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19-區志堅：淪陷記事：叛國還是愛國，淪陷時期的香港報業
區志堅：淪陷記事：叛國還是愛國，淪陷時期的香港報業
19:32 19/5/2017
香港文化資料庫
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7/05/blog-post.html
明報
2015年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的重要紀念日子，世界各地多舉辦形式不一的紀念活動，不過，在以往的研討會中，兩岸政權在民族主義史觀影響下，大多貶斥入仕東北的「偽」滿洲國、「汪偽」政權及其他日佔「淪陷區」的知識分子，視他們為「漢奸」、「通敵」、「事仇」。
鄭明仁運用中、英及日本檔案文獻，口述訪問，著成《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下稱《香港報業》）一書，希望藉此書「幫助還原當年的歷史，從中，我們發現香港淪陷時期的報人，像其他淪陷區的文化人一樣，不得不忍辱求存，發表附和日人的文章，但又能表現出『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因此，當年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此書以日佔時曾被國民政府視為「漢奸」的《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和戰時《華僑日報》的言論為例，深入探討居淪陷區香港報人之生活面貌及行事，也補足研究日佔時期香港史及香港新聞史不足之處。
無奈之舉
不少中國學者研究只談「淪陷區」日方殘殺中國民眾，知識分子怎樣在敵後從事抗日宣傳及「反奴化教育」。但以戰時的情來說，尤以日本未戰敗之前，活在日佔政權下的中國平民百姓，他們只是希望在戰亂中尋求安穩的生活，他們無奈地也要接受生活所在地的政府。鄭明仁引用戰時《華僑》社長岑維休及《香島日報》總編輯賈納夫的口述歷史，指出香港的新聞從業員如中國淪陷區的報業界一樣「每天都提心吊膽，不知哪一天闖出禍來」，「日本憲兵橫行無忌」多次興起「文字獄」，但可以注意的是抗戰之初《華僑》如其他報刊一樣宣傳抗日，其後香港著名的《星島日報》董事長胡文虎等人被日人拘捕，只有《華僑》留在香港可以繼續出版，岑氏也沒有被關，更不離香港，在作者訪問維休的兒子才生口述資料及文獻支持下，才知道：一、維休因「英國人要我們《華僑》堅持到最後一刻，把最新的戰爭消息告之香港市民，同時，我們繼續留守香港，可起穩定民心的作用」；二、維休在香港淪陷後曾向港英政府承諾「會把新聞做好」，報刊仍「在日據時期會緊守崗位，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三、書中更研究《華僑》雖然在日人壓力下繼續出版，卻堅持編輯、出版行政權操在《華僑》編輯，只受日軍檢查。
附日還是抗日
因此可以引證維休所說《華僑》堅持「在紙面上，在文字上，表達出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國的信息，給在淪陷期內的香港居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 」。
同時，作者指出《華僑》的言論是有變動及「弦外之音」，不可強責維休為「漢奸」。《華僑》雖在淪陷區出版，社長沒有離港，也沒有殉國，《華僑》更刊載如「中西兩區街道，昨日起已暢行無阻，居民亦多出外購買什物，故行人甚眾」、「九龍日軍當局煮粥濟貧民」、「恢復繁榮各行業」、「停戰後市區頗安謐」、「自日軍佔領香港之後政治即行改觀，磯谷總督在治理上厲行東洋精神，使仰息於百年奴化桎梏之百餘萬市民，得有昭蘇之機會」，這些被離港的抗日人士認為是「冷靜到人會懷疑他們的血也是冷的」，國民政府也認為這些言論是「曾任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任報館、通訊社、雜誌、書局、出版社社長、編輯、主筆或經理，為敵偽宣傳者」（編按：書中相關引述字眼均出於當年文件），故戰後國民政府把維休扣上「通敵」、「漢奸」及「岑逆維休」罪名；但作者在書中成功引用日佔時期《華僑》言論，指出《華僑》言論是有「迂迴抗日」、「弦外之音」、「避重就輕」的書寫特色。由此可見，維休未如隱居不仕新政權的「被動抗爭」（passive resistance）者，也不因個人利益仕日本政權，而是面對抗日人士指斥，選取以文字表述抗日的行為，比慷慨就義，戰死沙場，更有深層「曲線救國」的情懷。
