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11-李敏剛：香港：未完成的自由主義？—讀周保松《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
李敏剛：香港：未完成的自由主義？—讀周保松《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
2017/5/11 — 10:04
香港專門討論政治思想的論著不多，以公眾作為目標讀者群更少，大眾接觸到的政治思想討論，大多只是偶然見諸報端的文章。周保松的新著《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以整本書的篇幅闡述自由主義理念，既少用專技性哲學術語、面向公眾，也不乏深刻的學理探討，屬難得作品。這本書的意義也不僅在於為自由主義理念辯護，書內從政治哲學角度思考中國未來的內容，背後隱藏的香港影子，也值得我們深思。
思考．香港．邊城
《政治的道德》裡的不少篇章，都曾在內地時事雜誌《南風窗》發表，對一系列政治哲學概念諸如平等、自由、民主、人權、市場，作概念分析和道德證成；用周保松自序的話來說，就是以當代自由主義或「左翼自由主義」的視角，「賦予這些價值特定內涵，再將它們系統地整合起來，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並將之應用於制度」（頁 xiv-xv），而書寫的語境也是內地的政治和社會狀況。有趣的是，香港的形象卻反覆出現在書中，這正是周保松論述左翼自由主義的核心位置，即圍繞市場與自由的討論。
在書中的第四部分〈左翼之於右翼〉，周保松提出一個令內地知識界引發連番爭議的論點：政府愈少干預市場，並不如那些「小政府大市場」論者所言，人們就愈多自由。因為所謂的自由市場並不能自足地存在，「市場的遊戲規則，由國家制訂，並由它以強制性法律保證其有效運作。私有財產制，以供求決定商品價格及工資水平，低稅率和少監管，都是制度的結果」（頁 139-140）。譬如說，某公園如果是私人財產，人們沒有擁有者的批准就不能內進；但如果是國家營運向公眾開放，則每個人都有自由使用公園，這個分別完全是相關法律和制度的結果（頁 140）。我們因此無法簡單判斷，把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劃為私人財產，然後由市場供求決定資源分配的制度，必然會賦予最多的人最多的自由。
有趣的是，這正是香港形象在書中首次出現的地方。香港連續十九年被美國右翼智庫傳統基金會評為最自由經濟體，但貧富懸殊嚴重，過百萬人活在貧窮線以下，因貧窮而沒有大部分的自由，是周保松帶出整個討論的引子（頁 137、150）；緊接著，香港也被用來論證適度的社會福利開支如十二年免費教育、收費低廉的公共醫療、公共房屋、綜援等，其實並不損害我們的自由，反而能令更多公民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活出更有意義的自由（頁 166-167）。周保松由此進一步指出，值得憲政和法律保護的一些最為重要的「基本自由」，如人身自由、良心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參與政治的自由，各自都需要論證其道德基礎。支撐這些自由受到制度保障的道德基礎正是在於：個人自主、過一個屬於自己的人生，是對個體幸福不可或缺的（頁 42-43、 55-56）。正因為這個對自由的理解，他才批評私有產權和不加限制的自由市場所引發的巨大不平等，使貧窮者無法成為有尊嚴的公民、無法有效參與公共生活，是大大限制了他們的自由。這是他所揭櫫的「左翼自由主義」最核心、也最受爭議的論點。
周保松以「自由」為由，批判放任市場，固然借重了不少當代英美政治哲學的理論資源，但香港的經驗也有趣地構成他引證這些理論資源的參照。這其實可圈可點，畢竟香港從來都不是典型的福利社會，西歐和北歐的福利制度才是討論社會保障不會有礙、還會增加公民自由的常用例子。那為什麼偏偏要提香港呢？
這可能涉及書寫策略上的考慮──香港可能是內地讀者心理上最接近的奉行不同體制的地方。但我想，更深一層的原因也許是：香港不僅是周保松隨便的一個「例子」；反之，那正是他思考政治道德的起點。在周保松的理論建構之中，香港這個和內地異質的「邊城」所面對的困局，以及在體制實踐中所透視出來的改革潛力，成為了思考者思考中國進步、變革方向的重要思想資源。在這個意義下，我們不難見到「香港」經驗之於「中國」的中心位置：制度差異正是培養新銳、進步政治想像的重要條件。無論這是否周保松的實際想法，這個獨特的「邊城」位置，我想，其實是香港一個不應被輕視的歷史角色。
