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624-葉寶琳：我係公民，我係社工-唔註冊社工的自白
葉寶琳：我係公民，我係社工-唔註冊社工的自白
2013年6月24日
我不說，相信不會有人發現其實我是讀社工出身的。
我當初由選擇讀理科至選讀社工，其實都沒有期望自己畢業後的工作就是社工，我沒有如其他同學般有豐富義工經驗，更沒有如他們滿心期盼自己當社工就是去「幫人」，我只希望認識基層生活，抗議社會不公。
在課程中，我對輔導工作沒有很大的抗拒，只是課程也沒有滿足到我的期望，批判的社會分析只佔了很少部份。當時SQS(「服務質素標準」,Service Quality Standards)推行不久，社福界又再執行一筆過撥款前夕，社工減人工、合約制、大幅增加工作量，令社工界人心惶惶。在這個氛圍下，我意識到社福制度已不能如我期望般可以推動社會改革。我也放開懷抱，嘗試做不同的工作。
畢業十年，真真正正只做過三個月註冊社工，其他的日子，我當過記者、議員助理、社福機構的慈惠項目和社運團體，也再讀過教育和文化研究，社工課程所學到的知識對我而言彷彿已成告別式，這些年來，我都是透過參與社會運動來達成我心目中的理想。
當我以為放下了她，她卻會不知不覺之中找上門。
前幾年，我因工作關係接觸一個我在學院實習時曾接觸過的基層政策聯盟，這聯盟原是由多個社福機構的街坊小組所組成，走過多年，社福機構已因不同原因（如資源，服務優次及介入方式等）而退居次席，而聯盟的同事們都是為了推動基層政策倡議，而接受較低人工，在這個非政府資助的機構工作。2009年我參與了保衛菜園村運動，當時我們見到社工的縱影，是在港鐵資助某社福機構而成的社工隊，他們的工作說是協助有需要的村民，申請上樓也好或經濟有困難的申請綜援，在大部份村民選擇爭取不遷不拆的訴求下，社工們和村民表現出莫大的張力；反過來，我們一群對社區組織方法感到陌生的支援者，對社區組織，只能邊行邊試，摸著石頭過河。
這兩餉經驗，讓我親歷社福界的轉變，令我心裡不禁想，社工在那裡？
這個時候，我想到我在學院所學到的社工信念和組織知識。我明白到香港社福界制度的轉變，不應讓我們摒棄社會工作的知識、價值和理想，這些知識和經驗是非常重要的。社工除了是機構的員工外，更是一個有獨立價值和道德承載的志業。因此我相信，解除制度給社工的羈絆，讓社工重新掌握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連結推進社會改革的力量，才是我們應當要走的路。
而我在參與社會運動的同時，近年也見到愈來愈多社工學生參與社運，我當然感到欣喜，但與此同時，我也感受到同學們在政治高氣壓下的恐慌。某天，我和一群大專生討論聲援被政治檢控人士的行動，當談論到行動策略時，就必然會涉及是否申請的問題，他們腼腆地說擔心被控會影響註冊。
不論在前線策劃社會行動，或只是在社運集會的參與者也好，都會擔心參與社會行動會有被捕風險，且近來愈嚴重的政治檢控，更令他們擔心若然被捕，就會除牌。當中大部份同學誤以為凡有案底者就不可以註冊，即使知道註冊條例只是訂明若有案底，只須上報註冊局，再由註冊局決定也好，他們都會認為這是頭上一把刀，結果已足夠讓他們不敢惹上任何法律風險，最後選擇在社會運動上退卻。我慢慢發現，這憂慮非常普遍，也讓我想到我是不是可以做點什麼。
因此，我和幾十位社工朋友組成「社工復興運動」，呼召社工從機構和制度中解放出來，重啟我們和社工精神的鑰匙。而我這個告別社工界的人，就在「社工復興運動」尋找救贖。
其中我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帶罪之身（註），走去社工註冊，看看註冊局如何回應我這個有案底人士。我對註冊局沒有偏見，只是希望社社工拿開這個不清不楚的一把刀。
如果註冊局批准我的申請，我希望能成為註冊局未來批核因政治檢控和公民抗命而留案底的案例或重要參考。註冊社工工作守則有訂明「社工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如果註冊局不批准我的申請，那實在有違這價值觀和信念。
或許有些社工都未必會走上公民抗命一途，甚或認為我們這行動與他們沒有關係，但我卻認為，社工實踐理念和價值，不論是前線或管理層，抑或輔導或社區工作，不應有不合理的制度所規限。
當我有這個行動概念後和一些社工和同學分享，特別是社工學生都十分期待。他們都是帶著改變社會不公的熱誠，可是這個註冊制度的空白位讓他們感到憂慮。因此，是次行動不是葉寶琳的行動，而是讓我們認識社工專業化和社工使命關係的試驗。
註：我由於2011年6月4日晚參與一場抗議政治檢控的集會，當時我們選擇公民抗命，拒絕向警方申請集會，以爭取示威和表達自由，最後我被控「非法集結」，經過一年多的審訊後，於去年被判監四星期，緩刑十二個月。為了繼續抗議書面申請集會乃違反人權法，我們進一步申請上訴，現正排期中。
圖：2010年10月15日菜園村關注組和我們一群支援者開會，討論菜園新村未來的組織。當時艱苦奮鬥了近兩年，匍匐而行，會議常常開到凌晨一兩點，竟然仍撐得過！（最左為筆者）
葉寶琳
