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03-明報：MBA達人于宏碩，捍衛講師評分尊嚴
明報：MBA達人于宏碩，捍衛講師評分尊嚴
2017/12/3
【明報專訊】一位退休教授，賣掉私家車和物業，花費過百萬上訴至終審法院，為的是希望一間與她再無關係的高等學府能在一樁學生評分事件上有錯則改，好不辜負社會對於一所大學理所當然的期望。
「我一九八八年開始任教，到二○一五年退休，一共教了二十七年。」中大商學院市場學系前副教授于宏碩，退休前任教「市場管理」，是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必修科之一。
「來讀MBA的人來自不同背景，比如有學生雖是醫生，某程度上也是企管人，要知道如何管理一門生意，大學的責任便是訓練他們在各自的專業中繼續成長。」
「現實中，當然每人來到大學都有不同的動機，但對我來說，我喜歡學習，我希望追求知識和對貢獻世界的渴求，會是每個人來求學的原因。」談吐總是從容得體，一口英語的一字一句也是原則道理，如倒模大學宣揚教學理念的書冊，沒有半點含糊；難怪于宏碩說，她的朋友對於她為了幾名學生無故被校方改分的事件打上終審法院毫不驚訝，反覺得，這便是她會去做的事。
學生上訴 加5.5分成績兩級跳
二○一三至一四年度學年，于宏碩如常上課，如常教學，如常地根據學生在堂上的表現打分。缺席，扣分；遲到二十分鐘等同缺席，扣分；課堂討論時不發一言，扣分；一個學期過去，班上有四名學生最後獲得D+成績，本來你的課堂表現如何，你的分數也必如何，怨不得人，但今次，四名學生卻選擇向校方的考試小組（examination panel）上訴。
「當事情發生時，我理所當然地讓自己相信，學生沒有上訴的餘地，因為我將一切都記錄在案，如果有人來問我，為什麼我會得到這個grade時，我可以清楚告訴他們，你在這一天遲到、你那天缺席，這天你在班上只發了三次言。」
然而，學生上訴的理由卻是，他們事前並不知道這種扣分制，而考試小組也信納了這個「原因」，將他們的分數由D+拉到C，順利畢業。另有兩名沒有上訴的學生同樣被「一視同仁」，由C+提升至B-。
「但這些都已寫在課綱（Syllabus）上，課綱不就是等同講師與學生之間的一紙合約嗎？」
而即使退一萬步，考試小組接納了學生誤會了計分制的說法，將佔整個課程總分40%的「課堂表現評核」（oral participation）因為遲到缺席等原因而被拿掉的分數還原，四名學生之中，最多一人也只不過是獲加5.5分，「5.5分的差別，你如何能將他們拉高兩個grades？」更遑論該四名學生，在佔課程成績60%的習作評核（written assessment）中，表現一樣差劣，最低分者只有20/60分，其中一人更曾有功課因被證實抄襲（plagiarism）而獲零分。
「所以我才如此震驚（shocked）。」
于宏碩在訪問中，用字一直小心謹慎，不揣測，不推演，幾乎沒有用過半個情緒化的字眼，可想而知當她得知調整分數的決定時有多震驚。
程序是什麼？
而校方的解釋，讓她更加氣餒。「當我問如何發生時，得到的回覆是﹕『我們跟足了程序，程序是有學生上訴，個案被拿到考試小組，考試小組作了決定，而那會是最終決定』。」負責做決定的考試小組，三名成員與該課程沒有半點關係，反而負責教書打分的講師，在學生上訴的過程中，連提供資料意見也不容許﹕「無人願意多看一眼，只說我們跟足了程序。」程序是什麼？在訴諸法律的過程中，她先後叩過學院、課程主任、教務長，甚至校長的門，沒有人能告訴她答案，「所謂程序，就是沒有程序」。
課堂實踐比考試重要
于宏碩眼中的大學教育不應該是這樣的。她認為教學不單是灌輸知識，還要設法讓知識到了學生手上後，能夠運用於現實生活之中，所以為什麼設計課程時，她將課堂表現的比例設為佔總分的40%。
「在商學院，尤其是這類課程，你期望講師不只是依書直說，而是引入一些基本概念，讓學生透過應用來學習，比如在他們與其他同學互動，分享各自在事業上遇到的問題。」MBA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走在一起本來便是一座生活經驗的寶山﹕「所以參與很重要，我評分的準則很清楚的分開幾類人﹕來上課的，不來上課的；來上課然後齋坐到落堂，以及那些帶來有意義參與的人。」
美國學生愛辯論 亞洲學生求中庸
于宏碩笑言，相比於旗艦學府如哈佛商學院，「課堂表現」佔總評分一半，而他們不過只劃在四成。她成長於美國，來香港之前曾在紐約的學府授課，見盡各地學生表現大不同。美國本土學生事事爭辯，她說1+1等於2，學生會挑戰為什麼不可以等於3；相比之下，亞洲學生講求「中庸」，不求突出，她引日本一句諺語「The nail that sticks out gets hammered down」，類似中文的「槍打出頭鳥」。
「但華裔學生的記憶力的確是比較出色。」她說課堂上，無論她說什麼，華裔學生總是低頭仔細筆錄，到了考試，一來一回，學生便將課堂上她講過的一字不漏奉還，所以她不重視考試，認為真正的學習來自課堂實踐。
