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07-明報：黃愛玲的最後演講——記費穆費明儀
明報：黃愛玲的最後演講——記費穆費明儀
2018年1月7日
黃愛玲1月2日主講「從父親到女兒──文化修養的傳承」；當天出席「《歌者與歌》──費明儀老師逝世一周年紀念講座」的嘉賓與明儀合唱團成員合照，左起：許德之（費明儀小兒子）、李安、周光蓁、陳達文、黃愛玲。（主辦單位提供）
【明報專訊】2018年1月2日，明儀合唱團在中央圖書館舉辦了「《歌者與歌》──費明儀老師逝世一周年紀念講座」。黃愛玲抱恙出席，主講「從父親到女兒──文化修養的傳承」。未料僅一天之隔，她竟猝然而逝，令人震驚、哀痛不已！現刊出其最後公開講話，以作悼念。
各位好，其實我只是一個聽音樂的人，也很喜歡，但跟在座的多位專家完全是兩回事。我認識費明儀老師，主要是因為她父親費穆導演，相識已經很久，有二十多年。我記得初初認識她的時候，已忘記是什麼場合，應該是個偶然的機會，當時我在電影節裏工作。因為八九十年代過來的香港電影文化界人，其實都非常着迷於費穆先生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小城之春》。在那偶然的場合裏，我認識了費明儀女士。原來她是費穆導演的女兒，本身也是一個音樂工作者、藝術家，我們非常投緣。之後的時間，大家都會不時見面，我當時一直想做一本關於費穆導演的書，可是一來工作忙，二來疏懶，三來真的有點「老鼠拉龜」，不知道從何着手。
著書前後
有一次費明儀老師帶了一疊影印稿件給我看，原來她一早已找了很多她父親的合作朋友和同輩，寫了很多紀念文章，她一直想出一本關於她父親的書。但是可能因為工作繁忙，也可能覺得文章需要再處理。她拿給我看，我非常開心，因為看到那些文章——當然像很多這種紀念文章，可能多數文字都不夠實質，但裏面也包含了很多非常珍貴的，很實實在在的資料性文字。我跟費老師說，這實在太好了，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裏面有什麼文章呢？譬如當年和費穆先生一齊做《孔夫子》音樂的秦鵬章先生，寫了一篇非常紮實，關於他們在影片裏的合作，怎麼處理電影音樂的文字資料紀錄。這些資料在別處都找不到。或者是和他合作過的演員，特別是舞台劇裏合作過的人們，我們研究電影的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到他們。裏面很多細節都非常非常珍貴。
當時我問費老師，是不是可以自由地處理這一批文章。她的胸襟非常寬廣，她說這批稿子交給你，就由你自己去處理。有了費老師這句話，我們就可以大膽地去做：各方面的編輯、刪剪、補充新材料等。我1998年離開電影節之後，出了《詩人導演—費穆》這本書。這本書可以出版，完全是靠費老師的。所以我在這裏要再向費老師說聲謝謝。
我記得這本書（1975年版費明儀著的《歌者與歌》）不是她送給的我那本，當年她送了一本給我，我非常開心，但因為我最近搬家，那些書就全入了箱子，自己那本不知道在哪兒了。我這本是在中文大學圖書館借的，再看我覺得很有趣，因為頭幾篇文章她都是在講她和她父親之間的關係。當然平時和她聊天，她也常說起她父親怎麼鼓勵她從事音樂的藝術工作。和她聊天，讓我們有一種感覺：費穆先生作為一位電影藝術家，他傳承給女兒是藝術家的情操和執着。這是費老師講過很多次。
這次我再看，覺得不止是這麼簡單。特別是看到一篇文章〈學戲記〉。為何她會學唱歌呢？因為老師讚她唱歌唱得好，她爸爸就說「你也可以去學唱歌。」然後她就真的去了學唱歌。但有一次她學唱歌的時候，她爸爸就說：「好糟糕。怎麼可以見人呢？不唱也罷。」他這句話不是要去打擊她，而是用另外一個方法。她說她爸爸費穆其實對京崑藝術非常精通，小時候他經常帶費明儀老師去看戲。家裏的叔叔和祖母都很喜歡戲曲。他就問：「為什麼你不去學京崑呢？」我想跟很多年輕人一樣，看到戲曲就會嘀嘀咕咕，覺得很長，覺得跟現代人的節奏很不一致。但結果費老師還是去了學，學了一段時間。因為她爸爸跟她說：「雖然京崑藝術和西方藝術歌曲的唱法很不同，但是吐字一樣需要講究，字正腔圓。很多方面是可以參考的。」於是費老師真的去學了一段時間，就覺得對她吐字等各方面有幫助，但發音等整個系統和背後理念還是不同，所以學了一陣子就沒有學了。可是我相信這一切已經潛移默化在費老師的藝術因子裏面。
