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7-許寶強：人vs.非人的Endgame
許寶強：人vs.非人的Endgame
2019年6月17日
魯迅先生在〈無花的薔薇之二〉沉痛地寫下：「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
他又在〈記念劉和珍君〉中補充「……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着血污……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2019年6．12的香港，自然與1926年3．18的中國有別，社會矛盾的程度亦有差異，但魯迅先生的文字，不幸地仍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
是什麼力量「煽惑」百萬人上街？
「送中條例」激發百萬人上街、數以萬計民眾包圍立法會，並非由來無因。我曾用「極權臨近」來形容當代香港的情勢，經歷了6．12前後，似乎得到進一步的印證。
大量民眾要求撤回條例，直接原因，自然與擔心中國法律不公有關。在中共治下的大陸，缺乏公平審判，立法司法「聽黨話」，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送中條例」一旦通過，香港民眾將失去一國兩制的法律屏障，商界和專業人士憂慮誤踏地雷，外國擔心在港或訪港國民被移送，這都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這種從切身利益出發的考量，只是其中一種激發百萬人走上街頭的催化劑；更基本的原因，恐怕是愈來愈多民眾意識到極權臨近的威脅，切身經歷由此帶來的社會規範和日常生活的改變，從而衍生一種社會自我保衛的反應。
我在《回歸人心》中指出，踏入21世紀，尤其在「689」當政下，過去由港英建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威權管治」（authoritarian rule），愈來愈讓位於阿倫特（Hannah Arendt）筆下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從法律、工程、醫療、新聞、出版、宗教、教育、家庭、社區，到所有層面的社會文化生活，都只容許單一的權力源頭，也就是「聽黨話、跟黨走」。這種嘗試壟斷及掌控一切權力的欲望和邏輯，必然會打壓其他對極權統治構成潛在威脅的力量，包括各種專業技藝如醫療工程、藝術宗教、新聞出版、教育社福；也包括各類社會規範如重視邏輯數據、責任承諾、規章程序。具體的呈現，就是「紅線」不斷外延，例如政務官或立會秘書被要求歸邊以至漠視合理程序、信奉民主自決就意味失去參選資格、想當大學校長必須反對港獨、記者難以邀請不被認可的人士演講、教師被迫或自我約束與學生談論「敏感的政治議題」、前線醫護人員受壓記錄求醫者是否參與集會，令愈來愈多港人的日常工作，受到框限，破壞專業的判斷和倫理，摧毁官民、師生、醫者與病人之間的互信。
極權急促擴展 社會自我保衛
自然，現在還有不少民眾的日常生活並未被「紅線」直接影響，因此儘管百萬人上街，但仍可能有更多人對極權臨近的威脅無感無知，尤其在「CCTVB」一台獨大的媒體生態下。不過，極權運作所建基的邏輯，往往與老百姓的常識相違背，例如，極端自戀的領袖自詡「永遠無誤」，錯的或不理解的，只會是「無知大眾」——包括各類專業人員。因此紅線伸延的過程中，必然與民眾過往的做事方式、認知習慣、價值信念牴觸，紅線速度推移愈快，牴觸的情緒就愈強，抗爭也就更容易出現。正如哈維爾所描述：「那些試圖按『點滴改良』原則工作的人，也漸漸發覺他們也要和後極權制度對着幹，面對一個兩難困境：要麼由一貫的立場倒退，淡化其誠懇、責任和骨氣，苟且偷安（這是大部分人的方式），要麼勇往直前，無可避免地和政權發生衝突（這是小部分人的方式）……點滴工作愈來愈容易觸及底線……」
當面對鐵證如山，例如修例無助引渡陳同佳，「777」等政權建制仍厚顏無恥地不斷吃台灣謀殺案受害者的「人血饅頭」；又例如「暫緩」的決定，明顯是民眾用創意、汗水和鮮血換來的小勝，但「777」仍然傲慢地無視民意，只向黨國和「自己友」交心，企圖用拙劣的謊言，「不斷欺騙世界，欺騙自己，收藏自己的良知，掩飾真正的立場」（哈維爾）。然而，這種毫不尊重平民百姓觀點、罔顧甚至嘲弄事實的嘴臉，在極權邏輯仍未完全成功滲透社會每個角落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民眾的反感，尤其在資訊流通暫時仍相對開放的地方如香港。「送中條例」急促而粗暴的推動方式，激發數量龐大的民眾的反感，惹來上百萬人的遊行，或可循此得到理解。倘若政權警察短時間內變本加厲，觸發本地和國際社會更大規模的抗爭或抵制，恐怕難以避免，這大抵是「777」前天的「暫緩」——儘管仍目中無人、死不悔改——的底蘊。
