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8-周永新：政府須摒棄「金錢萬能」管治思維
周永新：政府須摒棄「金錢萬能」管治思維
2019年6月28日
今年4月26日，筆者在本欄提出政府施政不順暢的三大原因（〈遠離市民意願的施政怎能順暢？〉）：一是自以為是，認為政府的決策是最好的；二是官員態度傲慢，別人的批評全是錯的；三是諮詢形同虛設，合己意則是有建設性，不合己意則是對問題有誤解。不幸，以上三大錯誤，在修訂《逃犯條例》上，政府都犯了；就是現在承認與市民溝通不足，但政府的管治作風，看來一時改不了。如此，莫說與民同行，與市民的距離也只會愈來愈遠。
管治作風不改 無法與民同行
政府現在要重振經濟和建設民生，但這樣可以彌補與市民的隔膜嗎？上篇筆者在本欄指出（2019年6月14日，〈民生福利政策——政府必須摒棄「小政府」思維〉），過往政府在構思政策時，常不自覺地犯了3個錯誤，窒礙了民生福利的發展。上次提到的第一個錯誤，是政府口中說的「適度有為」，實行起來卻未能跳出「大市場，小政府」的框框，也就是政府不能做得太多，恐怕太多便會損害市場的運作。這種綁手綁腳的發展和規劃模式，尤其在醫療、房屋、福利等影響民生的政策上，政府給市民的印象，就是缺乏解決問題的決心。
筆者認為：政府必須摒棄這種政府與市場二分法的思維，大膽地承擔操盤者的角色，在制訂政策時，應以公營部門為主導，市場做的則是要填補公營服務之不足。這樣的發展模式，或許會被批評偏離《基本法》的規定，改變了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但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首先，基本法訂明的，是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並沒有說制訂的政策必須受市場束縛。以房屋供應為例，香港原有的制度不是以公營房屋為主導嗎？公營和私營房屋發展，在土地供應所佔的比例，去年從6：4改為7：3，誰敢說香港的房屋政策違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有錢就有辦法 冇錢就冇得傾
現在要談政府犯的第二個錯誤。我看不少政府官員，到了今天，仍認為金錢是解決社會問題最佳和最妥善的辦法，也就是：有錢就有辦法；資源不足，什麼都做不了。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被政府委任參與好幾個與民生福利有關的諮詢委員會，發覺在政府草擬的政策文件上，到了結尾部分，總有這樣一句話：「以上提出的政策能否付諸實行，端視乎香港未來的經濟狀况，及資源是否配合。」簡單一句——冇錢冇得傾。
說到底，香港自開埠以來，就是徹頭徹尾的商業社會：商業活動主宰一切；而其他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活動，就是有，也只有點綴的作用。上世紀70年代期間，香港工商業發達，那時港人凡事「向錢看」，所以被視為「經濟動物」（economic animal）。在香港前途問題未出現前，有人打過比喻：如果在街上訪問10個行人，相信有9個都有自己的發財大計，不到一個對香港的政治有興趣。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講法：事物都有一個價目（everything has a price），所以任何社會爭拗，只要其中一方願意付出對方接受的價目，問題總有解決的辦法。
對生活的要求 加入金錢以外元素
市民「向錢看」，而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時候，說穿了，還不是本着這種思維來解決社會問題！這就是港英時代的管治哲學和模式。回歸以後，情况改變了。市民仍然十分看重金錢，但他們對生活的要求，明顯加入了各種金錢以外的元素：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今天大眾耳熟能詳的價值觀念；保育意識也大大提高，以前發展商砍伐幾棵大樹不會被指摘，今天卻是十惡不赦的罪行。再引用以上的比喻，我不敢說今天10個市民中，9個對政治有興趣，但觀乎200萬市民上街遊行抗議，誰敢說市民政治冷感？至於心中有賺錢大計的市民，今天已是寥寥可數。
