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12-陳嘉銘:遊歷藍天白雲 —— 遇上「阿寶」以外的鄧麗欣

陳嘉銘:遊歷藍天白雲 —— 遇上「阿寶」以外的鄧麗欣
20180112


編者話:鄧麗欣2017、2018年突如其來三齣港產片 ─《空手道》、《藍天白雲》與《女士復仇》。放下愛情片女王的的冠冕,告別「阿寶」,我們看到不一樣的鄧麗欣。從屯門成長,排球女將到進入樂壇影圈,近年內地拍片後回流香港,今日鄧麗欣說:「我要拍香港電影。」研究明星現象的文化學者陳嘉銘邀約鄧麗欣,談她真實與不真實的一面。娛樂圈「鄧麗欣轉型」成熱話,陳嘉銘認為離開消費明星的視線,鄧麗欣正在成長中「轉化」。《空手道》、《藍天白雲》與《女士復仇》三齣戲的女性,從鄧麗欣身上映照出一個佛魔同在的平凡女子,那個是鄧麗欣,也可能是你。戲內戲外,觀照成長,我們對「後阿寶時期」的鄧麗欣其實並不陌生。


或明或暗的雙生兒

去年十二月初,在電影《藍天白雲》的試映會上,因為鄧麗欣,令我眼前一亮!電影講述一個少女殺死父母,鄧麗欣飾演探員,故事帶出兩個女角的對照,以及種種人性面,在戲內或明或暗,涉及父母對子女造成的心靈創傷。放映後的座談會鄧麗欣說,與演員梁雍婷所飾的少女角色是「鏡像」雙生,從對照間看到光明與黑暗,善惡和矛盾。

那刻我在觀眾席上,忽覺鄧麗欣面目模糊——不如既往葉念琛電影的港女「阿寶」,更不像初出道的Cookies隊長,而是能把法國哲學家拉康(Jacques-Marie-Émile Lacan)「鏡像理論」說得頭頭是道的女演員!我邀約鄧麗欣訪談,並詳列由電影藝術、成長感情到流行文化 ……等大學文化研究課題。在三小時的訪談中,我看到更多層次的「鄧麗欣」。

我深覺感動,是因為我看到,香港演藝界原來有「鄧麗欣」,可她卻不是單一的大眾娛樂「產品」。


因緣演出——電影與轉型

我在大學任教「名人,明星與香港流行文化」的學科,其中有兩個概念難以用中文直接翻譯,卻常常鼓勵學生以此思考演藝人的「複雜性」:(一)Presence-yet-Absence,即指名人總有「存在」及「不存在」的多個面貌,那可以是他們隨年月成長的個性轉變,亦可以是戲內外的角色和真身,讓人覺得他們的豐富多彩;(二)Ordinariness-yet-Extraordinariess,是指演藝人也是普通人,卻因電影演出而如戴光環,綻放魅力,讓人看到交錯複雜的平凡與不平凡人生。

在那個試映會上,正因為我忽然感到如此「存在與平凡性」的複雜機制,在鄧麗欣身上一一體認;而尤其因為《藍天白雲》,令我聯想起年底上映的《空手道》甚至上月上映的《女士復仇》。角色耳目一新,坊間對於「鄧麗欣轉型」議論紛紛,可我卻感到那是「轉化」而更見深度。


先談厭父

    「我沒有想過要刻意轉型,接拍這三部戲,都是因緣。」鄧麗欣娓娓道來:「其實《藍天白雲》是三年前拍的,而另外兩部是上年拍的,中間也拍了很多其他電影;只是這三部電影都在年底上映,看起來就像是我演了三個跟以往電影都很不同的角色,而被說成是轉型。」她說接電影只為好故事與好角色,但演員只是被動的多;而《藍天白雲》導演張經緯的邀請來到,讓她稍看劇本就覺得是「危險」故事,要說到人性與家庭的光明黑暗矛盾,必然不是商業主流公式,但她見團隊熱誠的排戲,甚至會聚在一起為人性深化討論,幾個月來讓她感動投入演出,亦是她十五年演戲生涯不曾遇上的奇妙旅程。

