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3-未來城市：無大台動員社運能走下去？
未來城市：無大台動員社運能走下去？
2019年6月23日
(曾憲宗攝)
【明報專訊】六月九日，百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遊行過後，政府發言人於23時07分迅速發出公告回應，「《條例草案》將於六月十二日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完。」惹惱不少人，當晚社交平台上開始湧現各式「一人活動」，呼籲六‧一二到添馬公園野餐、繪畫日出等。與此同時，不同平台開始商討策略，一場民間自發的運動將接續爆發。六‧一二現場，到場的人以身上的黑衣白衣為記，經歷了漫長等待，卻未必知道在等什麼，因為不如昔日的運動有大台發送消息、發出指令。衝突過後，警察暴力對待示威者，引發六‧一六二百萬人大遊行，林鄭和官員在記招上一次次迴避訴求，網上論壇有了訂死線的聲音，發出「聯合群組聲明」，政府於六月二十日死線過後依然沉默，市民隨之發起不合作運動。這場沒有大台的社會運動為何有這樣強的動員力？正處於怎樣的瓶頸，又能怎樣走下去？
議題生死攸關
「大台，我認為香港一路都無，以前的大台都只是illusion。」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認為香港政治示威行動的參與者從來不為大台聚合，即使有過所謂大台，性質上亦不如馬丁路德金在民權運動中充當指導的領袖角色。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鄭煒則認為，過往運動即使如許多學者描述由公民社會自我動員去防守，都始終能識別一些組織或者個人行動上「有些合理性」，可以號召部分民眾，而這次反修例運動沒有「這個人」出現，民陣也不過擔當「book場」角色，負責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這次防守議題比傘運更能吸引公眾注意，鄭煒認為因為「生死攸關」，「比起一地兩檢、國歌法，大家知道每個人都有可能受害」，故此民眾強烈反應與○三年有點相似，「都比較是跨世代、跨階層，甚至跨政治傾向，這次有些『淺藍』都走出來」。袁瑋熙亦認同這次運動防守議題的屬性是沒有組織協調下依然動員者眾的關鍵，「不是要去爭取某些東西，不是要取得某些東西，它是『唔要』一些東西，一定是容易點」。他解釋，當運動目的是要抗拒某些東西，例如這次送中條例，需要做的只是以任何方式給予壓力，「但你要爭取某些東西，是要有策略的，要知道向哪些人爭取，要知道在離間哪些人，要知道正爭取哪些人佔到自己那邊」。因此他提醒不要將沒有大台的運動過度浪漫化，「現在的情况只能做些很簡單的行動，如果要實質策略，沒大台是很難」。
聯署、政權矛盾、硬推 為運動助燃
清晰定調以及防守屬性為無大台運動的先天優勢，鄭煒認為不同階段都一直有事為運動助燃。他留意到香港媒體自我審查情况日益嚴峻，很多議題未必入到屋，因此必須使用相對低成本的參與方式先炒熱，這次中學生和舊生的大規模聯署有效令議題急速升溫，由中學生擴展到不同宗教和專業團體。其後，政權內部緊接出現矛盾，亦有助催化議題擴展，「一開始矛盾體現於比如《星島日報》、商界都走出來，加上立法會裏議員互相交波，讓人看到建制都猶豫」。而他覺得最致命的，必然是政府的錯誤決定，「撇開法案委員會，很多時候硬過，可能令比較溫和的人都覺得不能接受，有制度卻不跟，當台灣殺人案愈講愈不像一個推修訂的合理原因，就會質疑到底有沒有這個迫切性」。
平台互補 分擔大台功能
1. 連登如大腦 討論投票製造策略
正負評凝聚共識：
