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1-陳樹暉：我們這一代學運的開始
陳樹暉：我們這一代學運的開始
2013年10月11日
■第一代保釣行動始於1970年。互聯 網
學運，在香港應該由五十年代談起，這段「叛逆歲月」的歷史到今日已經六十多年，到今日學運彷彿已經沒落，卻又永恒地存在於生活的每一面，更在未來一年的「政改」運動中再現光芒。回首香港學運六十多年的「叛逆歲月」，我們或許會認為前人是多麼的「火紅」，學生原來可以推動社會變革，無畏無懼地挑戰強權。對比今天，大專生的社會地位和角色不及當年，學運似乎難以成真，更不用說自身可以參與其中，延續「叛逆歲月」。難道我們就如此屈服，放棄每一個可能？
學生運動從來不是為結果而來，歷史告訴我們不同年代的「火紅」其實大志未竟。過去殖民政府未有倒台、港人被排除前途談判之外、八九民運仍被血腥鎮壓；今日社會依然貧富不均、教育市場化、普選未致、公安惡法當道……一代人來，一代人去，每個年代的學運同樣面對挫敗，但在下一年代，學運仍然不死，永遠重臨在社會需要公義的時刻當中，所以我們才可以看到今日台灣、法國等地的民主、自由和平等。這些都不是一時三刻的勝利，而是人民年復一年的抗爭而推動變革，學生在其中擔任重要的理念倡議和行動者的角色。學運從沒有死，它不會在乎一次勝利或挫敗，它的血液一直流在每一個年代的學生之中。
面對挫敗、重燃，永不休戰就是學運的個性。
六十年印記 過去六十多年，學生提出「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和「爭取福利」為綱。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香港學生運動開始發展，共產中國的變化和國際形勢產生出不同思潮，包括反殖民地統治、反（越）戰、民族主義等，形成第一代的「中文運動」、支援「海底隧道」及當中最具組織與社會迴響的第一代「保釣運動」。七十年代「國粹派」與「社會派」在學運中分庭抗禮，七十年代晚期「社會派」受學界重視，更有一系列「社會派」的關心社會、爭取福利之學運，把學運的焦點放回本地的社會問題當中，故生出「反貪污、捉葛柏」、「金禧事件」、「艇戶事件」、「安落村事件」等學運。可見當時學運在整個七十年代中此起彼落，為社會帶來進步和激情的動力，更影響了港英政府的福利民主政策，所以七十年代至今被稱為香港學運的「火紅年代」。八十年代始，學運視民主制度為抗爭的目標，這個方向影響至今日的學生運動。八十年代正值港人前途談判，中英雙方角力，一方面學生恐懼「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種種負面事實，同時不甘繼續在殖民政府下淪為二等公民，學運可謂陷入兩難。當時的學生曾經有千人撰寫立場書致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其後生出影響整個八十年代的「民主回歸」。「八九民運」更徹底改變了港人和學生對中國的立場，同時生出港人對民主的渴求，成為學運、港人的歷史印記。
九十年代，因為「八九」的沉重打擊，學生運動一度沉寂一時。自發組織、學生會及學聯皆無人問津，故生出「學運已死」之年代。二千年時，學生運動再次喚起社會關注，為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而抗爭、反對人大釋法，過程之中更屢次挑戰「公安惡法（條例）」，當時的學聯成員被捕及起訴，記下二千年代學生勇於為公義，實踐「公民抗命」的熱情、勇氣、爭取公義的意志。近年來，學生都投身於不同的社會運動之中，保衞皇后碼頭、反高鐵、五區公投……打破二千年代末期的沉默，重燃學生參與，最終生出近年此起彼落的學生運動，包括反對替補機制、反對教育商品化、支援碼頭工潮和8,000人反國教大罷課。
今轉守為攻 2013年的香港，學生又如何面對今日的政治和民生困局？曾經有位學運前輩向筆者說過，香港學運和學聯都是「守的地方」，在沉寂的社會氣氛當中，學運分子只好守住象徵位置（如學聯、學生會），不落入中共或親政府的手中已經是大幸。然而，經過近年學運中堅分子的努力和接二連三的社會運動（上述），學運開始有轉守為攻之勢，涉及的社會議題日廣，再次主動步入學生和社會之中。
