彎路，有這樣一個錯誤的側面。……錯誤認識了，糾正了，就取得了經驗，就會變成好武器。”（見《毛澤東文集》第三集408頁）但是事實證明，反“AB團”並不只是“一個錯誤的側面”，多年來沒有被真正認識和糾正。正因為沒有很好地汲取在肅反問題上的歷史教訓，所以在延安整風中，在新中國成立後，又出現了一系列所謂擴大化的錯誤，直至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災難。不認真研究和汲取歷史的教訓，就很難避免重犯同類的錯誤。
（作者係軍事科學院原軍事歷史研究部副部長）
20090707
炎黃春秋
反“AB團”與“富田事變”，是紅軍時期在中央蘇區影響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出版的黨史軍史，一般都不提這件事情。三中全會以後，曾經歷過這一事件的蕭克等老同志，寫了回憶材料，黨史軍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發表，但當時的文獻，除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記載，特別是關於反“AB團”鬥爭前因後果來龍去脈的記述很少。最近，閱讀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集、第10集，其中有幾份文件對於研究反“AB團”與富田事變，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反“AB團”鬥爭是在中央蘇區由總前委發動的
中央蘇區的反“AB團”鬥爭，發生於1930年10月，富田事變發生於同年12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並沒有反“AB團”的指示或部署，蘇聯大規模的肅反運動也沒有開始，後來被打成反革命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蘇聯黨的領導人，這時都還在擔任要職，他們都是在1934年以後才遭迫害的。1930年12月3日，設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軍事負責人蓋利斯給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局長別爾津的彙報信中，轉述了總前委書記毛澤東在1930年10月14日寫的一封信的內容。蓋利斯說：
他在這封信中談到了江西黨組織的危機，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義組織“AB團”成員不僅鑽進了基層組織，而且還鑽進了黨的領導機關，黨組織處在富農、地主和豪紳的影響之下，依靠地方力量來改善黨組織是極其困難的，應該從上海派人去。
毛澤東在這封信中首先提出了“半恐怖主義組織AB團”的問題，並且提出了反“AB團”的建議。1931年2月19日，蓋利斯、米夫和馬雷舍夫的談話記錄中也提到這封信的內容：
為補充以前關於江西情況的通報：毛在10月14日給中央的信中寫道，江西的組織處於富農和地主的影響之下，AB團分子鑽進了黨和蘇維埃機關，包括領導機關。
佔領吉安時發現了在黨、蘇維埃政權和軍隊中活動的AB團分子的名單。根據這份名單，許多省委委員都是AB團分子。很難斷定名單中指出的人真是AB團分子還是這裡的AB團分子的挑撥離間，要使我們的同志倒在槍口之下。這份名單在通過毛關於逮捕省委的決定時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2月10日，即富田事變發生兩個月後，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進一步反映了他聽到的情況，信中說：
一個由三名同志組成的代表團剛剛抵達（他們1月4日從那裏出發），報告了負責我們江西運動的領導人中發生的重大分歧。據代表團報告說，毛澤東使朱德處於單純執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剝奪了他作為總司令的幾乎所有權力。毛指責省委書記[注：李文林]與“AB團”組織（地主富農等的恐怖組織）有聯繫，並提出解除他職務的問題。表決時毛顯得很孤立，該書記仍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於是毛便開始指責整個省委。部分黨委委員後來被20軍解救了。毛為此下令湖南部隊（20軍已開赴湘東）解除20軍的武裝。毛的這項命令未被執行。
毛同彭德懷在進攻方向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有過彭不執行作戰命令的情況。在代表團出發前，彭同毛還沒有完全公開鬧翻。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朱德的功勞，他對彭有影響力。老的政治指揮人員對毛暗暗不滿。地方黨組織幾乎全都反對毛。前敵委員會同他站在一起。