傘運過後，曾經負責組織的政治領袖或入獄或流亡，群眾在無大台情况下得以發展出另一種模式「再佔領」，鄭煒認為是汲取上次經驗，「大家戴口罩，覺得電話IP要小心保護，種種警覺讓大家很容易走進連登或者Telegram這些感覺上匿名的平台」。袁瑋熙嘗試分析各式平台在運動中如何分擔大台角色的不同功能，互相補位。其中，討論區連登就如大腦般製造策略，透過討論，分辨不同計謀是好是壞。登上連登，看見「【突發】共識已達！620 5pm 政府死線！621罷工罷課罷市，二百萬人兵分三路」列於熱門之首，原來是承接「【突發】我係取消外國護照樓主。求大家聽我講，停止內耗，設下死線，全力升級！」過萬正評的結論。袁瑋熙指出，討論區透過會員給予正或負評，決定話題能否變成「熱門」，是凝聚共識的機制，得出多數人同意的方案。
知識共享 各展所長：
他認為連登同時充當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平台的角色。討論區內，有人召集所有未放棄的連登仔認真分工，分頭將官員「起底」，去信相關政府國防部和國會，誓言「政府高官和保皇黨一世都要共享大灣區榮耀」，褫奪他們的外國護照。另外，亦有人以「一秒令警員冷靜執法既（嘅）工具」為題發帖：「每個無名群體既（嘅）人都特別容易激動，但如果你搵到同叫到佢個名，就會令佢十級冷靜」，貼出可以按編號搜尋警員姓名和職級的網址。袁瑋熙說不論撰寫有模有樣的信件樣本，還是使用GitHub將公開的警員資料統合轉化，均由參與者各展所長，商討策略以外，更落實行動，也是整個運動去中心化的體現，「每個人有時間都可付出」。
文化語言區別「人」與「鬼」：
「我剛才跟朋友說起，如果我是中共，就會派網軍入去連登。」他笑說實行起來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好難扮連登仔的。我有朋友在fb寫了些見解，我叫他post去連登，他掌握不到連登語言，不斷自push都沉底」。他認為現時為平台把關的，是港人獨有的文化語言，若人工智能可模仿，可如俄羅斯透過人工智能不斷生產視頻挑動美國黑人對白人的仇恨，當網軍大規模入侵，就可能動搖平台的力量。連日來，連登會員都相當警覺，有帖文建議設立五毛評級制，建議標示新會員讓人警惕，甚至建議使用火星文溝通，加重臥底翻譯的時間成本。
2. Telegram資訊集中處理較可信
公開群組 資訊龐雜難分真偽：
「如果連登是大腦，Telegram就像大腦的神經，負責傳播。」袁瑋熙說。通訊應用程式Telegram在傘運期間獲佔領者廣泛使用，這次六‧一二行動前夕，各式各樣的Telegram群組再次湧現，包括文宣組、物資組、戰略組等，分工仔細。「連登有人開，post條link出來，大家按進去就得。」自稱為這次行動的積極參與者Andy（化名）也加入了不同群組，包括規模最龐大的「【公海總谷】611二讀求助、討論、情報交流區」。「我在幾千人的時候已經在裏面，後來愈來愈多（人），我就發覺在裏面講的根本都是廢話。」他舉例說，在軍事策略群組裏有人會建議帶什麼武器，「見過教人整雞尾酒燃燒彈，大家都知得個噏字」。因為群組任何人都能加入，不時有人提醒要提高警覺，慎防有「鬼」。
頻道經管理員統一處理：
六‧一二當日，Andy九時多到達金鐘龍和道，不久已主動離開群組，「電話收得很差，又沒有實質討論，有五毛會入嚟講支持修例，大家就會圍插，只是浪費data。」他認為連登對在場參與者也非有效的溝通方式，「根本load唔到，自己講一句嘢，然後F5等回覆，很難做到。」而Telegram除可通訊，亦可設立發放消息的頻道平台，Andy追隨「反送中已核實資訊頻道」和「612 reminder」，認為相對海量消息不知真偽的群組，頻道透過管理員集中處理再發放，起碼會經過一重核實，較可信。但由於現場網絡不穩，只能每十五分鐘更新，約略看看。
依靠通訊 不如臨場應變：