隨着極權擴張，當「凡是不順服者都必須清洗」、「誰不支持就等同是敵人」成為行事常規，「紅線」的廣泛影響將會逐漸浮現：工作生活選擇減少、決策管理質素降低、道德常識底線下移、謊言假貨橫行當道、信任團結流失消逝、未來世代希望幻滅。這種趨勢，亦將迫使愈來愈多人作出「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的生命選擇。6月9日的百萬人表態和6月12日的數萬民眾——當中主要是年輕人——於絕望中的抗爭，也就是部分參與者所指稱的endgame，不正是一種於極權臨近之際，孤注一擲地抗拒沉淪、守護人心的社會自我保衛？
在極權編排的「抗爭劇目」以外走下去
極權的邏輯與操作，建基於虛偽和謊言，同時又企圖用厚顏無恥的姿態，無視一切有助揭露謊言、要求言行一致的事實，令民眾透過揭露、諷刺和批判作為抗爭的手段，日漸失效；另一方面，臨近的極權不僅控制其跟隨者，更企圖為潛在反對者的抗爭，編排一套有利於極權擴張的劇目，例如窄化抗爭者多元紛雜、磊落真誠的參與動機，用極權所醉心的名利權慾代替，意圖將抗爭者拉進一個陳健波之流所眷戀、毫無道德底線的「搵食大晒」非人世界；又或只容許各種二元對立的極端選項，例如政治vs.民生、「外國勢力」vs.愛國愛黨、合法vs.非法、「顏色革命」vs.徹底順從。倘抗爭者墮進這種由極權設定編排、駕輕就熟地打壓的反對劇目，勝負恐怕早已寫在牆上。
因此，社會的自我保衛，必須首先脫離極權設定的框架和抗爭戲碼，重新編寫一套民間劇目，當中能容納人之所以為人的多樣性，讓抗爭的方式和內容，擺脫非此即彼的選項，創意地穿越紅線，擴展工作生活的選擇、提高決策管理的質素、守護道德常識底線、拒絕謊言假貨、重建信任團結。
感謝6．9、6．12、6．16無數願意保衛我城的年輕靈魂、爸爸媽媽、大人長者、學生教師、工友農夫、律師醫護、教徒牧師、師奶大叔、商舖小店，為我們展示了和平遊行、勇敢包圍、罷工課市、聯署聲明、物資醫護、絕食明志、媽媽集會之間的互補同行、創意溝通、默契分工，以身體、文字、圖片、影像、衣著、鮮花、唱詩、誦經、信任、友愛作為武器，打開了勇武可以同時是溫柔而和平理性的想像，又在合法與非法之間加入良心、承諾和寬恕，並建立一種超越功利考量的「政治民生」，讓我們於極權臨近的時代，仍有希望抗拒各式反人類的罪行，守護多樣的人心。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2019年6月17日
魯迅先生在〈無花的薔薇之二〉沉痛地寫下：「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
他又在〈記念劉和珍君〉中補充「……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着血污……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2019年6．12的香港，自然與1926年3．18的中國有別，社會矛盾的程度亦有差異，但魯迅先生的文字，不幸地仍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
是什麼力量「煽惑」百萬人上街？
「送中條例」激發百萬人上街、數以萬計民眾包圍立法會，並非由來無因。我曾用「極權臨近」來形容當代香港的情勢，經歷了6．12前後，似乎得到進一步的印證。
大量民眾要求撤回條例，直接原因，自然與擔心中國法律不公有關。在中共治下的大陸，缺乏公平審判，立法司法「聽黨話」，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送中條例」一旦通過，香港民眾將失去一國兩制的法律屏障，商界和專業人士憂慮誤踏地雷，外國擔心在港或訪港國民被移送，這都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這種從切身利益出發的考量，只是其中一種激發百萬人走上街頭的催化劑；更基本的原因，恐怕是愈來愈多民眾意識到極權臨近的威脅，切身經歷由此帶來的社會規範和日常生活的改變，從而衍生一種社會自我保衛的反應。
我在《回歸人心》中指出，踏入21世紀，尤其在「689」當政下，過去由港英建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威權管治」（authoritarian rule），愈來愈讓位於阿倫特（Hannah Arendt）筆下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從法律、工程、醫療、新聞、出版、宗教、教育、家庭、社區，到所有層面的社會文化生活，都只容許單一的權力源頭，也就是「聽黨話、跟黨走」。這種嘗試壟斷及掌控一切權力的欲望和邏輯，必然會打壓其他對極權統治構成潛在威脅的力量，包括各種專業技藝如醫療工程、藝術宗教、新聞出版、教育社福；也包括各類社會規範如重視邏輯數據、責任承諾、規章程序。具體的呈現，就是「紅線」不斷外延，例如政務官或立會秘書被要求歸邊以至漠視合理程序、信奉民主自決就意味失去參選資格、想當大學校長必須反對港獨、記者難以邀請不被認可的人士演講、教師被迫或自我約束與學生談論「敏感的政治議題」、前線醫護人員受壓記錄求醫者是否參與集會，令愈來愈多港人的日常工作，受到框限，破壞專業的判斷和倫理，摧毁官民、師生、醫者與病人之間的互信。
