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5-葉金漢：社交媒體可成社運最大絆腳石
葉金漢：社交媒體可成社運最大絆腳石
2019年6月25日
近日的「反送中」運動，為典型的自發性（leaderless）網絡動員。外媒《洛杉磯時報》更稱此新社運模式，猶如AI（人工智能）般會自我學習。然而，AI背後卻隱藏着網絡動員的另一面——filter bubbles（過濾泡泡；註），或已不知不覺間形成。
filter bubbles並不為網絡動員獨有，但社交媒體的溝通特性——快速（fast）、橫向（horizontal）、分散（decentralized and diffuse）——卻加速了其「繁殖」，原因有二：
（1）相較過往的線下討論（offline discussion），網民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更能主動接觸立場相近的「同路人」（affinity groups）。
（2）此外，由於網絡資訊氾濫，亦會促使網民只選擇閱讀對自己有利的資訊。
久而久之衍生出同溫層（echo chambers），甚至出現排他性（excludability），例如標籤其他沒有上街遊行示威、外遊、上載美食相片至社交媒體的市民為「港豬」，觀看某大台新聞報道的中年人和老年人為「廢中」、「廢老」等。換言之，filter bubbles的出現，雖可鞏固意見相近的群體的內在意識（in-group identity），但過程中卻是透過不斷與其他群體「割席」而致，進而離間（alienating）了運動本身的參與者、支持者、同情者。最終，很大可能使整場運動孤立於社會大眾間。
「連登」漸生「過濾泡泡」副作用
在近日「連登」討論版上，每當出現「留守」或「散水」、「衝」與「不衝」之爭論時，filter bubbles的「副作用」漸生。現象有三：
（1）舉報及封鎖立場相左的「巴絲」（即連登會員），情况愈發頻仍。
（2）當遇上質疑時，往往選擇加密內容，或將網絡討論移師至其他加密平台如Telegram，排除一眾「CD-ROM」（意指在「連登」上圍觀卻沒有發言權的非會員，或英文所指的「bystander publics」）。
（3）為進一步防範所謂「篤灰」（即分化），網民更會進一步對持不同意見者「起底」，以達至「捉鬼」效果。
網絡動員不能完全取代政治組織
一旦filter bubbles蔓延，將對社會運動的動員、規模及組織有深遠影響：
（1）加速社運中分支（factions）的出現，形成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現象。
（2）在運動參與者各自為政下，議題或許逐漸失焦，時而要求林鄭月娥下台，時而針對警察濫權；而行動上一時包圍政府總部、警察總部，一時阻塞公路、鐵路、機場等，但均欠缺明確方向。
（3）因應運動碎片化加劇，社運模式亦會由長期佔領特定地點，慢慢演化為更為靈活及機動的「快閃」（flash mob）或甚類近「slacktivism」的形式。網絡上已有不少人認為，間歇性地包圍不同政府部門幾小時，不但能不定時癱瘓政府，更可保存實（體）力，作長期抗爭。
（4）然而，在鼓吹此等「聚散」抗爭方式的同時，卻漠視了游擊戰術本身極為擾民，非但無助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其宣泄性或報復性質，更易引起社會反感。在鞏固「同溫層」的同時，卻消耗了得來不易的民意。
近年不少針對社交媒體的研究均發現，社運的高低起伏以至成敗關鍵，往往不在於當權者如何應對，更多的是源於新媒體的運用。再者，網絡動員本身並不能完全取代政治組織及公民團體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這種情况，在混合式政體（hybrid regime）的集中地——東歐——尤其明顯。
抗爭者切忌「圍威喂」
簡而言之，社交媒體本屬中性，既可用作動員及協調社會運動的工具，亦可成為社會運動最大的絆腳石。隨着運動日益深化，分歧或許漸大。當中，不能排除「三毛」（即支持政府的網絡打手）出帖分化勇武派、「和理非」，但抗爭者亦要切忌因filter bubbles作祟，而墮入另類「圍威喂」的陷阱。
註：Deibert, R. (2019). "The Road to Digital Unfreedom: Three Painful Truths About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Democracy, 30(1), pp.25-39.
參考資料：
（1）Beissinger, Mark R. (2017). " 'Conventional' and 'Virtual' Civil Societies in Autocratic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s, 49(3): 351-371.