今年初，大專學生積極支援碼頭工潮，其間在各地以文字、以行動宣揚罷工理念，為工人籌集物資，為他們延續社會關注，形成工、學運結合；5月，學聯成員到明愛專上學院向特首梁振英抗議，過程中挑戰《公安條例》被警方刻意扣留，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警權；6月，學聯廣邀各大院校學生組織商議學生參與政改運動的角色和工作，最終超過百個團體代表出席，令各大團體如學聯、社工學聯、各大系會找到合作契機，其後生出學界千人一起列隊「七一」及8、9月的「學界推動政改迎新計劃」，學聯主動走進同學之中演講，宣揚社會意識，最終得到六十多個學生團體的支持。我們正在創造一個學運新時代。
今日，「和平佔中」已在香港社會起步，並廣泛在民間不同團體、社區進行第二次「佔中商討日」，學界也在本月13日發起「大專學界商討日」，讓同學定下學界的普選立場和對佔中的期望方向。年中的第一次「佔中商討日」，大專生已經參與，成為當日600名參與者中的100人，星期日的「大專學界商討日」已經有至少600名同學參與，成為全港最大規模的商討，再現如八十年代學生集體討論香港前途之聲勢，開始我們這一代的學運，推動社會變革的責任已經在我們身上。
學生要改革社會，爭取民主和公義的未來，我們就必須要說出來、站出來實踐每一個爭取的機會和空間。假如我們學生不希望被梁振英代表、掌握你生活，就必須爭取民主，把政府換掉；假如我們學生不希望在民主運動中只聽領導（包括學聯、三子）所言，我們就要把握每一個影響運動發展的機會，說出對學界的期望，定下對佔中的原則，這樣的運動才是我們的運動，成為學生的運動，大專學界商討日就是這樣的機會。去年反國教，我們由社會氛圍帶動，今日我們帶動社會討論，為社會創造來年民主運動的時期，一切由討論開始。
筆者作為快將踏入社會、走出大學校園的「老鬼」，我仍然相信學生的力量可以為社會帶來改變，前人的「火紅」和我們快將寫上的學運史叫我們看得見希望，我們這一代的學運就由我們一起創造，10月13只是開始。
陳樹暉
學聯秘書長
■1973年學界發起「反貪污捉葛柏」行動。互聯網
■1989年5月港人上街聲援八九民運。互聯網
■2012年反國教行動。資料圖片
2013年10月11日
■第一代保釣行動始於1970年。互聯 網
學運，在香港應該由五十年代談起，這段「叛逆歲月」的歷史到今日已經六十多年，到今日學運彷彿已經沒落，卻又永恒地存在於生活的每一面，更在未來一年的「政改」運動中再現光芒。回首香港學運六十多年的「叛逆歲月」，我們或許會認為前人是多麼的「火紅」，學生原來可以推動社會變革，無畏無懼地挑戰強權。對比今天，大專生的社會地位和角色不及當年，學運似乎難以成真，更不用說自身可以參與其中，延續「叛逆歲月」。難道我們就如此屈服，放棄每一個可能？
學生運動從來不是為結果而來，歷史告訴我們不同年代的「火紅」其實大志未竟。過去殖民政府未有倒台、港人被排除前途談判之外、八九民運仍被血腥鎮壓；今日社會依然貧富不均、教育市場化、普選未致、公安惡法當道……一代人來，一代人去，每個年代的學運同樣面對挫敗，但在下一年代，學運仍然不死，永遠重臨在社會需要公義的時刻當中，所以我們才可以看到今日台灣、法國等地的民主、自由和平等。這些都不是一時三刻的勝利，而是人民年復一年的抗爭而推動變革，學生在其中擔任重要的理念倡議和行動者的角色。學運從沒有死，它不會在乎一次勝利或挫敗，它的血液一直流在每一個年代的學生之中。
面對挫敗、重燃，永不休戰就是學運的個性。
六十年印記 過去六十多年，學生提出「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和「爭取福利」為綱。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香港學生運動開始發展，共產中國的變化和國際形勢產生出不同思潮，包括反殖民地統治、反（越）戰、民族主義等，形成第一代的「中文運動」、支援「海底隧道」及當中最具組織與社會迴響的第一代「保釣運動」。七十年代「國粹派」與「社會派」在學運中分庭抗禮，七十年代晚期「社會派」受學界重視，更有一系列「社會派」的關心社會、爭取福利之學運，把學運的焦點放回本地的社會問題當中，故生出「反貪污、捉葛柏」、「金禧事件」、「艇戶事件」、「安落村事件」等學運。可見當時學運在整個七十年代中此起彼落，為社會帶來進步和激情的動力，更影響了港英政府的福利民主政策，所以七十年代至今被稱為香港學運的「火紅年代」。