《藍天白雲》劇照

然而我看到杜汶澤導演《空手道》的情節,與《藍天白雲》同樣都有主角「厭父」的複雜心跡,究竟又如何揣摩思考角色?「兩種心境是很不同的。」鄧麗欣說:「《藍天白雲》的角色,可能因一些事而令主角非常討厭爸爸,但現在爸爸已老,需要照顧,而女主角卻因過去鬱結,亦有今日負擔而積怨;至於《空手道》的角色其實不是討厭爸爸,而是討厭自己,她怕自己失敗,更怕輸,就想像爸爸迫她學空手道,說到底是她拒絕認識自己,卻選擇誤解身邊的人。」

「《藍天白雲》有一幕連我看了也覺心寒,那是女主角夢到殺死了自己爸爸。」她談戲內片段說:「女主角因此驚醒,卻說自己驚殺人要坐監,而不是因為殺人是錯。」鄧麗欣由此聯想何謂「家人」,說連結家人之間的線永遠糾結複雜:「『家人』不是僅有星期天,一齊去飲茶般簡單的關係;你當然會愛父母,但家人之間其實亦會有恨有怨,而這才會是所謂『家人』。我也會投射自己的感情進去,想到自己幾歲大。」

鄧麗欣坦言:「父母離異,我也嬲過爸爸,當然人長大了就不會再有怨恨感覺,不過就更明白,『家人』是怎樣的一回事。 」

    如果說家人是讓自己看到複雜血緣的一面鏡,那返回鄧麗欣說的「鏡像」,就更是《藍天白雲》與《女士復仇》的角色衝突與性格確立。「都是人性!」她解讀:「比如《藍天白雲》,兩個角色是一黑一白,有善與惡,中間有一面鏡,而她們也像同一個人,不過就用兩種軌跡表達出來。畢竟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對照,大細、高低、善惡、黑白……問題是如何找到平衡線,而戲中的角色衝突,就是找平衡線的過程。電影故事,正要讓人從黑暗的過程裡看到光明,卻不絕望,亦會珍惜這一點光。」

    或許三年前拍的《藍天白雲》,真的讓鄧麗欣想得更多,而充當了她演戲提醇的過程。「演戲技巧上真的幫了很多,比如張經緯導演時常強調『Subtle』。」鄧麗欣說,也讓人想到同是一些難以直譯的學術概念,意指精緻、細膩,尤其內在而微妙的演繹;鄧麗欣嘗試用眼睛演繹:「在問話室的幾場戲,只是坐著向不同人問話,但每個人都會令戲中的我有不同感受與反應,但那只是內心感覺,要讓觀眾看到心理狀況的微小不同,就是要用眼神表達;這要我非常集中進入角色的心理狀態,才可做到。」

《空手道》劇照

鄧麗欣到今日總結那是「演藝與人生的扣連」:「《藍天白雲》是關於人性善惡,《空手道》是關於接受自己,《女士復仇》是關於女性深情,其實全都是活生生的人生。」她補充:「其實每一個人都是『一念佛一念魔』,但佛是自己,魔也是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會否願意承認這種內心的陰暗面。」

電影分析講求類型解讀,比如喜劇、恐怖片或愛情片等等,但以上三部作品都難以歸類;說到電影類型,鄧麗欣長期都被定型為只拍攝愛情喜劇,滿足到市場,而製作自然就會對演員設定框框。「作為演員是被動的,也唯靠等待別人發掘自己。」她解釋:「我並不介意有說我是『愛情片女皇』,我反而視之為成長經歷,逐部愛情片拍來,等另一些片種的機會。」畢竟女演員多會被「愛情片」定型想像,荷里活九十年代有美琪賴恩(Meg Ryan)和茱莉亞羅拔絲 (Julia Roberts),香港二千年之後都有鄭秀文和楊千嬅,曾被定型說是「愛情片天后」。

「女演員更被動。」鄧麗欣續道:「因為市場考慮之外,觀眾也偏向選擇記著愛情片中女主角的感覺,也就自然讓愛情片成為女演員的主流演出。」聽她解讀,讓我想到不少女演員也都在三十二、三歲的關口「轉型」,比如三十三歲的鄭秀文就拍了《長恨歌》(2005),楊千嬅也拍了《每當變幻時》(2007),蔡卓妍亦拍了《雛妓》(2015),而去年步入三十二歲的周秀娜就拍了《29+1》,都不是單能以愛情喜劇概括,更不是她們既有角色想像。

鄧麗欣的最新作品難以歸類,亦可能是香港電影在合拍片以外的新方向,翻新類型,也同時讓演員有機會出演多樣題材電影。「觀眾其實都多了機會會認識新的類型與題材,從中學習觀賞新的電影。」鄧麗欣說。


