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1-呂大樂：中年人看一國兩制：回應80年代焦慮的未來藍圖
呂大樂：中年人看一國兩制：回應80年代焦慮的未來藍圖
2017年4月21日
跟不同年齡的朋友談「一國兩制」，強烈地感受得到代與代之間的差異。對年輕的朋友來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憑着那內容簡單的《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而竟然可以在一個極不安定的環境裏，令當時的港人暫且放心，實在很難理解和想像—— 一名年輕人對我說：「你們那一代的腦袋肯定是有點問題！」至於對很多已屆中年的朋友而言，則他們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時下青年人會對國家充滿戒心、諸多抗拒。他們都是開放改革（或應說是已深化的開放改革）以後才出生的一代，理應見到國家進行改革的成績，而對它的未來十分樂觀才是，何以情况卻剛好相反呢？
不同世代 不一樣的理解和想像
理由很簡單：那確實是不同世代在經歷上，以及他們所要面對的問題性質有所分別的結果。簡單的說，不同世代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完全不同，各有很不一樣的問題意識、理解和想像。而在香港，說來諷刺，從來沒有一個單位、機構，會正面面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年齡群的各種各樣的提問，並從不同角度來解釋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成就、矛盾與問題。20年來沒有認真的在這方面做工作，效果自然是相當失敗——無論對持哪一種見解的人來說，都會覺得（基於完全不同的考慮）令人失望。
年輕的朋友覺得很奇怪，為什麼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那不就是表明香港再無其他選擇，一定要回歸中國嗎？）能紓緩當時的集體憂慮？當時香港作為懂得「生金蛋的鵝」，香港人不是應該乘中共要搞「四個現代化」、經濟特區的機會，而提出更多要求嗎？但現實反而是大量中產階級移民走人、以尋找「太平門」作為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在眾多年輕朋友之中，部分是不了解曾幾何時很多香港人會擔心中英談判失敗，有可能出現北京單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局面。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的確是確定了九七回歸的事實，但這也表示1997年7月1日之前，香港社會不會一下子發生制度上的突變。在這個意義上，它為當時的憂慮，提供了一個答案。至於九七之後，亦有基本法來保證香港以特別行政區的方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這並不一定是大多數人會認為是理想的安排，但它確實是在各方妥協下相當實際的安排。
政治妥協的結果
「一國兩制」是政治妥協的結果，這表示沒有任何一方取得絕對的優勢，能將它的意願完全加諸於其他人的身上。對北京來說，它要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令它的社會主義制度內存在一個跟它的意識形態完全相反的社會經濟系統，而且在運作上，使它要面對不少限制，不容易直接操控一切。當然，這一種妥協也能為北京帶來好處：如果接收回來的香港不是資本主義市場制度，不能繼續發揮其經濟價值與貢獻，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至於英國，在上世紀80年代，將殖民地交還給一個社會主義及威權統治的國家，能通過談判，而且還取得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保證，算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有所交代。而在香港社會裏，不同社會階層反應不一、各有打算（當然也包括了無奈地接受現實的群眾）。但「維持現狀」是當時的主調，能將改變減至最少，是可以考慮的選擇。
在80年代「維持現狀」似是最佳選擇
在上世紀80年代初，當香港面對中英雙方就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之時，基於對中共及社會主義的恐懼，香港社會上的主流意見（無論是否認同香港乃中國的一部分）是要保持現狀不變。「維持現狀」似乎是最佳選擇，原因不在於現狀真的是很理想，而是如果當時的狀態可以不變，那麼香港人和香港社會就不需要面對一個更為不確的未來。在這樣的大前提底下，結果是我們給香港社會，制定了一份不能一次過滿足各種期望的未來治港藍圖。我說是「我們」（意思是「香港人」作為一個集體），並非想為當時一些建制內的保守派及其思想掩飾。當然，1997年前曾有「資產階級出賣了香港」之說，當中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若然我們因此而以為當年很多想法，只因既得利益的取向保守和抗拒轉變，以至整個九七過渡的安排追求不變，則肯定是將問題簡單化了。我在前面之所以說「我們」，乃因為在1980年代的香港，社會各界（不要忘記，連親中人士也大量移民）均不想改變現狀。那種爭取保持現狀的強烈要求，成為了思考和進行改革的重大阻力。當時有的怕共產黨，有的怕改變長年殖民管治下的利益分配及其相關的制度，有的認為要防止所謂「社會福利派」抬頭，有的反對民主化，亦有不少人想過延續英殖管治。總之，各種恐懼、憂慮皆有。「將轉變限於最低程度」成為了當時最多人的共同意見。出現一份現在於不少年輕人眼中不夠進取的治港藍圖，恐怕是當時的主流意願。當時在絕大部分人的心目之中，所謂「九七回歸」最好就只是形式上更換國旗（區旗）、國徽（區徽），其他一切照舊，沿用過去的制度與安排。
