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7-曾瑞明、霍梓楠：重尋「緊守崗位」的真意

曾瑞明、霍梓楠：重尋「緊守崗位」的真意
2019年6月17日


在新界東北案、暴動案和佔中案後，相信對社會時事有留意的學生，已不會寄望當示威涉及暴力，可利用公義追求或公眾利益作抗辯理由。和平非暴力的示威遊行成了人們表達對政府不滿的低門檻途徑。6月9日超過100萬人上街，表達對《逃犯條例》修訂的不滿、擔心、質疑和恐懼。然而，就算日間的遊行已塑造了震撼人心的畫面，黑夜裏卻也有一群年輕人選擇冒着被捕、審訊和監禁的風險，與警方對峙周旋。6月12日，警方出動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布袋彈等裝備，仍有一群年輕人似乎無所畏懼。他們是出於對無理政府的義憤嗎？還是對社會有極大的、長期的不滿？他們對未來有什麼想像，還是已不能想像？他們不怕死、不怕受傷？為什麼仍有勇氣站在前線？


作為教育工作者，必須承認未必能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不宜輕率地評斷他們。

我們只感到政權的壓迫令市民透不過氣來，部分年輕人更要犧牲自己的前途，令人痛心。他們不像當權者可以上電視哭說自己為香港作出不少個人犧牲。他們在公眾的視野中是無名的、或者被污名為暴徒——但他們卻是教育工作者曾經教過，或正在每天接觸的學生。也許更需要我們反思的是，除了苦口婆心，叫年輕人遠離「危險的地方」，作為教育工作者可以做什麼，讓年輕人可以跟我們一起走下去？


師生磊落真誠

社會大環境不是一個人說了算，但每位教育工作者都經營着一個個課堂和教室。如果年輕人的絕望和憤怒是源於成人世界的無理、極權和自以為是，以為自己是慈母，是「為你好」，我們也是逼年輕人走向不能信任的世界。試問有幾多學生會跟老師商討罷課或者白絲帶的派發事宜呢？在他們眼中，成人世界必然說不，必然諸多藉口。教育工作者可以扮演的疏導、啓發和支援的角色都被「政治中立」、「政治不能帶進校園」吞噬了。免責得到了，但失卻了教育。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奮力在日常教學中塑造一個講道理、願意聆聽，肯認錯，可以委身於原則的成年人形象。師生磊落真誠，就算社會政治風波不斷，也可體驗信任和尊重。


不要末日思維

不少通識老師也觀察到，學生對各種議題都容易有一種末世心態。由全球暖化到逃犯條例，要麼只有認命，要麼只求最終一戰。我們當然不是否認問題的嚴重性，或者只有幼稚的樂觀，而是末日思維反而令各種行動只爭朝夕，忽視了長期努力才是出現突破的關鍵。

若沒有在6月12日示威者的行動，幾乎肯定阻礙不了立法會會議。不過，如果沒有公民社會長期的耕耘和學習、記者奮力採訪，公民組織及專業團體的合理意見難以廣傳，也沒有多次和平的大遊行寄望政府盡快醒覺，往後激進行動者的意圖也難以得到理解。如果沒有建立思考事件脈絡的習慣，大家可能還在陷入路線之爭的泥沼，忘記政府的無稽論據與傲慢姿態才是始作俑者。

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更忌說自己年事已高，要將重任交給年輕人，因為這只會令青年感到孤單，只有他們迎接未來的爛攤子。事實是，所有問題都有其歷史，每個時代都有其難題——但不同世代的人應該要一起走下去。


超越正反立論

在各種政治危機面前，通識科的教育工作者更形重要。在考評下，師生常埋首於測考之中。若教師單純將社會議題測考化，只教如何運用答題框架取分，卻沒鼓勵學生投入相關議題，甚至自我審查，只會令學生感到虛偽和無力。

正反立論當然是令師生在討論議題時不偏頗的其中一種方法。但當我們看到特首也只是用「有正有反」（有人反對，但也有支持）來回應6月9日大遊行，我們就明白學生更需要學懂的，是建基於事實和理據的判斷。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在教學中訓練學生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學做官樣文章。用詭辯、掩飾來避過價值判斷，並不是教育，只是偽術。


敢於守住教育的靈魂

事實上，每個學科都可協助學生發展思考能力，例如數學科可訓練學生運用邏輯與論據解決問題，科學科教導學生不可盲從權威、大膽假設後尋求實證支持，歷史科讓學生明白現代的自由社會得來不易。但要達到這些目標，需要教師花心思突破測考化的枷鎖。訓導與輔導工作、班主任日常處理學生問題等，都會牽涉價值判斷，學生看在眼裏，就是教師身教的過程。

我們不想教過的學生，在將來踏入比現時的人權保障更少、歪理橫行的社會。比我們更有權勢的校長、辦學團體、教育局高官等，你們絕不能任由前線教師面對心靈破碎的學生，令本來不易的教育工作更艱難。「緊守崗位」的真意，並不止是返工放工，而是敢於面對社會矛盾、頂住外界壓力，以專業知識守住教育的靈魂。


作者曾瑞明是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教育界選委，霍梓楠是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中學教師