八十年代始，學運視民主制度為抗爭的目標，這個方向影響至今日的學生運動。八十年代正值港人前途談判，中英雙方角力，一方面學生恐懼「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種種負面事實，同時不甘繼續在殖民政府下淪為二等公民，學運可謂陷入兩難。當時的學生曾經有千人撰寫立場書致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其後生出影響整個八十年代的「民主回歸」。「八九民運」更徹底改變了港人和學生對中國的立場，同時生出港人對民主的渴求，成為學運、港人的歷史印記。
九十年代，因為「八九」的沉重打擊，學生運動一度沉寂一時。自發組織、學生會及學聯皆無人問津，故生出「學運已死」之年代。二千年時，學生運動再次喚起社會關注，為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而抗爭、反對人大釋法，過程之中更屢次挑戰「公安惡法（條例）」，當時的學聯成員被捕及起訴，記下二千年代學生勇於為公義，實踐「公民抗命」的熱情、勇氣、爭取公義的意志。近年來，學生都投身於不同的社會運動之中，保衞皇后碼頭、反高鐵、五區公投……打破二千年代末期的沉默，重燃學生參與，最終生出近年此起彼落的學生運動，包括反對替補機制、反對教育商品化、支援碼頭工潮和8,000人反國教大罷課。
今轉守為攻 2013年的香港，學生又如何面對今日的政治和民生困局？曾經有位學運前輩向筆者說過，香港學運和學聯都是「守的地方」，在沉寂的社會氣氛當中，學運分子只好守住象徵位置（如學聯、學生會），不落入中共或親政府的手中已經是大幸。然而，經過近年學運中堅分子的努力和接二連三的社會運動（上述），學運開始有轉守為攻之勢，涉及的社會議題日廣，再次主動步入學生和社會之中。
今年初，大專學生積極支援碼頭工潮，其間在各地以文字、以行動宣揚罷工理念，為工人籌集物資，為他們延續社會關注，形成工、學運結合；5月，學聯成員到明愛專上學院向特首梁振英抗議，過程中挑戰《公安條例》被警方刻意扣留，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警權；6月，學聯廣邀各大院校學生組織商議學生參與政改運動的角色和工作，最終超過百個團體代表出席，令各大團體如學聯、社工學聯、各大系會找到合作契機，其後生出學界千人一起列隊「七一」及8、9月的「學界推動政改迎新計劃」，學聯主動走進同學之中演講，宣揚社會意識，最終得到六十多個學生團體的支持。我們正在創造一個學運新時代。
今日，「和平佔中」已在香港社會起步，並廣泛在民間不同團體、社區進行第二次「佔中商討日」，學界也在本月13日發起「大專學界商討日」，讓同學定下學界的普選立場和對佔中的期望方向。年中的第一次「佔中商討日」，大專生已經參與，成為當日600名參與者中的100人，星期日的「大專學界商討日」已經有至少600名同學參與，成為全港最大規模的商討，再現如八十年代學生集體討論香港前途之聲勢，開始我們這一代的學運，推動社會變革的責任已經在我們身上。
學生要改革社會，爭取民主和公義的未來，我們就必須要說出來、站出來實踐每一個爭取的機會和空間。假如我們學生不希望被梁振英代表、掌握你生活，就必須爭取民主，把政府換掉；假如我們學生不希望在民主運動中只聽領導（包括學聯、三子）所言，我們就要把握每一個影響運動發展的機會，說出對學界的期望，定下對佔中的原則，這樣的運動才是我們的運動，成為學生的運動，大專學界商討日就是這樣的機會。去年反國教，我們由社會氛圍帶動，今日我們帶動社會討論，為社會創造來年民主運動的時期，一切由討論開始。
筆者作為快將踏入社會、走出大學校園的「老鬼」，我仍然相信學生的力量可以為社會帶來改變，前人的「火紅」和我們快將寫上的學運史叫我們看得見希望，我們這一代的學運就由我們一起創造，10月13只是開始。
陳樹暉
學聯秘書長
■1973年學界發起「反貪污捉葛柏」行動。互聯網
■1989年5月港人上街聲援八九民運。互聯網
■2012年反國教行動。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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