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1-周日話題：讀《極權主義的起源》精英墮落，廚房升溫
周日話題：讀《極權主義的起源》精英墮落，廚房升溫
2018/1/21
【明報專訊】權力除了令人腐化，也往往教人傲慢，甚或語無倫次。大概真的以為自己「好打得」，成為特首後，林鄭勇於披甲上陣、一「婦」當關，忽然變身憲政專家，批評大律師「精英心態」，不懂國家法律；忽然又化作「公僕奶媽」，要求公眾「包容」其犯錯下屬，否則「人才」就不願走進已升溫的「熱廚房」。
「精英」的拉丁詞源是eligere ，意指「選擇」。「精英」也就是少數的「被選中者」，可以掌控財富、擁有特權、宰制民眾。所謂「精英心態」，描述的是自以為是的少數「被選中者」，抱我不入地獄（或「熱廚房」）誰入地獄的君臨天下之勢，藐視黎民百姓甚至專業工藝。由此觀之，指依據法律專業批評「一地兩檢」的本地大律師有「精英心態」，要不是「一朝得志、語無倫次」，就是混淆了「精英」和「專業」，甚至是以「精英心態」取代「專業」。
過去，掌控財富、擁有特權、宰制民眾的「精英」，不一定排拒「專業」，更往往借助優越的文化資本而同時成為專業人士。然而，當「精英」不再尊重「專業」，只剩下自以為是的傲慢，也就是其墮落之開始。而擁有權力的精英的墮落，也就是「熱廚房」升溫之時。
摒棄專業 極權之「極」
特區政府這「廚房」之所以變熱，並不是由於品格檢查「過於」嚴格。事實上，要求掌管司法的官員不會知法犯法，又或應該避免公務與家族生意有利益衝突，應是「好合理好合邏輯」的。如果「人才」或委任「人才」者連這基本的常識也不懂，或不顧，我們大概需要重新定義「用人唯才」的確實含意。
一般的廚房之所以變得愈來愈熱，大概反映了管理者和廚師的專業水平出了問題，或程序混亂、沒規沒矩，或人多手雜、火頭處處。借用來描述政府團隊，大概也可適用。
特區政府這「熱廚房」之升溫，與Hannah Arendt意義下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臨近關係密切。如果「威權管治」（authoritarian rule）要的是打壓甚至消滅所有政治上的反對力量，那麼「極權主義」則嘗試取締政權領導以外的所有其他權力的來源，包括法律及其他專業知識，以至新聞出版、宗教信仰、學校教育、家庭社區。換句話說，「極權」之「極」（total），在於對權力源頭的絕對壟斷——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在這種排他邏輯主導之下，任何有可能挑戰極權領導的潛在對手，例如只信服專業知識的精英，又或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社群，以至認為地上的權力全源自天上的神的教會寺廟，甚或循規蹈矩按章工作的政務官員，都必須貶抑打壓或重新改造，令權力定於一尊。要求每個個體絕對順服的極權領導，無法容忍任何可能偏離其意志的其他權力源頭，因此會想方設法排拒或收拾來自不同領域、擁有不同知識和技能、具創造力和專業經驗、往往會堅持己見的「第一流的天才」，包括親政權的知識精英。結果，正如Arendt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被極權領導「選中」的人，都「是一些騙子和傻瓜，因為他們缺少智慧和創造力，這正是他們的忠誠的最好保障」（p.439）。
「全面管治」需官僚變「靈活」
當這些「被選中者」變成了「騙子和傻瓜」，水平低下、沒規沒矩、不依程序，「廚房」就容易烽煙四起，愈來愈熱；用人唯「忠」、頭痛醫腳、漠視專業知識、罔顧常識事實，導致社會矛盾與問題不斷積累的政府，真正的「人才」自然不願靠攏，管治及行政質量只能每况愈下，於是「熱廚房」再不斷升溫，陷入惡性循環。
