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3-周日話題：成敗論以外的社會學習
周日話題：成敗論以外的社會學習
2019年6月23日星期日
6月21日，一對男女走在被佔領的夏愨道天橋上。（蘇智鑫攝）
【明報專訊】「反送中運動」從結果論，當然算是成功，但到底是什麼導致了成功，恐怕還是個爭議不絕的話題。
有人認為，關鍵在6月12日的佔領。衝擊立法會示威區防線的抗爭者，與數量更多、可能只打算佔馬路的市民之間，形成了臨時的合作及良性互動。在場及事後都有人詮釋說，是「不割席」的表現。因此，坊間出現了一頗流行的說法，「不割席」是成功關鍵。這種成功論似乎想調和反對派政治的路線之爭，即自雨傘運動（或更早）以來，由戴耀廷代表的和平非暴力抗爭，與本土派的「勇武」之間，兩者在輿論及街頭上曾爭奪反對派領導權，因此有人樂見這次運動超越了兩派。
「不割席」成功論忽略政治過程
調和論有良好願望，但從「成功」角度去看，未必如此簡單。社會運動最搶眼的地方是街頭抗爭，但是，事件直接轉向之處，往往是大家看不見的地方。極少社會運動能在街頭直接「打倒」當權者，更難以在街上直接取得想要的成果，「反送中運動」亦不例外。社會運動的實證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集中討論及分析「政治過程」的重要性，它既能引發大動員，也是決定運動是否或取得多少成果。
之前所說的「不割席」成功論，忽略的正是政治過程，當中有些關鍵過程更是我們掌握不到的。
首先，能激發民憤的政治過程先發生在議會，不是街頭，即反對派與建制派之爭在議會內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先是兩個委員會的鬧劇，再是急就章送到大會二讀，社會嘩然。同時，建制派內部也發生若隱若現的分裂，因為威脅中港越界資本家的利益，令自由黨不願歸隊，石禮謙也暗地裏搞壞了一家在港中資民企的啟德發展項目，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猶豫不定姿態，也許亦可算進來。因此，中聯辦緊張起來開工作會議，特區政府與建制派想快刀斬亂麻，弄巧不成，製造了劍拔弩張之勢。
第二，6月9日的動員已過百萬，從群眾溫和行動方式及參與者的社經背景看，都跟後來6月12日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大致認為，這是巨大民意的展現，製造了「人民vs.政權」之勢，給予了幾天後的佔領一個強大的正當性。我沒有機會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以上這兩段政治過程，一定激化了不少Telegram群組。
若成功的定義不止包含觸發廣泛動員，也包括實質成果，則涉及的政治過程更複雜，不單是群眾與統治階層的互動，也涉及統治階層及精英之間的討價還價與互動，這個政治過程在標榜「透明」的西方自由民主政體國家裏，也不見得很透明，更何况是香港？在警察清場鎮壓之時及之後，引發更大民意反彈，建制派內部開始出現不同聲音，例如行會召集人陳智思改口風，相信是可見的最早最大轉捩點，也是特區政府暫緩立法、林鄭至李家超一連串道歉的起點。由佔領、民意反彈，到陳改口風之間發生什麼事？陳的政治前途不是靠選票，他與林鄭也不屬一個執政黨，使他改變的政治過程可能跟中聯辦、港澳辦以至韓正有關，但細節無法清楚知道，誰考量了什麼因素，誰在決定中最關鍵？佔領前後，公民社會大量動員進一步瓦解特區政府正當性，以至威脅建制派的選情，是否北京及特區政府所擔心的事？大陸民眾、台灣及國際社會的反應，又是否能起作用？
反思「香港人」是族群抑或政治共同體
嚴格來說，我們其實不那麼肯定為何成功，因此，兩種策略及路線的協作是否能當成公式，對日後抗爭是否能有參考價值，是未知之數。例如，是否可以重複這公式來把運動轉向為打倒林鄭？林鄭政權背後的政經關係盤根錯節，由香港延伸至北京，要打倒她，比撤回法案要難得多。在缺乏政治策略卻充滿街頭戰術的運動中，被建制派反戈一擊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因此，所謂正確路線，只能事後孔明，難像科學實驗般找到規律，有太多政治過程不在我們掌握之中。與其沉緬於工具理性計算及博弈思維，不如認真回頭咀嚼、思考及學習社會行動所產生的新可能與意義。雨傘運動機緣巧合地佔領過，5年後人們就較容易重演出來，它是一個潛移默化的學習反思結果。廣義的社會運動不應被一場抗爭所定義，也不應化約成觸發轉變的物理或機械式動作，它是衝突中持續集體學習實踐的過程。