在那個時候，大多數人（恐怕也包括了沒有什麼財產的「打工仔」）最關心的是保持「兩制」——重點是「不在香港實行」大陸的社會主義。要體現這樣的承諾，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由港人來治港，防止出現「京官治港」（基本法第44條），而且在運作上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第12條）。在日常生活層面上的核心問題，是保留原有法律（第8條）和「保護私有財產權」（第6條）。而在「保護私有財產權」這問題上，心思特別細密：當中似乎特別擔心中央會否在港徵稅（第106條）、將來由誰支配香港的外匯基金（第113條）、會否藉詞徵用個人的財產（第105條）、省市單位會否干預香港事務（第22條）等。法治和私人產權的保護是當時很多人心目中最基本的制度保障。
當年港人心裏的最大恐懼
而同樣重要的是，香港擁有市場經濟。那是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也是當時港人以為北京最不熟悉的東西。在這種想像中的中港互動，市場經濟既可以是香港進軍大陸的「武器」（因為對方既欠資金，又缺對世界市場的認識，而它處於市場改革的初階，肯定需要香港的幫忙），也可以是一幅「防火牆」，因體制上的差異，而令兩地保持分別和差異（而當北京意圖進入時，亦會因為香港人熟悉市場經濟，而可以事事處於上風）。
保障私人財產、維持法治、繼續現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活方式不變，而香港又可由港人管治，那差不多就是當時很多人心目中的「高度自治」。當然也有人要求民主化，但恐怕只是部分。當年香港人心底裏最大的恐懼，十分集中於「兩制」的分別：「一國兩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
中年人以另一種框架理解國家
同時，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儘管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想正面面對政治前途的問題，他們始終仍可想到一些東西，幫助自己減輕焦慮。在那個時候，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抗拒和恐懼，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過去（由家庭的經歷到個人直接的經驗）。雖然存在恐懼，但卻總有辦法可以令個人在心理上好過一點。一種方法是移民——這是一種購買「政治保險」的做法，將來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個人有辦法抽身而去，毋須因政治環境有變而個人需要承受風險。不過，在香港的人口之中，只是少數人具備條件移民到另一個國家，而對大部分港人而言，他們並沒有選擇這一種手段的可能。對很多未能移民的港人來說，他們面對香港政治前途不明確的回應，如果不是無奈的話，便是將希望寄託於當時似乎逐漸走上軌道的開放改革之上。
作為寄託，那自然很大程度上是主觀願望，而在1980年代過渡至1990年代中間難免會受到內地政治形勢變化所影響，而不是一直保持樂觀的。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所帶來的衝擊，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武力作為政治的最底線，完完全全地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對中國的威權統治，再難言任何信任。事件過後，很多港人加快辦理移民。不過，我們也要明白，共產黨領導和中共政權並沒有因為發生天安門事件而崩潰，反之年後在鄧小平「南巡」之後，開放改革加大力度，並且帶來了更快速的經濟增長與發展。於是，在逐漸接近1997年的日子裏，對於中共的憂慮雖未至於完全消除，但可以憑着經濟改革的速度、社會走向自由化的步伐，作為新的衡量、評估形勢的標準。
這也就是說，相對於時下年輕一代，中年的是以另一種標準、參考框架來理解國家。從「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中年人士看到最大的改變（年輕一代的反應是：「開口埋口都係大陸不斷進步！」）。他們不一定對九七後的香港很滿意（一定比例會對民主化步伐感到失望），但某些憂慮已經不再存在，這也是事實。
由一種不確定性轉為另一種不確定性
但現在從年輕一代的角度來看當前的情况，則是由於對現在的處境和對將來的想像，而令人躁動不安。今天，香港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理論上已不再存在舊時那種對於回歸的不確定性的憂慮。是好是壞，基本上都已成事實。不過，問題是「回歸」本身卻未有解決港人對不確定性的憂慮。或者我應該這樣說：「回歸」為香港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由一種不確定性轉為另一種不確定性。關於年輕一代的憂慮，我下回再談。
（不同世代看「一國兩制」．二之一）
