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24-周日話題：余光中是「文學與政治的合謀」嗎？
周日話題：余光中是「文學與政治的合謀」嗎？
2017年12月24日
【明報專訊】余光中先生的逝世在中港台有不同的反應﹕在中國大陸、香港以及海外華人社群，余光中的成就、地位、影響與貢獻都被充分肯定。但在台灣卻出現了激烈的爭議。非議方主要責備余光中站在「黨國」的一方，參與過多次台灣的文學論戰，尤其是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他們認為余光中「人品有虧」，是「文學與政治的合謀」，進而認為他的文學名氣乃因為「依附與討好政權」而被人為拔高了。
余光中能取得這樣的影響力，其文學成就必已處於極高水平。是否高到與其地位相符？我水平極有限，不敢妄評。但從歷史角度出發，指摘余光中「文學與政治的合謀」過於偏頗。
有「扣帽子」 無人頭落地
1977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基本情况如下。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反共文學」與通俗文學一直是文壇主流。從60年代中期起開始出現「現實主義」思潮。1970年代，「現實主義」路綫的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人開始形成「鄉土文學」流派。這時，台灣爆發「鄉土文學」與「反共文學」之間的論戰。8月，身在香港的余光中寫了一篇《狼來了》，指摘「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認為這是「親共」思潮。這種「扣帽子」的做法引來批評。有人認為，在「白色恐怖」年代，「親共」的指控非常嚴重，有可能導致「人頭落地」。事實上，8月底台灣政府舉行「第二次文藝大會」，把「鄉土文學」界定成「愛國文學」、「民族文學」，消解政治緊張性，論戰旋即告結束。沒有「人頭落地」之事發生。余光中後來也後悔，撰文《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題》，承認自己「當年被心魔所魅」。
回過頭來看，余光中之舉確不妥當。但現在台灣的批判者大都脫離了歷史脈絡與時代背景，把「不妥當」上升為瀰天大罪，甚至完全否定余光中。這種論調是非常錯誤的。
首先，批評者大多是台獨派，他們一廂情願地以為，「鄉土文學」就是「本土文學」，於是余光中之舉就被視為「打壓台獨」，這是他們如此貶低余光中的重要原因。其實，當時「台獨」問題還沒有浮上水面，鄉土派也不是台獨派。「鄉土文學」與「反共文學」的分歧不是統獨問題，而首先是階級與意識形態的問題，其次是兩岸爭鬥問題。用現在的詞語形容，余光中的思維中，論戰是「左統」（共產主義統一中國）與「右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分歧。有趣的是，余光中批評的對象之一陳映真，熱情支持中國共產黨。他在去年底逝世時，因「親中」之故，被同一批人批評。可謂諷刺。
文學論爭政治化？本來密不可分
其次，余光中把「文學論爭政治化」是被詬病的主要原因。有人認為文學是文學，政治是政治，兩者混為一談是不對的。但中國傳統上主張「文以載道」，文學、歷史、哲學與政治結合，四位一體，密不可分。因此，在中國很少有純粹的文學論戰。以提出「文以載道」的韓愈為例，他在唐朝中期主張的文學復古運動就包含這四個層面的含義﹕從文學方面解釋，是反對六朝浮華文風；從政治方面解釋，是新興的通過科舉上位的低下階層知識分子與通過門閥取得統治地位的建制派的鬥爭；從思想哲學方面解釋，是要扭轉六朝與唐朝初期的佛道盛行之風，把國家重新納入漢朝的儒家軌道；從歷史學解釋，復古運動把唐朝從一個多元化帝國重新「漢化」變為漢人國家。
現代史上的文學論戰更從來是政治鬥爭的延伸。魯迅與郭沫若、胡適、林語堂、梁實秋、周揚等都進行過激烈的論戰，每次背後都有複雜的政治背景。中共建國後，胡風案、俞平伯案、吳晗案等多不勝數的文學論戰都是政治運動的風向標。可見，「文學論爭政治化」並不是余光中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歷史傳統的問題，「只緣身在此山中」。現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沒有這麽密切，對此不熟悉的人回望過去才會覺得不可思議。
第三，余光中的反應是否過敏，是否扣帽子？這要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及話語體系理解。