他憶述當日中午前收到會議取消的消息，在場很多人都對下一步行動早有心理準備，「都會諗今日不開會了，大家點呢？大家覺得應該要有行動，連登和Telegram都這樣講」。他記得到了中午現場有人「走來走去」，交頭接耳問意見，同時，不同頻道分別傳出「行動」時間，但不統一，「我記得有三點，也有人說五點，又見過六點」。他響應「612 reminder」補充體力的呼籲，與朋友到附近午餐。午飯後已差不多三點，身處添美道東翼前，他一直懷疑是否三點一到就馬上有事發生，「去到咁上下，前排的人突然間企晒起身」，於是他就隨鐵馬被移開一同衝進「煲底」，亦馬上被催淚彈趕退。面對消息的差異與不確定、通訊失效，他認為始終都要靠臨場應變，「我諗都會有人諗，三點會不會太早，好不好五點才衝呢，捱到放工有更多人加入。但我會覺得，既然三點幾有人起了身，有人響應，都要去㗎啦」。
3. Instagram情感號召
袁瑋熙比喻Instagram為感官神經，story能夠觸動情緒，同時是強大的動員工具。他曾到金鐘親身訪問示威者，問Instagram對他們的行動有什麼影響，「他們都說全部朋友都在講這件事，即使Fashion KOL都在講警察暴力，去緊旅行的朋友都不敢post旅行相」。不論遊行照片、還是各式改圖，讓人以不同方式抒發情感，他認為當「為你推薦」鋪天蓋地的都是與反修例有關的照片，可能成為號召年輕人走出來的動力。
其中一張在Instagram上廣傳，是「他不是自己跳下去的，他是被政權推下去的」的書法，源自一名男子六月十五日於金鐘太古廣場掛上「反送中」橫額後墮樓身亡。袁瑋熙說，這宗悲劇成為了香港一個非常有標誌性（significant）的事件，當他的身分神秘，引發的力量會更大，「因為這樣，每個人都能代入，香港人以後每年的這天都有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這本來是很抽象的志願，有人為這件事犧牲了，更多人會想為什麼自己不能多走一步？未必是要立刻令政制民主化，但起碼做每個人可以做的事」。當晚社交平台上很多人貼出「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的死者遺志，翌日遊行後，太古廣場門外留下一片花海。
轉化成民主訴求？ 立會選舉成關鍵
民眾自我組織協調，這種去中心化的運動模式還能走多遠？鄭煒留意到遊行過後，當政府不作回應時，二百萬人走上街頭的政治能量很難轉化，「講談判，幾時升級，幾時死線，還有什麼可能性時，是會有膠着狀態。」袁瑋熙亦認同瓶頸在於現時四大訴求難以轉化成民主訴求，「很多人都知點解會發生這些事，最終問題是特首不對民眾負責、政制不民主，但示威者與大眾之間還是有距離。」他指示威者現時擁有的民意基礎卻並非建基於爭取真普選，「例如燒味師傅，他從來沒講過特首不是民選而來，他生氣的是警察打學生」。
鄭煒在種種不確定下卻相對樂觀，「要支撐一個社會運動，要讓人知道他們的參與是有影響力」。他闡釋，六‧一六看到有人積極呼籲遊行人士登記做選民，「可能開始意識到社運不能轉化為實質制度改變的原因就是因為不夠票」。下一步有沒有更多人領悟、將這次運動轉化成政改等相關議題，將成關鍵。這次運動參與者以年輕人為主，而年輕人投票率多年來在不同年齡組別中卻最低，鄭煒認為是次集體行動可能引發正面效果，「覺得自己出來有些作用，可能對之前投白票射落海的想法改觀」。而事情發展至今，在他看來，暫緩和撤回在當下分別不大，因為即使撤回，也不代表永遠不推，他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來屆立法會選舉，假設林鄭今後管治威信已經喪失，當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後，她再無所畏懼，他想像那就是她可以做任何事的時候，而民意那一刻傾向泛民抑或建制派，政治形勢將決定特區政府會否再推修例。
【社運動員篇】
文 // 潘曉彤
圖 // 網上圖片