觀照自己——成長與感情

   「其實我很喜歡去觀照自己。」她續說:「比如拍《破事兒》(2007)時,有一段戲是我在床上傾電話,同時要罵人,拍了之後導演彭浩翔說:『原來你都識做戲。』當時我沒有特別開心,只是不停思考是否之前不懂演戲?這一段又有甚麼不同?就是這樣觀照自己,才會明白甚麼。其實拍《塚愛》(2007)時也有同樣感覺,當時要演很多『核突』場面,也是轉型啊!我亦思考多了演出另一種類型的可能性。」

鄧麗欣用到「觀照」一詞為自己的演出及思考說法,正好讓我追問她的成長,如何影響演出——回顧成長,也是一種觀照。我會以為,她自幼有表演欲,亦愛追著別人聊天,如一般觀眾看她的愛情片,總是一班女性朋友雞啄唔斷。「其實我一向很少說話,亦因為兩、三歲時,父母分開;媽媽要外出工作,哥哥姐姐年齡大我十多歲,所以我也難跟他們談很多,唯有自己跟自己說話。」她笑說:「我記得讀小學時也多自己一個,放學後在鄰居處等媽媽下班、做功課,很多時獨自思考,解決問題,比較獨立。」

《藍天白雲》思辯人性

鄧麗欣說這個成長背景,令她個性較沉默害羞,亦不擅於當眾說話,入行只是偶然,更從沒有發明星夢;然而或許是幼時多「自己跟自己說話」,讓她得著更多:「其實自說自話都是思考過程,雖然是比較內向行為,而最初入行,很多人都說內向個性,不適合在圈中發展,但我想忠於自己,亦不希望因為聽別人說娛樂圈是大染缸,而會迷失。」現在看來,剛出道時九人組合的「隊長」,要她走得最前,面對傳媒為組合解答問題,卻只是設計出來的「陽光燦爛」形象,因為她事實較為內向。

我想像要充當一個與自己性格相反的角色,必然感到害怕,但鄧麗欣卻另有體會:「當時只是照著做,沒有怕甚麼,現在想來可能是好事,因為這反而可以帶我離開Comfort Zone,去感受自己不習慣的東西。那時只想,有一份工作來到,就將它做到最好,只要清楚自己的方向就可以了。」這種堅持令我想到體育精神,亦記起鄧麗欣自中一進入校內排球隊,她亦有同感:「其實對於排球運動,我是生得較矮,有些動作唯有靠時常練習,才可將勤補拙,從中知道凡事要多付出,就會有正能量。」

驟聽她回顧成長經歷,入娛樂圈是無心插柳,可打排球又不是自己選擇的嗎?「是自己選擇的,不過最初我其實是打羽毛球,」她笑說:「不過有次看到一班中學師姐打排球,感覺很好看,就去參加選拔,最終放低羽毛球,而入了排球校隊。」羽毛球是以個人作為聚焦點的運動,而排球則強調團隊,可見鄧麗欣倒能在個人以至團體合作之間,表現彈性。「排球是我進入團體生活的轉捩點,讓我認識了一班朋友,也學習合作。電影工作也是強調團隊精神,如果當日我沒有參加排球隊,就未必讓我有信心在群體裡工作 。」

由小時自說自話,到排球團隊合作,鄧麗欣就此走來,可是這又不必然代表她接受這種彈性而進入另一個Comfort Zone。「入了這個圈,很多人說五年過後就差不多是『老油條』了。但我真的要經歷了頭五年,才開始感到掌握甚麼;而到了十年後,我只覺其實香港的圈子很細,所以2011年我嘗試到內地發展,拍了電視劇和電影,而更覺得自己渺小,因為內地不少演員,即使是不知名的,也是專業演藝訓練出身,努力由低做起,各有夢想;反觀自己的確幸運,出道已是主角。這讓我明白並非所有機會都是理所當然,我亦會努力一點彌補沒有專業訓練的不足。」


觀眾太投入?十年虛實交錯的愛情長跑

那兩年在內地工作,鄧麗欣會用「個心更定」去形容回港後的心境:「之前面對記者,或者上綜藝節目,我不懂得反應,更不懂搞笑去娛樂大家;不過由內地回來之後,面對娛樂界,我更明白自己,會相信自己是實在的一個人,所以就更有信心。」似乎沒有多少觀眾知道鄧麗欣離開了香港,因為僅是兩年,娛樂行業短如流星,然而對她來說已是精華,讓她有穩定的心態面對工作與感情。