對持本土主義勇武論的人來說，6．12的佔領，不單讓人認識群眾支持的重要性，而且要思考跟「我們」不同的「他們」的關係。就像佔領時不止有前線，還有街頭上民眾，甚至願意站在街頭吃催淚彈的泛民議員，也是要理解及合作的對象。又例如，曾有一段時間，經常聽到有人把不支持勇武者稱為「港豬」，所有說國語或普通話都視為低等民族或敵人（例如2015年的「光復香港」運動），這種態度的問題，不僅是「政治不正確」或歧視，而在於錯誤地製造出遺世獨立的「香港」，自絕許多同道者，以至鄰近地區、國際社會，打造絕望抗爭者的形象。至於那個「武」字，所包含的道德含意與限度，不能用「不設底線」來打發掉，否則，佔領時為何只衝擊防暴警察，而沒有出現傷害無辜市民生命及財產的「暴動」行為？更根本的是，在各個運動現場看到的「香港人」，到底是一個沒有差異只有一元的族群或民族，還是一個在運動中強調協作溝通的政治共同體？
馬丁路德金經驗 關鍵不在手段在願景
推動和平非暴力抗爭的人，不妨立足在一個更大的運動場景及光譜之中，對自己認同的抗爭傳統有更深入的反思。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經驗，對香港抗爭者有很多啟發，但若我們能避免斷章取義，應可看到更多它與香港的相關性。他的非暴力抗爭其實建基在有可能跟白人政治精英談判的可能之上，所以，才會有1964年的民權法案。可想而知，在沒有談判空間的香港政治裏，非暴力抗爭的路線更難行。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也有許多黑人激進派別，既有像馬爾科姆．X（Malcolm X）的分離主義，主張武力自衛及泛非民族主義，也有幾近無組織但頻繁發生的黑人暴動騷亂。對馬丁路德金來說，問題不是割不割席，因為，分離主義、尚武，以至暴動騷亂，都是在美國種族統治壓迫下持續發生的社會現象，蘊含的妒恨與絕望不能視而不見。對馬丁路德金來說，關鍵不是辯論哪一路線是更有效的手段，而是提出更好的願景。在抗爭中，關鍵是如何以廣泛的不合作運動，加劇已有的社會張力，從中論述及實踐出一種希望與道德政治，與仇恨及絕望持續互動與對話。
以上的社會學習與實踐，比街頭抗爭更漫長艱難。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6月23日星期日
6月21日，一對男女走在被佔領的夏愨道天橋上。（蘇智鑫攝）
【明報專訊】「反送中運動」從結果論，當然算是成功，但到底是什麼導致了成功，恐怕還是個爭議不絕的話題。
有人認為，關鍵在6月12日的佔領。衝擊立法會示威區防線的抗爭者，與數量更多、可能只打算佔馬路的市民之間，形成了臨時的合作及良性互動。在場及事後都有人詮釋說，是「不割席」的表現。因此，坊間出現了一頗流行的說法，「不割席」是成功關鍵。這種成功論似乎想調和反對派政治的路線之爭，即自雨傘運動（或更早）以來，由戴耀廷代表的和平非暴力抗爭，與本土派的「勇武」之間，兩者在輿論及街頭上曾爭奪反對派領導權，因此有人樂見這次運動超越了兩派。
「不割席」成功論忽略政治過程
調和論有良好願望，但從「成功」角度去看，未必如此簡單。社會運動最搶眼的地方是街頭抗爭，但是，事件直接轉向之處，往往是大家看不見的地方。極少社會運動能在街頭直接「打倒」當權者，更難以在街上直接取得想要的成果，「反送中運動」亦不例外。社會運動的實證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集中討論及分析「政治過程」的重要性，它既能引發大動員，也是決定運動是否或取得多少成果。
之前所說的「不割席」成功論，忽略的正是政治過程，當中有些關鍵過程更是我們掌握不到的。
首先，能激發民憤的政治過程先發生在議會，不是街頭，即反對派與建制派之爭在議會內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先是兩個委員會的鬧劇，再是急就章送到大會二讀，社會嘩然。同時，建制派內部也發生若隱若現的分裂，因為威脅中港越界資本家的利益，令自由黨不願歸隊，石禮謙也暗地裏搞壞了一家在港中資民企的啟德發展項目，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猶豫不定姿態，也許亦可算進來。因此，中聯辦緊張起來開工作會議，特區政府與建制派想快刀斬亂麻，弄巧不成，製造了劍拔弩張之勢。