最有趣我覺得近年，費老師離開我們之前的兩三年，她有去跟我們一位共同的好朋友古兆申先生，即是古蒼梧先生學唱崑。他們一起研究怎樣發聲吐字。我覺得很有趣。費老師經過一生從事那麼久歌唱的音樂工作，而在這個階段她回到她爸爸當年鼓勵她去學習和借鑑的藝術。近年費老師也有說，雖然兩者的唱法是非常不同，但其實有些方面還是相通的。在這篇早期寫的文章她也有提到兩種歌唱藝術，它們的同與不同之間的關係。
傳承情操
關於費老師的音樂藝術，在座有很多專家，而且我也不懂怎麼說。反而我想說說，費穆作為一個爸爸，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他傳承了給他女兒對藝術的愛好與執著。費穆不單只是個電影人，從他的電影裏面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音樂的處理，他對音樂是非常有見地。例如我們可以從他早期的作品講起，他第一部配樂的默片叫《天倫》（1935）。這是一部早年少有用國樂來做配樂的電影。我們可以看到費穆先生對中國音樂的看法。《天倫》的主題是講人倫之間的關係。他使用國樂是有他的道理。
一年之後，他拍一部所謂「國防電影」，已經是抗戰的時候，叫《狼山喋血記》（1936）。這是一部寓言般的故事，以狼來比喻日本人。整部電影是一個簡單的寓言。這已經是一部有聲電影，但是對白非常少。有趣的是，他用的音樂並非我們一般看國產片經常聽到的，或是文藝片的，或緊張鏡頭聽到的那些古典音樂。他用了當時1936年來說，都是非常前衛的Stravinsky（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那電影本身，無論從構圖、剪接都是非常前衛的作品。而他又用了那麼前衛的音樂——無論從聲調、節奏、不調合（dissonance）——來配他這套同樣地視覺上非常前衛的電影作品。他用的一些片段都是monotone，一個樂器很簡單的。所以費穆先生不止是通國樂，他對西方音樂也是很熟悉，而且不止是一般大家熟悉的音樂。
從1937到1948年，他拍了幾部戲曲電影。從周信芳的《斬經堂》（1937），顧正秋很年輕時的《古中國之歌》（1941），到梅蘭芳、姜妙香的《生死恨》（1948）。相隔大概十年拍了三部的戲曲電影。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費穆先生對戲曲，特別是京劇非常熟悉，非常熱愛，非常懂得。他不單用鏡頭記錄戲曲藝術，而且嘗試尋找一個方法：無論在節奏、調子上面用電影和戲曲兩者配合。這對之後的中國戲曲電影起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1949年之後中國拍了很多戲曲電影，五六十年代中國也拍了很多，輾轉地也影響香港，我們五六十年代也拍了很多粵劇片。
這時候有兩套電影非常重要，一部是《孔夫子》。這是一部1940年代，孤島時代的作品。這部電影早幾年我們在香港找回來。最感動人是，孔夫子講究「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音樂，在中國文化裏面，無論政治文化裏面，是最高境界的一種表現。中國的古雅文化裏面，古琴是一個很重要的樂器。《孔夫子》裏面有費穆先生、秦鵬章先生及黃貽鈞先生一起去做這個電影音樂。用了非常古樸的古琴。