吳靄儀一再提醒我們，北京政權收拾香港立法議會後，也不會放過法庭。需要補充的是，要實現「全面管治」，還得改造行政官僚，令他們放棄依章辦事、文山會海、循規蹈矩的習性，懂得林鄭所強調的「靈活應變」。官僚系統的僵化，無疑常令人沮喪，但非人治的「工具理性」，卻同時可以保障每一個市民都能夠獲得相對公平的對待；相反，配合「全面管治」的「特事特辦」（例如要求警察在執行職務期間不受刑法約束），劍指官僚規則的程序理性，嘗試取消其相對中立的政治取態，以至依據規章法律、既有程序及辦公室行事慣例的權力源頭。經歷了廢掉議會武功的DQ修例，馴服法庭的「一言九鼎」，以至改造行政官僚的「靈活應變」、「特事特辦」，「三權合作」式的「全面管治」於焉大功告成。
統合行政、司法、立法的全面威權管治，與滲透民眾日常生活的極權主義，仍有一段距離。然而，追求「全面管治」的政權力量，看來並不滿足於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同時還不斷收編媒體、統戰宗教、更新課程、組織家長、踏足社區、干預演藝、貶抑知識、漠視事實，以暴力、恐懼和謊言（例如不斷重複「人大常委」而非中共政治局常委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又或不需要法律條文的「法律依據」）改造民間社會，嘗試取消政權以外的其他一切權力源頭。
自覺絕望 盲從極權
Arendt指出，走向極權之路的過程中，置身兩極分化、希望匱乏、「失敗」成為常態的社會脈絡，加上由階級政黨構成的公共政治空間的萎縮，民眾往往容易變成為無組織、憤怒而孤獨的個體，不信任過去的「精英」領袖、政黨政客，失卻對未來的期盼，變得「玩世不恭或因厭倦而冷漠」，甚至在「面對死亡或其他個人災難」之時。這些孤獨、絕望及犬儒的個體，常會傾情於「最抽象的概念」，例如（帶點暴烈的）民族主義，希望以此作為生命的指引，但卻藐視「最明顯的常識規則」，也不會尊重基於事實的知識和專業。
大多數對舊式階級政黨政治冷漠和犬儒的民眾，尤其是年青一代，其絕望和憤怒，往往源自他們在新時代的困境和需要，無法為「精英」領袖、政黨政客所感所知，更遑論受到重視。他們被認為是「廢柴、食塞米」的「失敗者」，又或是缺乏公民意識的「港豬」，不願意為「大局」而投票，因此對「精英」領袖、政黨政客來說，是「多餘的人」，因此毋須理會，又或只以各種語言偽術打發掉。於是，面對階級政黨的放棄，以及政權內部愈來愈多的「騙子和傻瓜」的頭痛醫腳、倒行逆施，這些絕望而孤獨的「沉默大多數」，厭惡「精英」、唾棄選舉政治、藐視已然走樣變形的「依法管治」、「理性事實」，只是一種「好合理好合邏輯」的反彈，亦很容易為針對舊式「精英」領袖、政黨政客的極權主義運動所吸引，不論極權主義運動的領導來自民間的幫會式領袖或網絡紅人，又或是衍生自同樣傾向全面統治的政權內部或建制集團。
最後堡壘
當民眾與政權同時都有走向極權主義的傾向，已備受打壓、限制、削權——儘管仍比中國大陸相對獨立——的立法、司法、學術、新聞等領域，以至各種曾被高揚的「普世（歐美）價值」，例如對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等信念，變得更加岌岌可危。
面對這上下夾擊的極權趨勢，如果我們仍然願意守護民間的多元生活、自主空間，就需要保衛政權領袖以外的其他權力源頭，包括尊重實證的專業知識、透明公正的規章程序、豐富多元的宗教信念、創新求美的藝術實踐，並同時嘗試改造教會、學校、家庭、社區、專業社群和經濟單位等社會組織，去除它們的壟斷權力，孕育開放多元、平等互動的價值和人倫關係，重新讓被墮落了的「精英」界定為「多餘的人」，告別孤獨和尋得希望。
參考資料
Arendt, Hannah (2004/1951):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Y: Schocken Books (中譯：《極權主義的起源》，2008，北京：三聯書店)
Du Gay, Paul (2000):In Praise of Bureaucracy – Weber, Organization, Ethics,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文//許寶強