其二，《香港報業》補足研究中日戰場的圖像，更可見日本、國民政府、英國施政對香港政局的影響。王宏志在《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指出中國內地學者多視香港為中國邊緣，又因香港為港英殖民地，自然未多加注意香港歷史。而今天所見代表國民黨史觀的國史館編撰《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中國內地學者編寫抗戰史的著作，既未多關注「淪陷區」歷史，更未注意殖民地之香港。本書作者成功地把《華僑》放回戰時華南地區，可知廣州已被日軍所佔，不少重要報館被查封，只有《華僑》仍可以出版，報刊言論自可流傳在華南地區，更重要的是，淪陷區內《華僑》，可以藉「曲筆」表述抗日文字，作者舉出《華僑》在日佔之初，雖曾刊日軍入城後為香港「恢復治安」的新聞，《華僑》在日人審查制度及日人憲兵監管下「唯有附日」，而「《華僑日報》所能做的只有運用編輯技巧去諷刺日本當局，達到反日效果」，這方面可見《華僑》「曲筆」表述與其他淪陷區發表抗日文字，甚為相似，但作者引用多次遍尋不獲，終在「偶然」發現自1941年12月26日至1942年1月13日的《華僑》微卷，並分析了以下要點：其一，《華僑》第一篇附敵社論是發表於1942年1月8日，香港淪陷後的第14天，同一天也刊出緬懷祖國的文章，其後報章繼續刊行，編輯又藉曲筆書寫抗日信息，至1944年《華僑》增設《文藝周刊》，邀請了作者葉靈鳳及陳君葆撰寫專文，結合這些文章與《華僑》表述的內容，可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身在鐵蹄，心在國家」及「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其二，作者在書中詳列《華僑》「曲筆」表述內容，如《華僑》頭版標題突出蔣介石領袖角色，文字表述「披露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大難臨頭」，而且《華僑》副題目表述「日本已臨存亡關頭，直接指出日本的情非常危急」，文字又以「先抑後揚」書寫策略，如1945年3月26日的標題是先寫小磯首相激勵一億臣民，再寫「目下局面可謂皇國存亡關頭，故同胞之總蹶起亦在今日」，重點在「皇國」已到「存亡關頭」，「同胞」應「總蹶起」，這種微言大義的書寫同於戰時居淪陷區北平的史學大師陳垣，藉編撰《通鑑胡注表微》，表述抗日民族大義的心意。
功過難評
另一方面，作者成功地研究戰時香港受日本、國民政府、港英及英國政府政策影響，得見香港異於其他日據淪陷區的地方。作者研究了在《華僑》中曾稱譽入仕日人在港扶植的「兩華會」之羅旭龢。羅氏雖協助日人向民眾解釋政策，但羅氏於戰後未因「漢奸」之名而定罪。因羅氏仕日行為，曾被戰後港英政府指為「叛國」，但作者運用未刊檔案資料，指出羅氏證明了3位港英政府要員於1942年與他及另一曾仕「兩華會」的周壽臣會面，港英官員「希望他們兩人及其同伴能盡可能地和日本人合作，以減輕香港市民所遭受的苦」，終使英人下了結論「叛國罪可免，但終身不得復職」，羅氏於戰後也「被迫」退出官場。
其三，《香港報業》進一步開拓研究淪陷區「漢奸」的課題。以前研究戰時淪陷區歷史，多強調「殖民統治」是不好的，「抵抗」是好的，這種「敵」、「我」二元對立論既限制了研究課題，無視殖民政府與被殖民地域的複雜及多樣性。作者雖不諱言岑氏「一旦失去大節，在民族大義的天秤上，功過豈能相抵。對於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岑維休及其後人一直不願提起」，但也提出要注意香港不同於中國內地之處。香港於1842年後已為英國殖民地，淪陷後，部分留港社會精英無論志願或被脅迫參加日人扶植「兩華會」，他們多是「自保心態」，「希望憑藉和日本合作，保住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財產」，故作者解釋部分「附敵」知識分子，與「當時的香港人已習慣異族統治，日軍入城後，他們只當香港換上另一塊統治牌子」，這異於戰時中國內地「附敵」知識分子的抉擇。
多元管制
作者更仔細把「附敵」行為，分為「積極附敵」和「消極附敵」，羅旭龢屬於前者，因他參與「兩華會」並為日人宣傳和平政策；岑維休為「消極附敵」者，因「一邊刊登親日言論，一邊發表諷刺日本的文章」，岑氏選居香港，他的附敵行為，不可以簡單地視為「協力者」，更未可以簡單地以「漢奸」視之。由此也折射出，在日佔時期，不能否認在強大民族主義觀念下，大部分香港人也是愛國的，但留港市民的「通敵」行為，既可見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也體現了一種結合港英、英國、日本、國民政府多元政府管治下地域，而鄭明仁研究戰時香港報業，成功地呈現日佔時香港的複雜面貌，又能體察個人做選擇時所處的心理狀態，可謂出色之作。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日佔時的另一種聲音）