代表團到上海來，是為了請中央解決衝突。代表團認為，過錯全在毛身上。這一切在東固事件（注：即富田事變）前就發生了。現在（2月10日）情況如何我不清楚。很難弄清楚，這裡到底是誰的錯，這一事件的起因在哪。據來者報告，不管怎麼說那裏的情況非常嚴重。我在這裡轉達莫斯克文（注：即周恩來）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我還沒有同代表團談。我昨天才得知此事。因此，我只好不作評論。我建議莫斯克文立即把問題提交政治局作出決定並立即派人去。決定大體應該是這樣的：“在中央局（兩名中央委員和我）到達之前停止任何意見分歧（的爭論），一切都原封不動，應集中全部力量打退軍閥又重新發動的攻勢。中央局將對事件進行調查並將作出決定。”
這是蓋利斯準備去中央蘇區之前給別爾津的彙報。後來他未去成。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蘇區成立中央局。1930年11月先派項英去蘇區，12月30日，項英抵達紅一方面軍總部，見到了毛澤東和朱德。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地區正式成立，因周恩來尚未到蘇區，項英代理書記。他對反“AB團”的情況進行了調查，1月16日在他主持下發出的《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中，一方面嚴肅批評富田事變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錯誤行動，同時說不能“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另一方面強調要“糾正過去反取消派AB團鬥爭中的錯誤”，其表現是“盲動沒有標準一咬就打”，今後“必鬚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隨便亂殺，尤其防止一般小資產階級報復主義的發生，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以逮捕”。這個公告發佈後，使肅反擴大化一度有所緩和。
從共產國際檔案反映的情況看，反“AB團”鬥爭是由內部意見分歧引起的
1931年2月11日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東方部部長、駐中國代表別斯帕洛夫，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青團中央執行局書記溫裕成和時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的博古的談話記錄，反映了富田事變後第一個蘇區代表團彙報的情況：
蘇區代表團已到達上海。代表團中有江西（蘇區）共青團省委書記（段良弼）。代表團是1月3日從那裏出發的。他們通報了紅軍和黨組織內發生的重大事件。溫同代表團談了話，並向政治局作了彙報。
這些事件發生在1930年12月底。
代表團報告說：軍閥發起第一次進攻時，毛澤東和朱德主張採取不戰而放棄陣地的策略。例如放棄東固。農民中產生了很大的不滿情緒。數萬人同紅軍一起走了。空前未有的饑荒……省委立即召開了省委全會。全會決定建議紅軍指揮部開始同敵人作鬥爭。省委書記李文林同志把這一決定轉達給了毛澤東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來。此外，毛還立即派出一個連去逮捕省委全體成員以及蘇維埃政府的全部機關工作人員和政府成員。他們受到指控，說他們是反革命組織即所謂“AB團”（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的成員，他們都受到嚴刑拷問。共青團區委書記（注：指段良弼）讓看了他的傷勢，他受了重傷。由於嚴刑拷問，他們招認了，儘管（據他們說）他們始終是反對“AB團”的，從來也沒有成為它的成員。這個連還被毛派往紅20軍。該軍是由當地農民組成的，是從遊擊運動中涌現出來的，並處在省委的影響之下。毛派去的這個連逮捕了該軍的所有指揮員、政治委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在被捕的人中有名聲顯赫的團長（注：指174團政委劉敵）。當指控他，說他是“AB團”成員時，他說：“這怎麼可能呢？我已在紅軍隊伍裏戰鬥這麼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軍殺害了。”他被釋放了，回到了團裏，他召開了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並決定借助軍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這個團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釋放了。毛的連由於宣傳鼓動改變了自己的情緒，因為大家都怕毛，於是紅20軍（3000多人，1000多件武器）過了河（注：即贛江）。毛火速派紅12軍去對付紅20軍。省委再次召開會議，決定不發起反對紅12軍的鬥爭，而是派一個代表團去它那裏，建議毛反對共同的敵人，在軍事方面聽從毛的指揮。