編輯 // 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6月23日
(曾憲宗攝)
【明報專訊】六月九日，百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遊行過後，政府發言人於23時07分迅速發出公告回應，「《條例草案》將於六月十二日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完。」惹惱不少人，當晚社交平台上開始湧現各式「一人活動」，呼籲六‧一二到添馬公園野餐、繪畫日出等。與此同時，不同平台開始商討策略，一場民間自發的運動將接續爆發。六‧一二現場，到場的人以身上的黑衣白衣為記，經歷了漫長等待，卻未必知道在等什麼，因為不如昔日的運動有大台發送消息、發出指令。衝突過後，警察暴力對待示威者，引發六‧一六二百萬人大遊行，林鄭和官員在記招上一次次迴避訴求，網上論壇有了訂死線的聲音，發出「聯合群組聲明」，政府於六月二十日死線過後依然沉默，市民隨之發起不合作運動。這場沒有大台的社會運動為何有這樣強的動員力？正處於怎樣的瓶頸，又能怎樣走下去？
議題生死攸關
「大台，我認為香港一路都無，以前的大台都只是illusion。」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認為香港政治示威行動的參與者從來不為大台聚合，即使有過所謂大台，性質上亦不如馬丁路德金在民權運動中充當指導的領袖角色。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鄭煒則認為，過往運動即使如許多學者描述由公民社會自我動員去防守，都始終能識別一些組織或者個人行動上「有些合理性」，可以號召部分民眾，而這次反修例運動沒有「這個人」出現，民陣也不過擔當「book場」角色，負責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這次防守議題比傘運更能吸引公眾注意，鄭煒認為因為「生死攸關」，「比起一地兩檢、國歌法，大家知道每個人都有可能受害」，故此民眾強烈反應與○三年有點相似，「都比較是跨世代、跨階層，甚至跨政治傾向，這次有些『淺藍』都走出來」。袁瑋熙亦認同這次運動防守議題的屬性是沒有組織協調下依然動員者眾的關鍵，「不是要去爭取某些東西，不是要取得某些東西，它是『唔要』一些東西，一定是容易點」。他解釋，當運動目的是要抗拒某些東西，例如這次送中條例，需要做的只是以任何方式給予壓力，「但你要爭取某些東西，是要有策略的，要知道向哪些人爭取，要知道在離間哪些人，要知道正爭取哪些人佔到自己那邊」。因此他提醒不要將沒有大台的運動過度浪漫化，「現在的情况只能做些很簡單的行動，如果要實質策略，沒大台是很難」。
聯署、政權矛盾、硬推 為運動助燃
清晰定調以及防守屬性為無大台運動的先天優勢，鄭煒認為不同階段都一直有事為運動助燃。他留意到香港媒體自我審查情况日益嚴峻，很多議題未必入到屋，因此必須使用相對低成本的參與方式先炒熱，這次中學生和舊生的大規模聯署有效令議題急速升溫，由中學生擴展到不同宗教和專業團體。其後，政權內部緊接出現矛盾，亦有助催化議題擴展，「一開始矛盾體現於比如《星島日報》、商界都走出來，加上立法會裏議員互相交波，讓人看到建制都猶豫」。而他覺得最致命的，必然是政府的錯誤決定，「撇開法案委員會，很多時候硬過，可能令比較溫和的人都覺得不能接受，有制度卻不跟，當台灣殺人案愈講愈不像一個推修訂的合理原因，就會質疑到底有沒有這個迫切性」。
平台互補 分擔大台功能
1. 連登如大腦 討論投票製造策略
正負評凝聚共識：