所以這亦似乎解釋到,鄧麗欣在2012年之後會更大方地讓觀眾看到她與方力申的愛情,雖然及至2016年雙方以分開告終,但都是坦誠公開,而網上更有說是「告別集體回憶」,除卻形容電影內外情侶關係完結,更有粉絲的婉惜情緒。「其實一直以來,觀眾一定會將我們的戲與私人生活掛勾,會幻想一個童話。」她說:「不過若果要說到電影與真實感情的互動,我會承認,即使在首兩部合作的電影——《獨家試愛》(2006)和《十分愛》(2007),我們仍未公開關係,演戲上亦不會有大影響,但我會將真實感情放到戲裡。畢竟對手是一個很close的人,很多東西可以更放心,有交流、共識,微小如一個眼神,在表演上都會更融入和豐富。」

tang02鄧麗欣做了近十年「阿寶」,每個「阿寶」也不一樣。
「頭兩部作品我們都年紀尚少,但由《我的最愛》(2008)開始,我們更成熟,好多對角色的觀感,甚至劇本對白,我們都可以自己創造,也就多加了想法,有真實感情。」鄧麗欣解釋:「特別之處是,如果純粹是形象上的銀幕情侶,感覺未必會這麼深入和真實。」這種特別關係真的不多,荷里活常談的會是畢彼特(Brat Pitt)與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戲內戲外的關係,香港就只有劉青雲與郭藹明婚後合作的《目露凶光》(1999);但鄧麗欣與方力申的合作更複雜,是因為他們的關係與合作,連同第四部作品《紀念日》(2015),貫穿十年。


每個阿寶也不一樣

「其實戲中的每一個阿寶也不一樣。」這是鄧麗欣對不少媒體解釋過的想法,然而她今次說得更詳細:「阿寶與我一齊成長,但表面而言每個『阿寶』都有分別,譬如有個會巴喳一點,另一個是軟弱一點。那段時間每一年都有一個『阿寶』,我們像是一齊成長,但我覺得每一個都不完全是自己;若真的要說最似我的一個,就只有《紀念日》的阿寶。因為以前的阿寶,相對於我像年紀少一點,真實的我較成熟;所以最近一集就是年紀大一點的阿寶了,就較似我。」

不過說到底,鄧麗欣希望觀眾把演戲與私人感情分開。

「我不希望觀眾因為電影裡的故事,而對我設定一個框,再放到現實生活去理解我,反之亦然。」鄧麗欣解釋:「其實我不太喜歡公開自己生活,而且我認為演員有多一點不為觀眾所知的私隱會好一點,因為那會讓觀眾有更多想像,去看電影,而更有投入感。」鄧麗欣作為演員的感受很有意思,因為對照學術角度分析明星,就如篇首所言會掘取「存在與平凡性」的互動機制,豐富對演員及電影的分析;但演員卻未必有同感,反而更想觀眾集中看電影作品——不過學術分析,僅為理性欣賞與閱讀,相對如小報式的探秘獵奇與偷窺私隱,就不敢苟同。


福報演藝——娛樂與善惡

「不過做得娛樂圈,要食得鹹魚抵得渴。」鄧麗欣說希望觀眾把她的演出與生活分開,但她對娛樂文化畢竟有理性觀察:「我只能做一個正常人,過自己的生活,亦唯有低調一點,希望保留自己的空間。」消費式的探秘獵奇報道不健康,但對於流行文化的學科討論,也會看重這部份媒介對藝人的私生活報道,因為這反映了一個社會如何論述藝人——簡單點說即如何理解藝人,而這些理解,對一個地方、時代,又可被解讀出甚麼意義。


流行文化會把人看作「產品」—— 含義負面,是藝人就像大量生產的貨物,被「全方位消費」;然而正面意義,藝人又並非單一而毫無個性,就如前述對「存在與平凡性」的解釋,可以是千變萬化而多元多面。「我不希望自己是一個『產品』,要靠別人去製造我和sell我。」鄧麗欣明確地說:「就像我之前一些電影,大家看後會覺得我只是拍愛情片,更是戲中阿寶;但我不想被推銷成某種人,而是由我自己告訴大家,讓人從電影娛樂中,感到我作成自己是有意義的。」