編輯// 何敏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1/21
【明報專訊】權力除了令人腐化，也往往教人傲慢，甚或語無倫次。大概真的以為自己「好打得」，成為特首後，林鄭勇於披甲上陣、一「婦」當關，忽然變身憲政專家，批評大律師「精英心態」，不懂國家法律；忽然又化作「公僕奶媽」，要求公眾「包容」其犯錯下屬，否則「人才」就不願走進已升溫的「熱廚房」。
「精英」的拉丁詞源是eligere ，意指「選擇」。「精英」也就是少數的「被選中者」，可以掌控財富、擁有特權、宰制民眾。所謂「精英心態」，描述的是自以為是的少數「被選中者」，抱我不入地獄（或「熱廚房」）誰入地獄的君臨天下之勢，藐視黎民百姓甚至專業工藝。由此觀之，指依據法律專業批評「一地兩檢」的本地大律師有「精英心態」，要不是「一朝得志、語無倫次」，就是混淆了「精英」和「專業」，甚至是以「精英心態」取代「專業」。
過去，掌控財富、擁有特權、宰制民眾的「精英」，不一定排拒「專業」，更往往借助優越的文化資本而同時成為專業人士。然而，當「精英」不再尊重「專業」，只剩下自以為是的傲慢，也就是其墮落之開始。而擁有權力的精英的墮落，也就是「熱廚房」升溫之時。
摒棄專業 極權之「極」
特區政府這「廚房」之所以變熱，並不是由於品格檢查「過於」嚴格。事實上，要求掌管司法的官員不會知法犯法，又或應該避免公務與家族生意有利益衝突，應是「好合理好合邏輯」的。如果「人才」或委任「人才」者連這基本的常識也不懂，或不顧，我們大概需要重新定義「用人唯才」的確實含意。
一般的廚房之所以變得愈來愈熱，大概反映了管理者和廚師的專業水平出了問題，或程序混亂、沒規沒矩，或人多手雜、火頭處處。借用來描述政府團隊，大概也可適用。
特區政府這「熱廚房」之升溫，與Hannah Arendt意義下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臨近關係密切。如果「威權管治」（authoritarian rule）要的是打壓甚至消滅所有政治上的反對力量，那麼「極權主義」則嘗試取締政權領導以外的所有其他權力的來源，包括法律及其他專業知識，以至新聞出版、宗教信仰、學校教育、家庭社區。換句話說，「極權」之「極」（total），在於對權力源頭的絕對壟斷——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在這種排他邏輯主導之下，任何有可能挑戰極權領導的潛在對手，例如只信服專業知識的精英，又或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社群，以至認為地上的權力全源自天上的神的教會寺廟，甚或循規蹈矩按章工作的政務官員，都必須貶抑打壓或重新改造，令權力定於一尊。要求每個個體絕對順服的極權領導，無法容忍任何可能偏離其意志的其他權力源頭，因此會想方設法排拒或收拾來自不同領域、擁有不同知識和技能、具創造力和專業經驗、往往會堅持己見的「第一流的天才」，包括親政權的知識精英。結果，正如Arendt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被極權領導「選中」的人，都「是一些騙子和傻瓜，因為他們缺少智慧和創造力，這正是他們的忠誠的最好保障」（p.439）。
「全面管治」需官僚變「靈活」
當這些「被選中者」變成了「騙子和傻瓜」，水平低下、沒規沒矩、不依程序，「廚房」就容易烽煙四起，愈來愈熱；用人唯「忠」、頭痛醫腳、漠視專業知識、罔顧常識事實，導致社會矛盾與問題不斷積累的政府，真正的「人才」自然不願靠攏，管治及行政質量只能每况愈下，於是「熱廚房」再不斷升溫，陷入惡性循環。
吳靄儀一再提醒我們，北京政權收拾香港立法議會後，也不會放過法庭。需要補充的是，要實現「全面管治」，還得改造行政官僚，令他們放棄依章辦事、文山會海、循規蹈矩的習性，懂得林鄭所強調的「靈活應變」。官僚系統的僵化，無疑常令人沮喪，但非人治的「工具理性」，卻同時可以保障每一個市民都能夠獲得相對公平的對待；相反，配合「全面管治」的「特事特辦」（例如要求警察在執行職務期間不受刑法約束），劍指官僚規則的程序理性，嘗試取消其相對中立的政治取態，以至依據規章法律、既有程序及辦公室行事慣例的權力源頭。經歷了廢掉議會武功的DQ修例，馴服法庭的「一言九鼎」，以至改造行政官僚的「靈活應變」、「特事特辦」，「三權合作」式的「全面管治」於焉大功告成。