（2）Deibert, R. (2019). "The Road to Digital Unfreedom: Three Painful Truths About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Democracy, 30(1), pp.25-39.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AI化網絡動員，該何去何從？」）
作者是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Citizen Lab研究助理
2019年6月25日
近日的「反送中」運動，為典型的自發性（leaderless）網絡動員。外媒《洛杉磯時報》更稱此新社運模式，猶如AI（人工智能）般會自我學習。然而，AI背後卻隱藏着網絡動員的另一面——filter bubbles（過濾泡泡；註），或已不知不覺間形成。
filter bubbles並不為網絡動員獨有，但社交媒體的溝通特性——快速（fast）、橫向（horizontal）、分散（decentralized and diffuse）——卻加速了其「繁殖」，原因有二：
（1）相較過往的線下討論（offline discussion），網民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更能主動接觸立場相近的「同路人」（affinity groups）。
（2）此外，由於網絡資訊氾濫，亦會促使網民只選擇閱讀對自己有利的資訊。
久而久之衍生出同溫層（echo chambers），甚至出現排他性（excludability），例如標籤其他沒有上街遊行示威、外遊、上載美食相片至社交媒體的市民為「港豬」，觀看某大台新聞報道的中年人和老年人為「廢中」、「廢老」等。換言之，filter bubbles的出現，雖可鞏固意見相近的群體的內在意識（in-group identity），但過程中卻是透過不斷與其他群體「割席」而致，進而離間（alienating）了運動本身的參與者、支持者、同情者。最終，很大可能使整場運動孤立於社會大眾間。
「連登」漸生「過濾泡泡」副作用
在近日「連登」討論版上，每當出現「留守」或「散水」、「衝」與「不衝」之爭論時，filter bubbles的「副作用」漸生。現象有三：
（1）舉報及封鎖立場相左的「巴絲」（即連登會員），情况愈發頻仍。
（2）當遇上質疑時，往往選擇加密內容，或將網絡討論移師至其他加密平台如Telegram，排除一眾「CD-ROM」（意指在「連登」上圍觀卻沒有發言權的非會員，或英文所指的「bystander publics」）。
（3）為進一步防範所謂「篤灰」（即分化），網民更會進一步對持不同意見者「起底」，以達至「捉鬼」效果。
網絡動員不能完全取代政治組織
一旦filter bubbles蔓延，將對社會運動的動員、規模及組織有深遠影響：
（1）加速社運中分支（factions）的出現，形成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現象。
（2）在運動參與者各自為政下，議題或許逐漸失焦，時而要求林鄭月娥下台，時而針對警察濫權；而行動上一時包圍政府總部、警察總部，一時阻塞公路、鐵路、機場等，但均欠缺明確方向。
（3）因應運動碎片化加劇，社運模式亦會由長期佔領特定地點，慢慢演化為更為靈活及機動的「快閃」（flash mob）或甚類近「slacktivism」的形式。網絡上已有不少人認為，間歇性地包圍不同政府部門幾小時，不但能不定時癱瘓政府，更可保存實（體）力，作長期抗爭。
（4）然而，在鼓吹此等「聚散」抗爭方式的同時，卻漠視了游擊戰術本身極為擾民，非但無助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其宣泄性或報復性質，更易引起社會反感。在鞏固「同溫層」的同時，卻消耗了得來不易的民意。
近年不少針對社交媒體的研究均發現，社運的高低起伏以至成敗關鍵，往往不在於當權者如何應對，更多的是源於新媒體的運用。再者，網絡動員本身並不能完全取代政治組織及公民團體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這種情况，在混合式政體（hybrid regime）的集中地——東歐——尤其明顯。
抗爭者切忌「圍威喂」
簡而言之，社交媒體本屬中性，既可用作動員及協調社會運動的工具，亦可成為社會運動最大的絆腳石。隨着運動日益深化，分歧或許漸大。當中，不能排除「三毛」（即支持政府的網絡打手）出帖分化勇武派、「和理非」，但抗爭者亦要切忌因filter bubbles作祟，而墮入另類「圍威喂」的陷阱。
註：Deibert, R. (2019). "The Road to Digital Unfreedom: Three Painful Truths About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Democracy, 30(1), pp.25-39.
參考資料：
（1）Beissinger, Mark R. (2017). " 'Conventional' and 'Virtual' Civil Societies in Autocratic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s, 49(3): 351-371.
（2）Deibert, R. (2019). "The Road to Digital Unfreedom: Three Painful Truths About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Democracy, 30(1), pp.25-39.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AI化網絡動員，該何去何從？」）
作者是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Citizen Lab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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