自由：在市場與左翼之間
這當然不是說香港就已經是一個合格的自由主義社會──事實上，香港不單未有普選，公民自由的保障也不充分，社會保障度更遠未足夠。周保松的左翼自由主義，其實也同時構成了一個對香港經驗重要的批判視角。
香港主流價值意識怎樣理解自由？在冷戰格局之下，港英殖民者出於對中共的策略，需要維持一定的公民自由——但也遠未充份：嚴重限制集會自由的公安條例就是港英時代的惡法。我們遂以為可以無民主但有自由。而另一方面，自由的意義則為放任市場論述──以及據說因放任市場而來的經濟繁榮（當然現實是金融業和地產商不斷擴張、監管和調節不斷減少，一般香港人只是在投資泡沫中坐了一轉順風車）──所壟斷。於是我們對自由的理解，往往只是市場上自由交易、互不干涉大家「搵食」、在資本泡沫中分一杯羹的自由。但周保松的左翼自由主義，卻正面挑戰這樣的社會想像：從重視個人自主這一道德標準來看，香港主流價值意識對自由的理解，其實有所偏差。
事實上，自由的實踐不能脫離一個公正的政治社群。只有在一個公正的社會，我們才能實踐我們和其他人公平地合作、互相信賴這一道德能力（頁 34-37）；也只有在公正的社會合作之中，我們才能共同生產豐厚的社會和文化資源，並使人性不至於為不公的制度所扭曲，能夠和他人建立不同的關係，實踐各種倫理能力（如親情、友情等）（頁４- 5）；在這個意義下，自由、平等和民主不能割裂來理解，因為：
「…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對於活在其中的政治世界，如果完全沒有參與權，完全被排斥在外，我們將強烈感受到屈辱和疏離。…政治參與的重要，並不在於我的投入客觀地令世界變得更好，而在於我因此有一份「在家」的感覺。「在家」之意，是說這個世界我也有份，我可以和其他人在平等權利下，一起改變和塑造屬於我們的政治共同體。…在這過程中，我們不僅體會到平等參與的可貴，同時也在發展人之為人的種種能力，感受公共生活的美好。民主制度有分與爭的一面，但在分與爭的背後，公民之間同時有很強的道德和政治紐帶。這些紐帶的基礎，是對自由公民的平等尊重，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政治共同體。」(頁 90)
受限於過往的發展軌跡，香港的主流價值意識並不把香港視為一個需要公民共同參與建構的政治社群，因此忽略了建構一個公正的政治社群，即保障公民自由、適度限制市場、落實周全的社會保障和實踐政治民主，也是我們發展種種能力和人性、過上自主人生的重要條件。我認為，在最深的層次，正是因為重視「（公正）社群之於自由」的重要性，周保松的自由主義有著「左翼」性格，即區別出視「個人在放任市場中追逐自利為社會秩序基礎」的右翼；這正和香港的主流價值意識有最深刻的對比。
香港之為政治想像
這幾年來，所謂左翼與本土思潮的論爭方興未艾，民主運動也隨著政改和佔中逼近，進入白熱化階段。香港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有著和冷戰時期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格局：中共全面和資本主義世界接軌，港英殖民者退場，金融資本主義泡沫爆破，支撐著香港主流價值意識（對自由的右翼理解）的整個社會架構已經崩解。我們應該追求一個怎樣的新制度？這個新的社會－政治制度背後，應該是由甚麼價值共識去支撐？我認為，這才是香港的政治哲學的問題意識所在，也是我們閱讀《政治的道德》時應該有的框架。
在這個前路未卜、思潮湧動的大時代，周保松對民主、自由、社群的價值反思，是一把思考香港未來時所不應忽略的聲音。主張本土者要建立一個相對獨立自主的城邦，那麼，城邦的公民之間的道德紐帶是甚麼？我們走在一起建立城邦的共同目的是甚麼？是狹隘的仇外式身份政治嗎？而左翼批判資本主義，訴諸的理由又和周保松主張的那種自由主義的有何不同？左翼自由主義應該是對手還是同盟？在中共的天朝主義面前，香港在政治道德上的立足點，又應該是甚麼？是你死我亡的兩個命運共同體的對碰，還是政治制度的根本道德原則上的對立與爭辯？《政治的道德》的貢獻，與其說是提供了香港（和中國）未來往何處去的一個答案，倒不如說是帶出了一些我們這個時代所不能迴避的問題。
(原發表於 星期日明報， 2014 年 8 月3日。作者修訂於 2017 年 4 月 9 日)
李敏剛