比如她會要求修讀市場學的學生，想像自己是一件產品，要如何營銷自己，找到自己的市場定位。課上，她又會和學生進行升降機行銷（Elevator pitch）的練習，模擬自己在搭升降機時遇上投資者，如何在搭乘的六十秒關鍵時間內，向對方推銷自己的意念。
精叻港生 課前做足準備
上于宏碩的課，不可能不準備。她每次上堂帶着一疊「生死卡」，隨機抽出學生在眾人面前辯論，事前你不知道課題，不知道自己是正方反方。當然，道高一尺，精叻的香港學生總是找到方法應對。「他們會事前自己組成小組，做足資料蒐集，什麼辯題需要什麼資料，正方要如何，反方應如何。」其實就是預演一次，「但那也沒壞，起碼他們會做準備」。
大學商品化 教學壓力日增
執起教鞭之前，于宏碩在美國接受教育，先是本科主修生物科學，為進醫學院鋪路，在面試一刻才改變主意，改為進修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後來更上一層讀博做研究，卻又輾轉半途出家，跳到商學院讀MBA，還拿了市場學PHD，整整十一年浸泡在美國大學學術自由的氛圍中，令她重視課堂上的學術自主，「要尊重講師在課堂上的判斷」。今天大學教學模式推陳出新，MOOC（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令教學可以超越時空地進行，但于宏碩始終珍視真實的課堂經驗﹕「學習就是來自經驗，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與互動，像市場學上也有所謂『體驗營銷』（Experiential Marketing）。」
大學商品化是全球趨勢，本地自資課程愈開愈多，學生成了「客仔」，但為了滿足「客仔」要求而本末倒置，于宏碩不止一次聽說過，有教授因為受到壓力，或因為避免行政麻煩，盡量向學生派好成績，「但作為大學，公眾對我們訓練出來的學生有信心，是基於我們的學術誠信和教育質素（academic integrity and standards）」。將原來表現差劣的人打高分，掛着MBA的頭銜送到商業世界中，換來可觀的合格率和學術排名，她無法接受。
對中大仍有信心
畢生享受學習，意想不到是人生走到這個階段的學習課題，竟然是應對黑箱作業；對於中大，愛之心責之切，她形容自己是忠心的僱員，只希望校方改正，不要讓同類事件再發生，即使官司一路不通，但她有信心，當新任中大校長上任後，會認真看待她的個案。
文//梁仲禮
圖//馮凱鍵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7/12/3
【明報專訊】一位退休教授，賣掉私家車和物業，花費過百萬上訴至終審法院，為的是希望一間與她再無關係的高等學府能在一樁學生評分事件上有錯則改，好不辜負社會對於一所大學理所當然的期望。
「我一九八八年開始任教，到二○一五年退休，一共教了二十七年。」中大商學院市場學系前副教授于宏碩，退休前任教「市場管理」，是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必修科之一。
「來讀MBA的人來自不同背景，比如有學生雖是醫生，某程度上也是企管人，要知道如何管理一門生意，大學的責任便是訓練他們在各自的專業中繼續成長。」
「現實中，當然每人來到大學都有不同的動機，但對我來說，我喜歡學習，我希望追求知識和對貢獻世界的渴求，會是每個人來求學的原因。」談吐總是從容得體，一口英語的一字一句也是原則道理，如倒模大學宣揚教學理念的書冊，沒有半點含糊；難怪于宏碩說，她的朋友對於她為了幾名學生無故被校方改分的事件打上終審法院毫不驚訝，反覺得，這便是她會去做的事。
學生上訴 加5.5分成績兩級跳
二○一三至一四年度學年，于宏碩如常上課，如常教學，如常地根據學生在堂上的表現打分。缺席，扣分；遲到二十分鐘等同缺席，扣分；課堂討論時不發一言，扣分；一個學期過去，班上有四名學生最後獲得D+成績，本來你的課堂表現如何，你的分數也必如何，怨不得人，但今次，四名學生卻選擇向校方的考試小組（examination panel）上訴。
「當事情發生時，我理所當然地讓自己相信，學生沒有上訴的餘地，因為我將一切都記錄在案，如果有人來問我，為什麼我會得到這個grade時，我可以清楚告訴他們，你在這一天遲到、你那天缺席，這天你在班上只發了三次言。」
然而，學生上訴的理由卻是，他們事前並不知道這種扣分制，而考試小組也信納了這個「原因」，將他們的分數由D+拉到C，順利畢業。另有兩名沒有上訴的學生同樣被「一視同仁」，由C+提升至B-。
「但這些都已寫在課綱（Syllabus）上，課綱不就是等同講師與學生之間的一紙合約嗎？」
而即使退一萬步，考試小組接納了學生誤會了計分制的說法，將佔整個課程總分40%的「課堂表現評核」（oral participation）因為遲到缺席等原因而被拿掉的分數還原，四名學生之中，最多一人也只不過是獲加5.5分，「5.5分的差別，你如何能將他們拉高兩個grades？」更遑論該四名學生，在佔課程成績60%的習作評核（written assessment）中，表現一樣差劣，最低分者只有20/60分，其中一人更曾有功課因被證實抄襲（plagiarism）而獲零分。