第二，6月9日的動員已過百萬，從群眾溫和行動方式及參與者的社經背景看，都跟後來6月12日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大致認為，這是巨大民意的展現，製造了「人民vs.政權」之勢，給予了幾天後的佔領一個強大的正當性。我沒有機會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以上這兩段政治過程，一定激化了不少Telegram群組。
若成功的定義不止包含觸發廣泛動員，也包括實質成果，則涉及的政治過程更複雜，不單是群眾與統治階層的互動，也涉及統治階層及精英之間的討價還價與互動，這個政治過程在標榜「透明」的西方自由民主政體國家裏，也不見得很透明，更何况是香港？在警察清場鎮壓之時及之後，引發更大民意反彈，建制派內部開始出現不同聲音，例如行會召集人陳智思改口風，相信是可見的最早最大轉捩點，也是特區政府暫緩立法、林鄭至李家超一連串道歉的起點。由佔領、民意反彈，到陳改口風之間發生什麼事？陳的政治前途不是靠選票，他與林鄭也不屬一個執政黨，使他改變的政治過程可能跟中聯辦、港澳辦以至韓正有關，但細節無法清楚知道，誰考量了什麼因素，誰在決定中最關鍵？佔領前後，公民社會大量動員進一步瓦解特區政府正當性，以至威脅建制派的選情，是否北京及特區政府所擔心的事？大陸民眾、台灣及國際社會的反應，又是否能起作用？
反思「香港人」是族群抑或政治共同體
嚴格來說，我們其實不那麼肯定為何成功，因此，兩種策略及路線的協作是否能當成公式，對日後抗爭是否能有參考價值，是未知之數。例如，是否可以重複這公式來把運動轉向為打倒林鄭？林鄭政權背後的政經關係盤根錯節，由香港延伸至北京，要打倒她，比撤回法案要難得多。在缺乏政治策略卻充滿街頭戰術的運動中，被建制派反戈一擊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因此，所謂正確路線，只能事後孔明，難像科學實驗般找到規律，有太多政治過程不在我們掌握之中。與其沉緬於工具理性計算及博弈思維，不如認真回頭咀嚼、思考及學習社會行動所產生的新可能與意義。雨傘運動機緣巧合地佔領過，5年後人們就較容易重演出來，它是一個潛移默化的學習反思結果。廣義的社會運動不應被一場抗爭所定義，也不應化約成觸發轉變的物理或機械式動作，它是衝突中持續集體學習實踐的過程。
對持本土主義勇武論的人來說，6．12的佔領，不單讓人認識群眾支持的重要性，而且要思考跟「我們」不同的「他們」的關係。就像佔領時不止有前線，還有街頭上民眾，甚至願意站在街頭吃催淚彈的泛民議員，也是要理解及合作的對象。又例如，曾有一段時間，經常聽到有人把不支持勇武者稱為「港豬」，所有說國語或普通話都視為低等民族或敵人（例如2015年的「光復香港」運動），這種態度的問題，不僅是「政治不正確」或歧視，而在於錯誤地製造出遺世獨立的「香港」，自絕許多同道者，以至鄰近地區、國際社會，打造絕望抗爭者的形象。至於那個「武」字，所包含的道德含意與限度，不能用「不設底線」來打發掉，否則，佔領時為何只衝擊防暴警察，而沒有出現傷害無辜市民生命及財產的「暴動」行為？更根本的是，在各個運動現場看到的「香港人」，到底是一個沒有差異只有一元的族群或民族，還是一個在運動中強調協作溝通的政治共同體？
馬丁路德金經驗 關鍵不在手段在願景
推動和平非暴力抗爭的人，不妨立足在一個更大的運動場景及光譜之中，對自己認同的抗爭傳統有更深入的反思。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經驗，對香港抗爭者有很多啟發，但若我們能避免斷章取義，應可看到更多它與香港的相關性。他的非暴力抗爭其實建基在有可能跟白人政治精英談判的可能之上，所以，才會有1964年的民權法案。可想而知，在沒有談判空間的香港政治裏，非暴力抗爭的路線更難行。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也有許多黑人激進派別，既有像馬爾科姆．X（Malcolm X）的分離主義，主張武力自衛及泛非民族主義，也有幾近無組織但頻繁發生的黑人暴動騷亂。對馬丁路德金來說，問題不是割不割席，因為，分離主義、尚武，以至暴動騷亂，都是在美國種族統治壓迫下持續發生的社會現象，蘊含的妒恨與絕望不能視而不見。對馬丁路德金來說，關鍵不是辯論哪一路線是更有效的手段，而是提出更好的願景。在抗爭中，關鍵是如何以廣泛的不合作運動，加劇已有的社會張力，從中論述及實踐出一種希望與道德政治，與仇恨及絕望持續互動與對話。
以上的社會學習與實踐，比街頭抗爭更漫長艱難。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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