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26-杜耀明：疑題不解，誰相信梁振英是無辜？
杜耀明：疑題不解，誰相信梁振英是無辜？
2017/5/26 — 11:36
多謝特首梁振英近日連串的舉動，立法會應該如何調查他收受澳洲公司UGL四百萬英鎊事件，焦點已經逐步釐清。梁振英不能單憑一再反控他的批評者，便能證明自己的清白。
有關爭議雖然持續了兩年多，其實不論梁振英還是他的批評者，都會同意以下三項原則，不得逾越：
一、特首全心為香港巿民服務，不該受聘於其他商業機構，即使是兼職或者收錢而沒有實際工作，也不能接受。
二、特首必須避免利益衝突，也要讓巿民知道他盡力遵守，而申報任內從公職以外得到的酬勞，實屬必要。
三、特首應該廉潔奉公，遵守法律。他無權凌駕法律，不能因為貴為國家領導人，《防止賄賂條例》和《稅務條例》就不能用於特首身上。
因此，為免受嫌疑，梁振英當然不希望立法會調查朝這三個方向走。也因此，他不避嫌疑，私通周浩鼎，以周的名義，意圖影響立法會的調查範圍，把焦點放到澳洲傳媒爆料那份文件上面，並且一而再宣稱，他跟UGL的協議只是一份「離職協議」，意思是沒有後續的服務，也就沒有任何利益衝突可言。
可以預見，假若調查按照他的建議進行，結論當然是收取該筆報酬並無抵觸上述三項原則，唯一仍需澄清的是，他如在特首任期內分期收到酬金後，有否依例申報。不過，隨着周浩鼎串通梁振英事件曝光，這個如意算盤亦難以得逞。梁振英始終要澄清兩個關係問題：
首先，是梁振英與UGL之間的關係。梁振英應承了UGL在2012至2013兩年間內，按UGL的合理要求而不涉及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提供協助，以推廣UGL及它收購的戴德梁行。到最後， UGL有否提出具體服務要求並不重要，重點是這看來是一份服務協議，即通過服務換取報酬，多於一份離職協議，只是限制他不要挖角不要競爭。果如是，這與特首兼職有何分別？大家可以接受一個兼職的特首嗎？梁振英可有依法申報這份服務合約？沒有的話，是否屬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如屬於服務合約，所得收入應否納稅呢？
其次，是梁振英與戴德梁行之間的關係。正如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指出，梁振英擁有股份和服務的機構是戴德梁行，若說是離職協議也該是他與該行之間的協議，怎會變成UGL與他的協議？相反，若協議是梁振英以指定服務換取UGL報酬，而該等服務包括如立法會文件所言，支持UGL收購戴德梁行的行動，並不得發表任何批評是次收購行動的聲明，那麼是否代表他為了得到UGL承諾給予的利益，他作為戴德梁行董事在考慮UGL收購該行時，未有盡董事的道義責任，按股東的最佳利益作出決定？
同樣重要的是，若梁振英有份決定是否接納UGL收購戴德梁行的建議，他事前有否向董事局申報從這項400萬英鎊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取得UGL承諾給予酬金的協議前，是否已取得戴德梁行董事局的許可？沒有的話，是否抵觸了《防止賄賂條例》？
其實只要梁振英拿出誠意，提供證據，以事論事，妥善解答上述兩種關係之中，有否抵觸以上三個原則，平息這場風波有何困難。最怕是舍正路而不由，一些建制中人只懂放大嗓門，胡說八道，什麼解散調查委員會，什麼用權力及特權法案調查梁繼昌，什麼司法覆核立法會調查委員會違憲等等，誤以為用龐大噪音和議席票數，便能掩蓋常識和理性。結果當然是梁振英求仁得仁，因為只要你繼續遮遮掩掩，不讓公眾理解，大家又憑什麼認為你是無辜的呢？
杜耀明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助理教授
2017/5/26 — 11:36
多謝特首梁振英近日連串的舉動，立法會應該如何調查他收受澳洲公司UGL四百萬英鎊事件，焦點已經逐步釐清。梁振英不能單憑一再反控他的批評者，便能證明自己的清白。
有關爭議雖然持續了兩年多，其實不論梁振英還是他的批評者，都會同意以下三項原則，不得逾越：
一、特首全心為香港巿民服務，不該受聘於其他商業機構，即使是兼職或者收錢而沒有實際工作，也不能接受。
二、特首必須避免利益衝突，也要讓巿民知道他盡力遵守，而申報任內從公職以外得到的酬勞，實屬必要。
三、特首應該廉潔奉公，遵守法律。他無權凌駕法律，不能因為貴為國家領導人，《防止賄賂條例》和《稅務條例》就不能用於特首身上。
因此，為免受嫌疑，梁振英當然不希望立法會調查朝這三個方向走。也因此，他不避嫌疑，私通周浩鼎，以周的名義，意圖影響立法會的調查範圍，把焦點放到澳洲傳媒爆料那份文件上面，並且一而再宣稱，他跟UGL的協議只是一份「離職協議」，意思是沒有後續的服務，也就沒有任何利益衝突可言。
可以預見，假若調查按照他的建議進行，結論當然是收取該筆報酬並無抵觸上述三項原則，唯一仍需澄清的是，他如在特首任期內分期收到酬金後，有否依例申報。不過，隨着周浩鼎串通梁振英事件曝光，這個如意算盤亦難以得逞。梁振英始終要澄清兩個關係問題：
首先，是梁振英與UGL之間的關係。梁振英應承了UGL在2012至2013兩年間內，按UGL的合理要求而不涉及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提供協助，以推廣UGL及它收購的戴德梁行。到最後， UGL有否提出具體服務要求並不重要，重點是這看來是一份服務協議，即通過服務換取報酬，多於一份離職協議，只是限制他不要挖角不要競爭。果如是，這與特首兼職有何分別？大家可以接受一個兼職的特首嗎？梁振英可有依法申報這份服務合約？沒有的話，是否屬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如屬於服務合約，所得收入應否納稅呢？
其次，是梁振英與戴德梁行之間的關係。正如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指出，梁振英擁有股份和服務的機構是戴德梁行，若說是離職協議也該是他與該行之間的協議，怎會變成UGL與他的協議？相反，若協議是梁振英以指定服務換取UGL報酬，而該等服務包括如立法會文件所言，支持UGL收購戴德梁行的行動，並不得發表任何批評是次收購行動的聲明，那麼是否代表他為了得到UGL承諾給予的利益，他作為戴德梁行董事在考慮UGL收購該行時，未有盡董事的道義責任，按股東的最佳利益作出決定？
同樣重要的是，若梁振英有份決定是否接納UGL收購戴德梁行的建議，他事前有否向董事局申報從這項400萬英鎊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取得UGL承諾給予酬金的協議前，是否已取得戴德梁行董事局的許可？沒有的話，是否抵觸了《防止賄賂條例》？
其實只要梁振英拿出誠意，提供證據，以事論事，妥善解答上述兩種關係之中，有否抵觸以上三個原則，平息這場風波有何困難。最怕是舍正路而不由，一些建制中人只懂放大嗓門，胡說八道，什麼解散調查委員會，什麼用權力及特權法案調查梁繼昌，什麼司法覆核立法會調查委員會違憲等等，誤以為用龐大噪音和議席票數，便能掩蓋常識和理性。結果當然是梁振英求仁得仁，因為只要你繼續遮遮掩掩，不讓公眾理解，大家又憑什麼認為你是無辜的呢？
杜耀明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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