在國共鬥爭時代的話語體系下，現實主義不單純是一個文學流派。它一直是共產主義者在文學戰線上對抗「資產階級文學」的武器。共產主義者認為反映無產階級（小人物）苦難生活的文學是現實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或更「墮落」的自然主義與現代主義等文學流派，反映的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是「資產階級文學」。
「工農兵文學」更帶有濃厚的中國共產主義政治色彩。1942年，毛澤東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重要文獻。他提出文學要為工農兵服務，要寫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於是「工農兵文學」就成為中國共產主義文學的標誌。資產階級文學、通俗文學與「舊小說」都在被貶斥之列。中國語境中的「鄉土派」（如趙樹理等山藥蛋派）都是工農兵文學一種。
國民黨遷台後，兩岸對抗成為全球冷戰的大背景下的重要戰場。70年代，共產主義佔據上風。台灣在釣魚島問題中「護土不力」，旋即還被北京奪去聯合國代表權，反攻大陸無望，全島士氣低落。我們現在知道中國當時文革鬥爭慘烈。但由於信息封閉、中共宣傳與世界性的左傾潮流，很多台灣青年嚮往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黨統治風雨飄搖。
在台灣，反共文學與通俗文學佔主流，現實主義文學出現時已有左傾嫌疑。鄉土文學進一步契合工農兵文學的要旨。身處香港，對中國大陸真實情况更熟悉的余光中，自然對此憂心忡忡。余光中出於對「赤化」的擔憂，把兩者相提並論，懷疑鄉土派有親共思潮，在當時的環境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指控固然有對台灣文壇動態認識不全面的原因，但也並非毫無道理，比如陳映真還真是親共派。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對「白色恐怖」認識多，對文革認識甚少，對當時國共鬥爭背景不清楚，自然難以理解余光中的憂慮。
因此，回過頭看，余光中確實有判斷不準確的「扣帽子」行為，但沒有證據顯示這乃出於個人恩怨或者為求上位的那種「扣帽子」，而是對台灣前途的關懷。現在，社會走向自由，文學與政治已相當大程度上脫鈎，這是社會的進步，但評價歷史事件，一定不能脫離時代。
文//黎蝸藤
編輯// 曾祥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7年12月24日
【明報專訊】余光中先生的逝世在中港台有不同的反應﹕在中國大陸、香港以及海外華人社群，余光中的成就、地位、影響與貢獻都被充分肯定。但在台灣卻出現了激烈的爭議。非議方主要責備余光中站在「黨國」的一方，參與過多次台灣的文學論戰，尤其是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他們認為余光中「人品有虧」，是「文學與政治的合謀」，進而認為他的文學名氣乃因為「依附與討好政權」而被人為拔高了。
余光中能取得這樣的影響力，其文學成就必已處於極高水平。是否高到與其地位相符？我水平極有限，不敢妄評。但從歷史角度出發，指摘余光中「文學與政治的合謀」過於偏頗。
有「扣帽子」 無人頭落地
1977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基本情况如下。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反共文學」與通俗文學一直是文壇主流。從60年代中期起開始出現「現實主義」思潮。1970年代，「現實主義」路綫的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人開始形成「鄉土文學」流派。這時，台灣爆發「鄉土文學」與「反共文學」之間的論戰。8月，身在香港的余光中寫了一篇《狼來了》，指摘「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認為這是「親共」思潮。這種「扣帽子」的做法引來批評。有人認為，在「白色恐怖」年代，「親共」的指控非常嚴重，有可能導致「人頭落地」。事實上，8月底台灣政府舉行「第二次文藝大會」，把「鄉土文學」界定成「愛國文學」、「民族文學」，消解政治緊張性，論戰旋即告結束。沒有「人頭落地」之事發生。余光中後來也後悔，撰文《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題》，承認自己「當年被心魔所魅」。
回過頭來看，余光中之舉確不妥當。但現在台灣的批判者大都脫離了歷史脈絡與時代背景，把「不妥當」上升為瀰天大罪，甚至完全否定余光中。這種論調是非常錯誤的。