紅12軍相信了，沒有採取行動。於是毛派湘東一個團去對付20軍。20軍又派代表到這個團。該團也拒絕進攻。這時省委決定派代表團去中央。毛知道這件事。
這份談話記錄還記載了報告團反映在反“AB團”之前出現的意見分歧：毛與彭德懷之間的意見分歧在佔領長沙時就已經產生。毛主張攻打南昌，而彭主張攻打長沙。起先攻打南昌，紅軍遭到了失敗。於是彭帶領自己的部隊去攻打長沙，並兩度佔領該城，但毛沒有給彭提供任何援助。他正是以此來解釋攻打長沙失敗的原因的。
由於軍閥的進攻，又出現了意見分歧。佔領吉安之後，紅軍獲得800萬墨西哥元和許多黃金。許多同志認為，現在可以開始打進攻戰了。毛反對這樣做。他希望先取得軍事儲備和食品。他派小股部隊到城市和農村，但兩周內什麼也沒有籌集到。敵人進攻開始了，同志們想迎戰。毛說，應當避開。吉安未經戰鬥就放棄了。毛提議去閩東南。這一命令下達到彭德懷那裏時，彭在軍內召開了會議。同志們說，如果毛今後還堅持這種策略，那就應當同他斷絕關係。彭當時還很謹慎，他說，不能同毛斷絕關係等等。
毛與省委之間也存在意見分歧。有一次毛建議解散所有黨組織，因為這些組織內有很多“AB團”分子和富農。實際上，當時在黨組織和蘇維埃機構中是有許多暗藏的這類分子。區委反對這一建議。
談話記錄還反映出在其他問題上的一些意見分歧：
朱德與毛之間也有分歧。曾舉行過一次有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指揮員參加的會議。朱德在這次會議上說，他不過是毛手中的玩物，沒有任何權力，毛澤東不拿他當回事，他什麼事也幹不了。彭當時拍著桌子說：“你是懦夫，你為什麼不鬥爭？”
共產國際成員對反“AB團”鬥爭的不同意見
從蓋利斯的彙報信和別斯帕洛夫等的談話記錄看，他們雖然並不完全相信從蘇區來的第一個代表團的上述彙報，也沒有完全否定這些彙報。
1931年2月19日，共產國際遠東局政治負責人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周恩來的談話，有以下的記錄：
關於毛與彭之間的分歧問題。由斯皮裏多諾夫（張國燾）、科穆納爾（王稼祥）、古德科夫（沈澤民）、佈雷利斯基（任弼時）和莫斯克文（周恩來）組成的政治局委員會同來自江西省委的三名同志進行了交談。除這個代表團外，一個新的三人代表團也來到我們這裡。從交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個代表團通報的關於逮捕和毒打被懷疑為“AB團”的我黨黨員的情況確實發生過。但從這個新的代表團的通報中可得出，第一個代表團並未得到同志們的很大信任。有消息說，前委書記（劉士奇）將帶著從毛那裏得到的材料和資金到我們這裡來。根據現有的材料很清楚，領導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江西省委舉行第二次全會時就發生了。這次全會討論了中央關於黨的路線的來信（指1930年6月15日立三路線期間中央給紅4軍前委的信）。順便說一下，這封信中談到，讓紅軍奪取農民的所有武器，沒有講加強蘇區，而是講佔領大城市。毛反對這個路線。他就此寫信給全會，證實這個路線是錯誤的。他建議首先清除蘇區的一切反革命組織，並且建議吸收廣大農民群眾參與這件事。他說，現在去大城市，會使現有的根據地變得不鞏固——這就是允許富農保留在當地的統治。蘇區存在的“AB團”組織活動很巧妙，該組織的組成人員——是留在蘇維埃政權任職的前國民黨官吏。江西省委去年7月的決議中說“AB團”有10萬人。他們似乎全都混在我們的隊伍裏。當時我們在這個地區共有黨員30萬。我覺得，這個數字明顯誇大了（莫斯克文），但是毫無疑問，無論是在我們隊伍裏還是在紅軍中，都有很多不堅定的分子。很多紅軍指揮員是前國民黨校官。在蘇維埃官員中有很多富農、地主和半知識分子的子女。“AB團”可以通過他們進行活動。這對我們是非常危險的。需要同他們作鬥爭。
最近撤出吉安後，我們軍隊的同志——毛、朱、彭——對軍隊進行了清洗，他們清除了大約4000人，有的被槍斃，多數被逮捕，等等。毛從這些被捕的人那裏得到一個混在我們隊伍裏的“AB團”成員的名單。此後便發生了我們所知道的逮捕。一些接連不斷的傳聞在流傳，說共青團書記（注：指段良弼）是“AB團”成員（現在他在上海）。根據我們查實的情況可以得出結論，毛和同他意見一致的同志執行的是一條同反革命，特別是同“AB團”作鬥爭的正確路線。但同這些分子作鬥爭的方法並不總是正確的。毛同志認為全都是“AB團”的成員，他不做任何區分；“不應全都一鍋煮”。我們決定給黨的前委和毛髮一封信，指出，我們認為同“AB團”作鬥爭的方針是正確的，但我們不能對個別具體情況作出答覆。正在前往當地的政治局代表（注：指項英）獲得了廣泛的權力，他可以審理所有這些事情，他同蘇區中央局共同作出的決定對全體同志都具有約束力。在作出這樣的決定前，同志們應該停上一切爭論，齊心協力地工作。