區志堅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19:32 19/5/2017
香港文化資料庫
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7/05/blog-post.html
明報
2015年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的重要紀念日子，世界各地多舉辦形式不一的紀念活動，不過，在以往的研討會中，兩岸政權在民族主義史觀影響下，大多貶斥入仕東北的「偽」滿洲國、「汪偽」政權及其他日佔「淪陷區」的知識分子，視他們為「漢奸」、「通敵」、「事仇」。
鄭明仁運用中、英及日本檔案文獻，口述訪問，著成《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下稱《香港報業》）一書，希望藉此書「幫助還原當年的歷史，從中，我們發現香港淪陷時期的報人，像其他淪陷區的文化人一樣，不得不忍辱求存，發表附和日人的文章，但又能表現出『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因此，當年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此書以日佔時曾被國民政府視為「漢奸」的《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和戰時《華僑日報》的言論為例，深入探討居淪陷區香港報人之生活面貌及行事，也補足研究日佔時期香港史及香港新聞史不足之處。
無奈之舉
不少中國學者研究只談「淪陷區」日方殘殺中國民眾，知識分子怎樣在敵後從事抗日宣傳及「反奴化教育」。但以戰時的情來說，尤以日本未戰敗之前，活在日佔政權下的中國平民百姓，他們只是希望在戰亂中尋求安穩的生活，他們無奈地也要接受生活所在地的政府。鄭明仁引用戰時《華僑》社長岑維休及《香島日報》總編輯賈納夫的口述歷史，指出香港的新聞從業員如中國淪陷區的報業界一樣「每天都提心吊膽，不知哪一天闖出禍來」，「日本憲兵橫行無忌」多次興起「文字獄」，但可以注意的是抗戰之初《華僑》如其他報刊一樣宣傳抗日，其後香港著名的《星島日報》董事長胡文虎等人被日人拘捕，只有《華僑》留在香港可以繼續出版，岑氏也沒有被關，更不離香港，在作者訪問維休的兒子才生口述資料及文獻支持下，才知道：一、維休因「英國人要我們《華僑》堅持到最後一刻，把最新的戰爭消息告之香港市民，同時，我們繼續留守香港，可起穩定民心的作用」；二、維休在香港淪陷後曾向港英政府承諾「會把新聞做好」，報刊仍「在日據時期會緊守崗位，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三、書中更研究《華僑》雖然在日人壓力下繼續出版，卻堅持編輯、出版行政權操在《華僑》編輯，只受日軍檢查。
附日還是抗日
因此可以引證維休所說《華僑》堅持「在紙面上，在文字上，表達出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國的信息，給在淪陷期內的香港居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 」。
同時，作者指出《華僑》的言論是有變動及「弦外之音」，不可強責維休為「漢奸」。《華僑》雖在淪陷區出版，社長沒有離港，也沒有殉國，《華僑》更刊載如「中西兩區街道，昨日起已暢行無阻，居民亦多出外購買什物，故行人甚眾」、「九龍日軍當局煮粥濟貧民」、「恢復繁榮各行業」、「停戰後市區頗安謐」、「自日軍佔領香港之後政治即行改觀，磯谷總督在治理上厲行東洋精神，使仰息於百年奴化桎梏之百餘萬市民，得有昭蘇之機會」，這些被離港的抗日人士認為是「冷靜到人會懷疑他們的血也是冷的」，國民政府也認為這些言論是「曾任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任報館、通訊社、雜誌、書局、出版社社長、編輯、主筆或經理，為敵偽宣傳者」（編按：書中相關引述字眼均出於當年文件），故戰後國民政府把維休扣上「通敵」、「漢奸」及「岑逆維休」罪名；但作者在書中成功引用日佔時期《華僑》言論，指出《華僑》言論是有「迂迴抗日」、「弦外之音」、「避重就輕」的書寫特色。由此可見，維休未如隱居不仕新政權的「被動抗爭」（passive resistance）者，也不因個人利益仕日本政權，而是面對抗日人士指斥，選取以文字表述抗日的行為，比慷慨就義，戰死沙場，更有深層「曲線救國」的情懷。