傘運過後，曾經負責組織的政治領袖或入獄或流亡，群眾在無大台情况下得以發展出另一種模式「再佔領」，鄭煒認為是汲取上次經驗，「大家戴口罩，覺得電話IP要小心保護，種種警覺讓大家很容易走進連登或者Telegram這些感覺上匿名的平台」。袁瑋熙嘗試分析各式平台在運動中如何分擔大台角色的不同功能，互相補位。其中，討論區連登就如大腦般製造策略，透過討論，分辨不同計謀是好是壞。登上連登，看見「【突發】共識已達！620 5pm 政府死線！621罷工罷課罷市，二百萬人兵分三路」列於熱門之首，原來是承接「【突發】我係取消外國護照樓主。求大家聽我講，停止內耗，設下死線，全力升級！」過萬正評的結論。袁瑋熙指出，討論區透過會員給予正或負評，決定話題能否變成「熱門」，是凝聚共識的機制，得出多數人同意的方案。
知識共享 各展所長：
他認為連登同時充當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平台的角色。討論區內，有人召集所有未放棄的連登仔認真分工，分頭將官員「起底」，去信相關政府國防部和國會，誓言「政府高官和保皇黨一世都要共享大灣區榮耀」，褫奪他們的外國護照。另外，亦有人以「一秒令警員冷靜執法既（嘅）工具」為題發帖：「每個無名群體既（嘅）人都特別容易激動，但如果你搵到同叫到佢個名，就會令佢十級冷靜」，貼出可以按編號搜尋警員姓名和職級的網址。袁瑋熙說不論撰寫有模有樣的信件樣本，還是使用GitHub將公開的警員資料統合轉化，均由參與者各展所長，商討策略以外，更落實行動，也是整個運動去中心化的體現，「每個人有時間都可付出」。
文化語言區別「人」與「鬼」：
「我剛才跟朋友說起，如果我是中共，就會派網軍入去連登。」他笑說實行起來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好難扮連登仔的。我有朋友在fb寫了些見解，我叫他post去連登，他掌握不到連登語言，不斷自push都沉底」。他認為現時為平台把關的，是港人獨有的文化語言，若人工智能可模仿，可如俄羅斯透過人工智能不斷生產視頻挑動美國黑人對白人的仇恨，當網軍大規模入侵，就可能動搖平台的力量。連日來，連登會員都相當警覺，有帖文建議設立五毛評級制，建議標示新會員讓人警惕，甚至建議使用火星文溝通，加重臥底翻譯的時間成本。
2. Telegram資訊集中處理較可信
公開群組 資訊龐雜難分真偽：
「如果連登是大腦，Telegram就像大腦的神經，負責傳播。」袁瑋熙說。通訊應用程式Telegram在傘運期間獲佔領者廣泛使用，這次六‧一二行動前夕，各式各樣的Telegram群組再次湧現，包括文宣組、物資組、戰略組等，分工仔細。「連登有人開，post條link出來，大家按進去就得。」自稱為這次行動的積極參與者Andy（化名）也加入了不同群組，包括規模最龐大的「【公海總谷】611二讀求助、討論、情報交流區」。「我在幾千人的時候已經在裏面，後來愈來愈多（人），我就發覺在裏面講的根本都是廢話。」他舉例說，在軍事策略群組裏有人會建議帶什麼武器，「見過教人整雞尾酒燃燒彈，大家都知得個噏字」。因為群組任何人都能加入，不時有人提醒要提高警覺，慎防有「鬼」。
頻道經管理員統一處理：
六‧一二當日，Andy九時多到達金鐘龍和道，不久已主動離開群組，「電話收得很差，又沒有實質討論，有五毛會入嚟講支持修例，大家就會圍插，只是浪費data。」他認為連登對在場參與者也非有效的溝通方式，「根本load唔到，自己講一句嘢，然後F5等回覆，很難做到。」而Telegram除可通訊，亦可設立發放消息的頻道平台，Andy追隨「反送中已核實資訊頻道」和「612 reminder」，認為相對海量消息不知真偽的群組，頻道透過管理員集中處理再發放，起碼會經過一重核實，較可信。但由於現場網絡不穩，只能每十五分鐘更新，約略看看。
依靠通訊 不如臨場應變：