奧斯藤（雷利斯基）：你們給毛和前委的信在寄去前請將草稿送給我們，以便協調一致。我覺得，不寫路線和事實正確與否較為合適，因為不能根據表面消息做判斷，而在通知中央代表前去後，要號召全體同志齊心協力地工作，同前線和蘇區的反革命作鬥爭。
從以上記錄可以看出，雷利斯基作為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政治負責人（實際是第一把手），對反“AB團”鬥爭的看法還是比較客觀的。周恩來也還比較謹慎，說“AB團”的數字明顯擴大了。但是，正在這時，米夫到上海來了。當時米夫是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副主任，他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到上海準備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糾正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所謂調和路線的。在這個問題上，米夫和雷利斯基早就有明顯的分歧。米夫指責雷利斯基“在三中全會上有路線錯誤”，雷利斯基則申明反對米夫的批評。1930年6月28日共產國際“決定責成米夫同志起草給中共政治局的電報，不解除雷利斯基同志在遠東局的工作。”米夫到上海後，兩人常發生爭執，在對待反“AB團”問題上，兩人的看法也不相同。1931年2月19日，雷利斯基在與向忠發、周恩來談話時，明確表示“不寫路線的事實正確與否較為合適，因為不能根據表面消息做判斷”。可是同一天，米夫同馬雷舍夫和任弼時的談話否定了第一個代表團的報告，肯定了第二個代表團的報告。
2月19日的談話有以下記錄：
布林斯基（任弼時）同志說，第二個代表團已經抵達上海，要向中央報告去年12月江西發生的一些事件。此外，出差去江西的中央提款員也回來了。……毛是在12月7日逮捕省委的，逮捕後，紅20軍在一名團長（注：指劉敵）的率領下舉行暴動，扣押了軍長（注：劉鐵超），解除了擔負監獄和紅軍總司令部守衛任務的紅軍12軍一個分隊的武裝。被釋放的省委與紅20軍一起過了贛江（永陽市），它宣佈毛及其好友重新委任的省委無效，聲稱自己是真正的委員會。
在紅20軍戰士的集會上作出決定，撤銷出賣革命利益的叛徒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的職務。後來，在省委會議上決定，鋻於毛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革命運動中聲望很高，不對他進行公開的鬥爭，而同他一起反對軍閥。同時，省委派人去各地進行地下活動。通過這種辦法它分化瓦解了軍政學校，該校約有100條槍落入暴動者手中，部分學員乾脆四處逃散。
湘東南委員會儘管不了解事件的真相，還是作出了反對暴動分子的決定：不承認永陽的省委，解除紅20軍湖南獨立師的武裝，支援毛等。該委員會還向中央派出了現在的代表團。
代表團（或是提款員——記不清了）帶來了下列文件：（1）朱、彭、黃（彭的政委）的聲明；（2）他們告20軍紅軍戰士書；（3）毛給省委書記的信；（4）20軍暴動團長給中央的信；（5）毛的呼籲書。
朱、彭和黃在聲明中稱20軍的行動是反革命行為。他們指出，以他們為一方同以毛為另一方的意見分歧是AB團分子的挑撥離間，不存在任何分歧——他們是團結一致的，沒有什麼特殊的毛路線，也沒有朱、彭和黃路線——只有黨的路線，他們同毛一起執行黨的路線，一起同階級敵人作鬥爭等等。
在給20軍紅軍戰士的呼籲書中，他們說的大體是同樣的內容。毛在給省委書記的信中好像要求在審訊AB團分子時讓他們提供這樣一些證詞，證明朱、彭、黃和其他一些負責人都是AB團的積極成員，以便槍斃他們，並將紅軍的主要幹部同他們一起槍斃掉。
信不是出自毛之手，似乎是從原件上抄下的副本。“信”顯然是AB團分子的挑撥陰謀，旨在挑起紅軍領導人之間的爭鬥。
中央提款員在返回途中（在長沙地區）宣讀了毛的呼籲書，呼籲書中說，軍隊清洗了約4000名AB團分子，因此他在政治上和在作戰能力方面大大加強了。
新來的代表團指出，湘東南黨委不認為第一個代表團有權向中央作報告，說該代表團中的一個成員（代表團團長）是AB團分子。它舉出許多事實來證明這一點：例如他曾反對分地、反對湖南獨立師的行動、反對暴動的20軍、反對槍斃一個明顯的AB團分子等。
紅20軍的情況如何，前來的人不清楚。暴動的團長給中央寫信，表示對自己的行動感到後悔，他詳細地敘述了自己的革命功績，答應服從毛，反對軍閥，請求中央因他組織20軍暴動懲處他。
談話記錄還寫道：“第一個代表團說，被毛逮捕的省委委員承認，他們是AB團成員，不過，他們是在嚴刑拷打下被迫這樣做的（代表團讓看了拷打造成的傷痕等）。”
儘管關於江西所發生的一切還沒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據第二個代表團提供的資訊，第一個代表團、或AB團的或受AB團影響的代表團把我們都給迷惑了。
根據毛、朱、彭等人在東固附近一起與軍閥作戰並且現在還在一起作戰……判斷，從三人的聲明中可以得出結論，他們之間沒有重大分歧。AB團分子在製造分裂，他們做得非常狡猾。