當年做這套電影時做了本特刊，請了兩位古琴的專家，謝俊仁老師和劉楚華老師。他們本身都有彈奏古琴。他們寫文章也提到一樣很重要的，我們在這部電影聽到的古琴，不是現在我們多數聽到的那種鋼絃古琴，而是絲絃古琴。絲絃古琴和現在的金屬絃彈奏出來感覺是完全不同。而我們在《孔夫子》裏，當時錄音很粗糙，但卻有古樸的味道，也為我們留下了非常珍貴的紀錄。在《孔夫子》裏，他不單用中國樂器古琴，也用到鈸，也用到大提琴。有一場「厄於陳蔡」的戲，都是用到大提琴加古琴。兩種樂器加起來完全不會覺得不自然，反而覺得相得益彰，有種非常蒼涼，而又可以將悲涼的氣氛提昇了。
詳細情况我就不多講，如果大家有興趣當然可以找資料和電影來看。我們看到費穆先生無論從音樂到電影，他都是一位心胸很廣闊的人。他既熱中於中國、我們民族的藝術，也很開放接受西方的藝術。這可能跟他自己的教育背景有關。我經常很羨慕那一代人，三四十年代那一代人，他們都很厲害。譬如費穆先生自己的國學修養非常好，但他中學時候就讀一間法文學校。他既能接納中國的深厚文化底蘊，也能夠以開放的胸襟接納西方事物。因為他有足夠的底蘊，所以在接受西方事物時，能夠將好的部分融入自己的藝術裏面，不論是電影或是其他方面。
後來的《小城之春》，幾首很簡單的歌，從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到《我送你一支玫瑰花》，幾首都是很簡單的歌。我相信費明儀老師她自己也有唱過這些歌。我們看到一些很簡單的歌，但是用在費導演的作品入面，就好像呼吸一樣。你不會覺得是刻意，很自然就出來了。
我講費穆導演的這一切，其實在費明儀老師的身上，她整個的藝術生涯裏，我們都可以看見那種開放性，那種包容性。她去法國學習西方聲樂，但她對於中國民族的音樂都非常了解，也很熱心去推廣。我們每年聽明儀合唱團的歌，各方面的歌都有採納，都有演唱。這種開放的精神，我覺得真是一代傳到下一代。在此我就不多說，留給其他朋友再說。我很高興今晚能夠來到這裏。謝謝。
文//黃穎祺整理（錄音鳴謝明儀合唱團）
編輯// 何敏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年1月7日
黃愛玲1月2日主講「從父親到女兒──文化修養的傳承」；當天出席「《歌者與歌》──費明儀老師逝世一周年紀念講座」的嘉賓與明儀合唱團成員合照，左起：許德之（費明儀小兒子）、李安、周光蓁、陳達文、黃愛玲。（主辦單位提供）
【明報專訊】2018年1月2日，明儀合唱團在中央圖書館舉辦了「《歌者與歌》──費明儀老師逝世一周年紀念講座」。黃愛玲抱恙出席，主講「從父親到女兒──文化修養的傳承」。未料僅一天之隔，她竟猝然而逝，令人震驚、哀痛不已！現刊出其最後公開講話，以作悼念。
各位好，其實我只是一個聽音樂的人，也很喜歡，但跟在座的多位專家完全是兩回事。我認識費明儀老師，主要是因為她父親費穆導演，相識已經很久，有二十多年。我記得初初認識她的時候，已忘記是什麼場合，應該是個偶然的機會，當時我在電影節裏工作。因為八九十年代過來的香港電影文化界人，其實都非常着迷於費穆先生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小城之春》。在那偶然的場合裏，我認識了費明儀女士。原來她是費穆導演的女兒，本身也是一個音樂工作者、藝術家，我們非常投緣。之後的時間，大家都會不時見面，我當時一直想做一本關於費穆導演的書，可是一來工作忙，二來疏懶，三來真的有點「老鼠拉龜」，不知道從何着手。
著書前後
有一次費明儀老師帶了一疊影印稿件給我看，原來她一早已找了很多她父親的合作朋友和同輩，寫了很多紀念文章，她一直想出一本關於她父親的書。但是可能因為工作繁忙，也可能覺得文章需要再處理。她拿給我看，我非常開心，因為看到那些文章——當然像很多這種紀念文章，可能多數文字都不夠實質，但裏面也包含了很多非常珍貴的，很實實在在的資料性文字。我跟費老師說，這實在太好了，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裏面有什麼文章呢？譬如當年和費穆先生一齊做《孔夫子》音樂的秦鵬章先生，寫了一篇非常紮實，關於他們在影片裏的合作，怎麼處理電影音樂的文字資料紀錄。這些資料在別處都找不到。或者是和他合作過的演員，特別是舞台劇裏合作過的人們，我們研究電影的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到他們。裏面很多細節都非常非常珍貴。