極權急促擴展 社會自我保衛
自然，現在還有不少民眾的日常生活並未被「紅線」直接影響，因此儘管百萬人上街，但仍可能有更多人對極權臨近的威脅無感無知，尤其在「CCTVB」一台獨大的媒體生態下。不過，極權運作所建基的邏輯，往往與老百姓的常識相違背，例如，極端自戀的領袖自詡「永遠無誤」，錯的或不理解的，只會是「無知大眾」——包括各類專業人員。因此紅線伸延的過程中，必然與民眾過往的做事方式、認知習慣、價值信念牴觸，紅線速度推移愈快，牴觸的情緒就愈強，抗爭也就更容易出現。正如哈維爾所描述：「那些試圖按『點滴改良』原則工作的人，也漸漸發覺他們也要和後極權制度對着幹，面對一個兩難困境：要麼由一貫的立場倒退，淡化其誠懇、責任和骨氣，苟且偷安（這是大部分人的方式），要麼勇往直前，無可避免地和政權發生衝突（這是小部分人的方式）……點滴工作愈來愈容易觸及底線……」
當面對鐵證如山，例如修例無助引渡陳同佳，「777」等政權建制仍厚顏無恥地不斷吃台灣謀殺案受害者的「人血饅頭」；又例如「暫緩」的決定，明顯是民眾用創意、汗水和鮮血換來的小勝，但「777」仍然傲慢地無視民意，只向黨國和「自己友」交心，企圖用拙劣的謊言，「不斷欺騙世界，欺騙自己，收藏自己的良知，掩飾真正的立場」（哈維爾）。然而，這種毫不尊重平民百姓觀點、罔顧甚至嘲弄事實的嘴臉，在極權邏輯仍未完全成功滲透社會每個角落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民眾的反感，尤其在資訊流通暫時仍相對開放的地方如香港。「送中條例」急促而粗暴的推動方式，激發數量龐大的民眾的反感，惹來上百萬人的遊行，或可循此得到理解。倘若政權警察短時間內變本加厲，觸發本地和國際社會更大規模的抗爭或抵制，恐怕難以避免，這大抵是「777」前天的「暫緩」——儘管仍目中無人、死不悔改——的底蘊。
隨着極權擴張，當「凡是不順服者都必須清洗」、「誰不支持就等同是敵人」成為行事常規，「紅線」的廣泛影響將會逐漸浮現：工作生活選擇減少、決策管理質素降低、道德常識底線下移、謊言假貨橫行當道、信任團結流失消逝、未來世代希望幻滅。這種趨勢，亦將迫使愈來愈多人作出「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的生命選擇。6月9日的百萬人表態和6月12日的數萬民眾——當中主要是年輕人——於絕望中的抗爭，也就是部分參與者所指稱的endgame，不正是一種於極權臨近之際，孤注一擲地抗拒沉淪、守護人心的社會自我保衛？
在極權編排的「抗爭劇目」以外走下去
極權的邏輯與操作，建基於虛偽和謊言，同時又企圖用厚顏無恥的姿態，無視一切有助揭露謊言、要求言行一致的事實，令民眾透過揭露、諷刺和批判作為抗爭的手段，日漸失效；另一方面，臨近的極權不僅控制其跟隨者，更企圖為潛在反對者的抗爭，編排一套有利於極權擴張的劇目，例如窄化抗爭者多元紛雜、磊落真誠的參與動機，用極權所醉心的名利權慾代替，意圖將抗爭者拉進一個陳健波之流所眷戀、毫無道德底線的「搵食大晒」非人世界；又或只容許各種二元對立的極端選項，例如政治vs.民生、「外國勢力」vs.愛國愛黨、合法vs.非法、「顏色革命」vs.徹底順從。倘抗爭者墮進這種由極權設定編排、駕輕就熟地打壓的反對劇目，勝負恐怕早已寫在牆上。
因此，社會的自我保衛，必須首先脫離極權設定的框架和抗爭戲碼，重新編寫一套民間劇目，當中能容納人之所以為人的多樣性，讓抗爭的方式和內容，擺脫非此即彼的選項，創意地穿越紅線，擴展工作生活的選擇、提高決策管理的質素、守護道德常識底線、拒絕謊言假貨、重建信任團結。
感謝6．9、6．12、6．16無數願意保衛我城的年輕靈魂、爸爸媽媽、大人長者、學生教師、工友農夫、律師醫護、教徒牧師、師奶大叔、商舖小店，為我們展示了和平遊行、勇敢包圍、罷工課市、聯署聲明、物資醫護、絕食明志、媽媽集會之間的互補同行、創意溝通、默契分工，以身體、文字、圖片、影像、衣著、鮮花、唱詩、誦經、信任、友愛作為武器，打開了勇武可以同時是溫柔而和平理性的想像，又在合法與非法之間加入良心、承諾和寬恕，並建立一種超越功利考量的「政治民生」，讓我們於極權臨近的時代，仍有希望抗拒各式反人類的罪行，守護多樣的人心。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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