    「其實單說『純粹娛樂』,當然沒有意義。」鄧麗欣繼續解釋:「因為『純粹娛樂』是指我們有多餘時間,要去找娛樂來消磨,那是對人生沒有用處,所以我亦不希望自己的角色是純粹娛樂觀眾。相反,我希望自己不單是為觀眾帶來娛樂,卻是要做有意義的事,比如做慈善,用知名度叫人做好事;而至於電影,比如《藍天白雲》,我可以去分享,講人的善惡,繼而影響到觀眾去思考人的關係和問題。 」

    鄧麗欣其實自出道至今,在不同媒體出現,除唱歌與拍電影之外,也參與過劇場與電台工作;而現在僅集中於電影,是否正正如前所述,電影才是意義所在?「其實幾年前也思考過,是否要放低唱歌呢?」她說:「但後來是很有意識地選擇,集中拍電影,希望在電影上做到最好。畢竟歌手與演員其實是很矛盾的東西——歌手需要很鮮明的形象,每次演唱、跳舞或出碟,都要有很多不同的打扮與設計,但演員就不需要這種形象,演出只放在電影裡就可以了。所以歌手與演員是相反的,我覺得自己沒有可能兩者兼顧,會自相矛盾,所以要有捨棄,集中演戲才會有真實的感覺。」

    可能對不少觀眾而言,鄧麗欣是二取其一而集中發展電影,但其實要放低的又豈止其一,因為當中也有寫歌作詞——2007年她寫過一首《曇花不現》談環境保護,與李克勤的《花落誰家》(由林若寧填詞)同年出品而主題相同;2013年她亦寫過一首《踏・空》,與今天方皓玟的《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一樣,都是勵志主題。鄧麗欣還為二十多首歌填詞,尤其在2006及2007年產量最多,雖然文字技巧幼嫩,卻可見她努力嘗試,並跳出了情歌框框。「我覺得寫歌可以表達非常個人的想法,是不怕死吧!」她笑說:「2007年做了很多東西,比如開演唱會,《十分愛》高票房等等,但我就是迷惘、不開心,要靠寫作去幫自己思考。而無論寫歌或寫書,都是個人的,想說自己經歷;後來少寫了,是因為覺得自己的東西都寫完了,而不想虛構其他東西出來,所以也就寫不下去。」

    「這些個人寫作,其實也讓我更進一步思考、了解自己。」鄧麗欣再說:「以至這些思考的養份,慢慢滲透出來而變成今日的自己。」聽來也像她描述幼年時的自說自話,最後幫助成長,亦有零碎印象影響後來演出。「寫作也幫我走出恐懼與不快,跨過一些問題。」她續說:「所以當時寫作也想讓人知道,我不是只有愛情電影的想像,反而亦有其他東西,比如我也讀尼采作品,思考他的超人哲學,如何強調個人能力。」這或許解釋到,為何鄧麗欣會努力為自己思考,亦以自己方式發展演藝事業。

鄧麗欣最近三年信佛,皈依修行,「我希望修正自己的行為,清楚人生意義。」她說:「小時我讀佛教學校,只懂說佛教是關於功德和福報,但現在真的學佛,會進一步明白,要觀照自己,以至觀照世界。」

《女士復仇》劇照


後記

難怪聽到鄧麗欣的用語夾雜因緣、觀照、福報等等用字,因為信佛真的讓她把修行,帶到演藝人生,相信亦會慢慢潤澤香港電影。思索鄧麗欣的演藝歷程,亦真如在藍天白雲間遊歷,在層層雲間發現驚喜。

訪談期間我有好奇,為何鄧麗欣只抽了兩年時間到內地發展,而不像其他藝人般留在國內,更見名成利就?「其實真的可續約留下來,」她說:「但我想回香港,拍香港電影。」說法讓我感動,亦想到她再三強調,在娛樂圈裡,最重要方向清晰。我想,她因為清楚自己所愛,所以也只用了兩年就抽身,返回大家都熟悉的香港流行文化。

我因為醉心香港流行文化,才自覺要為香港藝人深化討論,從平凡中看出不凡,亦更肯定他們的存在,不會是大量製作的「產品」,僅留於膚淺公式。鄧麗欣今年的三部作品做到了,讓人看到她的層次,又豈止愛情片中的阿寶?我想到去年《藍天白雲》的映後座談,那個得體的女演員,其時眼前一亮而忽覺模糊!但今天想來,發現原來那就是已轉化的,香港的鄧麗欣。


陳嘉銘
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任教電影 /流行文化/ 明星分析/動物議題與城市發展等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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