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6-安徒行傳:政治的終結,絕望的反抗

安徒行傳:政治的終結,絕望的反抗
2019年6月16日


傘縫中的抗爭者。(鍾林枝攝)


【明報專訊】「反送中運動」在這一個星期內急速發展,令舉世震驚。無論是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還是6月12日爆發的佔領金鐘和流血衝突,都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像。運動迫使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條例修訂,雖然還未達至完全「撤回」,但已是自2003年以來香港社會運動難得一見的小勝利。經此一役,香港可說已經從雨傘運動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雖然社會為此而付出了沉重代價,但肯定的是,香港的反抗精神已經重新喚起,公民運動已經重新出發。


代議民主失效 官民失緩衝

這次運動之所以能夠取得成果,皆因全社會都因運動而沸騰起來,反對修例的市民橫跨各黨派。客觀的原因當然是「送中條例」之內容危及了一國兩制最核心的司法獨立、香港的自治地位。但相當關鍵的是,這次事件充分反映了香港一貫存在的官民互動模式,已經完全失效。政府與建制派完全無視社會上的反對聲音,經選舉具民意授權的泛民議員在議會內完全不受尊重。建制派更操弄程序,使議會淪為橡皮圖章,產生了兩個「法案審議委員會」和不確定主席是誰的荒誕劇。這一幕赤裸地暴露出在專制威權的年代,建制派行事專橫的態度,特首的跋扈囂張,展示出香港連僅有而殘缺的代議民主也已經失效。常態的「政治」已經終結,在民眾與政府之間完全失去緩衝,以及能夠協調雙方的中介力量。

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有一個經典的理論範式爭議,一派認為社會運動其實是「政治」過程的伸延,而政治不外乎是「討價還價」。如果民主制度是讓「討價還價」在固定的規範和制度下進行,那社會運動只不過是在體制外進行的「政治」。社會運動能夠發揮改變社會的作用,要憑動員群眾向體制施加「政治」壓力,社會運動才算是「有用」。這派社會理論所着重的是如何解釋社運的出現,也着眼於如何有效組織社運,爭取一些功利的目標。此派理論特別適用於以政治、經濟利益為目標的「舊式社運」,例如勞工運動。

可是另一派則認為,有一類新型的社會運動並非僅是政治「討價還價」的工具,因為社會運動的「過程」比起它要爭取的「目標」更為重要,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得着,往往並非真的是什麼物質利益,而是遠為抽象的價值、信念,他們在乎的是情緒與感受。社運的過程本身令人們可分享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意識,喚發出一種主流功利社會中失落掉的共同體感覺,從而讓彼此重建一個可以分享與回憶的共同體意識。這種運動所環繞的其實是身分認同、生活風格的問題,遠多於功利目標的爭取。此派理論特別適用於女權、同運、環保、動保等較具社會文化性質的「新式社運」。

可是,上述兩派都假設了「常態的政治」和「社會運動」是界限清晰的,各有畛域,忽視了「政治運動」其實都可以是「非功利」導向。這些社會運動理論大都無法適用於解釋香港的民主運動,因為香港的議會民主根本就不是一個「常態」、「成熟」的政治機制,讓人民與政府可以實質地「討價還價」,而只是一個虛擬的幻覺,畫餅充飢。今天,體制的專制威權實質赤裸地暴露,他們只談「管治威信」,「政治」無可避免地走到終結。

「政治」的終結帶來失望和絕望,我們再也沒有可以和專制政府「討價還價」的代理人,那些民意領袖、人民的代議士也徹底地失去了領導人民的角色。人民於是要赤裸地直接面對政權,以肉體博弈。這場博弈來得既悲壯也慘烈。


絕望的悲壯 打破抗爭路線心結

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可說是極致的「悲壯」:在如巨龍般的龐大人流中氣氛是無言的憤怒與絕望,凝聚着的是一種「絕地反擊」的悲情。在參與遊行的百萬人當中,對於遊行能否阻止逃犯條例的修訂,其實沒有幾個說有把握,相反地是抱着根本不會理會遊行究竟有用還是沒有用的考慮。他們的參與與其說是要給政府「政治上的壓力」,毋寧說是要治療身上沉重的「無力感」,讓自己的體溫與同行者分享,要克服快將被極權體制各自分化、逐個擊破的孤獨和恐懼。他們要給全世界證明,「香港人」仍是會站起來反抗。