匈牙利中歐大學政治科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政治理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
2017/5/11 — 10:04
香港專門討論政治思想的論著不多，以公眾作為目標讀者群更少，大眾接觸到的政治思想討論，大多只是偶然見諸報端的文章。周保松的新著《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以整本書的篇幅闡述自由主義理念，既少用專技性哲學術語、面向公眾，也不乏深刻的學理探討，屬難得作品。這本書的意義也不僅在於為自由主義理念辯護，書內從政治哲學角度思考中國未來的內容，背後隱藏的香港影子，也值得我們深思。
思考．香港．邊城
《政治的道德》裡的不少篇章，都曾在內地時事雜誌《南風窗》發表，對一系列政治哲學概念諸如平等、自由、民主、人權、市場，作概念分析和道德證成；用周保松自序的話來說，就是以當代自由主義或「左翼自由主義」的視角，「賦予這些價值特定內涵，再將它們系統地整合起來，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並將之應用於制度」（頁 xiv-xv），而書寫的語境也是內地的政治和社會狀況。有趣的是，香港的形象卻反覆出現在書中，這正是周保松論述左翼自由主義的核心位置，即圍繞市場與自由的討論。
在書中的第四部分〈左翼之於右翼〉，周保松提出一個令內地知識界引發連番爭議的論點：政府愈少干預市場，並不如那些「小政府大市場」論者所言，人們就愈多自由。因為所謂的自由市場並不能自足地存在，「市場的遊戲規則，由國家制訂，並由它以強制性法律保證其有效運作。私有財產制，以供求決定商品價格及工資水平，低稅率和少監管，都是制度的結果」（頁 139-140）。譬如說，某公園如果是私人財產，人們沒有擁有者的批准就不能內進；但如果是國家營運向公眾開放，則每個人都有自由使用公園，這個分別完全是相關法律和制度的結果（頁 140）。我們因此無法簡單判斷，把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劃為私人財產，然後由市場供求決定資源分配的制度，必然會賦予最多的人最多的自由。
有趣的是，這正是香港形象在書中首次出現的地方。香港連續十九年被美國右翼智庫傳統基金會評為最自由經濟體，但貧富懸殊嚴重，過百萬人活在貧窮線以下，因貧窮而沒有大部分的自由，是周保松帶出整個討論的引子（頁 137、150）；緊接著，香港也被用來論證適度的社會福利開支如十二年免費教育、收費低廉的公共醫療、公共房屋、綜援等，其實並不損害我們的自由，反而能令更多公民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活出更有意義的自由（頁 166-167）。周保松由此進一步指出，值得憲政和法律保護的一些最為重要的「基本自由」，如人身自由、良心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參與政治的自由，各自都需要論證其道德基礎。支撐這些自由受到制度保障的道德基礎正是在於：個人自主、過一個屬於自己的人生，是對個體幸福不可或缺的（頁 42-43、 55-56）。正因為這個對自由的理解，他才批評私有產權和不加限制的自由市場所引發的巨大不平等，使貧窮者無法成為有尊嚴的公民、無法有效參與公共生活，是大大限制了他們的自由。這是他所揭櫫的「左翼自由主義」最核心、也最受爭議的論點。
周保松以「自由」為由，批判放任市場，固然借重了不少當代英美政治哲學的理論資源，但香港的經驗也有趣地構成他引證這些理論資源的參照。這其實可圈可點，畢竟香港從來都不是典型的福利社會，西歐和北歐的福利制度才是討論社會保障不會有礙、還會增加公民自由的常用例子。那為什麼偏偏要提香港呢？
這可能涉及書寫策略上的考慮──香港可能是內地讀者心理上最接近的奉行不同體制的地方。但我想，更深一層的原因也許是：香港不僅是周保松隨便的一個「例子」；反之，那正是他思考政治道德的起點。在周保松的理論建構之中，香港這個和內地異質的「邊城」所面對的困局，以及在體制實踐中所透視出來的改革潛力，成為了思考者思考中國進步、變革方向的重要思想資源。在這個意義下，我們不難見到「香港」經驗之於「中國」的中心位置：制度差異正是培養新銳、進步政治想像的重要條件。無論這是否周保松的實際想法，這個獨特的「邊城」位置，我想，其實是香港一個不應被輕視的歷史角色。
自由：在市場與左翼之間
這當然不是說香港就已經是一個合格的自由主義社會──事實上，香港不單未有普選，公民自由的保障也不充分，社會保障度更遠未足夠。周保松的左翼自由主義，其實也同時構成了一個對香港經驗重要的批判視角。