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官員對金錢運用的心態有改變嗎？特別是一些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當官的，他們願意拋棄那種資源有限的管治思維嗎？今天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不再有「資源不足就不做」的字句。但一旦政策訂下來了，政府有決心去開闢資源嗎？回歸以來，關於資源的運用，最經典的一句，是楊永強仍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的時候，一次論及服務的發展時，他頗為勞氣地說：「錢從何來？錢是不會從天跌下來的。」金錢當然不會從天而降，但作為問責官員，如果訂下的政策有必要性，那不是政府的責任去增闢資源嗎？
至於「金錢是萬能」的想法，相信今天的官員不會有同樣的見識。但10多年前的「菜園村事件」、其後的新界東北發展，我接觸的官員中，仍有一些相信，只要賠償能夠滿足村民的要求，所謂「不遷不拆」，只是村民討價還價的伎倆；收了賠償，抗爭就會終止。這是對村民的侮辱！同樣，政府決定拆卸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時候，什麼「集體回憶」，看在政府官員眼裏，反對者的訴求實在不着邊際。「集體回憶」可以賣錢嗎？「集體回憶」不可賣錢，也不可以金錢的價值來衡量。但當市民不再凡事「向錢看」，官員就得接受，有些市民總會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例如「菜園村事件」結束後，有抗爭者提議政府重新訂立香港的農業發展政策，當時就被不少人批評為天方夜譚，認為香港的工業重振無期，政府怎可能去復興式微已久的農業生產？
官員思維 總是離不開金錢
楊永強不做局長10多年了，但官員的思維，總是離不開金錢！君不見，近年政府成立的基金，相信連財政司長一時也念不出來。總之，社會有問題出現，政府就用金錢去解決。不過，社會如果沒有改變的氛圍，什麼創新和科研基金，會有成效嗎？又如用200億元購買物業，增設安老和幼兒服務，但相關政策和制度沒有改變，情况會有改善嗎？這是官員迷信金錢可解決問題的明證！
常有一句話：「金錢並非萬能，沒有錢卻萬萬不能。」可見，資源對改善民生所起的作用，應毋庸置疑。但認為市民的人生目的，就是謀求賺更多錢、提高自己的生活享受，也是愚不可及。香港是多元文化社會，市民各有自己的人生追求目標。政府不應以「金錢萬能」作為解決社會問題和紛爭的唯一手段。只要政府能夠容納不同意見，並緊扣市民的脈搏，這樣，林鄭月娥才能真正與民同行。
還有第三個錯誤，下次再談。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2019年6月28日
今年4月26日，筆者在本欄提出政府施政不順暢的三大原因（〈遠離市民意願的施政怎能順暢？〉）：一是自以為是，認為政府的決策是最好的；二是官員態度傲慢，別人的批評全是錯的；三是諮詢形同虛設，合己意則是有建設性，不合己意則是對問題有誤解。不幸，以上三大錯誤，在修訂《逃犯條例》上，政府都犯了；就是現在承認與市民溝通不足，但政府的管治作風，看來一時改不了。如此，莫說與民同行，與市民的距離也只會愈來愈遠。
管治作風不改 無法與民同行
政府現在要重振經濟和建設民生，但這樣可以彌補與市民的隔膜嗎？上篇筆者在本欄指出（2019年6月14日，〈民生福利政策——政府必須摒棄「小政府」思維〉），過往政府在構思政策時，常不自覺地犯了3個錯誤，窒礙了民生福利的發展。上次提到的第一個錯誤，是政府口中說的「適度有為」，實行起來卻未能跳出「大市場，小政府」的框框，也就是政府不能做得太多，恐怕太多便會損害市場的運作。這種綁手綁腳的發展和規劃模式，尤其在醫療、房屋、福利等影響民生的政策上，政府給市民的印象，就是缺乏解決問題的決心。
筆者認為：政府必須摒棄這種政府與市場二分法的思維，大膽地承擔操盤者的角色，在制訂政策時，應以公營部門為主導，市場做的則是要填補公營服務之不足。這樣的發展模式，或許會被批評偏離《基本法》的規定，改變了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但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首先，基本法訂明的，是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並沒有說制訂的政策必須受市場束縛。以房屋供應為例，香港原有的制度不是以公營房屋為主導嗎？公營和私營房屋發展，在土地供應所佔的比例，去年從6：4改為7：3，誰敢說香港的房屋政策違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有錢就有辦法 冇錢就冇得傾