政治局已作出決定，贊同毛在同階級敵人鬥爭方面的路線，但他的行動有些過火。
1931年3月18日，在米夫的主持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定，有關內容如下：
看了我們所掌握的關於江西十二月事變的全部材料之後，遠東局得出以下看法：
1.紅20軍的暴動、該軍解除軍事學校和12軍部分人員的武裝、釋放受到反布爾什維克聯盟影響的、根據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逮捕中央巡視員易爾士同志、提出諸如“打倒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萬歲！”之類的口號等，實質上這毫無疑問是階級敵人及其主要戰鬥組織——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策劃和進行的反革命活動，旨在消滅我黨的隊伍和紅軍，消滅我們黨和軍隊的領導。這一切都是為了便於南京的反革命派消滅紅軍和蘇維埃運動而進行的。
一定數量的黨員同志乃至整個紅軍支隊（20軍）受到“AB團分子”的矇騙，被捲入到階級敵人的這場罪惡活動中，這一事實決不能減輕這場活動的反革命本質。
2.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前委同階級敵人作堅決鬥爭的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這種同革命敵人毫不妥協地作鬥爭的方針應該在今後貫徹下去。
前委和所有黨團組織應該盡一切可能吸引廣大勞動群眾（工人、農業工人、戰士和中農）參加這場將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組織清除出蘇區的鬥爭。必須特別重視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以及軍內外對該委員會的領導。
十二月事變表明，蘇區的反革命是一股相當大的勢力。它依靠各種剝削分子（地主、豪紳、大商人、舊職員等），並受到白區南京反動派的豢養和唆使，開展大量活動，十分巧妙地進行這項工作。反動分子在適應我們的蘇維埃運動和滲入我們黨、蘇維埃、軍隊和工會機關的同時，在所有這些組織內進行破壞活動，從而便於南京對我們的鬥爭。同時，反革命分子不惜採取左的和極左的口號來破壞工農聯盟、損害黨對群眾的影響、消滅紅軍的有生力量。因此，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指出，反動派不是分散地，而是有組織地，根據週密考慮、嚴格執行的計劃進行活動的。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的存在和發展的這個事實便是這一類的證據。它對我們的蘇維埃運動構成了極大的危險。對這種危險估計不足就可能產生令人不快的後果。
因此，我們面臨著下列任務：（1）消滅反布爾什維克聯盟，使反革命不敢再抬頭，再滲入蘇區境內進行活動；（2）立即把一切反動分子、剝削分子和企業主分子，特別是一切舊職員清除出所有黨、蘇維埃、共青團、工會及其他群眾組織；（3）建立連成一片的蘇區，消滅蘇區內的反革命策源地。這是還遠沒有完成的軍事任務；（4）發動和組織城鄉階級鬥爭。
這個決定全文共3000字，這裡只引用了前面的1000字，下面2000字是具體的要求，如立即解散李文林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由前委成立的現省委是享有充分權力的省委”等內容。決定最後要求中共中央根據這一決定的精神發出新指示。10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集203頁）。這個決議比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決定，調門還高一些。中央政治局決議說：“在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鬥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總前委（現在的蘇區中央局）以及一切黨和團的組織應用一切可能與力量吸引廣大的勞動群眾——工人，雇農，貧農，中農，城市貧民參與肅清蘇區內反革命組織與一切反動分子的鬥爭。”