呂大樂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2017年4月21日
跟不同年齡的朋友談「一國兩制」，強烈地感受得到代與代之間的差異。對年輕的朋友來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憑着那內容簡單的《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而竟然可以在一個極不安定的環境裏，令當時的港人暫且放心，實在很難理解和想像—— 一名年輕人對我說：「你們那一代的腦袋肯定是有點問題！」至於對很多已屆中年的朋友而言，則他們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時下青年人會對國家充滿戒心、諸多抗拒。他們都是開放改革（或應說是已深化的開放改革）以後才出生的一代，理應見到國家進行改革的成績，而對它的未來十分樂觀才是，何以情况卻剛好相反呢？
不同世代 不一樣的理解和想像
理由很簡單：那確實是不同世代在經歷上，以及他們所要面對的問題性質有所分別的結果。簡單的說，不同世代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完全不同，各有很不一樣的問題意識、理解和想像。而在香港，說來諷刺，從來沒有一個單位、機構，會正面面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年齡群的各種各樣的提問，並從不同角度來解釋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成就、矛盾與問題。20年來沒有認真的在這方面做工作，效果自然是相當失敗——無論對持哪一種見解的人來說，都會覺得（基於完全不同的考慮）令人失望。
年輕的朋友覺得很奇怪，為什麼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那不就是表明香港再無其他選擇，一定要回歸中國嗎？）能紓緩當時的集體憂慮？當時香港作為懂得「生金蛋的鵝」，香港人不是應該乘中共要搞「四個現代化」、經濟特區的機會，而提出更多要求嗎？但現實反而是大量中產階級移民走人、以尋找「太平門」作為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在眾多年輕朋友之中，部分是不了解曾幾何時很多香港人會擔心中英談判失敗，有可能出現北京單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局面。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的確是確定了九七回歸的事實，但這也表示1997年7月1日之前，香港社會不會一下子發生制度上的突變。在這個意義上，它為當時的憂慮，提供了一個答案。至於九七之後，亦有基本法來保證香港以特別行政區的方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這並不一定是大多數人會認為是理想的安排，但它確實是在各方妥協下相當實際的安排。
政治妥協的結果
「一國兩制」是政治妥協的結果，這表示沒有任何一方取得絕對的優勢，能將它的意願完全加諸於其他人的身上。對北京來說，它要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令它的社會主義制度內存在一個跟它的意識形態完全相反的社會經濟系統，而且在運作上，使它要面對不少限制，不容易直接操控一切。當然，這一種妥協也能為北京帶來好處：如果接收回來的香港不是資本主義市場制度，不能繼續發揮其經濟價值與貢獻，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至於英國，在上世紀80年代，將殖民地交還給一個社會主義及威權統治的國家，能通過談判，而且還取得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保證，算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有所交代。而在香港社會裏，不同社會階層反應不一、各有打算（當然也包括了無奈地接受現實的群眾）。但「維持現狀」是當時的主調，能將改變減至最少，是可以考慮的選擇。
在80年代「維持現狀」似是最佳選擇
在上世紀80年代初，當香港面對中英雙方就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之時，基於對中共及社會主義的恐懼，香港社會上的主流意見（無論是否認同香港乃中國的一部分）是要保持現狀不變。「維持現狀」似乎是最佳選擇，原因不在於現狀真的是很理想，而是如果當時的狀態可以不變，那麼香港人和香港社會就不需要面對一個更為不確的未來。在這樣的大前提底下，結果是我們給香港社會，制定了一份不能一次過滿足各種期望的未來治港藍圖。我說是「我們」（意思是「香港人」作為一個集體），並非想為當時一些建制內的保守派及其思想掩飾。當然，1997年前曾有「資產階級出賣了香港」之說，當中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若然我們因此而以為當年很多想法，只因既得利益的取向保守和抗拒轉變，以至整個九七過渡的安排追求不變，則肯定是將問題簡單化了。我在前面之所以說「我們」，乃因為在1980年代的香港，社會各界（不要忘記，連親中人士也大量移民）均不想改變現狀。那種爭取保持現狀的強烈要求，成為了思考和進行改革的重大阻力。當時有的怕共產黨，有的怕改變長年殖民管治下的利益分配及其相關的制度，有的認為要防止所謂「社會福利派」抬頭，有的反對民主化，亦有不少人想過延續英殖管治。總之，各種恐懼、憂慮皆有。「將轉變限於最低程度」成為了當時最多人的共同意見。出現一份現在於不少年輕人眼中不夠進取的治港藍圖，恐怕是當時的主流意願。當時在絕大部分人的心目之中，所謂「九七回歸」最好就只是形式上更換國旗（區旗）、國徽（區徽），其他一切照舊，沿用過去的制度與安排。