這種置成敗於度外的「悲壯」,也打破了對不同抗爭手法有所遲疑的心結。6月12日的激進抗爭與流血衝突就出現了以年輕人作先鋒,成年人作後盾的互相支援局面,在暴力的彈壓底下,反抗的集體行動猶如戰場般的「慘烈」,動人心魄。雨傘運動中出現的「和平抗爭」與「勇武反抗」的爭論,被運動實踐本身辯證地超越。

其實2014年那場「和平抗爭」與「激進抗爭」的爭論,還是發生在香港具有「半民主」機制的假想之上,無論是「和理非派」還是「勇武派」還是沿用「工具性」思維來思量「最有效」的社運手法和策略,前提還是「樂觀」地假設,有某種方法能夠對政權形成最大的壓力,令他們屈服。可是,5年來威權/極權政治邏輯的壓境,說明了「鳩行」與「鳩衝」其實都是不相伯仲地天真,兩者單獨而行都不見得有取勝的希望。

可是,當「常態政治」已經徹底死亡,社運策略的「理性」分析亦窮盡了自身的想像力,我們在「反送中運動」中卻見證了所謂「哀兵必勝」的道理。正正就是當眾人都放下了成敗得失的掛慮,運動也不會讓什麼人可以獨自地「收割」成果,全民一致,無分派別的反抗才真正出現。人們不再是覺得有多大機會可以爭取到什麼而加入行動,反而是有沒有希望都要站出來,參與這「最後一戰」,為的只是爭一啖氣。只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才能把這場運動變成真正純粹的價值之戰、信念之戰、身分認同之戰。

事實上,「反送中運動」呈現出兩種抗爭手法都已經比2014年進化了,就算彼此未必完全認同對方的手段,但相互理解、包容、甚至欣賞的地方已大大增加,終止了雨傘運動期間無謂的內在消耗。


各路混合互補 命運共同體成形

在和平抗爭的一方面,各種類型的社會身分都被動員起來,校友師生、專業、宗教、社區的網絡鋪開了前所未見的社會動員空間,爸爸媽媽的身分也能發出動員的呼召。對外方面也打開了廣泛的國際關注渠道,海外的支援也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聲勢,建立了以香港身分為重心的海外社群聯繫。這是一種實質的社會連結,實質的香港命運共同體的建立。

在激進行動的一方面,沒有「大台」的自發組織發展了變化多端,非常機動、靈巧、多樣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方式,展現出大無畏的反抗意志,以勇氣、堅毅感動了全世界關注香港困境的人,以血肉之軀向全世界映照出政權的殘暴本性,搗破了政權溫柔理性的假面。

不同抗爭方式之間漸漸形成了新的運動倫理默契,更建立了新的「混合互補」(hybrid)行動模式,例如宗教信徒徹夜為抗爭者唱詩,社區放映視像揭露警方暴力清場,媽媽和平集會聲討暴力鎮壓示威……顯示行動形式有了新的合作分工,亦已經試圖繞過建制化的媒體,全方位的抗爭從線上走向人群生活空間,爭取群眾,為反抗運動積累進一步發展的能量,在社區與群體網絡內部作絕地反擊。「反送中運動」的真正考驗在於上述的默契與互補模式能否持續下去。


漫長反抗關鍵:激進與基進

這種新的社運所經歷的正好是一種走出「虛擬自由主義」的radicalization過程。台灣在八十年代「解嚴」時期蓬勃的社會運動中曾經論辯過radical一字的真正含義,並非僅止於表面上的手段「激烈」,而是動搖壓迫性體制中最基礎及根本的部分,所以當今台灣通譯radical為「基進」而非「激進」。

從最基本的地方改造舊的認知,改變既有的反抗實踐模式,打破過時的社會習性和行動疆界,是「絕地求生」的「基進」行動,也是香港未來漫長反抗運動的關鍵。「絕望」是這種基進反抗的溫牀,它能孕育出的是一種不帶虛假希望與幻想的社群能量,讓我們去「反抗絕望」!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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