「所以我才如此震驚（shocked）。」
于宏碩在訪問中，用字一直小心謹慎，不揣測，不推演，幾乎沒有用過半個情緒化的字眼，可想而知當她得知調整分數的決定時有多震驚。
程序是什麼？
而校方的解釋，讓她更加氣餒。「當我問如何發生時，得到的回覆是﹕『我們跟足了程序，程序是有學生上訴，個案被拿到考試小組，考試小組作了決定，而那會是最終決定』。」負責做決定的考試小組，三名成員與該課程沒有半點關係，反而負責教書打分的講師，在學生上訴的過程中，連提供資料意見也不容許﹕「無人願意多看一眼，只說我們跟足了程序。」程序是什麼？在訴諸法律的過程中，她先後叩過學院、課程主任、教務長，甚至校長的門，沒有人能告訴她答案，「所謂程序，就是沒有程序」。
課堂實踐比考試重要
于宏碩眼中的大學教育不應該是這樣的。她認為教學不單是灌輸知識，還要設法讓知識到了學生手上後，能夠運用於現實生活之中，所以為什麼設計課程時，她將課堂表現的比例設為佔總分的40%。
「在商學院，尤其是這類課程，你期望講師不只是依書直說，而是引入一些基本概念，讓學生透過應用來學習，比如在他們與其他同學互動，分享各自在事業上遇到的問題。」MBA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走在一起本來便是一座生活經驗的寶山﹕「所以參與很重要，我評分的準則很清楚的分開幾類人﹕來上課的，不來上課的；來上課然後齋坐到落堂，以及那些帶來有意義參與的人。」
美國學生愛辯論 亞洲學生求中庸
于宏碩笑言，相比於旗艦學府如哈佛商學院，「課堂表現」佔總評分一半，而他們不過只劃在四成。她成長於美國，來香港之前曾在紐約的學府授課，見盡各地學生表現大不同。美國本土學生事事爭辯，她說1+1等於2，學生會挑戰為什麼不可以等於3；相比之下，亞洲學生講求「中庸」，不求突出，她引日本一句諺語「The nail that sticks out gets hammered down」，類似中文的「槍打出頭鳥」。
「但華裔學生的記憶力的確是比較出色。」她說課堂上，無論她說什麼，華裔學生總是低頭仔細筆錄，到了考試，一來一回，學生便將課堂上她講過的一字不漏奉還，所以她不重視考試，認為真正的學習來自課堂實踐。
比如她會要求修讀市場學的學生，想像自己是一件產品，要如何營銷自己，找到自己的市場定位。課上，她又會和學生進行升降機行銷（Elevator pitch）的練習，模擬自己在搭升降機時遇上投資者，如何在搭乘的六十秒關鍵時間內，向對方推銷自己的意念。
精叻港生 課前做足準備
上于宏碩的課，不可能不準備。她每次上堂帶着一疊「生死卡」，隨機抽出學生在眾人面前辯論，事前你不知道課題，不知道自己是正方反方。當然，道高一尺，精叻的香港學生總是找到方法應對。「他們會事前自己組成小組，做足資料蒐集，什麼辯題需要什麼資料，正方要如何，反方應如何。」其實就是預演一次，「但那也沒壞，起碼他們會做準備」。
大學商品化 教學壓力日增
執起教鞭之前，于宏碩在美國接受教育，先是本科主修生物科學，為進醫學院鋪路，在面試一刻才改變主意，改為進修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後來更上一層讀博做研究，卻又輾轉半途出家，跳到商學院讀MBA，還拿了市場學PHD，整整十一年浸泡在美國大學學術自由的氛圍中，令她重視課堂上的學術自主，「要尊重講師在課堂上的判斷」。今天大學教學模式推陳出新，MOOC（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令教學可以超越時空地進行，但于宏碩始終珍視真實的課堂經驗﹕「學習就是來自經驗，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與互動，像市場學上也有所謂『體驗營銷』（Experiential Marketing）。」
大學商品化是全球趨勢，本地自資課程愈開愈多，學生成了「客仔」，但為了滿足「客仔」要求而本末倒置，于宏碩不止一次聽說過，有教授因為受到壓力，或因為避免行政麻煩，盡量向學生派好成績，「但作為大學，公眾對我們訓練出來的學生有信心，是基於我們的學術誠信和教育質素（academic integrity and standards）」。將原來表現差劣的人打高分，掛着MBA的頭銜送到商業世界中，換來可觀的合格率和學術排名，她無法接受。
對中大仍有信心
畢生享受學習，意想不到是人生走到這個階段的學習課題，竟然是應對黑箱作業；對於中大，愛之心責之切，她形容自己是忠心的僱員，只希望校方改正，不要讓同類事件再發生，即使官司一路不通，但她有信心，當新任中大校長上任後，會認真看待她的個案。
文//梁仲禮
圖//馮凱鍵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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