統合行政、司法、立法的全面威權管治，與滲透民眾日常生活的極權主義，仍有一段距離。然而，追求「全面管治」的政權力量，看來並不滿足於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同時還不斷收編媒體、統戰宗教、更新課程、組織家長、踏足社區、干預演藝、貶抑知識、漠視事實，以暴力、恐懼和謊言（例如不斷重複「人大常委」而非中共政治局常委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又或不需要法律條文的「法律依據」）改造民間社會，嘗試取消政權以外的其他一切權力源頭。
自覺絕望 盲從極權
Arendt指出，走向極權之路的過程中，置身兩極分化、希望匱乏、「失敗」成為常態的社會脈絡，加上由階級政黨構成的公共政治空間的萎縮，民眾往往容易變成為無組織、憤怒而孤獨的個體，不信任過去的「精英」領袖、政黨政客，失卻對未來的期盼，變得「玩世不恭或因厭倦而冷漠」，甚至在「面對死亡或其他個人災難」之時。這些孤獨、絕望及犬儒的個體，常會傾情於「最抽象的概念」，例如（帶點暴烈的）民族主義，希望以此作為生命的指引，但卻藐視「最明顯的常識規則」，也不會尊重基於事實的知識和專業。
大多數對舊式階級政黨政治冷漠和犬儒的民眾，尤其是年青一代，其絕望和憤怒，往往源自他們在新時代的困境和需要，無法為「精英」領袖、政黨政客所感所知，更遑論受到重視。他們被認為是「廢柴、食塞米」的「失敗者」，又或是缺乏公民意識的「港豬」，不願意為「大局」而投票，因此對「精英」領袖、政黨政客來說，是「多餘的人」，因此毋須理會，又或只以各種語言偽術打發掉。於是，面對階級政黨的放棄，以及政權內部愈來愈多的「騙子和傻瓜」的頭痛醫腳、倒行逆施，這些絕望而孤獨的「沉默大多數」，厭惡「精英」、唾棄選舉政治、藐視已然走樣變形的「依法管治」、「理性事實」，只是一種「好合理好合邏輯」的反彈，亦很容易為針對舊式「精英」領袖、政黨政客的極權主義運動所吸引，不論極權主義運動的領導來自民間的幫會式領袖或網絡紅人，又或是衍生自同樣傾向全面統治的政權內部或建制集團。
最後堡壘
當民眾與政權同時都有走向極權主義的傾向，已備受打壓、限制、削權——儘管仍比中國大陸相對獨立——的立法、司法、學術、新聞等領域，以至各種曾被高揚的「普世（歐美）價值」，例如對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等信念，變得更加岌岌可危。
面對這上下夾擊的極權趨勢，如果我們仍然願意守護民間的多元生活、自主空間，就需要保衛政權領袖以外的其他權力源頭，包括尊重實證的專業知識、透明公正的規章程序、豐富多元的宗教信念、創新求美的藝術實踐，並同時嘗試改造教會、學校、家庭、社區、專業社群和經濟單位等社會組織，去除它們的壟斷權力，孕育開放多元、平等互動的價值和人倫關係，重新讓被墮落了的「精英」界定為「多餘的人」，告別孤獨和尋得希望。
參考資料
Arendt, Hannah (2004/1951):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Y: Schocken Books (中譯：《極權主義的起源》，2008，北京：三聯書店)
Du Gay, Paul (2000):In Praise of Bureaucracy – Weber, Organization, Ethics,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文//許寶強
編輯// 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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