2013年6月24日
我不說，相信不會有人發現其實我是讀社工出身的。
我當初由選擇讀理科至選讀社工，其實都沒有期望自己畢業後的工作就是社工，我沒有如其他同學般有豐富義工經驗，更沒有如他們滿心期盼自己當社工就是去「幫人」，我只希望認識基層生活，抗議社會不公。
在課程中，我對輔導工作沒有很大的抗拒，只是課程也沒有滿足到我的期望，批判的社會分析只佔了很少部份。當時SQS(「服務質素標準」,Service Quality Standards)推行不久，社福界又再執行一筆過撥款前夕，社工減人工、合約制、大幅增加工作量，令社工界人心惶惶。在這個氛圍下，我意識到社福制度已不能如我期望般可以推動社會改革。我也放開懷抱，嘗試做不同的工作。
畢業十年，真真正正只做過三個月註冊社工，其他的日子，我當過記者、議員助理、社福機構的慈惠項目和社運團體，也再讀過教育和文化研究，社工課程所學到的知識對我而言彷彿已成告別式，這些年來，我都是透過參與社會運動來達成我心目中的理想。
當我以為放下了她，她卻會不知不覺之中找上門。
前幾年，我因工作關係接觸一個我在學院實習時曾接觸過的基層政策聯盟，這聯盟原是由多個社福機構的街坊小組所組成，走過多年，社福機構已因不同原因（如資源，服務優次及介入方式等）而退居次席，而聯盟的同事們都是為了推動基層政策倡議，而接受較低人工，在這個非政府資助的機構工作。2009年我參與了保衛菜園村運動，當時我們見到社工的縱影，是在港鐵資助某社福機構而成的社工隊，他們的工作說是協助有需要的村民，申請上樓也好或經濟有困難的申請綜援，在大部份村民選擇爭取不遷不拆的訴求下，社工們和村民表現出莫大的張力；反過來，我們一群對社區組織方法感到陌生的支援者，對社區組織，只能邊行邊試，摸著石頭過河。
這兩餉經驗，讓我親歷社福界的轉變，令我心裡不禁想，社工在那裡？
這個時候，我想到我在學院所學到的社工信念和組織知識。我明白到香港社福界制度的轉變，不應讓我們摒棄社會工作的知識、價值和理想，這些知識和經驗是非常重要的。社工除了是機構的員工外，更是一個有獨立價值和道德承載的志業。因此我相信，解除制度給社工的羈絆，讓社工重新掌握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連結推進社會改革的力量，才是我們應當要走的路。
而我在參與社會運動的同時，近年也見到愈來愈多社工學生參與社運，我當然感到欣喜，但與此同時，我也感受到同學們在政治高氣壓下的恐慌。某天，我和一群大專生討論聲援被政治檢控人士的行動，當談論到行動策略時，就必然會涉及是否申請的問題，他們腼腆地說擔心被控會影響註冊。
不論在前線策劃社會行動，或只是在社運集會的參與者也好，都會擔心參與社會行動會有被捕風險，且近來愈嚴重的政治檢控，更令他們擔心若然被捕，就會除牌。當中大部份同學誤以為凡有案底者就不可以註冊，即使知道註冊條例只是訂明若有案底，只須上報註冊局，再由註冊局決定也好，他們都會認為這是頭上一把刀，結果已足夠讓他們不敢惹上任何法律風險，最後選擇在社會運動上退卻。我慢慢發現，這憂慮非常普遍，也讓我想到我是不是可以做點什麼。
因此，我和幾十位社工朋友組成「社工復興運動」，呼召社工從機構和制度中解放出來，重啟我們和社工精神的鑰匙。而我這個告別社工界的人，就在「社工復興運動」尋找救贖。
其中我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帶罪之身（註），走去社工註冊，看看註冊局如何回應我這個有案底人士。我對註冊局沒有偏見，只是希望社社工拿開這個不清不楚的一把刀。
如果註冊局批准我的申請，我希望能成為註冊局未來批核因政治檢控和公民抗命而留案底的案例或重要參考。註冊社工工作守則有訂明「社工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如果註冊局不批准我的申請，那實在有違這價值觀和信念。
或許有些社工都未必會走上公民抗命一途，甚或認為我們這行動與他們沒有關係，但我卻認為，社工實踐理念和價值，不論是前線或管理層，抑或輔導或社區工作，不應有不合理的制度所規限。
當我有這個行動概念後和一些社工和同學分享，特別是社工學生都十分期待。他們都是帶著改變社會不公的熱誠，可是這個註冊制度的空白位讓他們感到憂慮。因此，是次行動不是葉寶琳的行動，而是讓我們認識社工專業化和社工使命關係的試驗。
註：我由於2011年6月4日晚參與一場抗議政治檢控的集會，當時我們選擇公民抗命，拒絕向警方申請集會，以爭取示威和表達自由，最後我被控「非法集結」，經過一年多的審訊後，於去年被判監四星期，緩刑十二個月。為了繼續抗議書面申請集會乃違反人權法，我們進一步申請上訴，現正排期中。
圖：2010年10月15日菜園村關注組和我們一群支援者開會，討論菜園新村未來的組織。當時艱苦奮鬥了近兩年，匍匐而行，會議常常開到凌晨一兩點，竟然仍撐得過！（最左為筆者）
葉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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