香港主流價值意識怎樣理解自由？在冷戰格局之下，港英殖民者出於對中共的策略，需要維持一定的公民自由——但也遠未充份：嚴重限制集會自由的公安條例就是港英時代的惡法。我們遂以為可以無民主但有自由。而另一方面，自由的意義則為放任市場論述──以及據說因放任市場而來的經濟繁榮（當然現實是金融業和地產商不斷擴張、監管和調節不斷減少，一般香港人只是在投資泡沫中坐了一轉順風車）──所壟斷。於是我們對自由的理解，往往只是市場上自由交易、互不干涉大家「搵食」、在資本泡沫中分一杯羹的自由。但周保松的左翼自由主義，卻正面挑戰這樣的社會想像：從重視個人自主這一道德標準來看，香港主流價值意識對自由的理解，其實有所偏差。
事實上，自由的實踐不能脫離一個公正的政治社群。只有在一個公正的社會，我們才能實踐我們和其他人公平地合作、互相信賴這一道德能力（頁 34-37）；也只有在公正的社會合作之中，我們才能共同生產豐厚的社會和文化資源，並使人性不至於為不公的制度所扭曲，能夠和他人建立不同的關係，實踐各種倫理能力（如親情、友情等）（頁４- 5）；在這個意義下，自由、平等和民主不能割裂來理解，因為：
「…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對於活在其中的政治世界，如果完全沒有參與權，完全被排斥在外，我們將強烈感受到屈辱和疏離。…政治參與的重要，並不在於我的投入客觀地令世界變得更好，而在於我因此有一份「在家」的感覺。「在家」之意，是說這個世界我也有份，我可以和其他人在平等權利下，一起改變和塑造屬於我們的政治共同體。…在這過程中，我們不僅體會到平等參與的可貴，同時也在發展人之為人的種種能力，感受公共生活的美好。民主制度有分與爭的一面，但在分與爭的背後，公民之間同時有很強的道德和政治紐帶。這些紐帶的基礎，是對自由公民的平等尊重，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政治共同體。」(頁 90)
受限於過往的發展軌跡，香港的主流價值意識並不把香港視為一個需要公民共同參與建構的政治社群，因此忽略了建構一個公正的政治社群，即保障公民自由、適度限制市場、落實周全的社會保障和實踐政治民主，也是我們發展種種能力和人性、過上自主人生的重要條件。我認為，在最深的層次，正是因為重視「（公正）社群之於自由」的重要性，周保松的自由主義有著「左翼」性格，即區別出視「個人在放任市場中追逐自利為社會秩序基礎」的右翼；這正和香港的主流價值意識有最深刻的對比。
香港之為政治想像
這幾年來，所謂左翼與本土思潮的論爭方興未艾，民主運動也隨著政改和佔中逼近，進入白熱化階段。香港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有著和冷戰時期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格局：中共全面和資本主義世界接軌，港英殖民者退場，金融資本主義泡沫爆破，支撐著香港主流價值意識（對自由的右翼理解）的整個社會架構已經崩解。我們應該追求一個怎樣的新制度？這個新的社會－政治制度背後，應該是由甚麼價值共識去支撐？我認為，這才是香港的政治哲學的問題意識所在，也是我們閱讀《政治的道德》時應該有的框架。
在這個前路未卜、思潮湧動的大時代，周保松對民主、自由、社群的價值反思，是一把思考香港未來時所不應忽略的聲音。主張本土者要建立一個相對獨立自主的城邦，那麼，城邦的公民之間的道德紐帶是甚麼？我們走在一起建立城邦的共同目的是甚麼？是狹隘的仇外式身份政治嗎？而左翼批判資本主義，訴諸的理由又和周保松主張的那種自由主義的有何不同？左翼自由主義應該是對手還是同盟？在中共的天朝主義面前，香港在政治道德上的立足點，又應該是甚麼？是你死我亡的兩個命運共同體的對碰，還是政治制度的根本道德原則上的對立與爭辯？《政治的道德》的貢獻，與其說是提供了香港（和中國）未來往何處去的一個答案，倒不如說是帶出了一些我們這個時代所不能迴避的問題。
(原發表於 星期日明報， 2014 年 8 月3日。作者修訂於 2017 年 4 月 9 日)
李敏剛
匈牙利中歐大學政治科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政治理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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