在那個時候，大多數人（恐怕也包括了沒有什麼財產的「打工仔」）最關心的是保持「兩制」——重點是「不在香港實行」大陸的社會主義。要體現這樣的承諾，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由港人來治港，防止出現「京官治港」（基本法第44條），而且在運作上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第12條）。在日常生活層面上的核心問題，是保留原有法律（第8條）和「保護私有財產權」（第6條）。而在「保護私有財產權」這問題上，心思特別細密：當中似乎特別擔心中央會否在港徵稅（第106條）、將來由誰支配香港的外匯基金（第113條）、會否藉詞徵用個人的財產（第105條）、省市單位會否干預香港事務（第22條）等。法治和私人產權的保護是當時很多人心目中最基本的制度保障。
當年港人心裏的最大恐懼
而同樣重要的是，香港擁有市場經濟。那是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也是當時港人以為北京最不熟悉的東西。在這種想像中的中港互動，市場經濟既可以是香港進軍大陸的「武器」（因為對方既欠資金，又缺對世界市場的認識，而它處於市場改革的初階，肯定需要香港的幫忙），也可以是一幅「防火牆」，因體制上的差異，而令兩地保持分別和差異（而當北京意圖進入時，亦會因為香港人熟悉市場經濟，而可以事事處於上風）。
保障私人財產、維持法治、繼續現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活方式不變，而香港又可由港人管治，那差不多就是當時很多人心目中的「高度自治」。當然也有人要求民主化，但恐怕只是部分。當年香港人心底裏最大的恐懼，十分集中於「兩制」的分別：「一國兩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
中年人以另一種框架理解國家
同時，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儘管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想正面面對政治前途的問題，他們始終仍可想到一些東西，幫助自己減輕焦慮。在那個時候，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抗拒和恐懼，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過去（由家庭的經歷到個人直接的經驗）。雖然存在恐懼，但卻總有辦法可以令個人在心理上好過一點。一種方法是移民——這是一種購買「政治保險」的做法，將來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個人有辦法抽身而去，毋須因政治環境有變而個人需要承受風險。不過，在香港的人口之中，只是少數人具備條件移民到另一個國家，而對大部分港人而言，他們並沒有選擇這一種手段的可能。對很多未能移民的港人來說，他們面對香港政治前途不明確的回應，如果不是無奈的話，便是將希望寄託於當時似乎逐漸走上軌道的開放改革之上。
作為寄託，那自然很大程度上是主觀願望，而在1980年代過渡至1990年代中間難免會受到內地政治形勢變化所影響，而不是一直保持樂觀的。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所帶來的衝擊，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武力作為政治的最底線，完完全全地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對中國的威權統治，再難言任何信任。事件過後，很多港人加快辦理移民。不過，我們也要明白，共產黨領導和中共政權並沒有因為發生天安門事件而崩潰，反之年後在鄧小平「南巡」之後，開放改革加大力度，並且帶來了更快速的經濟增長與發展。於是，在逐漸接近1997年的日子裏，對於中共的憂慮雖未至於完全消除，但可以憑着經濟改革的速度、社會走向自由化的步伐，作為新的衡量、評估形勢的標準。
這也就是說，相對於時下年輕一代，中年的是以另一種標準、參考框架來理解國家。從「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中年人士看到最大的改變（年輕一代的反應是：「開口埋口都係大陸不斷進步！」）。他們不一定對九七後的香港很滿意（一定比例會對民主化步伐感到失望），但某些憂慮已經不再存在，這也是事實。
由一種不確定性轉為另一種不確定性
但現在從年輕一代的角度來看當前的情况，則是由於對現在的處境和對將來的想像，而令人躁動不安。今天，香港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理論上已不再存在舊時那種對於回歸的不確定性的憂慮。是好是壞，基本上都已成事實。不過，問題是「回歸」本身卻未有解決港人對不確定性的憂慮。或者我應該這樣說：「回歸」為香港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由一種不確定性轉為另一種不確定性。關於年輕一代的憂慮，我下回再談。
（不同世代看「一國兩制」．二之一）
呂大樂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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