現在要談政府犯的第二個錯誤。我看不少政府官員，到了今天，仍認為金錢是解決社會問題最佳和最妥善的辦法，也就是：有錢就有辦法；資源不足，什麼都做不了。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被政府委任參與好幾個與民生福利有關的諮詢委員會，發覺在政府草擬的政策文件上，到了結尾部分，總有這樣一句話：「以上提出的政策能否付諸實行，端視乎香港未來的經濟狀况，及資源是否配合。」簡單一句——冇錢冇得傾。
說到底，香港自開埠以來，就是徹頭徹尾的商業社會：商業活動主宰一切；而其他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活動，就是有，也只有點綴的作用。上世紀70年代期間，香港工商業發達，那時港人凡事「向錢看」，所以被視為「經濟動物」（economic animal）。在香港前途問題未出現前，有人打過比喻：如果在街上訪問10個行人，相信有9個都有自己的發財大計，不到一個對香港的政治有興趣。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講法：事物都有一個價目（everything has a price），所以任何社會爭拗，只要其中一方願意付出對方接受的價目，問題總有解決的辦法。
對生活的要求 加入金錢以外元素
市民「向錢看」，而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時候，說穿了，還不是本着這種思維來解決社會問題！這就是港英時代的管治哲學和模式。回歸以後，情况改變了。市民仍然十分看重金錢，但他們對生活的要求，明顯加入了各種金錢以外的元素：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今天大眾耳熟能詳的價值觀念；保育意識也大大提高，以前發展商砍伐幾棵大樹不會被指摘，今天卻是十惡不赦的罪行。再引用以上的比喻，我不敢說今天10個市民中，9個對政治有興趣，但觀乎200萬市民上街遊行抗議，誰敢說市民政治冷感？至於心中有賺錢大計的市民，今天已是寥寥可數。
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官員對金錢運用的心態有改變嗎？特別是一些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當官的，他們願意拋棄那種資源有限的管治思維嗎？今天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不再有「資源不足就不做」的字句。但一旦政策訂下來了，政府有決心去開闢資源嗎？回歸以來，關於資源的運用，最經典的一句，是楊永強仍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的時候，一次論及服務的發展時，他頗為勞氣地說：「錢從何來？錢是不會從天跌下來的。」金錢當然不會從天而降，但作為問責官員，如果訂下的政策有必要性，那不是政府的責任去增闢資源嗎？
至於「金錢是萬能」的想法，相信今天的官員不會有同樣的見識。但10多年前的「菜園村事件」、其後的新界東北發展，我接觸的官員中，仍有一些相信，只要賠償能夠滿足村民的要求，所謂「不遷不拆」，只是村民討價還價的伎倆；收了賠償，抗爭就會終止。這是對村民的侮辱！同樣，政府決定拆卸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時候，什麼「集體回憶」，看在政府官員眼裏，反對者的訴求實在不着邊際。「集體回憶」可以賣錢嗎？「集體回憶」不可賣錢，也不可以金錢的價值來衡量。但當市民不再凡事「向錢看」，官員就得接受，有些市民總會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例如「菜園村事件」結束後，有抗爭者提議政府重新訂立香港的農業發展政策，當時就被不少人批評為天方夜譚，認為香港的工業重振無期，政府怎可能去復興式微已久的農業生產？
官員思維 總是離不開金錢
楊永強不做局長10多年了，但官員的思維，總是離不開金錢！君不見，近年政府成立的基金，相信連財政司長一時也念不出來。總之，社會有問題出現，政府就用金錢去解決。不過，社會如果沒有改變的氛圍，什麼創新和科研基金，會有成效嗎？又如用200億元購買物業，增設安老和幼兒服務，但相關政策和制度沒有改變，情况會有改善嗎？這是官員迷信金錢可解決問題的明證！
常有一句話：「金錢並非萬能，沒有錢卻萬萬不能。」可見，資源對改善民生所起的作用，應毋庸置疑。但認為市民的人生目的，就是謀求賺更多錢、提高自己的生活享受，也是愚不可及。香港是多元文化社會，市民各有自己的人生追求目標。政府不應以「金錢萬能」作為解決社會問題和紛爭的唯一手段。只要政府能夠容納不同意見，並緊扣市民的脈搏，這樣，林鄭月娥才能真正與民同行。
還有第三個錯誤，下次再談。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