任弼時和王稼祥、顏昌頤以中央代表團的名義，抵達中央蘇區後，根據上述決議的精神，推翻了此前項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時對反“AB團”問題做出的比較客觀的通告，于4月中旬以蘇區中央局名義作出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進一步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所參加的反革命暴動”。使中央蘇區肅反鬥爭已經擴大化的錯誤，更加嚴重起來。隨後，已經承認錯誤作了檢討的劉敵等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先後被處決；紅20軍副排級以上幹部，一律作為“AB團”的骨幹繳械關押，大部被殺害；紅20軍戰士被編入紅7軍後，不少人也遭批判鬥爭甚至殺害。當時中央蘇區的紅軍共有4萬人，被打成“AB團”的就有4400余人，也就是說，9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被打成“AB團”，這給中央蘇區和紅軍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
1931年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後，接替代理書記毛澤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1932年1月7日，在他主持下，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使肅反擴大化的趨勢一度有所抑制，但是這一錯誤並未完全制止。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1932年5月仍以“AB團”的罪名被錯殺。
應當認真汲取歷史的教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中》特別註明：“這一決議除發給江西中央區外，併發給各蘇區。”因此，這個決議不僅在中央蘇區造成嚴重後果，而且對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蘇區都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1931年3月以後，中央派往鄂豫皖的張國燾，派往湘鄂西的夏曦，都是根據中央政治局決議的精神進行的肅反運動。這個決議發佈前，在中國工農紅軍中，被錯殺的只有袁文才、王佐這樣的個案；這個決議發佈後，一大批紅軍高級將領先後被錯殺，僅載入《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就有李明瑞、許繼慎、舒傳賢、曹學楷、徐百川、周維炯、姜鏡堂、曾炳春、李文林、柳直荀、程克繩、徐朋人、萬濤、孫德清、戴克敏、段德昌、廖容坤、鄺繼勳、王炳南、季振同、曾中生等21人。由此可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造成了多麼嚴重的後果。還需要說明的是，這些中國工農紅軍的高級將領，都是在蘇聯紅軍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高級將領被害四五年之前被殺害的，所以並不是受蘇聯肅反擴大化的影響，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錯誤。
“反‘AB團’是正確的，錯誤只是擴大化”這種結論，一直延續了幾十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受到人們的質疑。“AB團”原是1926年冬北伐軍攻克南昌後，蔣介石、陳果夫授意段錫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一個以反對共產黨奪取江西省領導權為目的的反革命組織。“AB”是“反布爾什維克”的英文縮寫。1927年4月2日，共產黨領導南昌群眾給予沉重打擊，使該組織即行解體，以後沒有發現有什麼活動。1991年7月，胡繩同志主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307頁指出：“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
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作中共七大結論時說過：“內戰時期，我就打過AB團。……在肅反問題上，我們走過了一段痛苦的彎路，有這樣一個錯誤的側面。……錯誤認識了，糾正了，就取得了經驗，就會變成好武器。”（見《毛澤東文集》第三集408頁）但是事實證明，反“AB團”並不只是“一個錯誤的側面”，多年來沒有被真正認識和糾正。正因為沒有很好地汲取在肅反問題上的歷史教訓，所以在延安整風中，在新中國成立後，又出現了一系列所謂擴大化的錯誤，直至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災難。不認真研究和汲取歷史的教訓，就很難避免重犯同類的錯誤。
（作者係軍事科學院原軍事歷史研究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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