其二，《香港報業》補足研究中日戰場的圖像，更可見日本、國民政府、英國施政對香港政局的影響。王宏志在《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指出中國內地學者多視香港為中國邊緣，又因香港為港英殖民地，自然未多加注意香港歷史。而今天所見代表國民黨史觀的國史館編撰《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中國內地學者編寫抗戰史的著作，既未多關注「淪陷區」歷史，更未注意殖民地之香港。本書作者成功地把《華僑》放回戰時華南地區，可知廣州已被日軍所佔，不少重要報館被查封，只有《華僑》仍可以出版，報刊言論自可流傳在華南地區，更重要的是，淪陷區內《華僑》，可以藉「曲筆」表述抗日文字，作者舉出《華僑》在日佔之初，雖曾刊日軍入城後為香港「恢復治安」的新聞，《華僑》在日人審查制度及日人憲兵監管下「唯有附日」，而「《華僑日報》所能做的只有運用編輯技巧去諷刺日本當局，達到反日效果」，這方面可見《華僑》「曲筆」表述與其他淪陷區發表抗日文字，甚為相似，但作者引用多次遍尋不獲，終在「偶然」發現自1941年12月26日至1942年1月13日的《華僑》微卷，並分析了以下要點：其一，《華僑》第一篇附敵社論是發表於1942年1月8日，香港淪陷後的第14天，同一天也刊出緬懷祖國的文章，其後報章繼續刊行，編輯又藉曲筆書寫抗日信息，至1944年《華僑》增設《文藝周刊》，邀請了作者葉靈鳳及陳君葆撰寫專文，結合這些文章與《華僑》表述的內容，可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身在鐵蹄，心在國家」及「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其二，作者在書中詳列《華僑》「曲筆」表述內容，如《華僑》頭版標題突出蔣介石領袖角色，文字表述「披露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大難臨頭」，而且《華僑》副題目表述「日本已臨存亡關頭，直接指出日本的情非常危急」，文字又以「先抑後揚」書寫策略，如1945年3月26日的標題是先寫小磯首相激勵一億臣民，再寫「目下局面可謂皇國存亡關頭，故同胞之總蹶起亦在今日」，重點在「皇國」已到「存亡關頭」，「同胞」應「總蹶起」，這種微言大義的書寫同於戰時居淪陷區北平的史學大師陳垣，藉編撰《通鑑胡注表微》，表述抗日民族大義的心意。
功過難評
另一方面，作者成功地研究戰時香港受日本、國民政府、港英及英國政府政策影響，得見香港異於其他日據淪陷區的地方。作者研究了在《華僑》中曾稱譽入仕日人在港扶植的「兩華會」之羅旭龢。羅氏雖協助日人向民眾解釋政策，但羅氏於戰後未因「漢奸」之名而定罪。因羅氏仕日行為，曾被戰後港英政府指為「叛國」，但作者運用未刊檔案資料，指出羅氏證明了3位港英政府要員於1942年與他及另一曾仕「兩華會」的周壽臣會面，港英官員「希望他們兩人及其同伴能盡可能地和日本人合作，以減輕香港市民所遭受的苦」，終使英人下了結論「叛國罪可免，但終身不得復職」，羅氏於戰後也「被迫」退出官場。
其三，《香港報業》進一步開拓研究淪陷區「漢奸」的課題。以前研究戰時淪陷區歷史，多強調「殖民統治」是不好的，「抵抗」是好的，這種「敵」、「我」二元對立論既限制了研究課題，無視殖民政府與被殖民地域的複雜及多樣性。作者雖不諱言岑氏「一旦失去大節，在民族大義的天秤上，功過豈能相抵。對於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岑維休及其後人一直不願提起」，但也提出要注意香港不同於中國內地之處。香港於1842年後已為英國殖民地，淪陷後，部分留港社會精英無論志願或被脅迫參加日人扶植「兩華會」，他們多是「自保心態」，「希望憑藉和日本合作，保住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財產」，故作者解釋部分「附敵」知識分子，與「當時的香港人已習慣異族統治，日軍入城後，他們只當香港換上另一塊統治牌子」，這異於戰時中國內地「附敵」知識分子的抉擇。
多元管制
作者更仔細把「附敵」行為，分為「積極附敵」和「消極附敵」，羅旭龢屬於前者，因他參與「兩華會」並為日人宣傳和平政策；岑維休為「消極附敵」者，因「一邊刊登親日言論，一邊發表諷刺日本的文章」，岑氏選居香港，他的附敵行為，不可以簡單地視為「協力者」，更未可以簡單地以「漢奸」視之。由此也折射出，在日佔時期，不能否認在強大民族主義觀念下，大部分香港人也是愛國的，但留港市民的「通敵」行為，既可見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也體現了一種結合港英、英國、日本、國民政府多元政府管治下地域，而鄭明仁研究戰時香港報業，成功地呈現日佔時香港的複雜面貌，又能體察個人做選擇時所處的心理狀態，可謂出色之作。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日佔時的另一種聲音）
區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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