首先，批評者大多是台獨派，他們一廂情願地以為，「鄉土文學」就是「本土文學」，於是余光中之舉就被視為「打壓台獨」，這是他們如此貶低余光中的重要原因。其實，當時「台獨」問題還沒有浮上水面，鄉土派也不是台獨派。「鄉土文學」與「反共文學」的分歧不是統獨問題，而首先是階級與意識形態的問題，其次是兩岸爭鬥問題。用現在的詞語形容，余光中的思維中，論戰是「左統」（共產主義統一中國）與「右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分歧。有趣的是，余光中批評的對象之一陳映真，熱情支持中國共產黨。他在去年底逝世時，因「親中」之故，被同一批人批評。可謂諷刺。
文學論爭政治化？本來密不可分
其次，余光中把「文學論爭政治化」是被詬病的主要原因。有人認為文學是文學，政治是政治，兩者混為一談是不對的。但中國傳統上主張「文以載道」，文學、歷史、哲學與政治結合，四位一體，密不可分。因此，在中國很少有純粹的文學論戰。以提出「文以載道」的韓愈為例，他在唐朝中期主張的文學復古運動就包含這四個層面的含義﹕從文學方面解釋，是反對六朝浮華文風；從政治方面解釋，是新興的通過科舉上位的低下階層知識分子與通過門閥取得統治地位的建制派的鬥爭；從思想哲學方面解釋，是要扭轉六朝與唐朝初期的佛道盛行之風，把國家重新納入漢朝的儒家軌道；從歷史學解釋，復古運動把唐朝從一個多元化帝國重新「漢化」變為漢人國家。
現代史上的文學論戰更從來是政治鬥爭的延伸。魯迅與郭沫若、胡適、林語堂、梁實秋、周揚等都進行過激烈的論戰，每次背後都有複雜的政治背景。中共建國後，胡風案、俞平伯案、吳晗案等多不勝數的文學論戰都是政治運動的風向標。可見，「文學論爭政治化」並不是余光中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歷史傳統的問題，「只緣身在此山中」。現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沒有這麽密切，對此不熟悉的人回望過去才會覺得不可思議。
第三，余光中的反應是否過敏，是否扣帽子？這要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及話語體系理解。
在國共鬥爭時代的話語體系下，現實主義不單純是一個文學流派。它一直是共產主義者在文學戰線上對抗「資產階級文學」的武器。共產主義者認為反映無產階級（小人物）苦難生活的文學是現實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或更「墮落」的自然主義與現代主義等文學流派，反映的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是「資產階級文學」。
「工農兵文學」更帶有濃厚的中國共產主義政治色彩。1942年，毛澤東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重要文獻。他提出文學要為工農兵服務，要寫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於是「工農兵文學」就成為中國共產主義文學的標誌。資產階級文學、通俗文學與「舊小說」都在被貶斥之列。中國語境中的「鄉土派」（如趙樹理等山藥蛋派）都是工農兵文學一種。
國民黨遷台後，兩岸對抗成為全球冷戰的大背景下的重要戰場。70年代，共產主義佔據上風。台灣在釣魚島問題中「護土不力」，旋即還被北京奪去聯合國代表權，反攻大陸無望，全島士氣低落。我們現在知道中國當時文革鬥爭慘烈。但由於信息封閉、中共宣傳與世界性的左傾潮流，很多台灣青年嚮往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黨統治風雨飄搖。
在台灣，反共文學與通俗文學佔主流，現實主義文學出現時已有左傾嫌疑。鄉土文學進一步契合工農兵文學的要旨。身處香港，對中國大陸真實情况更熟悉的余光中，自然對此憂心忡忡。余光中出於對「赤化」的擔憂，把兩者相提並論，懷疑鄉土派有親共思潮，在當時的環境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指控固然有對台灣文壇動態認識不全面的原因，但也並非毫無道理，比如陳映真還真是親共派。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對「白色恐怖」認識多，對文革認識甚少，對當時國共鬥爭背景不清楚，自然難以理解余光中的憂慮。
因此，回過頭看，余光中確實有判斷不準確的「扣帽子」行為，但沒有證據顯示這乃出於個人恩怨或者為求上位的那種「扣帽子」，而是對台灣前途的關懷。現在，社會走向自由，文學與政治已相當大程度上脫鈎，這是社會的進步，但評價歷史事件，一定不能脫離時代。
文//黎蝸藤
編輯// 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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