他憶述當日中午前收到會議取消的消息，在場很多人都對下一步行動早有心理準備，「都會諗今日不開會了，大家點呢？大家覺得應該要有行動，連登和Telegram都這樣講」。他記得到了中午現場有人「走來走去」，交頭接耳問意見，同時，不同頻道分別傳出「行動」時間，但不統一，「我記得有三點，也有人說五點，又見過六點」。他響應「612 reminder」補充體力的呼籲，與朋友到附近午餐。午飯後已差不多三點，身處添美道東翼前，他一直懷疑是否三點一到就馬上有事發生，「去到咁上下，前排的人突然間企晒起身」，於是他就隨鐵馬被移開一同衝進「煲底」，亦馬上被催淚彈趕退。面對消息的差異與不確定、通訊失效，他認為始終都要靠臨場應變，「我諗都會有人諗，三點會不會太早，好不好五點才衝呢，捱到放工有更多人加入。但我會覺得，既然三點幾有人起了身，有人響應，都要去㗎啦」。
3. Instagram情感號召
袁瑋熙比喻Instagram為感官神經，story能夠觸動情緒，同時是強大的動員工具。他曾到金鐘親身訪問示威者，問Instagram對他們的行動有什麼影響，「他們都說全部朋友都在講這件事，即使Fashion KOL都在講警察暴力，去緊旅行的朋友都不敢post旅行相」。不論遊行照片、還是各式改圖，讓人以不同方式抒發情感，他認為當「為你推薦」鋪天蓋地的都是與反修例有關的照片，可能成為號召年輕人走出來的動力。
其中一張在Instagram上廣傳，是「他不是自己跳下去的，他是被政權推下去的」的書法，源自一名男子六月十五日於金鐘太古廣場掛上「反送中」橫額後墮樓身亡。袁瑋熙說，這宗悲劇成為了香港一個非常有標誌性（significant）的事件，當他的身分神秘，引發的力量會更大，「因為這樣，每個人都能代入，香港人以後每年的這天都有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這本來是很抽象的志願，有人為這件事犧牲了，更多人會想為什麼自己不能多走一步？未必是要立刻令政制民主化，但起碼做每個人可以做的事」。當晚社交平台上很多人貼出「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的死者遺志，翌日遊行後，太古廣場門外留下一片花海。
轉化成民主訴求？ 立會選舉成關鍵
民眾自我組織協調，這種去中心化的運動模式還能走多遠？鄭煒留意到遊行過後，當政府不作回應時，二百萬人走上街頭的政治能量很難轉化，「講談判，幾時升級，幾時死線，還有什麼可能性時，是會有膠着狀態。」袁瑋熙亦認同瓶頸在於現時四大訴求難以轉化成民主訴求，「很多人都知點解會發生這些事，最終問題是特首不對民眾負責、政制不民主，但示威者與大眾之間還是有距離。」他指示威者現時擁有的民意基礎卻並非建基於爭取真普選，「例如燒味師傅，他從來沒講過特首不是民選而來，他生氣的是警察打學生」。
鄭煒在種種不確定下卻相對樂觀，「要支撐一個社會運動，要讓人知道他們的參與是有影響力」。他闡釋，六‧一六看到有人積極呼籲遊行人士登記做選民，「可能開始意識到社運不能轉化為實質制度改變的原因就是因為不夠票」。下一步有沒有更多人領悟、將這次運動轉化成政改等相關議題，將成關鍵。這次運動參與者以年輕人為主，而年輕人投票率多年來在不同年齡組別中卻最低，鄭煒認為是次集體行動可能引發正面效果，「覺得自己出來有些作用，可能對之前投白票射落海的想法改觀」。而事情發展至今，在他看來，暫緩和撤回在當下分別不大，因為即使撤回，也不代表永遠不推，他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來屆立法會選舉，假設林鄭今後管治威信已經喪失，當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後，她再無所畏懼，他想像那就是她可以做任何事的時候，而民意那一刻傾向泛民抑或建制派，政治形勢將決定特區政府會否再推修例。
【社運動員篇】
文 // 潘曉彤
圖 // 網上圖片
編輯 // 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