當時我問費老師，是不是可以自由地處理這一批文章。她的胸襟非常寬廣，她說這批稿子交給你，就由你自己去處理。有了費老師這句話，我們就可以大膽地去做：各方面的編輯、刪剪、補充新材料等。我1998年離開電影節之後，出了《詩人導演—費穆》這本書。這本書可以出版，完全是靠費老師的。所以我在這裏要再向費老師說聲謝謝。
我記得這本書（1975年版費明儀著的《歌者與歌》）不是她送給的我那本，當年她送了一本給我，我非常開心，但因為我最近搬家，那些書就全入了箱子，自己那本不知道在哪兒了。我這本是在中文大學圖書館借的，再看我覺得很有趣，因為頭幾篇文章她都是在講她和她父親之間的關係。當然平時和她聊天，她也常說起她父親怎麼鼓勵她從事音樂的藝術工作。和她聊天，讓我們有一種感覺：費穆先生作為一位電影藝術家，他傳承給女兒是藝術家的情操和執着。這是費老師講過很多次。
這次我再看，覺得不止是這麼簡單。特別是看到一篇文章〈學戲記〉。為何她會學唱歌呢？因為老師讚她唱歌唱得好，她爸爸就說「你也可以去學唱歌。」然後她就真的去了學唱歌。但有一次她學唱歌的時候，她爸爸就說：「好糟糕。怎麼可以見人呢？不唱也罷。」他這句話不是要去打擊她，而是用另外一個方法。她說她爸爸費穆其實對京崑藝術非常精通，小時候他經常帶費明儀老師去看戲。家裏的叔叔和祖母都很喜歡戲曲。他就問：「為什麼你不去學京崑呢？」我想跟很多年輕人一樣，看到戲曲就會嘀嘀咕咕，覺得很長，覺得跟現代人的節奏很不一致。但結果費老師還是去了學，學了一段時間。因為她爸爸跟她說：「雖然京崑藝術和西方藝術歌曲的唱法很不同，但是吐字一樣需要講究，字正腔圓。很多方面是可以參考的。」於是費老師真的去學了一段時間，就覺得對她吐字等各方面有幫助，但發音等整個系統和背後理念還是不同，所以學了一陣子就沒有學了。可是我相信這一切已經潛移默化在費老師的藝術因子裏面。
最有趣我覺得近年，費老師離開我們之前的兩三年，她有去跟我們一位共同的好朋友古兆申先生，即是古蒼梧先生學唱崑。他們一起研究怎樣發聲吐字。我覺得很有趣。費老師經過一生從事那麼久歌唱的音樂工作，而在這個階段她回到她爸爸當年鼓勵她去學習和借鑑的藝術。近年費老師也有說，雖然兩者的唱法是非常不同，但其實有些方面還是相通的。在這篇早期寫的文章她也有提到兩種歌唱藝術，它們的同與不同之間的關係。
傳承情操
關於費老師的音樂藝術，在座有很多專家，而且我也不懂怎麼說。反而我想說說，費穆作為一個爸爸，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他傳承了給他女兒對藝術的愛好與執著。費穆不單只是個電影人，從他的電影裏面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音樂的處理，他對音樂是非常有見地。例如我們可以從他早期的作品講起，他第一部配樂的默片叫《天倫》（1935）。這是一部早年少有用國樂來做配樂的電影。我們可以看到費穆先生對中國音樂的看法。《天倫》的主題是講人倫之間的關係。他使用國樂是有他的道理。
一年之後，他拍一部所謂「國防電影」，已經是抗戰的時候，叫《狼山喋血記》（1936）。這是一部寓言般的故事，以狼來比喻日本人。整部電影是一個簡單的寓言。這已經是一部有聲電影，但是對白非常少。有趣的是，他用的音樂並非我們一般看國產片經常聽到的，或是文藝片的，或緊張鏡頭聽到的那些古典音樂。他用了當時1936年來說，都是非常前衛的Stravinsky（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那電影本身，無論從構圖、剪接都是非常前衛的作品。而他又用了那麼前衛的音樂——無論從聲調、節奏、不調合（dissonance）——來配他這套同樣地視覺上非常前衛的電影作品。他用的一些片段都是monotone，一個樂器很簡單的。所以費穆先生不止是通國樂，他對西方音樂也是很熟悉，而且不止是一般大家熟悉的音樂。
從1937到1948年，他拍了幾部戲曲電影。從周信芳的《斬經堂》（1937），顧正秋很年輕時的《古中國之歌》（1941），到梅蘭芳、姜妙香的《生死恨》（1948）。相隔大概十年拍了三部的戲曲電影。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費穆先生對戲曲，特別是京劇非常熟悉，非常熱愛，非常懂得。他不單用鏡頭記錄戲曲藝術，而且嘗試尋找一個方法：無論在節奏、調子上面用電影和戲曲兩者配合。這對之後的中國戲曲電影起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1949年之後中國拍了很多戲曲電影，五六十年代中國也拍了很多，輾轉地也影響香港，我們五六十年代也拍了很多粵劇片。
這時候有兩套電影非常重要，一部是《孔夫子》。這是一部1940年代，孤島時代的作品。這部電影早幾年我們在香港找回來。最感動人是，孔夫子講究「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音樂，在中國文化裏面，無論政治文化裏面，是最高境界的一種表現。中國的古雅文化裏面，古琴是一個很重要的樂器。《孔夫子》裏面有費穆先生、秦鵬章先生及黃貽鈞先生一起去做這個電影音樂。用了非常古樸的古琴。
當年做這套電影時做了本特刊，請了兩位古琴的專家，謝俊仁老師和劉楚華老師。他們本身都有彈奏古琴。他們寫文章也提到一樣很重要的，我們在這部電影聽到的古琴，不是現在我們多數聽到的那種鋼絃古琴，而是絲絃古琴。絲絃古琴和現在的金屬絃彈奏出來感覺是完全不同。而我們在《孔夫子》裏，當時錄音很粗糙，但卻有古樸的味道，也為我們留下了非常珍貴的紀錄。在《孔夫子》裏，他不單用中國樂器古琴，也用到鈸，也用到大提琴。有一場「厄於陳蔡」的戲，都是用到大提琴加古琴。兩種樂器加起來完全不會覺得不自然，反而覺得相得益彰，有種非常蒼涼，而又可以將悲涼的氣氛提昇了。
詳細情况我就不多講，如果大家有興趣當然可以找資料和電影來看。我們看到費穆先生無論從音樂到電影，他都是一位心胸很廣闊的人。他既熱中於中國、我們民族的藝術，也很開放接受西方的藝術。這可能跟他自己的教育背景有關。我經常很羨慕那一代人，三四十年代那一代人，他們都很厲害。譬如費穆先生自己的國學修養非常好，但他中學時候就讀一間法文學校。他既能接納中國的深厚文化底蘊，也能夠以開放的胸襟接納西方事物。因為他有足夠的底蘊，所以在接受西方事物時，能夠將好的部分融入自己的藝術裏面，不論是電影或是其他方面。
後來的《小城之春》，幾首很簡單的歌，從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到《我送你一支玫瑰花》，幾首都是很簡單的歌。我相信費明儀老師她自己也有唱過這些歌。我們看到一些很簡單的歌，但是用在費導演的作品入面，就好像呼吸一樣。你不會覺得是刻意，很自然就出來了。
我講費穆導演的這一切，其實在費明儀老師的身上，她整個的藝術生涯裏，我們都可以看見那種開放性，那種包容性。她去法國學習西方聲樂，但她對於中國民族的音樂都非常了解，也很熱心去推廣。我們每年聽明儀合唱團的歌，各方面的歌都有採納，都有演唱。這種開放的精神，我覺得真是一代傳到下一代。在此我就不多說，留給其他朋友再說。我很高興今晚能夠來到這裏。謝謝。
文//黃穎祺整理（錄音鳴謝明儀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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